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我在2015-7-1 17:34:19  发表于 马经版块的 “要素禀赋”——新结构经济学对于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思考一文中，我的文章只是宏观的讲了一下林毅夫的观点，现在看来，这是我的文章的一个缺陷，即没有展开说明。林毅夫的理论是对的，但遗憾的是他在其《新结构经济学》中，对优势产业的内部结构层次特征没有展开进一步论述。实际上正如楚天江南客说的

其实很多时候经济的发展充满了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非线性演化的特征，林毅夫将问题过于线性化了。

       宏观的讲优势产业，本身就是个很笼统的概念，因为任何一个产业都是链状结构，即一个产业不仅有上下游，而且横向还有若干关联的层次。产业链的每一个节点还可以展开一个或若干个“子链”。例如，机械行业中除了从材料到最终产品形成一个大的产业链，而实际上仅从材料的角度来看，机械工业中光是“标准件”（例如螺栓、轴承等等）分别各自有形成一个个‘子产业链’。再如，汽车发动机：缸体、缸套、活塞、气门和点火系统、曲轴及轴套等等之间也是有不同的产业链构成动力设备的产业链。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当你认为某个产业不具有优势的时候，并不等于你在这个产业中的某个节点不具有优势。例如我国的发动机产业中总体不具有优势，但是在缸套、活塞和曲轴轴套方面还是有优势的，特别是活塞环的出口优势比较大。但我们的“电子点火系统”当时是非常落后的（这和电子工业基础很差有关，它还直接影响到汽车工业的自动挡变速器）。所以我国较长时期需要进口“康明斯”发动机。同时，我国的缸套和活塞环又可以出口。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补上产业链的短板。这是我们在提升大的产业链优势所要做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评估我们的产业链现状时，尤其要看到我们在产业链的各个“子链”中是否存在优势，对于具有优势的产业“子链”的发展有利于对整个产业链起到提高“内生动力”的作用。我们的钢铁、铝型材和玻璃、水泥产业，只要做好结合技术创新工作产品结构调整，又可以实现“化腐朽为神奇”功效。“去产能”如果是不负责任的一刀切，那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过剩产能有没有出路，怎样摆脱困境，首先要听听企业的技术人员和一线劳动者的看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只要继续提倡“三结合攻关”的经验，发挥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的智慧，相当一部分过剩产能就会焕发青春，找到新的出路。
    也就是说，我们的优势产业不仅仅要看总量规模，更要看在整个产业链中的每一个节点、每一个子链是否都具有优势。例如，“康师傅方便面”自打进入大陆以来，以方便面生产为基点将整个产业链扩大至从优质高筋小麦到所需油脂、营养配方和料包的所有配料、品种覆盖（如居家和旅游、精品与工薪族、甚至救灾的低成本产品）、物流配送等等方面。也就是说，“康师傅”的产业优势就是满足了中国人的“快餐需求。”

    再讲一个例子。我国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国防现代化”初期为了应付紧张的国际关系，曾提出发展航空工业。钱学森在分析了国防的实际紧迫任务和国家的工业基础状况（也就是当事国防工业面临的供给侧困境）提出优先发展导弹技术。这就是最早“两弹一星”项目的起源。因为当时我国对航空工业所需的发动机，机体材料，起落架和机翼以及机载设备、通信导航系统和雷达都无法提供最起码的支持。而发展导弹则相对对供给侧的要求面比较窄，至少没有起落架、机翼和飞行员生理保障系统（如弹射座椅）和机载手动操控驾驶设备等等。而导弹的弹体材料和火箭发动机，解决的难度和物质条件相对单一一些，尤其是关键的导弹制导系统恰恰有了起码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理论以及经验基础。这就是从劣势中发掘出优势的道理。你需要做什么，你具备什么，你需要解决的短板是什么，如何调动你的一切有利条件解决你的短板，这就看你的禀赋如何。而“集中力量办大事”恰恰是我们为数不多的优势之一：在工业基础薄弱的条件下，计划经济体制可以实现人力物力资源的高度集中。实际上，这个道理此前就被刘易斯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加以肯定。
     就像现在我们总说去产能，我们需要去什么样的产能？我们首先要去的是落后产能，即使这种落后产能不过剩，那也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例如我国的稀土产业环境污染极其严重，产品档次又很低，大多就是初级原料出口，稀土作为战略物资，我国的稀土资源一直被欧洲和日本紧紧地盯住。我们出口稀土资源实际上就是帮助日本来卡我们的脖子。所以这样的产业尽管有很大的“出口优势”，我们除了换点血汗钱，又能得到什么？我们应到杜绝这样的产业优势！反过来这些稀土原料如果用于我国钢铁和航空材料的研发上，不仅可以创造更高的效益，而且将会推动更多的产业优化升级。日本战后工业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经验就是“紧紧抓住基础产业”的升级改造——这就像日本的石川馨来华讲学说的：“万丈高楼平地起，基础才是最重要”
    林毅夫讲的道理是对的，但实际上简单地讲产业优势，那只是个笼统的概念。产业是链状结构的，产业链中的节点中还存在若干“子链”。这些子链既有相关性，也有层次性。产业链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所以产业链的内在关系从属于系统的基本理论。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没有剖析产业链的内部结构和子链的系统性。这是个缺憾。总之，去产能，不能像当年“砸三铁”一样，“一去了之”。经济危机有成本，盲目去产能的代价可能会更大。所以什么事不能头脑发热，不能简单化。
    大多数情况下，过剩产能中是存在优势产业子链的。以我国的服装和鞋帽产业，由于产品中包含的的文化和艺术特征，所以根本就不是产能过剩的问题，而是设计创意、质量水平和品牌信用的问题。实际上上世纪80年代原纺织工业部和国家计量局率先搞的“质量效益年”和推行产品的金银牌评选体制尽管还存在经验不足”的问题 ，但是在提高我国企业的“设计创意、质量水平和品牌信用”以及普及企业的科学管理等方面是非常有远见的。至于存在的一些“形式化”问题，那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还没有打破的弊端所致，无论如何不能否定“质量效益年”和推行产品的金银牌评选的历史功绩。所有的产业都需要通过“质量效益年”和推行产品的金银牌评选体制来重振“中国制造”。当然 优秀企业和名牌产品的树立不能再靠计划经济模式来推行，而是需要依靠企业自发建立的产业协会在ZF的的支持和监督下自觉地树立质量和诚信的意识，进而通过品牌效应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目前的“中国制造”最缺的就是“品牌”。企业最需要的支持就是ZF要彻底的打击假冒伪劣和“侵权盗版”。ZF最该做的事情就是把那些真正讲诚信、讲社会公德的企业宣扬出去，比如把那些品质优良和性能先进的产品集合起来，以“中国名牌”的形式，通过展会和媒体弘扬出去。正如董明珠所言：企业不需要ZF的优惠政策，而是需要ZF鼓励和保护那些真正想做事实的企业办法。我们的结构调整和去产能首先要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以此作为对前文的补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