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萧条的奥派智慧

转自（铅笔经济研究社）

　　我们正在面对的这场萧条的严重性，已经无须赘言，也许只有1929年大萧条才能媲美。而我们对萧条的反应，也与当年不遑多让。政府手忙脚乱地救市，企业惶惶然如待宰羔羊，普罗大众不停地抱怨和指责，媒体则一面揭露种种黑幕，一面先知般地声称危机爆发是早晚的事。

　　人类是拥有高等智慧的动物，所以要我们承认其实危机既无法避免，也无法预测是很难的。但事实就是如此。其实早在前工业化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只不过在那时，危机主要不是表现为金融系统崩溃和收入下降，而是更多的表现为动乱与挨饿——这其实是更严重的收入下降。

　　所不同的是，在工业文明建立后，危机的发生更频繁了。这当然不是因为人类更无能，而是工业经济的运转更快，周期更短。如果一次盛衰循环长达100年，寿命有限的个人显然很难有什么感觉，但10年一个轮回就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说危机不可避免，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束手就缚，无所作为。相反，一旦明白了危机的本质，我们就可以采用正确的应对策略，从而将萧条的伤害降到最低，并让经济早日恢复繁荣。

　　一、经济萧条的奥派解释

　　按照凯恩斯主义的解释，经济萧条的原因是大家失去了信心。因为信心不足，所以缩减消费和投资，并导致股市崩盘，物价下跌，企业利润下滑，失业也大量增加。结果人们更加信心不足，恶性循环开始了。

　　其实这根本算不上经济学解释，充其量算心理学解释。信心不足显然是一个心理学问题，而不是经济学问题。凯恩斯没有给出诊断，却开出了药方。

　　只有奥派作出了逻辑正确的解释。之所以有衰退和萧条，正是因为之前的繁荣。在经济繁荣期，所有的生意看起来都很好做，所有的企业都有不错的利润，劳动者的收入也节节攀升，于是信用扩张不可避免的发生了。企业大量举债投资，因为看起来预期利润很好；消费者也乐于举债消费，因为预期的收入足以支持债务清偿；银行当然乐于放贷，因为放贷越多利润就越高，谁也不想落后于人。

　　于是，在经济繁荣期，我们总能看到类似的现象：股价房价不断攀升，企业家们许下种种美好愿景，消费者贷款买车买房的胆量越来越大……经济学家们也争相作出乐观的预言，要命的是，这些预言还几乎都能实现。

　　有人称之为集体非理性。但不管你叫它什么，人类的理性判断力本来就是有限的，除非你是上帝，否则不可能知道什么时候经济过热了。主流经济学家们常用投资增长率判断经济过热，并以此为依据向政府奉上医治的药方。这是非常荒唐的。社会整体投资率由一般时间偏好决定。所谓整体投资过热从来就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某个或某些具体行业的投资过热。但到底哪些行业过热，无论政府还是企业家，事先是根本无法预知的。

　　某些行业的投资过热，最终必然导致这些行业的产能相对过剩。也就是说，某些行业在投资过度的同时，另外一些行业投资相对不足。有效需求不足以消化过剩行业的所有产能，于是市场调整开始了。投资品价格——例如钢铁、水泥和石油——急剧下跌，生产这些投资品的企业利润大幅滑坡，部分甚至破产关门。人们的乐观预期被扭转，股市和楼市崩盘，消费也下滑了。

　　那么，部分行业的投资过热是怎么发生的呢？仅仅因为预期吗？当然不是。说过了，心理问题是不应该被引入经济学的。

　　二、政府在繁荣中的角色——压低利率，扩张信贷

　　每个人都喜欢繁荣，政府也不例外。在经济繁荣期，政府不仅能收更多的税，也能博得更好的执政名声。在政府任期制下，这一倾向尤其明显。美国总统四年一选，在任总统当然希望用繁荣为选情加分。有人做过统计，在经济繁荣期谋求连任的成功概率比萧条期要高得多。

　　那么，政府如何促进和延长繁荣呢？最方便的办法是人为压低利率，促进信贷扩张。由于央行垄断了货币发行，政府随时可以要求央行降低利率，扩张商业银行信用。在经济衰退来临时，政府和央行出于政绩考虑，常常用所谓反周期政策对抗之，虽然在短期内确实恢复了经济增长，但却给未来留下了更大的隐患。

　　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后，美国曾经历了短暂的经济衰退。这本是IT业投资过度的正常结果，也是经济调整的必需过程。但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拒绝接受这个结果，而是推出了所谓货币扩张政策，连续降低利率，直到在2003年6月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1%的历史最低水平，并保持了整整1年。由于金融机构融资成本降低，房贷利率也同时走低，加上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家政府担保公司不断根据政府意志为房屋按揭市场注入资金，两者同时作用，房价开始加速上涨。在IT泡沫破灭后，房地产泡沫取而代之，让美国经济又繁荣了几年，直至美联储发觉通胀率开始抬头，不得不提高利率为止。

　　房产泡沫是一个远比IT泡沫大得多的泡沫。原因在于，房价不仅关乎一个行业，而是成了几乎所有人的融资工具。在繁荣期被迅速放大的杠杆率，在泡沫破灭后又以同样大的幅度缩小，这就形成了所谓“去杠杆化”。

　　金融海啸是政府干预惹得祸，格林斯潘应该为此负上重要责任。华尔街的精英们只是被误导的一群人。他们的确作出了投资决策，但决策的依据却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和利率信号，而如果他们拒绝跟风，公司业绩就会落后于人，他们的饭碗就会不保。

　　现在华尔街承担了所有罪责，成了过街老鼠。这是不公平的。当年他们为投资者大把赚钱的时候，没有谁出来抗议过，大家都忙着享受繁荣。华尔街并不是泡沫的始作俑者，最终却成了替罪羊。

　　三、中国只是无辜的受害者吗？

　　2004年之后，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急剧提高。当美国人的消费能力大幅减少，中国的出口就遭遇重创。这样看，中国遭受的是池鱼之殃。

　　但中国仍需要检讨。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经济体，本该以内需为主，结果却形成了高度依赖外需的局面。中国通过国际收支顺差积累的巨额美元，别无选择地只能重新借回给美国人，因为国内没有足够需求，并不需要等量的进口。结果是，中国仅美国国债和两房债券就买了上万亿美元。

　　仅仅指责美国是不够的。美国毕竟没有强求中国购买如此大量的美元债券。相反，美国一直要求中国减少贸易顺差，甚至为此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纠缠多年。虽然美国选错了抗议对象，但套牢中国的确不是美国有意为之的结果。中国要怪也只能怪自己。

　　事实上，在流动性过剩问题上，中国也需要承担一定责任。在94年汇改完成后，中国一直以外汇占款的形式发行人民币。这样，中国通过出口每赚一个美元，同时就在国内发行8.3元人民币，然后再将这个美元借回给美国。在国际收支顺差爆增的年份，例如06年和07年，这一机制造成人民币和美元的货币供应量同时大量增加。在国内通胀压力增大的同时，中国又帮助美国进一步压低了利率，从而恶化了信贷扩张问题。

　　在全球化时代，像中国和美国这样庞大的经济体，不可能不对彼此产生重大影响。口舌之争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中国必须思考：高度依赖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它是否可持续？如果不可持续，中国又该如何改善自己的经济结构？

　　四、鼓励内供，还是拉动内需？

　　以2008年为例，净出口在中国GDP中所占份额仅6.7%，但出口行业直接和间接带来的经济增长却在GDP增量中占据了约25%的份额。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这种失衡的比例意味着，中国有过多的生产性资源配置在出口部门，相应的，内需部门得到的资源配置就过少了。形象地说，中国的数亿劳动力不是在为自己生产，而是在为别人生产。中国人干得多吃得少，而美国人正相反，是干得少吃得多。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十几年来对出口的过度激励。在出口导向的政策影响下，外需部门获得了各种优惠政策，地方政府和企业家们很快就发现，出口生意格外好做。虽然毛利不一定高，但税率低，周转快，国外进口商的交易信用又好，不用担心货款收不回来。热闹多年的广交会，国内采购商连入场资格都没有。这一状况直到今年才有所改变。

　　很多人指责血汗工厂在为外国打工，这是无知妄说。虽然从价格构成看，中国的出口加工企业只拿到较小的份额，大部分被老外拿走了。但外国进口商的成本和风险也更高。品牌和渠道的建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竞争同样激烈异常。事实上，不少在中国采购的国外品牌企业的利润率还不如那些出口加工企业高。

　　现在外需大滑坡了，而且看起来三五年内很难恢复，庞大的出口产能就面临着重新寻找出路的问题。拉动内需是容易想到的办法。老外不要了，就卖给中国人吧。问题是，如果中国人能买，过去为什么不买？卖给自己的邻居不是更方便吗？为什么非得远渡重洋卖给美国人呢？

　　从经济学的需求定义出发，拉动内需是个伪命题。需求是根本不需要拉动的。人的天性决定了，对物质财富的需求永远是无止境的。中国人消费少，根本原因不是不想消费，或不敢消费，而是缺乏合适的产品与服务。这个合适，既包括成本的合适，也包括设计和功能的合适。

　　首先，国内市场存在太多的行政垄断，导致中国人被迫为某些低成本的产品和服务支付过高的价格。国有部门对医疗和教育的垄断，使消费者不得不为劣质服务付高价；对粮食与化肥进出口的垄断，使农民增收困难；对石油进口的垄断，使中国人不得不花高价购买劣质燃油，大大提高了运输成本；对电信市场的垄断，则使中国电话费一直大大高于国外，国际长途甚至高出数十倍之多。

　　国有垄断部门的高利润，正是国民经济的高成本。在这些成本的约束下，中国人收入难以提高，内需自然也就难以增长。

　　其次，中国税负过重，使过多的资源集中在政府手里。所谓拉动内需，就变成了政府替国民花钱的局面。而财政投资的项目，多集中在本已相对过剩的基础设施和重化工领域，从而加重了失衡。短期来看，钢铁等产能过剩行业获得了喘息之机，长期而言，却只能进一步加剧终端消费的不足。

　　最后，日益增加的行政管制正在窒息民营经济的活力。《新劳动法》推出，使企业人力成本大幅增加，而职工得不到丝毫好处；《反垄断法》推出，又使生产资源的重新组合受到抑制，而在经济不景时，企业重组恰恰是市场应对危机的重要手段。

　　以上种种问题，在经济繁荣时不易察觉，只有经济萧条才能使之充分暴露。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危机未尝不是好事。回顾历史，重大改革无不在经济不景的压力下促成；而一旦改革成功，又无不帮助中国经济走出低迷，走向繁荣。

　　从经济逻辑出发，中国需要的是鼓励内供，而不是拉动内需。鼓动老百姓多花钱是徒劳无益的。正确的方法不是靠财政大把撒钱为企业买单，也不是靠提高老百姓的医疗和教育福利，而是拆除生产的制度性障碍，重新激发民营企业的活力。民营企业一向是中国经济最有效率和最具活力的部分，只有把民营经济搞活，中国经济才能搞活。

　　结论

　　在19世纪中期后大约100年的时间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直是无可争议的学界主流。但在1929年大萧条后，由于美国政府选择了积极干预的救市政策，而凯恩斯主义者及时向政府提供了干预的理论依据，才使奥派逐渐淡出主流，直至彻底边缘化。时至今日，一个学子可以在完全没有读过奥派著作，甚至根本没有听说过奥派的情况下，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但经济萧条给了我们一个难得的机遇，重新审视凯恩斯主义指导下的经济政策的危害。凯恩斯主义不能解释经济萧条的发生，开出的药方也是错误的。政府干预才是萧条的始作俑者，更多的干预只能导致更严重的问题。只有回归奥地利学派，才能让我们正确地理解萧条，并尽快找到重归繁荣的道路。（本文原发《新财经》，标题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