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_资本论_在何种意蕴上是_史书__省略_析_21世纪资本论_的历史书性质_许光伟.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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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坚持，继承，批判，发展，创新，提高，一言以蔽之，《资本论》的保卫担负着对研究路线、工作立场、学科方法、思维逻辑在甄别基础上予以重建的特殊理论任务，这是所谓“当代经济学建设”之工作内涵。这样一来，“以史贯通的《资本论》”，无论如何就不能够仅仅指示“狭义的政治经济学”，而要从中推衍出总体历史的思考境界来。更莫谈波普尔、哈贝马斯围绕“狭义决定论”和“狭隘历史观”等等方面对它的误解。毋宁说，从中应推出如下之工作规定：“以之为前提，从社会客观和批判方面，其引出了有关于‘总体而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建设元素。”①这就使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了“分殊”。行知，母子，发生学（批判），我们从中实现了事的科学和历史逻辑规定的工作统一。从这种意义上说，《资本论》是一部特殊类型的史书、一部可以“中国化”理解的大众化读物。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对“物本体”的拒斥。与之相反，其仍旧把“事”作为物之衍生的一个“特殊物”，只不过遵循了“事的逻辑”和“过程逻辑”。②这一研究为以“开放的历史”为导向的多学科对话提供可能，同时必然采用依据民族历史内涵的“史书”意蕴的研究方法，以具体化对象和研究对象规定。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仅仅局限科学和哲学层面对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进行思考，那么不可避免出现如此结局：这般行为的人们被理解为实际上并没有把握住马克思作品的特殊品质，包括其所隶属的学科的性质。例如“对于‘历史对象’，马克思强调的是限定词‘一定’”。③这些研究充分表明了民族历史研究的贯通性，同时，也必不可避免地彰显“世界史”规定的存在性。学科工作域的特殊历史书性质锁定了经济科学的发生路径和内在演化机制，总体界定毗邻或相关学科之间在发展上的“共生关系”。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首创“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意旨。④但这通常是人们所忽略的研究事体。究其原因，是对于“特殊史书”如何工作之状况和性质认识不清。于是，历史科学被降格为一般意义的历史学科。例如《21世纪资本论》从这个角度看，理论缺陷就十分地明显，——所谓的“承袭资本主义”，分析框架固然有益，然而没有建立多路向的“学科——科学”分析，本质上仍然是缺乏“历史”的逻辑。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具有统一性内涵之处在于“知事即史”。所谓：“《诗》以道志，《书》以道事”。更进一步说，既然认定《资本论》是“史书”，那就要首先搞清楚史书之“史”，是“一地之史”、“一域之史”、“一科之史”，还是“国史”、“天下史”、“世界史”？此外，史书之“书”，是一科之书，抑或百科之书呢？

二、书写对象：限于“一科”还是“百科”？

　　史书是记述之书。盖言“史书”，强调以史入门，以此启动政治、经济、文化。这里所说的历史工作，是一切理论著述的基础；所谓《春秋》，非天子之事，其实记载的是天下之事。亦即，史是门，科作为径，尔后有所谓的科学创立、发展。先学科，后科学，此顺序不能颠倒。⑤学科则源起于实践和方法，本质是多路向的。另外，理论著述更加强调了“能动的书写”。书写的前提自然是确立“研究对象”。这似乎就需要把“经济关系”限定为经济学科的本体。接下来询问的问题是，《资本论》锁定于此“本体”之上吗？

　　答案是否定的。研究对象来自“对象的规定”，是对“对象的如何研究”的工作限定，是确定对象的“如何来”、“为什么”及“是什么”问题。实际上，《资本论》从来没有从孤立的经济学科（即“一科”）出发，而着眼于“百科”工作规定。目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流传“重新研究《资本论》”之说法。总体看，这仍然是纯文本研究的一个路径，即文本诠释和考据学的范畴。所谓：“‘再研究’、‘重新研究’论者，一般是哲学界的学者，他们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分为三个组成部分，批评学术界把《资本论》仅仅当成经济学著作，2008年就提出‘《资本论》是马克思哲学的主要著作’，‘马克思毕生的哲学思想、哲学智慧、哲学创新、哲学体系，最集中地体现在《资本论》哲学之中，而不是在别的什么地方。’2012年提出‘要突破把《资本论》仅仅看作单纯的政治经济学著作’。”⑥尽管同时，此种观点仍具有某些益处，即在于：“突破把《资本论》仅仅看作是单纯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和哲学上只是对唯物史观的运用与检验的传统而狭窄的研究思路，而要在扎实的文本、文献解读的基础之上将其宽广的思想视野、深邃的历史意识和深刻的哲学蕴涵全面地展示、提炼出来。”⑦但是很遗憾，其明显地丢掉了“学科→科学”路径，并绕开“研究对象规定”设立问题。

　　又之，上述问题讨论的主题意蕴毫不迟疑地要落入“马克思的哲思”。不过，此哲思来自于“百科”，而不会是“一科”。例如，聂锦芳教授所指认的马克思对“历史形态与历史诠释之间关系的甄别”。由此出发，可以推定，“《资本论》对人类社会形态演变的划分不是一种尺度、一个标准，而是多层次、多角度的，诸如‘人的依赖性’的社会→‘物的依赖性’的社会→‘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原始公有制→私有制→共产主义公有制、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野蛮社会→文明社会、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或等级的所有制，等等。”以此为工作地基，进而“检视《资本论》的创作历程”，“我们还会发现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就是马克思善于把社会历史形态的思考、论证和阐发与关乎这一问题的学说史的梳理和评析紧密地结合起来。”此种研究当然蕴涵多学科基础的工作规定。并且唯有多学科并举，方能实现“丰富的文本写作实践”，并“触及到诸如历史表现、历史想象、历史隐喻、历史理解、历史叙述、历史方法、历史写作等问题”，生出“在其具体阐释中蕴涵着大量有价值的创见”之工作境界。⑧

　　关于对象，马克思明确提到的是：“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⑨显然，这是物质资料生产的“总对象”，是多学科的复合对象。其后来被马克思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为这么几个“能动要素”，即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些要素构成现已为人们熟知。《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它们的界定要更宽泛些，如“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生产的物质条件”、“人口”、“交往”、“生产力”、“分工”、“所有制形式”、“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等等概括。其手法明显地属于统一历史学科范畴，归纳路径为：自然和物质生活→社会生活。诸如这样的说法，“只有现在，在我们已经考察了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之后，我们才发现：人还具有‘意识’。但是这种意识并非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意识……受到物质的‘纠缠’……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⑩从中可以观察到，马克思固然追问的是西欧历史之起源和发展——这种经济关系的“怎样发生”，但未必是以各种版本的欧洲文献资料作为基础，而对“多学科对象”进行了工作重估。结果是，在当代境遇下重新研究《资本论》，需要继承马克思的思路，既要原原本本地还原马克思如何工作取出“经济学科”规定的科学考察方法和分析逻辑，又要依据本民族历史特质探索新的逻辑和工作体式。

根据历史科学生成路径，人类最初的统一的学科只有一门，即作为“记述对象”的人文和历史学科。尽管是不完备意义的，但毋庸置疑，历史学是“初始的百科”——奠基大文科的方法和自然逻辑的统一。我们把它称作“科学的第一次成型”，其间经历了自然学科的漫长演化与经验积累。可掘出“大史学观”内涵：基础一重是“资料性著述”（百科全书是后来成型的形态）；拔高一重是“一域之全史”，包括各类地情书、图经、地方志（即地方史书）等等，乃至国史意义的史书。这表明，完整构造上的“历史书”是二重意蕴的。在这个构造中，“多学科结合”最初以素朴的和直接的方式而存世。马克思后来的分析表明，经济学科最终确立的对象是“生产关系”。这是“百科”发展的一个成型的产物。由此，它的直接取出物就是“历史知识”。这一经济学之原初意义也即是最初涵义的经济科学（规定）。

此是有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如何生成”的一个简明性分析。深一步看，理论著述所直接依托者，乃“百科全书”也。这似乎产生了“冲突”，驱使人们要思考如何正确处置有待研究的理论学科对象与历史总对象之间的工作关系。马克思的解决办法是，背靠历史总对象，探究和挖掘理论研究上的“学科对象”，形成“总体对象－学科对象”的概念，并以此打造“复合工作方式”的叙述与研究。我们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为例，尤以第四节为剖解典型。马克思在那里给出的总标题下要集中研究的是“生产关系”。这是从百科对象中设法取出“学科对象”的典型例子，简洁地说，即从如何研究生产关系中提炼“研究对象”。于是，取出的这个“生产关系”既作为了“客观对象”，同时又成为了“特殊学科对象”（认识对象和分析对象），它整体受制于“总对象规定”。此架构在路径上凸显了研究工作的开放性。所以，我们对下述言论并不感到意外：“以上关乎《资本论》的这些材料的刊布，将颠覆人们印象中它几乎是一部已经完成了的著作的传统看法，表明《资本论》‘实际上仍然处于一种日益发展的进程中，处于一种没有完成的、开放的，并且是具有疑惑和困境的发展过程中’的实际情形。如果不将这些文献纳入《资本论》研究当中，怎么能不受到极大的局限、又怎么能准确而全面地把握马克思的原始思想呢？”⑾但是，除非完全不懂得历史的方法，否则，我们不能把“马克思的原始思想”归结于一系列的“自我发现”。

主张重读《资本论》者从文本文献角度，对马克思的思想予以重新梳理、阐释和评论，客观上有助于矫正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误判与认识曲解，提升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水准。同时，亦可能不可避免地走入割裂历史和逻辑统一关系的“理论死胡同”。因此，拙以为，“重新研究”本身并非错误根源；若保持时刻指向历史的工作路向，其反而可能是恰当的路线。只不过是，此研究并未能够做到将有待重新规定的“对象”时刻作为“实在主体”，且“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由此兑现不了“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⑿从而不幸的是，在这种路线当中，书写的对象的规定是被锁定了的撤除了历史的纯学科意义的“认识对象”，且进一步滑落为孤立自傲、自我审视的“知识对象”。只有重新勘察历史活动，继而在此基础上，系统整理历史资料，辅助以文本的“马克思学”重新研究活动，才可能做到马克思研究上的继承与发展的统一。这样，死读文献的结果只会导致“乱上加乱”。

　　与之相反，马克思历史研究指向的是“客观批判”。《导言》应理解为：阐述生产之道→生产之德→生产的“道和德”→阐述历史中的“对象”和“研究对象”，即马克思列示的纲目思路：生产一般（客观批判）→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一般关系（客观批判基础上的主观批判）→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历史知识生产方法）→生产资料（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等等（研究对象规定的历史取出）。在“总对象”的发展中，社会客观批判这个概念显露了，它的规定性是：生产关系不断扬弃自身。这里，需要注意生产方式的工作用语是“生产一般”。所以，也必须提请注意马克思定义的特别方式。生产关系是怎样的概念呢？马克思坚持这一说法：“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⒀这其实说的是“百科对象”（总对象规定）之于经济学科对象所内在具有的工作制约性。

三、书写历史：着眼“一国之史”还是“世界历史”？

以上，我们通过论证显露了学科对象的特殊的历史内涵性。马克思从学科角度把发展规定命名为“批判”。具有三层次涵义：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政治经济学自我批判（自身的理论进化意义的）以及主观批判对于客观批判的工作服从。迄今为止的理解尚限于前两个层次：“哈贝马斯暗示，历史唯物主义特殊的唯物主义性质在于它不像唯心主义那样，提供的只是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幻象而已。从这一点来看，马克思的思想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其他形式的政治经济学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意识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特性，并且致力于用实践的方法来解决真正的社会危机。”⒁其实，马克思的最为有力量之处在于坚决从主观批判的工作场域中升华出“客观批判”。

客观批判之存在性对商品经济形态社会的研究而言，集中于这一点：“劳动二重性说到底是生产研究对象的规定。就本性来说，这是真正的批判，也是真正的建构，从而是对单一片面的批判类型（通常是主观批判）的彻底工作扬弃。”深一步看，“解释学图景则明显地忽略了这一点：正如生产本身一样，劳动是整体生成的。其根本忽略掉了内蕴在这个规定当中的批判性：劳动二重性本身的发展是抽象劳动的历史根据，而由于‘生产力属于具体的有用劳动’，它才‘不再同抽去了有用形式的劳动有关。’”“由此看来，借助历史和实践的生成论（规定），劳动二重性逼近了商品生产的历史理解深处。由劳动二重性及抽象劳动所带来的‘知识革命’（为商品经济范畴提供根据）彻底扭转了资产阶级所熟悉的纯主观批判那一套东西，而真正走上了客观批判（生产力批判和生产关系批判）道路。”可见，“这种生产方式规定不排斥主观批判，但高于主观批判。如生产关系批判具体运用于资本主义对象，则产生了价值批判和生产价格批判的工作联袂的奇妙效果。其又不同于纯粹客观批判的地方：突出主体人的发展属性和批判属性，从而通过生产方式（物质关系运动和生产关系运动）批判，使整个历史过程成为一块发展上的整钢。”⒂

接下来的问题，是确定学科对象的历史域的地理范围。恩格斯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锁定这样的工作路径：实践态的广义研究→狭义研究（狭义体系创立）→理论与实践结合态的广义研究（广义体系创立），据之酝酿了总体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即确认广义研究是狭义研究的生成阶段。于是，“要使这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这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然而，狭义体系又是政治经济学理论形态化的标志；总体看，这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因此，我们在卢梭那里不仅已经可以看到那种和马克思《资本论》中所遵循的完全相同的思想进程，而且还在他的详细叙述中可以看到和马克思所使用的完全相同的整整一系列辩证的说法。”关于这种统一（广义政治经济学和总体政治经济学的统一），恩格斯因此采用这样的说法：“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⒃

狭义体系历史生成于广义研究，并且无论怎样说，后者都是前者的产生前提。但基于唯物史观审视，广义研究的核心内容又是什么呢？国史，天下史，抑或世界史？未可尽知。依据马拥军教授的归纳，前一个术语可表达为“绝对的一国史”。此观点认为，“古代中国是一个‘天下’国家，我们习惯了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人为子的‘世界’观。对于中国人来说，世界就是‘天下’。”⒄这其实是把国史和世界史从生成运动上割开了。可是，中国的国史，亦非狭隘的“一国之史”概念。中国内涵的“国”包含“家→国”、“国→家”两个运动链条；而中华之德即在于：自下而上，自上而下。⒅故而，西方的“社会”概念在中华语境中，实则涵容于“国家”的。国家乃是“家”和“国”矛盾的、辩证的历史统一。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对“国”进行记载，包含了对“家”进行多方位的有机全面的记述要求。

国史→天下史→世界史，又是一个完整的运动链条。作为逻辑作用中介，“天下史”有独立存在的地方，但也并非真正独立。中国古代史既是国史与天下史的统一，同时，又是天下史与世界史的统一。前者突显“中国文化”的本位性；后者则从世界的角度说明了：“到19世纪40年代，中国才进入西方的近代。西方则早在16世纪就进入了它自己的近代。也就是说，到中国被逼进入西方近代的时候，西方迈进近代世界的门槛已经300多年了。”⒆

现在，我们换一角度看问题：事实上，所谓的《资本论》对象域内的“西欧史”——其作为促成“世界史”的历史运动规定，在发展意义上亦不过是一部少数国家民族的“天下史”而已！并且，只是这种规定才使得在产生资产阶级科学的记述要求的时候，一方面，“世界史规定”始终是前提，而另一方面，“国史”或“天下史”亦必实际是重要的记述载体。

我们来看马克思的处置。当其酝酿和写作《资本论》之际，正是以斯密为代表的“世界主义经济学”和以李斯特为代表的“民族主义经济学”激战正酣之际，那么，马克思站在哪一边呢？马克思写道：“德国庸人以多种方式暴露出他的‘民族’特点。（1）他认为整个经济学不外是研究室中编造出来的体系。像经济学这样一门科学的发展，是同社会的现实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或者仅仅是这种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这当然是李斯特先生觉察不到的。德国式理论家。（2）因为他自己的理论（著作）包藏有秘密目的，所以他觉得处处都有秘密目的。李斯特先生作为一个真正的德国庸人，不去研究现实的历史……他有过这一类伟大的发现：似乎亚当·斯密想用自己的理论欺骗世界，而且整个世界在伟大的李斯特先生把它从梦中唤醒之前都被斯密欺骗了。”⒇从“世界史”出发，马克思着力刻画民族国家的“天下史”。由于德国人以前没有做到这一点，“在德国，直到现在，政治经济学一直是外来的科学。” (21)促使马克思在序言中突出地说明：“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22)

英国材料，德国方式，描述欧洲特别是西欧历史，展看人类历史发展前景，这差不多就是马克思《资本论》予以记述并据此申论观点的全部内容以及工作指向性。这同时也构成了《资本论》第一卷要努力阐明的核心内容。以至于恩格斯强调：“这第一册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整体，并且……一直被当作一部独立的著作。”“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23)

因此，这实际上是世界史条件下的特殊规定性研究，乃至是深入阐发世界史之“形成史”、“发展史”。单单一国，不构成发展典型；只有一国之“天下史”，才可能形成发展之“典型史”。这样的研究导致世界史“不自足”、“不自为”，深化了对“对象”的认识：对象规定始终处于生成状态，由一国所为之奋斗的“天下史”以及与之相契合的“实在史”的发展，乃是它的显态。归根结底，一国之天下史，反映的是世界史之“天下史”形成的内在诉求；亦犹如马克思这里的洗练而生动的形象表达：“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民族特性在世界史的生成运动中，既被高度“外化”，亦被“一般化”，最后形成为世界史一般。结论就是：“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24)

这种“一国规定”(25)从世界史规定中的工作取出（它的方法），消除了下列的认识迷茫性：“‘天下’已经为‘世界’所取代”，从而，“中国传统之‘道’——儒家和法家之道都行不通了。要拯救中国就必须寻找‘世界’历史之道——这就是马克思主义。”(26)且不论此种观点内在存有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简单化的倾向性，即使对“世界史”本身的规定而言，如果离开“国”的实体，那么它必将流于空泛，它的发生发展甚至会逆变成对于“虚无的世界主义运动”的工作盲从。世界史是不断更新的生长规定性，尤其是一种历史发生的规定，“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27)这决定了我们的认识固然可以从结果出发，但我们的工作无论如何不能从结果出发，而只能由生成运动的过程的开端出发，即由母至子。这样，由中华为代表的“世界史I”（生成规定性），仍然是把握“世界史II”（英美发展道路所代表的新世界史）的一个先在的前提。这是历史条件的客观制约性。这进而决定了我们不能丢弃“产品经济形态”的规定性（例如家有制、国有制），去追求似乎是纯净所有制概念的商品经济形态域内的“私有制”和其扬弃的结果——“公有制”。

我们的结论是，无论如何，在世界史的条件下，“一国”仍然具有实体性，并且仍然是研究工作的出发点。

四、学科工作逻辑：采用“解释的方法”还是“发生的方法”？

一科与百科、一国与世界，对待它们，不能采用“解释的方法”，而应采用“发生的方法”。如下，我们采用“辩证法和发生学”结合的阐说体例。(28)

《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名曰“象元”。末句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农垦文明和农业社会中，人顺从地的法则，地则顺从天的法则；而所谓“天的法则”，又在于言明一种生长秩序。该种生长秩序所遵循者，即是不可强名之“道”；用中国人通俗易懂的话说，道即“自然而然”，说白了，就是“生长活动”这一规定本身。通过规定历史即万物和人类之事皆有的生长活动，《道德经》打破了“形而上谓之道”和“形而下谓之器”的截然对立，使之重新统一起来。这实际上肯定了“过程的本体”(29)，具有内在消除语义诠释学（通过“假设”和“语言追问”的思维演绎技术）之可能性。这种过程分析本质上就是“历史分析”。 (30)

在马克思那里，“道的规定”和“历史”更多地被统一起来。《资本的生产过程》讲述“资本之道”，目的是展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史的全貌。如上指出，所谓的“资本主义发展”，马克思重点提到的是“英国史”和“世界史”两个互动的概念。这是整部著作的总纲。《资本的流通过程》是补述“资本之道”，实际的内容即为“资本之德”。(31)这一册内容是关于资本的内部运动问题。(32)“第二册是纯学术性的，谈的都是有关资产阶级本身中间的相互关系问题。”(33)个别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它们之间究竟是何关系？共同的出发点是资本的历史，——这里，资本之道成为资本的“历史特质性”规定，而接续的、或者说与之契合的资本之德的研究，顺理成章地定格为资本的“社会特质性”规定。“英国史”在这个阶段上似乎是不见了，替代以“各国资本主义”之社会发展。换言之，“英国史”、“世界史”互动的概念转化为“各国史”与“世界史”之间的更一般意义的互动，显然，这是个别资本与社会资本发展的相互推动，是对这种相互推动作用下的资本运动概念的一般化（描绘）。下一步的分析就是：“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34)因为，“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35)

由于把“资本之德”和“资产阶级社会”很好统一起来，《资本的流通过程》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分析的基础。于是，“各国史”与“世界史”的互动必不可少地扩展为“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史”的互动。而实际上，早在著名的六册计划当中，马克思即着重提到这个史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是国史的“天下史”，“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是世界史的“天下史”；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一以贯之的线索是世界史生成基础上的发展。这导致马克思在那里要强调：“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36)

历史研究通常在荣誉上，只赠给具有职业工作背景的对历史材料加以考究整理的人。如此一来，事实上是，而名义上不是的人，往往不被认可为历史研究者，更遑论“历史学家”了。马克思的职业简历是：法律→哲学和历史→政治和政治经济学。于是乎，马克思的“历史研究者”身份被更多掩盖起来。(37)

关于市民社会的客观批判，马克思“冒着风险”提出命题：由物质生产力推动的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构成不断演变的历史动态过程，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38)但是，好的用意也可能酿成恶的工作结果。这种“关于社会关系的重要观点”，往往被直接当作“哲学公式”或“科学公式”（这后一个公式只是前一个公式的换一种表达）来对待，从而，历史过程的研究被“公式化话语”所取代。最为不幸的事件是，马克思本人一再地不被作为“关于历史的研究者”，相反，被热议或热捧为“关于历史的叙述者”！二者的不同之处：一是“发生的方法”，一是“解释的方法”。这些人——形形色色的康德主义者，例如新康德主义者、后康德主义者、准康德主义者、泛康德主义者——的用意也就十分地明显：用毫无革命性的“解释工作”全力置换充满变革性、斗争性的“发生批判过程”，而又通过把前者界定为“科学”，这样即达到工作删除“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政治经济学批判规定）之理论目的。

五、真实的探求：何谓以“逻辑”探求“历史”！

　　真实的工作探求是建立对发生学批判的思索，而非一味地求“解释学批评”，更遑论解释学建构了。所以，如果把历史研究的工作规定性移除，研究者即彻底堕落为形式上的叙述者，叙述陷入“自足自明”了。(39)而这就意味着“绝对的本体论”！解释性科学为自身找到了永久的栖身之所。相应，研究活动被诬为“炼狱之火”、“无用之脚手架”，必须被扑灭和被无情拆除。例如，本文一开头提到的“重新研究论”，它决不是指研究现实的历史或重新研究历史，而指向文本意蕴的——重新系统梳理马克思的草稿、手稿以及他的全部文本，它的努力企图是彻查马克思文稿的“蛛丝马迹”。“不管主观意图，客观上给《资本论》笼罩上了三重迷雾……只有等待胜过恩格斯的当代超人将马克思的手稿、笔记等文献资料甄别清楚无误、查阅完马克思写作时参考过的每本书籍，重新整理出版‘真实、完整而权威’的新《资本论》来以后，再重新研究了。”“可是，这样的《资本论》会有吗？永远不会有，就是马克思复活也不会应此诉求。这就没有《资本论》可研究了。”(40)

　　所以，重释派的问题是囿于文本解释学不能自拔，——在这里，文字的历史模糊化了真正的历史，而导致理论研究上的自毁长城。并且问题也不出在“重新研究”上，乃在于没有把工作规定指向时刻处于变迁状态的历史对象，从而正确地以历史研究为统帅。这样就极易丧失传统，演变成学术创新上的虚无主义，把《资本论》蜕变为彻头彻尾的有关于马克思思维特性考量的“特殊逻辑学”。例如，满目所见的皆是“市场社会史”，全然见不到中华“家社会”的历史实在性，这样就忽略了中华共有制度下的家有制（以“家”为主体形态的财产占有形态）－国有制（家有制的衍生形态和现代转化形式）的演化路径。

　　我们不可否认，《资本论》研究是以“逻辑”求“历史”。在整本书即将完成之际，马克思致信给恩格斯这样总结自己的工作：“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用雅科布·格林的方法不可能达到这一点，他的方法一般地比较适合于那些不是辩证地分解了的整体的著作。”“雅·格林的方法”指归纳历史比较。与之相反，马克思提出了“辩证叙述”：“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最后这一册大半是以历史的形式重述一遍。但是我不能下决心在一个完整的东西还没有摆在我面前时，就送出任何一部分。”(41)马克思的这段话在《资本论》二版跋中定格为：“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42)

　　“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指示唯物主义知识论吗？但是如前所论，这种历史知识的得到是结果（关于“世界史”的认识形式），而不是前提，并且无论如何，它也不能作为“出发点”。至于前面提及的“马克思善于把社会历史形态的思考、论证和阐发与关乎这一问题的学说史的梳理和评析紧密的结合起来”，说的即是“理论史”（主观批判）和“实在史”（客观批判）的工作结合关系。辩证叙述嫁接于“发生方法”之上，马克思称为“范畴的方法”、“结构的方法”；这同时是“范畴的生产”和“范畴的批判”。前提是历史生逻辑，这样就得到了“前三册”（理论部分）；然后是逻辑＝认识，得到“第四册”，即历史文献部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马克思称之为“理论”，即理论的生产过程。与之契合的逻辑和认识的统一，马克思则称之为“历史”或“历史的形式”，即理论的历史或历史认识过程。实际上，这后一个“历史”，在马克思看来，是真正意义的“完整概念的人”的历史。

　　因篇幅限制，正式发表时，此节被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