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时间偏好利息理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

熊越 译 董子云 校 2016-11-20 12:01:59

时间偏好的意思如下：比起“未来财货”（现在对在未来某个日期可用之财货的预期），人们更喜欢“现在财货”（现在可用的财货），而作为个人时间偏好表相互作用的结果，社会时间偏好率将决定并等于一个社会中的纯利率。

现在财货对未来财货的时间市场在经济体中随处可见，不仅是在贷款市场中存在（在这里债权人用现在的钱换取在未来收钱的权利），在所有生产过程中都有这样一个“自然利率”。比如资本家在现在付款，用来购买或租用土地、资本财货及原材料，用来雇用劳动力（在奴役制里直接购买劳动力），从而购买未来从最终产品销售中获得收入的预期。因此，长期利润率和资本回报率是利率的形式。由于商人会寻求利润并避免损失，经济将趋向于一个一般均衡，在这里所有利率和回报率将会相等，并因此不会存在纯粹的企业家利润或企业家亏损。

就利息的正当性这一恼人的问题，天主教经院哲学家们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的争论，他们从风险和放弃利润的机会成本的角度，得出了对资本回报高度复杂的解释和辩护。但他们在无风险借贷的利息上碰壁了，只好把此类利息通通斥为罪恶和高利贷。

然而，后来一些对高利贷持更支持观点的经院哲学家，开始接近利息的时间偏好解释。图宾根大学神学家康拉德·沙门哈特（Conrad Summenhart，1465-1511）在其《论契约》（Treatise on Contracts，1499）一书中，对禁止高利贷的标准说法发起了全面攻击，他使用了时间偏好来为购买折现债辩护，即便这种债务是新产生的。当有人支付100美元购买他们在未来某一日期获得110美元的权利，买方（贷方）并非从贷款中获取高利贷利润，因为他和卖方（借方）都对未来的110美元估值为现在的100美元价值。[1]

一个半世纪之后，杰出的道明会教会法学家、萨拉曼卡大学货币学家[url=]马丁·德·阿斯皮奎塔·纳瓦罗[/url]（Martín de Azpilcueta Navarrus，1493-1586）明确提出时间偏好的概念，但他未能将其用来为高利贷辩护。在他的《对高利贷的评论》（Commentary on Usury，1556）一书中，阿斯皮奎塔指出，现在财货（比如货币）自然会在市场上比未来财货（也即对未来货币的请求权）价值更大。正如阿斯皮奎塔所说的那样：

对某物请求权的价值低于该物本身，并且……显而易见，一年都不可使用的某物，价值低于相同质量但可立即使用的某物。[2]

大约在同一时间，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和政治家吉安·弗朗切斯科·洛蒂尼·达·沃尔特拉（Gian Francesco Lottini da Volterra），在其对君主们的建议手册《城邦智慧》（Avvedimenti civili，1574）中，发现了时间偏好。不幸的是，洛蒂尼也开辟了道德家式的传统，哀叹时间偏好是对现在（立即可以被各种知觉所感知）的高估。[3]

两个世纪之后，那不勒斯的神甫费迪南多·加利亚尼（Ferdinando Galiani，1728-1887）在其《论货币》（Della Moneta，1751）一书中，复兴了时间偏好的雏形。[4]加利亚尼指出，正如两种货币的汇率相当于当期货币和远期货币的价值之比，利率等于现在货币和未来货币，或者暂时不可用货币的比值。被视作等同的并非物质属性，而是个人头脑中的主观价值。

法国政治家安·罗贝尔·雅克·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1727-1781）了不起地发展出了一个完整的时间偏好利息理论，但这很难说是受这些零星线索的启发。在一个相对来说有些草草了事的书面意见材料中，他几乎完整地预见到了后来的奥地利学派资本和利息理论。[5]在写一篇为高利贷辩护的文章的过程中，杜尔哥问道：为什么借款人愿意为了用钱而支付利息做报酬？重点不应该放在偿还金属的数量上，而应该放在货币对贷款人及借款人的有用性上。尤其是，杜尔哥比较了“借钱之日存在于目前拥有金额和日后会收到的相等金额之间有用性的差异”，并指出著名格言，“一鸟在手胜过二鸟在林”。因为现在拥有的货币金额“更能保证在一年或几年后收到相同的金额”，偿还相同的本金意味着贷款人“给人钱，只收到一个保证”。因此，通过一笔和借款时间成比例的钱，利息补偿了这种价值上的差异。杜尔哥补充到，在一笔贷款交易中，不是必须比较借出货币的价值和归还货币的价值，而是“比较一笔金额之承诺的价值，和现在可用之货币的价值”。[6]

此外，杜尔哥显然是第一个理解资本化概念的人，这是时间偏好的一个必然推论，意思是现在的资本价值都会趋向于等于其预期年度租金或回报，根据市场时间偏好率或利率进行折现的结果。

杜尔哥还率先分析了货币数量与利率之间的关系。如果增加的货币供应到了低时间偏好的人手里，那么，储蓄对消费比例的增加会降低时间偏好，因此，利率下降而价格上升。但是，如果增加的数量到了高时间偏好的人手里，会发生相反的事，利率会和价格一起上升。他指出，一般来说，最近几个世纪以来，节俭之风在欧洲日盛，因此时间偏好率和利率趋于下降。

经济思想史上有一桩明显的冤案，是庞巴维克在1884年对杜尔哥的粗暴反驳，他把杜尔哥预先揭示自己的时间偏好利息理论，说成不过是一种“土地结实论”。[7]这起反驳部分源于庞巴维克的方法论，他通过反驳自己的一些前辈为自己的利息正面论扫清障碍，并因此导致了对他们的不公。[8]这些不公在杜尔哥身上尤其明显，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在1876年，其利息理论史出版的八年前，庞巴维克曾在海德堡大学卡尔·克尼斯（Karl Knies）的研讨会上，写了一篇尚未发表的论文，热情洋溢地赞扬了杜尔哥的利息理论。[9]

在代表主观效用论反驳李嘉图-詹姆斯·穆勒劳动价值论的过程中，塞缪尔·贝利（Samuel Bailey）明确提出了时间偏好的概念。他反驳穆勒的说法，时间作为一个“纯粹抽象的词”不能赋予价值，贝利宣称，“和遥远的快乐或享受相比，我们一般都喜欢现在的”，因此，比起等待未来才能得到的财货，我们更喜欢现在的财货。然而，贝利没有把他的洞见应用于利息上。[10]

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爱尔兰经济学家塞缪尔·蒙迪福特·朗菲尔德（Samuel Mountifort Longfield）发现了后来的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资本家在现在而不是等到未来产品售出后，花钱购买工人提供的服务。作为回报，资本家从工人的生产力那里获得一个时间-折现。正如朗菲尔德所说的那样，资本家

立即支付工资，作为回报，获得【工人的】劳动力的价值，……【这】大于该劳动力工资的价值。这个差额是资本家因自己的预付款产生的利润……正如它是劳动者为立即付款支付的折现。[

在同一年，1834年，苏格兰和加拿大怪人约翰·雷（John Rae，1786-1872）几乎完全完成了对资本和利息的“前奥地利学派式”时间分析。在一次对保护性关税的反斯密主义辩护尝试的过程中，雷在他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新原理》一书中，发展出庞巴维克式的资本时间分析，指出投资延长了生产过程中包含的时间。雷指出，资本家必须在生产过程更长的更高生产力和对它们开花结果的等待之间做出权衡。资本家会为了未来更大的回报而牺牲眼前的钱，差额——利息回报——反映了社会的时间偏好率。雷看到人们的时间偏好率反映他们更短或更长地看待未来的文化和心理意愿。他的道德偏好显然和低时间偏好、节俭的人一致，而反对高时间偏好、“想象力匮乏”的人。雷的分析起初对经济学影响甚微，却在二十世纪之交得以复兴，在庞巴维克利息理论史的后期版本中得到了慷慨的称赞。[12]

作为一个概念，作为解释利息的基础，时间偏好一直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其创始人卡尔·门格尔（1840-1921）在1871年阐明了时间偏好的概念，指出满足生命和健康的迫切需要，是满足更远的未来需求的必然先决条件。此外，门格尔宣称，“所有的经验都告诉我们，人类认为眼前的或预计在不久的未来的乐趣，比相同强度但要在更久的时间才会发生的乐趣更加重要。”[13]但门格尔从未把时间偏好从他的价值理论扩展到利息理论；而当他的追随者庞巴维克这样做的时候，他焦躁地把这段讨论从他的《经济学原理》第二版中删去了。[14]

庞巴维克的《资本与利息》（Capital and Interest，1884）是时间偏好利息理论的巨著。在其第一卷历史卷中，他驳倒了所有其他理论，特别是生产力利息理论；但五年后，在他的《资本正面论》（Positive Theory of Capital，1889）中，庞巴维克在结合生产力理论和时间偏好来解释利息的尝试中，又带回了生产力理论。[15]在其解释利息的“三大理由”中，时间偏好占了两条，第三条则是生产过程越长使生产力越大，庞巴维克非常讽刺地把第三条理由置于了最重要的位置。欧文·费雪受到庞巴维克的强烈影响，采取相同的路径，越来越强调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是利息的主要决定因素。[16]

随着庞巴维克和费雪的著作，现代利息理论被明确地建立起来，它把时间偏好理论置于解释利息的从属地位，只决定消费者贷款率和消费者储蓄的供给，而所谓的资本生产力决定更重要的贷款和储蓄需求。因此，现代利息理论无法把消费者贷款和生产者的回报整合成一个连贯的解释。

与此相反，在庞巴维克的基础上，弗兰克·A.费特完全抛弃了用生产力解释利息的做法，建构出一个完整的价值与分配理论，其中利息仅由时间偏好决定，而边际生产力决定生产要素的“租金”。[17]在其对庞巴维克的出色批评中，费特指出，第三个理由的基本错误在于，它试图把资本回报解释为“现在财货”因其在未来的生产力而赚取的回报；相反，资本财货是未来财货，因为它们只有在期望被用来生产将在未来某日卖给消费者的财货时候才有价值。[18]理解利息的生产力解释的谬误之处的一种方法，是观察任何流行微观经济学教科书的典型做法：在把工资率放在y轴，解释了边际生产力决定要素需求曲线之后，教科书轻描淡写地把利率换到y轴，说明边际生产力决定利息。但y轴的类似物不应该是利息，利息是一个比率而不是价格，而应该是租金（每单位时间价格）。因此，利息仍然完全未被解释。总之，如费特所指出的那样，边际生产力决定租金，而时间偏好决定利率，同时生产要素的资本价值是耐用要素预期未来租金的总额以时间偏好率或利率进行折现的结果。

经济学家的领军人物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其《人的行动》一书中，吸收了费特的纯时间偏好利息观点。[19]米塞斯在两个重要方面修改了这一理论。首先，他摆脱了这个概念被庞巴维克延续的说教语气，后者含蓄地批评人们“低”估了未来。米塞斯明确表示，正时间偏好是人性的本质属性。第二，作为一个必然结果，费特相信人们可以有正的或负的时间偏好率，而米塞斯证明，从人的行动的事实中，可以推出正时间偏好率，因为从一个目标或目的的本质可以看出，人们希望尽快实现这一目标。

[1] J.T. Noonan, Jr., The Scholastic Analysis of Usu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2] Barry Gordon, Economic Analysis before Adam Smith: Hesiod to Lessius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75), p. 215.

[3] Emil Kauder, A History of Marginal Utility The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19–22.

[4] Arthur E. Monroe, ed., Early Economic Though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4). 译者注：关于加利亚尼的出生及死亡时间，原文有误。

[5] A.J.R. Turgot, The Economics of A.J.R. Turgot, Peter D. Groenewegen, ed.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7).

[6] Turgot, The Economics of A.R.J. Turgot, pp. 158–59.

[7] Eugen von Böhm-Bawerk, Capital and Interest, 4th ed. (South Holland, Ill.: Libertarian Press, 1959 [1884]), vol. 1.

[8] Knut Wicksell, “Böhm-Bawerk's Theory of Interest,” in Knut Wicksell, Selected Papers on Economic Theory, E. Lindahl, 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1911]), p. 177.

[9] Turgot, The Economics of A.R.J. Turgot, pp. xxix–xxx.

[10] Samuel Bailey, A Critical Dissertation on the Nature, Measure, and Causes of Value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7 [1825]).

[11] S.M. Longfield, The Economic Writings of Mountifort Longfield, R.D.C. Black, ed. (Clifton, N.J.: Augustus M. Kelley, 1971).

[12] Böhm-Bawerk, Capital and Interest, vol. 1.

[13] Knut Wicksell, “The New Edition of Menger's Grundsätze,” in Wicksell, Selected Papers on Economic Theory, p. 195. And Carl Menger,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James Dingwall and Bert Hoselitz, eds.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50 [1871]), pp. 153–54.

[14] Wicksell, “New Edition of Menger's Grundsätze.” pp. 195–56.

[15] Böhm-Bawerk, Capital and Interest, vols. 1 and 2.

[16] Irving Fisher, The Rate of Interest (New York: Macmillan, 1907) and The Theory of Interest (New York: Kelley and Millman, 1954 [1930]).

[17] Frank A. Fetter, Economic Principles (New York: The Century Co., 1915), vol. 1 and Frank A. Fetter, Capital, Interest, and Rent: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Distribution, Murray N. Rothbard, ed. (Kansas City: Sheed Andrews and McMeel, 1977).

[18] Frank A. Fetter, “The ‘Roundabout Process’ in the Interest Theor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7 (November, 1902): 163–80. Reprinted in Fetter, Capital, Interest, and Rent.

[19] Ludwig von Mises,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3rd rev. ed. (Chicago: Regnery, 1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