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过去闭门造车式的思考人生,2006年郝景芳第一次走出原来的舒适区,提笔创作至今整整十年。写作给了她全新的可能性,在逐渐获得内心重要能量来源的同时,她也创造出一个独一无二的、脱离现实世界而存在的想象空间。正因为这种寄生在想象之上的独特创造力,让她在科幻写作上越走越远
9岁,郝景芳对一立方厘米的物质要用一万艘万吨巨轮才拉得动的中子星充满了幻想。22岁,郝景芳在第一部长篇小说《流浪玛厄斯》里驰骋想象,描绘出了制度迥异的火星与地球。32岁,构想三个空间创作的短篇小说《北京折叠》让她站在了雨果奖的领奖台。眼下,她和朋友合作的第一家童行书院正在风景秀美的贵州楼纳设计和施工。对于这个山坳里的项目,她的设想很落地:不做众筹,而是派教师常年驻扎当地,“这样才不至于失去温度。”
从天体物理到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既做宏观经济研究,也写科幻和现实题材小说,是亲子公号的作者,还是致力于儿童艺术和心理教育的NGO项目创办人。郝景芳的履历看似充满了一次次的“改变”,但她说,她做的事情从来都是mixed together。看起来颇有跨度的爱好与事业弧线,恰恰是她一次次探寻内心、贴近真实自我的历程。
充满根基的想象
2006年盛夏,布拉格。
哀愁和怀乡的和弦之后,英国管奏出情趣盎然、充满起伏的慢板。德沃夏克的《第九交响曲》第二乐章徐徐地在郝景芳脑海里跌宕。
乐曲的浮现却并非在交响音乐会,而是在当年的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会场。那个大会上,投票通过了新的行星定义,冥王星被排除在行星行列之外,被列入“矮行星”。
“当时听了这首《自新大陆》,脑子里会想象自远方归来、看到荒漠里面的家园的意象,我才有了《流浪玛厄斯》这个故事,也才有了关于制度上面的设定和推演。会觉得,噢,我想写的是一群少年人的故事,他们从一个新世界归来,有很多的不理解,对于自己的世界有一种既爱又恨的矛盾心情。”
《流浪玛厄斯》成了当时还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本科生的郝景芳完成的第一部科幻长篇。刘慈欣称赞当时22岁的她“想象诗意,文字很柔和、很轻盈”。
她在书中设计了火星和地球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火星成员多为教育程度较高的知识生产者,资源高度共享。火星人有按年龄分配的生活费,不用为生存担忧。那里少有偷窃和犯罪,因为所有的建筑都是智能玻璃而无处可藏。重大决策由全民公投,实则是议事院和总督领导的相对的集权统治。
另一端的地球,人们为国家和民族战争,为宗教和信念奋斗,也拥有劳动所得报酬所带来的满足。地球人的勤奋程度和活跃程度空前增强。但全球化演绎到了巅峰,资本垄断也不断发展。
她的好友、科幻作家陈楸帆说,郝景芳的想象不是天马行空,而是充满根基的。为了写好这本书,她去看了很多有关社会制度史、国家史和经济方面的书籍——这并非填鸭,本来就在她的兴趣之中。
有趣的是,火星的设计和郝景芳曾经所处的天体物理科研圈颇有近似之处。
“和生物医药等等尖端科技研究的情形不同,天体物理的数据都是全球共享的,paper都是全球免费下载。大家都挣不到什么钱,发点死工资,环境很单纯。但在这个小社会中能做到相当大程度的平等和共享,会共同推动一些科学的新发现,在往前走。”
收入低依然心怀理想,竞争不激烈,的确有着乌托邦气质。
“你的火星世界对人的普遍道德水准是有着高要求的?”
郝景芳早就想过这点:“即使是高等教育背景的人,也不能保证说大家都是一颗无私创造的心,所以这就和在整个科研领域能够见到的一样,其实也有勾心斗角、鸡毛蒜皮、明争暗斗——但天体物理界还是相对更单纯一点。”她笑着强调。
读到《流浪玛厄斯》的后半部,便不难发现火星上的这种争夺场景。郝景芳认为,不能因为人性里的争取私利就去否定掉理想追求的意义。“有一些人心怀高远,走得很超前,大部分人是被拖拽着的生存。但是历史就在这样不断地收张收张的张力中往前行进。一个完美的集体社会的解决方案,我觉得是没有的。”
短篇小说《北京折叠》里,人人都有各自渴望的生活,他们揣着渺小的希望,期待着折叠后的另一个世界。然而最后,老刀回到了自己生活的轨道、不再挣扎。郝景芳说,在接下来的长篇里,老刀除了在第一、二、三空间里面,还将会看到、了解到更多东西。“这些见识和知识会让他有一种想要改变的意愿。他会发现他的努力非常困难,甚至会碰壁。但他从一开始的不服从会转化为相对积极一点的努力,这是我想写的。”
写作的改变:菜市场与花园
在阅读这件事上,郝景芳很早独立,五、六岁后,父母便不再干预。对她而言,看书不是外界要求,而是能契合那时那刻的内心需要。“内心的需求就是想象:世界很神奇,我是神奇世界的小小公主。”
王子和公主的爱情很快便不能满足这个兴趣广博的女生。
“9岁时看《十万个为什么》的《天文卷》,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子星上面一立方厘米的物质要用一万艘万吨巨轮才拉得动。我当时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就一直记着,想知道什么是中子星。高中的时候看科普书《大爆炸探秘》,那里面会讲什么是白矮星,什么是中子星,什么是黑洞,我儿时的疑问终于解开。”
她喜欢加缪,《西西弗神话》至今每年还会重读几遍。她也沉迷于量子力学的哲学探讨,第一次读到薛定谔的《吠檀多哲学与现代科学思想》,有如被闪电击中。“他的文章能够点到人类终极的问题,给出一个非常新颖的视角和答案。我最喜欢的书就是薛定谔的《意识是什么》。到今天自己最想写、还没有写出来的,也是关于人的意识如何产生的书。”
但郝景芳坦承她不是一个拥有讲故事天赋的孩子。“即便是复述刚听来的小趣事,也往往讲得平铺直叙,兴味索然。”
好像《流浪玛厄斯》里的瑞尼爱玩单次游戏一样,幼小的郝景芳爱和自己对话。“脑子里会去设想某些情景,我怎么说,别人怎么说,我接着怎么说,别人又怎么说。”
她其实一点也不孤僻。家庭和学校环境宽松,小伙伴都住在一个大院。收到过情书,也给男孩子送过礼物。郝景芳只是觉得,一切如此顺遂而平常,好像不缺少任何行动的可能,也就从未滋生倾诉的渴望。她不写日记,不写信,只是和小伙伴们扮小姐丫鬟、游击队和强盗团,“彼此听故事、上演故事,但从不书写”。
有相当长的时间,她以为书写就是一种倾诉,写作必须依赖于戏剧化的人生经验。相比编造一些不相干的人和事,她更想要的是经历,如同笔下的沈轻云:“人一辈子挺短的,重要的是把过程拉长,就像小肠绒毛,上面有无数褶皱,要是能经历各种各样的曲折,就比别人活了两辈子都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