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个性化经济的价值决定[1-5] 汪丁丁
  
作者：汪丁丁  时间：2007-5-13  【经济学茶坊】

       个性化经济的价值决定[1]  

　　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为物品在新古典经济里面的价值决定提供了分析框架，即在给定的资源禀赋结构、偏好结构、技术结构和制度结构下，使得一个经济达到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的一切物品的价格与产量。新的、以个人知识的极大丰富为基础的经济，它的物品的价值是怎样被决定的呢？价值决定在新经济里面与它在新古典经济里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如果说，“价值决定”理论从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就是经济学领域的“皇冠”的话，我们不妨认为新经济的价值决定理论也是新经济的经济学领域里的“皇冠”了。眼下的国人和学者，尽管多有感叹，却对纯粹理论性的学问偿以冷眼，就连我向来只在其上发表文章的《经济研究》，如今也不愿刊载那些“缺少实用价值”的经济学论文了。读者应当把我的这一“抱怨”看作是对《经济研究》的高度评价，因为其它的经济学刊物（例如《中国社会科学》）老早以前就以更加不情愿的态度对待纯粹理论文章了。值得我们庆幸的是，乘着新经济之风流而起的诸如《IT经理世界》这样的刊物，以初生儿般的新奇目光对待一切实用的和不实用的东西——只要那是美的。于是我就有机会并且十分情愿把一些不成熟但十分“纯粹理论”的管见拿来放在这里，为我心目中将来的学术作一系列“备忘录”。新经济的经济学，哪怕它已经包含在老的经济学里面，也断非抱残守缺的传统经济学眼光所能理解的。我们需要的，是新刊物们的初生儿般的目光，是从向前的尝试中学会走路的勇气。
　　所谓“个性化经济”，就其最根本的含义而言，如我在此处发表的上一篇短文所论，是根据我们每个个人的世界观（观念体系）而开发出来的经济行为的总体。社会越是发达，生活越是丰裕，社会里面的个人的价值观念就越是凸现为个性的、特殊的、与众不同的。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整体的价值和文化体系，就好比我们这些年来在北京大街上看到的服装，越来越丰富多彩，从而整个社会的生命力和创造性便越来越强大。另一方面，我们每个个人的世界观又依赖于我们所处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传统，个体的视界受到社会力量的影响，这是存在着的个体的所谓”双重历史性”（参见我写的“哈耶克‘扩展秩序’思想研究”（之三），《公共论丛》1995年）。但是仅仅指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是不够的，为了给个性化价值决定理论提供一个出发点，我们还必须直接进入这一关系，把它用数学那样的语言刻划出来，这当然也是我写作“注意力的经济学描述”（《经济研究》2000年第10期）和“符号交往的经济学”的目的（《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1期）。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新古典分析框架所设定的四个结构——资源、偏好、技术、制度，在人们的观念体系日新月异的交互作用之下将不再是不变的结构，从而一般均衡的存在性也将成为问题。这当然就是我们提出和研究“新经济的经济学”的动机所在。
　　其次，新经济的经济学，至少在我个人目前的理解中，与老的经济学原理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分，二者都可以从经济学一般均衡分析和演进理论的方法论当中推导出来。而在实践方面，与任何原理的应用一样，实践本身总要提出高于理论的命题，这些命题使具体实践中的经济学超越了原理中的经济学，就好象“中国的”（或者印度的、美国的、德国的、等等）经济学超越了经济学原理一样。
　　第三，我用以导出“原理性”经济学的方法，无非也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惯用的方法。这方法早被著名的经济学家们，例如曾做过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长的尼古拉斯.卡尔多概括为“特征事实”法了。而所谓“特征事实”，又与社会学理论家，尤其是韦伯的“理想型”研究方法有思想史上的近亲关系。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说，经济学一般方法在1940年代的提出和定型，受到了当时西方思想传统的几个主流学派的基本方法的影响。这几个主流学派给经济学方法论带来的影响是：（1）经验主义的命题陈述与检验，（2）逻辑实证主义的命题分解与概念检验，（3）历史学派的“理想型”抽象方法，（4）数理逻辑和新康德主义的公理体系与演绎方法。
　　第四，受到上述影响而形成的经济学方法，如我在另一篇论文中指出的，不可避免地带着内在的矛盾，尤其是演进主义的思路与一般均衡的思路之间的冲突。而正是这样的内在紧张驱使一个学科向前发展（参见汪丁丁“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1期）。因此，我们不必指望自己的理论能够消除这样的内在矛盾，相反，我们应当充分意识到这些内在矛盾并且因此而能够指出自己的理论的各种局限性，从而可以避免理论本身的“帝国主义倾向”。
　　最后，新的，个性化的经济，其基本的分析单元，在一般的经济学方法论看来，仍然必须是“个体的”、“微观的”、“局部的”，而不能是“整体的”、“宏观的”、“一般的”。只不过，如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贝克尔所做的那样，在个体行为的理性分析框架中，必须融入群体对个体的影响，在经济学微观视角中，必须旁通以社会学的演进视角。
　　说过了这许多繁琐的哲学的前提，我们可以进入这篇短文的正题了。这个所谓的“正题”，就是要把个性化经济，在我个人的理解里面，用上面说过的那种“特征事实”刻划出来，以求塑造一种“问题意识”，在这一问题意识的视界之内，我们便能够进一步提出有意义的问题，以及探讨问题的解答。
　　如果我们观察诸如“网络技术经济”或“生物技术经济”这类的新的经济形态，我们不难同意新经济之不同于老经济的给人印象最深的方面，似乎就是新经济的生产过程的各种投入品的”知识”密集性。传统的工业或农业的生产过程以“劳动”、“资本”、和“土地”为基本的投入要素，而新的生产过程的扩张与增长似乎不再取决于这些传统生产要素的投入量的变动了。这让我们马上想到1950年代末期诺贝尔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提出的“剩余”现象——在国民经济统计基础上回归而得的宏观生产函数的物质要素投入量的变动只能解释国民收入增长率的75%，剩余的四分之一必须寻找新的“要素投入”来解释。而且，索罗统计的劳动与资本的投入总量已7经是按照不同类型劳动力与资本品的不同价格“加权平均”之后的总量，其实质已经是承认不同单位投入品的个性差异的统计，如果不做如此处理的话，索罗“剩余”将高达40%，因为对1960年代以后的美国经济来说，大部分的国民收入增长是由现代服务业的扩张提供的，而现代服务的特征就是服务的个性化以及相应的“个性化定价”。尽管今天还经常可以看到诸如“制造业工人每周劳动时间”这样的统计数字，但人们对这些数字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劳动投入的变化持了普遍的怀疑。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自1990年以来始终保持着的高增长率和低通胀率并存的趋势，正说明了企业所雇佣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并没有增加，但单位劳动时间内投入的知识含量却不断增加，从而导致平均国民收入的大幅增长，这增长了的收入只有一部分作为增长了的劳动报酬支付给劳动者，其余的部分则转变为不断下降的单位产品的价格，转移支付给了消费者。
　　上面的回顾让我们有充分理由接受这样一个特征事实：现代经济的“常态”是在要素投入“量”不变的条件下通过改变要素投入的“质”，即每单位投入所包含的知识结构，来提高经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