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了

看了很早的一个帖子"关于刘翔读博和李约瑟之谜",很精彩,却越发糊涂

那么

高明人的高明之处是否就在于他看到了制度演进的方向(或者说在利益各方斗争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适时的提出了一个方案)?比如,其实,当生养一个孩子的成本太高的时候,群众当然会自觉的计划生育.

高明人的设计形成了社会的演进方向,就是说我们前进的方向实际上是由一些人来把握的

一个法国大革命的例子稍后过来(说明革命者开始的迷茫,具体的在整理中)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0-7 18:23:54编辑过]

随想:当制度被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彻底分析其各个内生变量与外部变量的影响,当人性被彻底研究透彻,当信息随着科技的进步可以真的"沟通无极限"的时候,当历史上各个时期各个国家的制度与组织的绩效都被翻了个底朝天的时候,当数学与计算的能力足够大的时候,也就是当设计者拥有了完全完美信息而拥有的模型计算能力足够强大的时候,是不是制度设计有可能会成为一门精确的学科呢?

当然,3楼的话在历史上是可以找到依据的:

夫子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比夫子更早的楚简上说过:"民可使道之，不可使智之",也就是说:"民可使导之，不可使知之".

意思都是说,士大夫掌握知识,设计制度,人民执行就可以了,不要让他们去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

当人民的需求与能力都很简单的时候,当社会形成的初期,象一堆泥巴的时候,我想制度是可以被设计的.

世界孕育着无限可能,在制度空间内,极端情况可能在极端外部环境下存在,当然,这应该不是普遍的规律.

这种思想是很危险的。

难道只有“少生”才叫“计划生育”吗？难道人们自觉多生就不是计划生育了吗？少生与多生只是个体在自身约束下做出的最优选择。少生与多生哪个是self-enforced，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具体约束。对于当事人来说，少生与多生都是相对于其具体约束的“最优计划”。某计划能否实现，无外乎就是能否改变当事人的约束。

机制设计者所犯的最大错误也许就是假设自己别人更聪明。不高谈阔论，“三个臭皮匠，赶上诸葛亮”，更何况，“诸葛亮们”面对的是千千万万个臭皮匠。

如果一个人在改变“约束”方面（能以低于别人很多的成本改变其他人的约束）并不比别人高明，其高明处（当然不敢说是“最高明”）应该就是让大家self-enforc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