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16年第11期 出版日期 2016年03月21日
深圳推行券商及大资管的事中监管框架，要义是定量风险监测，可为同类监管转型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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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记者 林金冰

　　去年年中股市异常波动以来，券商及大资管风险持续引发市场关注，监管如何跟上行业步伐成为监管探讨课题。彼时，深圳证券监管部门开始搭建分别针对券商和资管业务的事中监管框架，意在提升监管效能。作为这两套事中监管框架的抓手，证券公司主体风险监测体系和资管业务报送监测系统，迄今已试运行大半年。
　　据财新记者了解，深圳证券监管部门创设的证券公司主体风险监测体系，运用自动化方式汇总数据，分析手段多元，可直观了解数据纵横对比，提示风险隐患，如今已进入评估、优化阶段，年内计划完成系统化开发。
　　资管业务报送监测系统，是将资管合同要素进行字段分解，要求机构报送原始数据，从产品要素、合作机构、资金来源、投资方向等多维度定量监测风险。非标业务标准化监管是其中创新之举，也是难点所在。
　　借助这两套事中监管框架，深圳希望率先探索券商及大资管的监管转型。
　　财新记者日前采访深圳证监局相关人士及多名业界人士，初探这两套风险监测体系的缘起、设计过程、运行实践与面临的挑战。
筹谋券商事中监管
　　过去对券商的监管主要依赖《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此办法自2006年11月起实施，两年后修订过一次。但近年来行业剧烈变化，证监会及业内普遍认为，该办法框定的指标体系有待进一步修订；而且这一指标体系仅是具有监管强制性的风控最低标准，日常监管还需另一套监测指标体系作为补充。
　　反观深圳证监局自身实践，过去的监管模式存在效能不高的问题。
　　深圳证监局机构监管一处相关人士（下称机构一处人士）将其归结为几点：过去的监管强调合规导向，而非风险导向；更多依靠个人经验，缺乏系统化标准化的监管方法与工具；监管数据共享不足，融资类业务尤为明显，或多或少存在多头监管的情况；监管框架整体性不足，存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
　　据上述人士介绍，搭建证券公司事中监管框架的背景在于，证监会推行简政放权，要求监管重心从事前转向事中事后；此外，资本市场也在迅猛发展，金融机构创新迭出，监管应当提高效能，从过去的人工判断型转向技术导向型。
　　2015年上半年，在证监会机构部指导下，深圳证监局开展一项课题研究——基于风险问题导向的证券公司事中监管框架研究，并向普华永道咨询公司以及平安证券等多家证券公司征询意见。
　　框架设计的主要原则有五：一是以风险为导向，按专业风险条线划分，大机构和中小机构也有所区分；二是厘清监管边界，区分监管机构、证券公司各自的风控界限；三是主体监管和功能监管并重；四是利用好现有指标体系和报表体系，避免给证券公司造成大负担；五是做好自动化设计。
　　机构一处人士向财新记者介绍了课题研究的最终成果：证券公司事中监管框架可概括为两个基石、三个支柱——以风险监测和风险评估为基石，以问题导向检查、风险导向检查和差异化监管策略为监管支柱。其中最基础的工作，是风险监测。深圳证监局以此为突破口，推动基于风险问题导向的证券公司事中监管框架率先在深圳落地。
搭建主体风险监测体系
　　作为证券公司事中监管框架的基础，证券公司主体风险监测体系在2015年7月正式上线，分为指标体系、报表体系和分析体系三个部分。
　　其中，指标体系包括36个主体风险指标和29个融资类业务指标。36个主体风险指标按专业风险条线划分，可分为全面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等五个领域。机构一处人士称，考虑到除了对券商主体风险进行微观审慎监管，也要对重点业务进行监测，而当时融资类业务正是市场关注热点，于是将其纳入监测范围。
　　据其介绍，这套指标体系的优势在于，强调风险导向，覆盖更全面；更多运用自动化方式汇总、输出数据；分析手段更多元，以前只能单看数值大小，现在则可以直观看到数据纵横比较，包括自身环比同比等时序比较以及同业横向比较。指标体系以月度为周期，一月一报。在股市波动较大之时，也会启动日报机制，收集特定的风险指标。
　　据财新记者了解，这套指标体系也受到中国香港及英美等地的监管经验启发。香港证监会运用风险标记系统，对持牌证券经营机构进行风险监控——基于证券公司每月提交的财务申请表，电脑会自动运算、分析数值，并自动生成风险报告。
　　机构一处人士讲道，以指标体系为基础，深圳证监局设计七张报表模板作为报表体系，供证券公司报送数据使用。分析体系包括三个层次：一是预警表，其中设有绝对值以及同比、环比等阈值；二是各风险条线汇总分析表；三是各家证券公司指标情况。
　　对当地券商而言，这套以指标体系为基石的主体风险监测体系，也是新事物。
　　第一创业证券风险管理部负责人杨健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短期来看，由于这套监测指标及其计算口径，与证券公司自身设立的风险指标不尽相同，确实会增加证券公司每月相关报表的计算、复核及报送工作量；而且，七张报表涉及证券公司内部财务、信用类业务及风险管理等多部门，跨部门数据整合与核对也会增加工作量。但长远看，相比人工判断，技术导向型监管覆盖更全面，他相信监管与业界经过一段时间磨合后，数据报送会逐步标准化，效率也会提高。
　　在指标体系设计中，第一创业证券曾提出建议——将在险价值（Value at Risk，简称VaR值）和基点价值（Delta Value of one Basis Point，简称DV01），作为度量证券公司自营业务市场风险的两个关键指标，并对其定义及计算方法进行规范。所谓VaR值，是指在一定置信水平下，对于给定持仓组合，在未来一段时间因价格波动带来的预估风险损失；DV01则是指利率变化1个基点对持仓组合市值的影响。
　　试运行半年之后，监管部门联合行业机构邀请毕马威展开独立的第三方评估。
　　毕马威风险管理咨询总监陶进伟告诉财新记者，毕马威2016年2月进场评估，评估团队包括现场工作人员及各风险条线技术专家，评估时间预计持续一个月左右。评估对象涵盖指标体系、报表体系和分析体系，侧重点是数据质量、指标合理性及改进空间。
　　据陶进伟介绍，这个体系试运行期间总体平稳，提升了事中风险监测能力，截至目前发现的待改进问题包括：部分指标的数据口径和计量方法须进一步明确，以确保可比性；数据填报过程中部分数据依赖手工测算，系统化支持力度有待加强，以确保数据填报高效准确；需要持续完善指标体系，未来可考虑增加的指标包括压力测试指标、表外业务监测指标等，毕马威目前也在评估对部分风险指标作“瘦身”处理。
　　总体而言，陶进伟认为，评估这套风险监测体系能否有效运行，关键要看证券公司能否将指标体系应用到自身日常风险管理中，如此，监管与市场看待风险的视角才是相近的。
　　关于下一步的时间表，机构一处人士表示，将在评估完成之后优化体系，进而开展系统化开发，并制定规程形成规范；同时，也会将风险监测与日常监管相结合，并随时跟进压力测试。
　　据其透露，除了风险监测体系，深圳证监局还将着手搭建风险评估体系，以此形成定量、定性相结合的监管框架。
定量监测成效初探
　　券商主体风险监测体系试运行期间，监管部门收获了一些新的监管案例。在机构一处人士看来，“这是以前光看一个指标或一个报表无法发现的。”
　　该人士举例，通过系统曾发现两家公司的杠杆率高于同业，经询问获悉存在债券代持情况，随后便追查代持规模几何、账务处理是否合规、风控措施是否到位等问题。又如，某家公司的营业收入并无异常，但净利润与同业相比呈逆势下降态势，经监测发现营业费用有异常增长，询问之后获知该公司与其他公司有业务合作，监管部门便进一步关注合作是否合规。
　　这套体系也能促进证券公司加强自身风险管理。例如，一家小型公司新开展投资业务，一开始无法独立计算出VaR值和DV01，监管部门便提醒该公司加以改进。
　　在杨健看来，计量和监测风险指标，对那些风险管理能力薄弱的证券公司来说，节省了摸索和设计时间，有助其快速提升风险管理水平。
　　平安证券负责风控管理的副总经理郭世邦持类似观点。他认为，对行业而言，主体风险监测体系有助促进风控能力薄弱的券商，在短期内提升风控水准。这套体系的搭建也顺应了证监会的倡导——监管从合规导向转向风险导向，重点从事后监管转向事中监管、事前预警。
　　从市场层面看，近半年多来A股市场波动剧烈。机构一处人士表示，综合监测情况来看，深圳辖区证券公司的风险控制整体比较稳健，没有出现大幅亏损情况，也没有出现大规模信用风险及流动性风险，但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融资类业务存在质押率高、融资业务担保证券市盈率高、集中度高、限售质押率高、低市值客户占比过高等问题。
　　融资类业务风控方面，深圳辖区中小公司相比大公司会更宽松。有些新公司业务开展较快，但风险管理能力跟不上；有些公司注重小额股票质押回购，这块业务的规模占其整个股票质押回购之比很高，但客户适当性、履约保障比例、违约情况等控制得不是太好。
大资管事中监管探索
　　除了券商监管转型的探索，深圳监管部门在2015年年中也开发了资管业务报送监测系统，业内多将其评价为大资管监管的开先河之举。深圳证监局机构监管三处相关人士（下称机构三处人士）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对此作了剖析。
　　深圳证监局机构监管三处前身是基金处，最初监管对象仅包括公募基金及其子公司，随着市场发展，架构也在不断扩充：2014年纳入券商资管，2015年上半年纳入私募基金，2016年年初纳入期货资管。大资管统一监管格局至此形成。
　　全国来看，按中国证券基金业协会（下称基金业协会）的数据，截至2015年底，公募基金及其子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私募基金的资产管理业务总规模约有38万亿元。
　　深圳资管业务在其中占有较高比重。
　　截至2015年底，基金子公司全国规模是8.6万亿元，深圳有3.5万亿元，约占40%；券商资管全国规模为11.9万亿元，深圳达到2.8万亿元，约占23%；私募基金全国规模是5.2万亿元，深圳有0.7万亿元，约占14%；公募基金专户全国规模4.0万亿元，深圳有0.9万亿元，约占22%；公募基金全国规模，深圳也占22%左右。
　　这其中，基金子公司发展势头迅猛。全国资管规模最大的四家基金子公司都在深圳，分别是民生加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平安汇通）、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融通资本财富管理有限公司，资管规模合计约2.5万亿元，占全国的29%。全国前20名基金子公司中，有7家来自深圳，资管规模合计超过3万亿元，占全国的36%。
　　2015年上半年，非标风险隐患有所浮现。机构三处人士表示，深圳证监局当时便决定以风险防范和处置作为切入点，探索构建大资管风险防控机制。
　　资管业务的监管向来是个难题。有银行业监管人士曾告诉财新记者，资管行业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法律关系不明，至今没有资管行业的上位法；监管政策不统一；交易结构高度不透明，产品不断包装，底层资产无法穿透。
　　前述机构三处人士从日常监管角度出发，将大资管业务分三个领域：一是公募基金的公募业务，二是持牌机构的私募类资管业务，三是私募机构的私募业务。其中，持牌机构私募业务的监管滞后于行业发展，这也是深圳大资管事中监管机制的聚焦之处。
　　据其介绍，资管业务报送监测系统是大资管事中监管机制的重要抓手。这个系统是于2015年上半年建立，依赖技术手段采集资管产品数据，目前仍在试运行阶段。“以前是人工判断型监管，机构汇报出了什么事，或是监管人员看新闻知道出了什么事，才去行动。而且，机构汇报的都是统计后的结果，监管无法核实是否真实、有无遗漏。现在搭建的这套资管业务报送监测系统，要求机构报送最原始的数据。”
　　难题暗含其中。非标业务该如何进行标准化监管？就这一点，海内外难觅前例。
非标业务标准化监管
　　据机构三处人士介绍，资管业务报送监测系统是将资管合同的要素进行细化，拆分为6大板块、224个字段，然后将其做成标准化的Excel模板，机构报送业务信息时只能在下拉菜单勾选。这6大板块的信息分别与产品本身、合作机构、特殊关注指标、资金来源、产品特性、投资方向有关。“机构报送数据时可以选择直接填报，也可以批量导入Excel。2015年11月、12月间，深圳证监局要求机构报送存续资管产品信息，现在已经积累了1万多个产品信息。”
　　平安汇通资本市场产品风控部副总监陈亮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资管业务报送监测系统，结合了日常监管、基金业协会产品备案及机构自身业务管理三方的需求。从机构角度看，这个系统协助它们建立产品要素采集系统，也为公司层面的产品管理、风险监控提供数据基础。
　　鹏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首席风控官吴健指出，这套报送系统对展业时间较短的机构提出硬性项目数据梳理的任务，同时也能促使它们提升数据处理及风控把握能力。短期内，会带来一定工作量，但本质上是帮机构补上项目数据缺失的历史欠账。
　　陈亮说，这个系统也规范了数据报送流程与格式，减免机构在应对常规报送及临时报送时的大量重复工作。“以前要从各个相关部门收集数据并汇总，之后才能上报。每次临时收集的数据质量较难控制，而且有大部分是重复工作。但现在资管业务报送监测系统搭建后，所有产品信息都在产品成立时就收集好，后续只需更新动态数据，采用统计分析工具进行分析即可上报，这就提高了数据报送的效率与质量。”
　　有了产品信息之后，就要进行数据加工。机构三处人士讲道，这其中包括几个层次：一是粗加工，形成每家公司、每个行业的底层数据表；二是观察异常之处；三是形成异常事项报告；四是对指标异常者进行现场或非现场核实，判别风险并采取措施。
　　该人士举例讲道，每个指标都可计算出行业平均水平，如果某家公司与平均水平相差过大，那就是异常之处。又如，某项数据过去每个月都比较稳定，但突然间发生剧烈变化，这也要引起监管重视，纵向历史对比往往有助于提示系统性乃至行业性风险。有些指标虽然不是监管指标，但可从侧面反映机构风控水平，譬如，从产品成立时间与报备时间的时间差，可以看出机构报备是否及时。“这就是我们说的要从监管向监测转变。监管指标都是按法规来的，相对而言比较单一，但监测指标可以做到更全面。”
　　在吴健看来，标准化监管非标业务的尝试，颇具前瞻性。“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套新的监测系统，光靠人工来监管，是无法应对如此庞大的非标业务的。”
　　他也提到，非标业务热点变化快，创新频繁。例如，前几年房地产项目融资和地方政府平台融资需求较大，2015年热点转向定增、员工持股计划、股东增持、股票及衍生品投资等二级市场相关项目，以及资产证券化业务、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等。因此，非标业务标准化监管的难点就在于，需要及时掌握新业务及相关风险，并建立系统动态调整优化机制。
　　在陈亮看来，非标业务标准化监管面临的挑战有三：一是非标业务投资方向繁多，房地产、政府融资平台、基础产业、金融产品、金融资产与受益权等等，无所不包。同时，每一类业务存在较大差异，风控条件也会有差别，即便是同一家机构的同类型业务，因为交易对手不同，风控条件也会不一样。二是每家基金子公司资源优势和背景千差万别，定位、风险偏好、风险处置与承受能力也不一致，风控标准也就不同。三是基金子公司成立以来，产品备案信息相对较少，要从这方面切入监管难度较大，而且非标资产公开信息较少，事前风控难度较大，实际中往往是某一笔具体非标业务爆发风险后，监管才介入。
　　关于未来设想，机构三处人士表示，希望全面识别风险，同时实现资管业务监管的流程化与技术化。当然，这需要更长时间的数据积累。■
　　财新实习记者王扬扬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