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_27:} 在市场化浪潮当中，一个非常错误的观点是试图完全市场化，包括将政府行为市场化。例如，把国有资产当作市场上逐利的资本使用，谋求国有资产的“增殖”；把财政的运作原则由“平衡”变为“盈余”；把税收工作的宗旨确定为“为国聚财”；各种国家投资公司的成立并且商业化运作……国家和政府机关“公司化”已经成为趋势，过去称一些国家机关公司化为“翻牌公司”，指其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而现在则蓦然发现情况早已逆转，已经是实质性的公司变成“翻牌政府”了。
　　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市场化、全球化的思潮体现的其实只是西方社会的治国思路，而中国人治理国家的思路和西方人是有很大差异的。

　　西方社会政治精英的执政思路是“以利治国”，凡事一个“利”字当头，而且往往是狭义的金钱之利。而中国社会自古至今都是“以义治国”，而且认为难以做到“义利两全”。
　　两种不同的执政理念导致了中西方迥然有异的治国思路。其结果就是，西方的政治是为经济服务的政治，政治从属于经济，所以凯恩斯才会说政治家是经济学家思想的奴隶；而中国的经济是为政治服务的经济，经济从属于政治，所以中国的经济学人首先要做到政治正确。
　　全球化、市场化浪潮显示了当前“以利治国”的西方执政理念对东方政治文化的渗透当中占据着上风强势位置。

　　孟子确立了以民为本的“民贵”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公子晏于两千多年前提出了“藏富于民”的治国理念。【晋平公之时，藏宝之台烧，士大夫闻，皆趋车驰马救火，三日三夜乃胜之。公子晏子独束帛而贺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国之重宝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趋车走马而救之，子独束帛而贺，何也？有说则生，无说则死。公子晏子曰，何敢无说？臣闻之，王者藏於天下，诸侯藏於百姓，农夫藏於囷庾，商贾藏於箧匮。今百姓之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虚而赋歛无已，收太半而藏之台，是以天火之。且臣闻之：昔者桀残贼海内，赋歛无度，万民甚苦，是故汤诛之，为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灾於藏台，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变悟，亦恐君之为邻国笑矣”。公曰：“善。自今已往，请藏於百姓之间。”】（《韩诗外传 ·卷十》
　　“王者藏”、“诸侯藏”的理财观念，就是当今依然存在的西方财富观念，而“藏于百姓”的思想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就已经被视为先进于“王者藏”了。
　　中国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其《货殖列传》当中总结了“国不与民争利”的中国古代执政理念，《货》第二段即写到：“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即古代圣君把与民争利的执政思路看做是最下之策。（译文：所以，（执政）最高明的办法是顺其自然，其次是诱导他们，再其次是教育他们，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来）束缚他们，最愚蠢的办法是与百姓争利）。

　　“国不与民争利”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执政理念。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明君圣主都是不与民争利的（当然，但凡与民争利的君主帝王都不会被民众评价为明君），而且早就把西方社会“以利治国”的执政手段看作是二流的策略。
　　二流是不能维持的。以利治国，最终必然导致“唯利是图”思想的膨胀，必然导致“国于民争利”，结果就是从二流蜕变到末流。

　　从政治分析的角度可以认为，中、西社会这种治国理念的差异与两种社会对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认识差异有关。
　　“以利治国”的思想也可以说是源于人人平等的政治理念。在欧洲，皇室国亲也是有私家财产的，而且与平民的家产有着相同的性质，即在私有制面前人人平等，政府和居民平等，平民可以逐利，政府当然也可以逐利。
　　而“国不与民争利”的思想根源也可以说是把个人和社会放在了不平等的地位上所致。“不平等”有两种，一种是执政者具有“牧民”思想——牧羊人放养了一群羊，他当然是不会同他的羊有什么相争的。所以，“不与之争”的思想似乎是一种居高临下而的统治心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民，莫非王属”，一切都是帝王的，还有何之争？这另一种就是孟子倡导的“民贵君轻”思想。在“民贵”理念之下，轻君自然不能与贵民相争，同样可以导出“国不与民争利”的结论。

　　当然，自古至今不同思想的交流也一直在进行着。以《西方经济学的终结》的方法来看，最终的结果应该是走到两种思路并存的道路上来：在涉及必要需求的民生领域依然需要执政者充分肩负起“侍民”（或者“牧民”）的政治责任——要让尊贵的民众生有所依老有所养。而在必要需求之外的市场领域里把每一个公民都当作自由的、平等的私有者或者尊贵的主人对待。
　　中国式政治思维并不导致垄断式经济。无论是坚持“民贵”还是坚持“牧民”，对待国民经济的态度都可以用需求两分法圆满应对——民贵时，政府这个侍者要保证主人有一个衣食无忧的生活条件，但是不能替衣食无忧的主人做过多的主；牧民时，政府这个牧羊人有责任把羊群带到一块水草丰沛的牧场上，至于每一只羊爱吃什么草，就随它去吧。“善者因之”本来就是一种推崇自由经济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