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在十六世纪出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出现包含两个变化：一是由封建领主经济演变为私营经济，二是工业由封建领主的附庸和家庭兼业演变为专业的生产活动和独立的生产部门。 

　　中国在春秋时期就开始出现这种变化，到汉初，资本主义有了相当的发展。 

　　西周实行大封建，“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国语》），是典型的封建领主经济。庶人、工商、皂隶虽然没有生产资料，但有一定的劳动收入；这些收入完全归他们所有，形成了以生活资料为全部内容的家庭经济。他们可以在市场上“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孟子》），交换自己的生活资料。这种家庭经济，成了私营经济的母体，一些家庭利用自己的积蓄，开展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在封建领主经济中，星星点点出现了私营经济。当时私营经济的主要领域是商业，《诗》云“如贾三倍，君子是识”，《书》曰“肇牵车牛远服贾”，都是当时私营商业的反映。 

　　春秋时期，私营经济迅速发展，而封建领主经济逐渐瓦解，土地则由地主所有制逐渐代替了封建领主所有制。这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孔子创办私学。所谓私学，一是私人收徒授业，二是个人独立思考、著书立说。孔子以后，私学蔚然，不仅普及了文字、扩大了文字的用途，还出现了学说上的百家争鸣。私学昌盛，必然有繁荣的私营经济为支撑。其实，私学本身也是一种私营经济。当时，“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管子》）可见私营经济之繁盛。计然（春秋末年人，事越王勾践）的话印证了这一点。计然说：“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积蓄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行其如流水。”（《史记》）这些观点，没有大量的频繁的市场交易是不可能得出来的。 

　　春秋时期最具盛名的商人是范蠡。范蠡扶助越王灭吴后，说：“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于家。”范蠡要把计然的经济策略应用于家庭经营。他带着钱财，隐姓埋名，到了齐国，自称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千万。”范蠡经营农业，不是为了实物，而是为了货币，不像传统的地主或农民，而是一个农场主，或者说是一个农业资本家。后来范蠡又移居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于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资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史记》）到了战国时期，工业已经成了专业的生产活动和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且私营工商业已经相当普遍。这可以从诸子著述中看到。孟子在与农家的辩论中问：“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孟子》）可见当时的制陶业、冶铸业已经为私营，而且农产品与工业品的交换已经非常普遍。孟子还多次提出扶工惠商的政策，他说：“在市场，给与空地以储藏货物，却不征收货物税；如果滞销，依法征购，不让它长久积压，那么，天下的商人都会高兴，愿意把货物存放在市场上了；关卡，只稽查而不征税，那么，天下的旅客都会高兴，愿意经过那里的道路了；…… ”（杨伯峻《孟子译注》）孟子还坚决反对垄断行为，说：“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孟子》）孟子主张扶工惠商、反对垄断，既代表了私营工商业主的要求，也代表了希望转向工商业的农民的要求，反映了私营工商业蓬勃发展的势头。与孟子的立场不同，当时的法家却坚决主张打击私营工商业。如韩非说： “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趣本务而寡末作。”（《韩非子》）从“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可见商工游食之民多且贵；从韩非的这个主张，可见人们热衷于工商业的滚滚潮流。

　　法家打击私营工商业的政策，只在秦国得到部分地采纳。所以各国仍然涌动着资本主义热潮。当时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史记》）苏秦似乎不合时宜，游说谋官，初时无功落魄而返，兄弟嫂妹妻妾都笑话他说：“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今子释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史记》）把“力工商”称为“本”，重农轻商的思想不见踪影。不但农民热衷于转向工商业，“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史记》），许多儒生也纷纷弃文从事工商业。这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内地的“下海”热潮很是相像，使我们能够体会到当时的社会气氛。 

　　战国时最著名的商人是白圭。 “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史记》）白圭的经商策略，已经非常成熟，常为当代中国人所乐道。吕不韦则是一个传奇式的商人。他在邯郸做生意，是个大商人。他见到秦国的公子子楚在赵国做人质，问父亲：耕种的利润有几倍？他父亲说：十倍。他问：那做珠宝生意呢？他父亲说：百倍。他又问：如果拥立一个国君能赚多少？他父亲回答说：不计其数。吕不韦毫不犹豫，倾其所有，帮助子楚谋得了王位，即庄襄王。庄襄王“以不韦为相，号曰文信侯，食蓝田十二县。”（《战国策》）庄襄王死后，其子嬴政继位，“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不韦家僮万人。”（《史记》） 

　　战国时最引人注目的是私营工业。“猗顿用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盐场主猗顿、铁场主郭纵都有与帝王一样富有。一个名叫“清”的寡妇，是一个朱砂矿的业主，先辈几代都是从事朱砂的开采。清能够继承发展祖业，家产不计其数，秦始皇“筑亭怀清”，加以褒扬。那时中国就有了女强人、女企业家。汉初的大工场主，其先辈在战国时也都是工场主。例如，“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等等。（《史记》）可见战国时已出现了一大批有相当规模的专业性工场。 

　　战国时也有一些大农场主、大牧场主。如“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牛马。”（《史记》）“谷”是指山谷， “用谷量牛马”就是计算牛马不计具体数字，而是这一“谷”、那一“谷”来估大堆。 

　　私营工商业的发展，自然有城市的相应发展。《战国策》中说：“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史记》则载，战国时齐国临淄城住户多达七万户。有人据此测算，当时临淄人口有四十多万之众。《史记》描述，临淄城里“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可见，战国时代在发达的私营工商业的基础之上，城市勃兴，已经相当繁华。 

　　至汉初，私营工商业进一步发展，并出现许多豪富，有的私营工厂的工人已达千人。前面提到的卓氏，秦灭赵后，被迁至蜀地，也办冶铁工场，工厂达到千人的规模。卓氏富有，也会享受，“田池射猎之乐，似于人君。”“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桥姚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无盐氏出捐千金贷，……一岁之中，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关中富商巨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这些仅是财富金字塔的塔尖人物。在塔尖之下，还有许许多多的中小私营业主。司马迁概括说：“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田农，拙业，而秦阳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之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可见当时各行各业都已商业化，无处不见私营工商业者的身影。（《史记》） 

　　英国的资本主义出现于十六世纪，十八世纪中叶发生工业革命。我们把战国至汉初的经济与英国早期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前）作几点简单的比较。 

　　在一张“十七世纪英国的社会阶层及其收入”表中，有“手工业者”、“零售商和店主 ”、“贸易商”等阶层，有“大地主乡绅”“中地主乡绅”、“高级教职人员”“低级教职人员”之分，却没有“工场主”这个阶层，更没有“大工场主”“小工场主”之分。手工业者的家庭年收入，比普通自耕农的家庭年收入还低。（[法]米歇尔• 博德著、吴艾美等译《资本主义史》，24页，东方出版社，1987年）到了十八世纪初，毛纺业成了英国经济资本主义化的领军行业。这时的毛纺织品是由千千万万个自耕农家庭生产出来的，这些家庭兼营农业和纺织业，还没有出现专业的毛纺工厂；而业主则具有双重身份，“老板兼工匠”，业主都参加纺织劳动和农业劳动。十八世纪中叶发明自动织机，才出现了较有规模的专业纺织工厂。（[法]保尔•芒图著、陈希秦等译《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1991年。）而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一批“与王者埒富”的私营工场主。可见，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初的英国资本主义，远不及我国战国时期的私营工商业发达。 

　　英国早期资本主义毛纺业的工人，主要由两类人构成，一类是业主的家庭成员，一类是农民家庭的成员。后一类人员虽然成了雇佣工人，但他们的家庭仍然在经营农业。（[ 法]保尔•芒图著、陈希秦等译《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1991年。）这两类人员都不是完全失去生产资料的自由的像鸟一样的无产者。我国战国时的工场工人，当时多称为“僮”，例如《史记》说的白圭“与用事僮仆同苦乐”、卓氏工场“僮千人”。“僮”在业主面前一般自称“臣”或“奴”，按照古代汉语也可以把他们称为 “奴隶”，但他们绝不是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的奴隶。他们不能叛离自己的主人，但在这个限度内他们有各种自由，他们有成立家庭的权利和支配个人收入的权利，从许多先秦文献来看，他们的人格权利得到了主人的承认和尊重，所以在古代文献中很少看到虐奴的记载。他们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他们倒是真正的工业无产者。从这一点来看，战国时代我国工业的资本化程度比十八世纪初英国工业的资本化程度要高。 

　　英国资本主义出现后仅两百年时间，就发生了工业技术革命。我国从战国初期经三百年，至汉初，工业的规模和资本化程度已经相当高。那些“僮千人”的大工场，需要一场工业技术革命，也有财力来支持工业技术革命。那么，为什么工业技术革命没能在中国出现呢？后来两千年中国都没能进入工业社会呢？ 

　　汉武帝继位后，采取了取缔私营工业、限制私营商业的政策，工业和商业批发改为官营，已经兴起的资本主义被扼杀了。武帝的各项经济政策，不仅扼杀了资本主义，也使社会经济完全崩溃，“天下虚耗，人复相食”（《汉书》），引起人们的不满。武帝死后，昭帝下旨召开“盐铁会议”，当时儒生主张恢复私营工商业，但被当权者否定。后来历朝历代帝王，都沿用了汉武帝的政策，对私营工商业进行限制打击。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府对西方工业技术，只限于官府采用，而且主要用于军事工业。从汉武帝至清末，整整两千年，经济停留在小农经济和官府垄断工商业的局面上。所以，过去的中国人对资本主义十分陌生。所以，工业技术革命没能在中国发生，中国的工业化到当代才开始。 

　　战国至汉初私营工商业的发达繁荣，其实为中国史学界尽知。那么中国史学界为什么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在明清之际而不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呢？是因为理论观点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