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与经济史学：考古新发现与学科发展

小白鼠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①]。
考古学是依据古代人类社会的实物遗存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学科。考古学于中国素来有之，产生于宋代的金石学即是考古学的前身，而且具备了一定的学术传承，到了清代更是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不过那时的考古学称之为古物学更为合适，著名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为著名的古物学家，有《金石录》一作问世。虽然人类很早就有考古行为，但是直到近代考古学才发展成为一门科学。现代中国的考古学是受西方影响下在20世纪出逐渐发展起来的。安阳甲骨文和敦煌遗书的发现助推了中国考古学的诞生。民国时期，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特别讲师李济被称作“中国考古第一人”。1926年，李济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掀开了用现代考古方法进行考古研究的第一篇章。三年之后，1929年中国成立了专门从事考古研究的学术机构。1929年至1937年，李济先后十四次主持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所研究成果影响世界。期间的1930年，梁思永参与了山东龙山文化的发掘。上个世纪的20~40年代是中国考古大发现的重要时期。作为一门后起的学科，考古学却在短短的近百年之内极大地推动了史学的研究。
近代的一些著名史学家撰写的有关考古学的文字不在少数，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正是它们对考古文献的研究，才发前人未发，以致自成一家。王国维学承罗振玉，并在其匠心独运的研究方法发扬到诸多研究领域而成为一代巨家。王国维依据殷墟甲骨所写成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所昭示的研究方法对后世影响深远。“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有此种材料，我辈固得以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陈寅恪又在《陈垣敦煌动余序》中强调：“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王国维把考古发现的史料和古史书相结合以考证古史的研究方法，即是1925年王国维自己命名的“二重证据法”。陈寅恪在总结王国维的学术贡献时指出：“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②]。后来，饶宗颐将考古发现的材料分为有文字的资料和没有文字的资料；叶舒宪在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加入了文化人类学因素加之文化人类学的应用，饶、叶二氏的研究方法即是“三重证据法”，饶氏的研究方法深得李学勤的推崇。
考古学以实证为其学术生命，其产生的重大影响波及诸多学科，依据古代人类社会的实物遗存来研究人类历史的学科性质与经济史学科的研究对象不谋而合，尤其是先秦经济史的研究更是离不开考古学的成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的讨论直接关涉经济史研究）。如在中国青铜器的起源方面，齐家文化比殷墟同期早了好几百年。只有在治学方法上不断有新的突破、又不摈弃旧的治学套路的学科才是能够得到持续发展的学科。作为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史无定法”也是经济史学研究的重要箴言。中国经济史是史学研究中的生力军，其强调史料与理论结合起来的治学方法使得本学科在实现史学的科学化方面有所担当。傅斯年先生“史学本是史料学”的命题在倡导之初就饱受史学界诟病，并且傅氏有此一说肯定受到过长期史料整理工作的影响。经济史学界的大家都对傅氏此说有不同程度的推崇，傅衣凌先生说“没有史料，就没有发言权”，吴承明先生强调史学研究应“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证，论从史出”，赵德馨先生认为经济史研究应“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而叶世昌先生更是自认自己的治学方法受到了乾嘉学派治学之风的影响。一系列社会经济大变革时期的实证资料的陆续面世，而这些考古重大发现“能够使我们改变对一种文化的认识的发现，或者说这个发现能使我们改变对一个时代的认识” [③]，这些考古发现无疑补充了经济史研究可资参考的史料范畴，深入的研究以达到修正前说的目的。下面选摘几篇文章说明此观点。
中国的土地制度经历了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夏商时期的家族公社、周代的农村公社三个发展阶段。西周时期，农村中的小家庭在井田制度下劳动，井田制的存在与否曾经引起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史学界的争论。《春秋谷梁传·宣公十五年》有“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郑玄在注《周礼》时第一次将该书所载的田制解为“井田”，胡适作《井田辨》对历史上的井田制的存在与否提出质疑。江林昌教授在《两周时期的农村公社与井田制问题的补论》[④]一文中认为，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需要对古文献有准确的理解及综合梳理，马克思恩格斯的氏族公社、家族公社、农村公社的发展理论及考古新材料三者的有机结合。经过一番考证，江林昌教授认为，井田制伴随着农村公社的形成而兴起，并随着农村公社的衰落而瓦解。这一事实结论的得出，新出土考古材料的印证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对于血缘关系在家族公社和氏族公社中的纽带作用，江教授运用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里的释义作解，“姓”字从女从生，是母系血缘的体现；“宗”字从宀从示，是父系血缘的反映；“飨”字本义是同族之人共饮共食，透露了家族同宗同血缘的团结。
三十多年前发现的云梦睡虎地秦简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关注，此秦简以其极高的史学价值和考古价值被列入新中国成立五十年以来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这些竹简详尽记载了秦代所有法律条文含秦国的中央集权制、土地所有制、军事制度、刑罚制度、官僚制度、田租、劳役、手工业管理、会计管理、统一文字及度量衡等，反映了秦代法律的全貌，因此，也有学者称其为中国第一部完整的法典。杨兴龙在《从睡虎地秦简看你秦国的上计制度》[⑤]一种中分析了秦简中的上计制度。上计制度是指下级官员逐级向上级呈送统计、会计报告。我国最早的统计报告可以追溯到四千年前。从云梦睡虎地秦简中看以看出，秦国的会计报告不仅内容复杂，而且以法律的形式作出明确的规定。云梦秦简反映的主要是业务报告和统计报告，而且反映出当时对会计管理的要求相当严格。郭店楚简于一九九三年十月在湖北荆门郭店出土，楚简共804枚，其中有字的竹简726枚，整理后的竹简可分为道家著作和儒家著作两部分，共十八篇，是目前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原装书。郭店楚简是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历史条件下幸免于难的珍贵历史史料，杜维明教授曾说过郭店楚简的出土后整个中国哲学史、学术史都需要重写。江林昌教授认为郭店楚简学术价值在于：一、郭店楚简“提供了大量前所未见的佚书，弥补了有关学术研究的缺环”[⑥]，竹简中与子思学说有关的儒家典籍，为我们理解子思学说承继孔孟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二、“郭店楚简的另一方面的价值在于它的有关记载为学术上一些久悬不决的疑案提供了答案”[⑦]，这其中最引人瞩目是竹简中所昭示的儒道两家有诸多相通之处，且反映出在竹简出土地带的思想界儒道两家互补互济、相并存在。三、郭店楚简“提供了一些传世古籍最早版本，对于我们认识古书的成书年代及其流传情况具有积极意义”[⑧]，如郭店楚简出土的《老子》是迄今发现最早的《老子》版本。四、郭店楚简为“古籍校勘和古文字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⑨]。郭店楚简儒道两家的著作所体现出来的学术价值直接关涉经济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先秦诸子经济思想在以往的著作中较多论及各家思想的差异性而少有讨论诸子经济思想中共性的的地方，这应该是有先天的缺陷的。从《荀子·非十二子》和《论六家之要旨》开始，研究者就主要集中对诸子各自的优劣差别进行阐述，后人也未能跳出窠臼。实际上从诸子百家的渊源来探讨其共性也很有价值。比如刘歆在《七略》中提到的先秦诸子产生于王官，《汉书·艺文志》中也有关于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史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杂家出于议官，农家出于农稷之官的记载。叶坦研究员在文章《儒家“无为”说——从郭店楚简谈开去》[⑩]中从诸子产生的社会地位源头上去把握其学说立场，对经济思想进行梳理，顿然让人觉得在先前因相信儒道不相容的旧见所带来的疑虑消除，从而使得思考经济思想流变中的一些相关问题上顺理成章。相别于以前经济思想史研究重视各家思想分别的研究思路，从整体上把握诸子思想的新尝试也会使得将来重写先秦经济思想史成为可能。此外，还应值得一提的是睡虎地秦简、郭店楚简，加之之前一九七二年出土的银雀山汉墓简这三座藏简的内容互不重复，这点体现出来的学术分量尤重。睡虎地秦简主要涉及法律，郭店楚简涉及道儒著作，银雀山汉简内容为《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两部兵书。
有的学者对战国文字中的盐字及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赵平安认为，盐的地位在人的饮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传世先秦史料中关乎盐的史料十分匮乏，荆门包山楚简出土之后，使得该项研究出现了转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项先秦经济史研究中的遗憾[11]（荆门包山楚简中有关食田、煮盐、关金、借贷等方面的珍贵史料展示了战国中晚期楚国社会经济的真实面貌）。
“21世纪将是一个对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做出巨大贡献的考古学的黄金时代”[12]，因此，经济史学研究者尤其是古代经济史的研究者很有必要了解一些基本的考古学研究方法与理论，及时关注考古学界的最新动态，以便为中国经济史的发展繁荣做出贡献！


①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王国维文集》第四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3页。

②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①江林昌：《考古发现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代本栏目主持辞》，《东岳论丛》，2005年第2期。

②江林昌：《两周时期的农村公社与井田制问题的补论》，《江海学刊》，2006年第4期。

③杨兴龙：《从睡虎地秦简看你秦国的上计制度》，《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

①②③④江林昌：《中国先秦儒道文献的重大发现与深远意义——初读<郭店楚墓竹简>》，《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⑤叶坦：《儒家“无为”说——从郭店楚简谈开去》，《哲学研究》，1999年第7期。

⑥赵平安：《战国文字中的盐字及相关问题研究》，《考古》，2004年第8期。有关荆门包山楚简反映出的出国的社会经济有学者专门做过论述，如王颖：《从包山楚简看战国晚期楚国的社会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⑦江林昌：《考古发现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代本栏目主持辞》，《东岳论丛》，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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