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发展、稳定的理论探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建构

许庆朴


[提要]
本文意在总结改革、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的历史经验，探寻其理论形态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各自完备的理论形态。通过经济改革的制度探寻，扬弃传统社会主义，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通过社会生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机制的调整变革，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改革、发展、稳定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题内容，构筑了这个理论新的体系框架。改革、发展、稳定已成为当今中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全面准确地理解、把握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及相互关系，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作者尊重事实，不走极端，以责任、严肃的研究和信心、乐观的心态论述问题，但不回避问题，并想从理论上弄清楚；有些问题阐释颇多，但许多是自己的独立认识。
[关键词]
改革 发展 稳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作者]
许庆朴，1942年生，山东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主流热点。人们一般按照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框架体系顺序进行研究。本文没有顺着这个思路走，而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实际做了哪些事情出发，试图探索出一条新的与主流体系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理论发展线路和框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在党中央领导下，经历了从经济改革到社会改革、从传统发展到科学发展、从安定团结到稳定和谐的变化过程，正是在这三大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三大理论，即改革理论、发展理论和保持社会稳定理论及由其所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革、发展、稳定成为当今中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本文以中国三十余年改革开放实践为依据，力求完整准确地理解、把握和论证这三个理论及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以总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和价值，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
全文分四部分，前三部分通过总结经验，探寻和论证改革、发展、稳定的理论形态，在此基础上，第四部分论证和揭示改革、发展、稳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关系，试图构建一个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框架体系。

关于改革的理论

改革理论将包括改革的对象、依据和今后任务；经济改革的制度探寻；改革的政治路线；改革的基本取向；改革的方式和进程；改革的根本成果等。这是从为什么改革和怎样改革方面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其中，着重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改革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问题，说明改革就是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一、关于改革的对象、依据和今后任务
中国的改革改什么？就是改革上世纪五十年代从苏联学来的经济上单一公有制和计划化、政治上“一党专政”及其对思想文化的严密控制从而使经济缺失竞争，政治缺失民主，人民缺失自由——这样一个高度集权的制度。它在中国历经三大改造、社会反右派、党内反右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讲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等，逐渐被强化、僵化形成了一种对财富、权力、真理垄断控制的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危及人的生存，漠视人的尊严，阻碍人的进步，滞怠了我国社会的前进和发展。它在中国根深蒂固，并已经形成维护它的庞大既得利益势力，因而不是一次两次改革所能解决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决心对它进行改革，是时事大势所逼、对世情和国情有了新的认知和判断的结果。
人类是向上的，世界是一体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到来，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世界所关注的重心不再是东西方对抗、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及其相联系的战争和革命，而是和平和发展问题。各国都在积极探寻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五十年代不论在中国和亚非拉还是在欧洲及北美都程度不同地建立了公有化或计划化体制，但到八十年代却发生了世界性的私有化市场化浪潮。英国工党政府和北欧各国率先进行改革，这股浪潮甚至冲垮了苏东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早改革，早成功；不改革，死路一条。之后，随着跨国公司和互联网的出现，各国之间开放和世界一体化进程也明显加快。在这种世界大势下，1966年开始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痛失机遇，陷入共同贫穷封闭愚昧的境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封闭导致落后，中国必须跟上世界，必须顺应和平、发展、改革和一体化的世界大潮，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
但中国要改革和发展，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认识自己，即如何认识中国基本国情，也可以说如何认识中国社会主义所处发展阶段或当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当时中国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国家，社会主义是衡量一切的价值和标准，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落后的俄国实行了，更落后的中国也按图索骥，实行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进而又搞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等，这就在制度上和指导思想上超越了阶段，脱离了中国国情，拔高了中国社会性质，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接受这些严重教训，就必须进行制度改革，不改革没有出路；只有通过改革，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得到新生，才能在改革进程中对社会主义及其发展阶段做出新的判断，纠正超阶段错误。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使我们明确认识到：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当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再是那种超阶段的传统社会主义。这就在理论上创新了社会主义，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纠正了超阶段错误，也为改革政策的制定找到了根据。多年来我们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帜，依据“初级阶段”这个判断，深化改革和谋略发展的。
中国改革的任务，分2009年之前和之后两个时段来说明。2009年即今天之前，1979-2009年这三十年，主要任务是解决共和国前三十年（1949-1979）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积重难返阻碍社会发展的公有化、计划化和权力过分集中三个老问题，其中的难处是解决和处理与其相联系的庞大既得利益势力的利益问题。这种既得利益势力既是利益获得者切身利益的客观存在，又是一种长久形成难于控制和抵御的思想倾向思维习惯的话语权表达；这种既得利益势力，不分阶层、民族、有权者还是老百姓，因而不是什么集团，而是一种由共同既得利益维系着的被动改革势力。他们顽强地维护着自己既得的利益，不时地向改革发难，但最后也能跟着时代和改革的潮流往前走。前三十年改革的主要思考向度之一，就是在如何应对这个势力的纠缠和阻挠及由其所压逼激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寻上。
历经三十年改革，这个传统既得利益势力大大削弱；但在一些改革未及的部门或领域仍然根深蒂固；另外，在改革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生的既得利益势力，他们既不愿回到旧体制又不想通过深化改革创建新体制；并在今天呈现出来新老既得利益势力利益渗透结合形成新的权力障碍阻挠改革的情形，致使改革呈现了如下复杂状况：单一公有制的传统所有制格局已经改变，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份制度已经形成，但公有与私有的名份及关系并没有得到正名和理顺；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被打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来，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和体制远没有达到相对平衡和完善的程度；由于多种经济成份和市场经济的存在，还由于执政党对人民高度负责和自觉改革的态度，那个过分集中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力体制已经从基础上和主体上开始松动或动摇，但在党权与民权的关系以及“第一把手”专权制衡问题上还没有找到既合民主法理又合中国国情的具体制度操作道路。由如此种种的制度缺失、观念落后、利益薰心等所带来或加剧的产权制度难以明晰、发展方式难以转变、“三农”问题严重滞后、环境污染严重、贫富差距过大、党政官员和国企私企管理层腐败等问题日渐突现，其势头也难以在短时期扼制。
因此，2009年之后也可能是十年或更长时间，今后中国改革的对象和任务就是解决共和国后三十年（1979-2009）改革未能解决的老问题和改革发展中产生的新问题，例如：经济制度改革中对国企以至私企的股份制改造工作仍然举步维艰；经济运行机制改革中主要是国企垄断这个老问题还有教育、卫生、住房等公益事业过度市场化问题都亟待解决；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所要求的管理体制变革任务艰巨；社会改革中事关人的生存保障的医疗、养老和低保等社会保障制度开始起步也主要是因为制度建设的缺失而远未全面铺开；政治改革中维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权力机构分立制衡制度及领导人选举制度的改革尚在酝酿探讨阶段，等等。新一轮改革的难处仍然在于能否超越新老既得利益势力的利益屏障，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古今中外的改革都是难在公平地解决个人的或集团的既得利益尤其当权者的既得利益上。中国改革实际上是执政党的自我革命，深化改革阻力仍然主要来自上面，改革任重而道远。中国改革仍处在攻坚阶段，所以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全党继续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