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论、经济人与李约瑟问题

——系统论类比和“经济人史观”应用

许平中

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了古代中国在应用技术上长期领先的事实。他感到奇怪的是，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在科学实验发明的基础上构筑起理论体系，如西方那样发展出现代科学呢？这一问题后来被称为“李约瑟问题”。中国人给自己提出的类似问题是：为什么近代中国大大落后于西方？或者，中国封建社会何以长期发展缓慢乃至停滞？1979年11月16日，陈平（现为物理学博士，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同时发表署名文章《中国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长期动乱贫穷闭关自守的病根》（以下简称《病根》），从生态，技术，人口之间的相互作用探讨了中国农业社会停滞的原因。此后，陈平又引入复杂系统科学的原理探讨“李约瑟问题”，形成了更加系统化的观点，于2002年5月作了《从李约瑟问题到亚当·斯密困境》（以下简称《困境》）的演讲（载《在北大听讲座》第七辑，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介绍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

读了《病根》一文，笔者深为震动，感到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陈平应用全新的方法论证了笔者以前朦胧意识到但无法归纳的观点，主要有：1、社会形态演进规律对中国并不适用；2、人口循环是中国王朝循环的基础原因；3、宏观历史问题应当由微观地理条件得到说明。在笔者看来，《病根》的发表如拨云见日，为中国社会史研究指明了正确的途径。

受陈平文章的启发，笔者也开始探讨中国社会长期发展缓慢或停滞的原因问题（后来才与“李约瑟问题”联系起来），几年中也搜集了不少材料，但由于缺少科学的分析框架（模型），没有搞清技术发现和发明的基本原理，所以10年中没有取得什么成果。1989年，华夏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 诺思（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撰《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该书应用“经济人行为原理”，令人信服地阐明了技术发明的一般原理和西欧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我用诺思的方法对照分析西欧和中国不同的环境条件，对“李约瑟问题”得出了与陈平教授不尽一致的看法。下面我先简单介绍和评述陈平在《病根》和《困境》中的见解，再谈谈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一、系统论的引入和生态、人口、技术的相互作用

陈平认为，按照生物进化论，越是高级生物其适应环境的能力就越强，就越具有稳定性。但系统论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不是复杂的高级系统，而是简单的低级系统才具有适应性和稳定性。例如蚯蚓和人比较，蚯蚓结构简单，但把蚯蚓砍成两段，它们不但都可以存活，而且能够变成两条完整的蚯蚓，这说明蚯蚓具有很高的适应性和稳定性；与蚯蚓相比，人则是一个复杂系统，但把人砍成两段，马上就会死去。因此，系统越复杂，就越缺乏稳定性。复杂性和稳定性之间，有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

陈平认为，两千多年来，中国始终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结构，社会是一个简单系统，所以就比西欧的社会稳定，缺乏发展的动力和机会，没有产生工业革命。

陈平认为，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还可以用封闭系统不具有演化为高级形态的能力予以说明。热力学把系统分为孤立系统、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三类。在孤立系统中，熵（表示系统的无秩序程度）永远是增加的，系统内部的秩序一定要瓦解；封闭系统的特点是无法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所以不可能产生类似高等生命体那样的由低级到高级的演化；只有开放系统需要不断地和外界交换能量流、物质流和信息流，具有向高级形态演化的能力，能够形成事物的高级形态。

陈平认为，中国历代帝王都实行“重农抑商”、“闭关自守”政策，说明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系统，所以不可能演化出资本主义那样复杂的社会形态。西欧的情况正好相反，那里很早就实行重商主义，鼓励对外贸易，基本上是一个开放系统，所以能够演化出复杂结构，出现资本主义这一高级社会形态。

那么，中国何以实行“闭关自守”从而形成了封闭系统，西欧何以实行“重商主义”从而形成了开放系统呢？

陈平认为，中国实行“闭关自守”而西欧实行“重商主义”，根源于它们不同的食物结构。中国的主要食物是粮食，社会自己生产、自己消费，不需要与外界交换产品，所以历代帝王都实行“闭关自守”政策。欧洲是以牧牛为主的农牧混合经济，食物中肉类一直占很大比重，肉类只有做成腌肉才能够保存，这就需要盐和香料，但香料产于遥远的东南亚，必须通过贸易或者掠夺才能得到，所以欧洲都重视对外交往，实行重商主义政策，这就形成了对外开放型经济。

那么，中国为什么形成了粮食为主的单一食物结构呢？陈平认为，这与历史上中国的气候变化有关。中国商代气候非常暖和，当时有大量牲畜存在，也像欧洲那样是农牧混合经济。但到周代气候非常寒冷，牲口大量冻死，只有耐寒的粮食作物能够生长，此后就形成了以粮食为主的单一食物结构。

陈平认为，亚当·斯密、马克思、列宁都十分重视劳动分工的作用，但他发现中国历代统治者直到毛泽东都强调要自给自足，这是什么原因呢？陈平认为，以粮食为主的单一食物结构造成有粮则有兵，有兵则有权的因果关系，所以统治者都十分注重征收和掠夺粮食，这就强化了以粮食为主的单一种植结构。与畜牧业相比，粮食种植所需土地资源较少，同样土地能够供养较多人口，这就造成中国较高的人口密度。稠密的人口与单一粮食结构这两个条件，又使得统治者能够组织大规模的战争。中国历史上战争规模远远超过欧洲，参战兵员往往达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就是由于粮食和人口的特点。同样由于粮食和人口的特点，中国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也远远超过其它国家，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引起社会大动荡，人口大量毁灭，经济严重破坏，统治王朝灭亡，社会结构的正常演进过程被打断，结果社会又退回到简单结构和稳定状态。

亚当·斯密认为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起源的核心，而分工则受市场规模的限制（斯密定理）。陈平认为，分工除受市场规模限制外，还受资源种类和环境涨落的限制，如果资源种类很少，就会很不利于劳动分工的发展。中国以粮食为主的单一消费结构，是阻碍劳动分工发展的重要原因；如果环境涨落过大，系统向复杂性演化的过程经常被破坏，那就不可能形成劳动分工。中国历史上周而复始的农民起义和王朝兴亡使得环境涨落过大，打断了社会向复杂系统、高级形态演化的过程，破坏了生产技术的延续和积累，结果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因王朝更迭而失传，后人不得不重复过去的发明创造项目，重新开始技术积累。由于社会不能形成连续进步的系统，所以中国就没有出现复杂的劳动分工，历史也陷于周而复始的循环。

二、技术进步的经济学原理

陈平用系统的复杂性与稳定性此消彼长的关系来说明中国小农社会的稳定性，为我们认识传统的中国社会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他用系统的开放性和封闭性来说明西欧和中国的巨大反差，把我们对宏观历史问题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用生态、技术和人口的相互作用来解释中国的社会状况，为探讨李约瑟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模式。

不过严格说来，用系统的简单性和封闭性来说明中国社会的停滞，只具有类比意义。类比是否贴切，还要看具体条件是否具有可类比性。物理学在研究系统时可以严格限定条件，所谓封闭系统具有绝对性。而社会系统却大不相同。例如，尽管从社会之间的交往上说，我们可以认为美洲的玛雅社会、印加社会，澳洲的土著人社会以及传统的中国社会都是封闭的，但社会又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组成社会的“个人”都要不断地从自然界获取营养并向自然界排放废物，所以社会要不断地与客观环境交换物质、信息和能量。从这一角度说，任何社会都不符合封闭系统的条件。单从社会之间缺乏交往就判定一个社会属于封闭系统，从而说明它不具有发展能力，缺乏说服力。

当然，陈平并没有把简单系统和封闭系统作为论证中国长期停滞的“论据”。他十分清楚，尽管西欧社会的开放性和中国社会的封闭性是公认的，但问题在于解释它们何以形成如此不同的特点。按照陈平的看法，西欧形成开放系统是由于对亚洲的香料需求，中国形成封闭系统是单一粮食结构。尽管香料需求和单一粮食结构都符合实际，但这样简单化地认识很难令人信服，人们会问，如果香料需求能够改变西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那么香料的输出不是更应该能够改变东南亚产地人们的生活方式吗？

探讨社会状况的原因，应当明确社会运行的基本原理。按照唯物史观，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那么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普列汉诺夫认为，生产力发展的状况，首先应当归结为地理环境的特点。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都把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归结为生产技术的变革或突破，那么生产技术突破有没有原因呢？它是偶然出现的，还是具有必然性？如果是偶然的，为什么中世纪后期西欧出现了那么多技术突破，而中国在封建社会的两千多年中，（对生产关系具有革命意义的）生产技术却几乎没有出现任何重大突破呢？如果技术突破具有某种必然性，那么这种必然性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现代经济学认为，人的活动离不开对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利益追求是人类行为的永恒动机，只有那些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过去往往把生产技术进步看成是象鲁班发明锯子那样是偶然出现的。偶然性的技术创新在历史上确实也起了很大作用，不过它们之所以能够在世界各地陆续出现，正是因为它们不需要多大成本。等到偶然性的发明创造大都被人们掌握，剩下的都是一些依靠偶然性无法突破的发明项目时，生产技术就会陷于停滞。道格拉斯·诺思在其《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用人类发明计时钟的过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原理。

15世纪时，为确定远洋航行中轮船在海洋中的位置需要测算经度，而测算经度需要一座在远洋航行期间保持精确的计时钟。西班牙、荷兰、英国都都陆续宣布对发明计时钟给予巨额悬赏。这笔悬赏一直持续到18世纪才由英国的哈里森获得，他为了研制计时钟几乎耗费了半生精力。假如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患疾病死亡，那么计时钟就还会被他的儿子或是其他人发明出来，因为高额赏金是刺激人们进行研制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赏金，发明成果在出售后因为被人仿制而使发明人所获收益大大低于他所付出的代价，就不会有人去进行这种研制。仿制他人的发明成果具有一种现代经济学称为“搭便车”的利益，所以人们都想等待别人发明出来之后进行仿制，于是社会只可能出现一些像鲁班发明锯子那样的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简单的或偶然性的发明创造。

不过，虽然高额赏金能够刺激发明创造活动，但政府悬赏的只能是重大而又紧迫的项目，事事都靠政府悬赏是不现实的，于是保护发明者利益因而能够给予创造活动经常刺激的专利制度被人类发明了出来。此后欧洲的许多发明创造都是在专利制度保护下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专利制度的保护，许多发明创造的预期收益远远低于预期成本，因而根本不会有人去进行研制。古代中国没有形成保护发明者利益的制度，所以出现的发明创造大都具有简单和偶然的性质。

需要说明的是，早在专利制度形成以前，西欧已经出现了一系列技术突破，所以最早的技术突破并不是专利制度刺激的结果。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西欧生产技术的突破，是人们利用市场带来的盈利机会的结果。下面作简单介绍。

三、技术应用和技术突破都受制于市场发展

直到中世纪前期，西欧大部分地区还是人口稀少的广袤的荒野。中心地区人口的自然增长导致边远地区的开垦。新区之间以及新老地区之间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差异导致自然产品的差异，这就引起对交换的需求，于是首先形成了小范围的商品交换市场；西欧广泛的水路运输使得运费低廉，粮食、木材、羊毛、咸鱼、酒类等基本产品（低值笨重货物）也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于是逐渐形成了辐射范围广阔的大市场。市场扩大刺激了制造业的发展。靠近市场地区信息灵通，人们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生产，逐步形成了专业化的制造业中心。制造业的专业化刺激了分工。羊毛织品是当时西欧主要的制造品，其制造过程可以分解为许多细小的工序，精细的分工使人们只需要重复简单的操作，简单的操作“将人们天生的发明欲集中在 有限的一些难题上”，促使人们考虑用机械代替手工，用自然力（水力和风力）代替人力和畜力。发明那些从事简单操作的机械，研制成本大大降低，而创新收益则因产品具有广阔的销路而十分可观。换句话说，市场发展既间接降低了创新成本，又直接提高了创新收益，这就吸引不少人进行研制，于是西欧出现了一系列技术突破。简单地说，市场盈利是刺激技术创新和突破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市场发展造成的纯收益的提高，西欧生产技术的突破是不可能出现的。

尽管诺思阐明了西欧出现技术突破的基本原因，但他并不认为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如果只是一个技术问题，那就无法解释许多国家何以在引进技术后仍然没有理想的发展结果）。大量历史事实表明，技术能否对生产发展起重要作用，关键问题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技术有没有广阔的应用市场，在于人们能不能利用市场获利。例如南欧人早已发明了利用水力和风力的技术，但是这些技术在南欧并没有起到重大作用，后来在欧洲西北部得到了推广和应用，大大促进了经济发展；再如，中国人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在中国所起作用很小，传到欧洲却对新兴阶级战胜旧制度起了重大作用。同样的技术在不同地区具有如此不同的作用，关键就在于不同的市场环境……

过去，人们在探讨生产力发展原因时片面强调技术而忽视市场的作用，结果使历史科学走进了死胡同。作为“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诺思强调市场发展促使西欧逐渐形成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组织和制度，从而加速了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作为唯物史观的信徒，我们则注重社会运行的客观物质基础，努力探讨西欧何以形成了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如此有利的市场环境。

我们根据马克思、普列汉诺夫和陈平的论述，结合诺思著作中阐明的西欧兴起的过程和原理，认识到西欧和中国市场环境的巨大反差，不是由于海洋文明和大陆文明、进取精神与保守意识、民主思想和专制主义的不同，而是由于根本不同的地理条件。下面我们先分析市场发展的一般原理，再根据这一原理探讨地理条件对中国市场发展的制约。

四、市场发展受制于地理条件

陈平认为西欧形成开放社会的基本原因是对亚洲的香料需求，这一观点在陈平以前还没有人说过。我们对这一看法存在疑义：如果说微不足道的香料需求就能够使广阔的欧洲产生对外开放型经济，那么输出香料的摩鹿加群岛不是更应该形成开放经济吗？

实际上，对欧洲人来说，香料产地过于遥远，几经转手云到欧洲以后价格已经很高，对普通百姓来说就成为尽量节约消费的奢侈品，对一般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并不大。历史上对人类进步具有重大促进作用的商品贸易不是许多世纪以前跨大洲、越大洋的丝绸、香料、瓷器、象牙、金银、珠宝等奢侈品的转手交易（在古代运输条件下，只有奢侈品才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而是南欧、西欧和北欧以低地国家尼德兰为中心的粮食、木材、羊毛、鱼类、酒类等农、林、牧、渔基本产品的贸易。基本产品的贸易使劳动价值最低的农民也能够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获得比较利益，从而有能力购买工业制造品，制造品销路的扩大又刺激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引起操作过程中精细的分工，从而刺激了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

从市场发展的原理看，基本产品的交易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发展起来。一方面，“基本”产品产地广泛，各地生产成本差别不大，所以没有交换的必要；另一方面，基本产品大都具有低值笨重的特点，所以很难承受远距离高额的运输费用。从这两方面看，基本产品的交易只能够在那些很特殊的地方发展起来，这些地方要具有小范围内产品差异大、大范围内运输费用低的特点。产品差异大使得各地的比较利益明显，运输费用低使得比较利益能够实现。西欧就正好具有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例如尼德兰（现今的荷兰、比利时）面积只有七万平方公里，但降水多的地方每年达1300毫米，降水少的地方却只有600毫米，这就导致自然产品差异很大，各地具有明显的比较利益，由于河流密布，并且大都是四季通航，各地比较利益能够实现，所以这里最早产生了大规模的基本物品的交易市场。

四大文明古国都坐落在大江大河流域，自然地理条件单一，在人们力所能及的空间范围内，产品基本上都是相同的，根本不可能刺激商品交换的发展，所以它们的生产技术、社会结构就都一直维持在传统状态。中国比其他文明古国更为典型，地理条件与西欧几乎正好相反，因为在文明本部黄河流域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地域内，明显具有产品差异小，且缺乏通航河流的特点。

（1）东西方向上产品无差异，无交换必要。

我们知道，黄河流域属于暖温带的半湿润地区。两千多年来，尽管地球上气候也有变化，但总体变化不大。中国一月份的零度等温线，七月份的28度等温线，年降水量800毫米等降水量线（即中国地理上重要的气候分界线秦岭——淮河），大致是文明本部的南界；而一月份零下6度等温线，七月份24度等温线，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大致在这一地区的北界。换句话说，黄河流域的气温线和降水线都是东西方向，所以东西方向气候基本相同，这就使得东西方向农作物的品种大致相同，例如夏收作物主要是小麦，而秋粮则主要是菽和粟（近代则是玉米）。如果我们从该地域最西端陕甘交界处一直走到最东端的山东半岛，所到之处，物产几乎都是相同的。在这一近百万平方公里范围内，东西方向上基本产品没有多大差异，各地之间不存在比较利益，不能刺激商品市场的发展。

（2）缺乏南北通航的河流，陆路运费太高。

在黄河流域的南北之间，气温和降水都有一定差异，因而自然产品也有一定差异，例如北部基本上都是旱地，产麦粟等旱地作物，往南逐步有少量水田，可以种植水稻。但是南北方向没有河道可供通航，产品交换只能依赖陆路运输。在古代肩挑背扛牲口驮的条件下，陆路运费至少等于水路运费的30倍，基本产品根本不能承受这样高额的运输费用。所以由农民自产自销形成的陆路市场，辐射半径大都不超过10公里。在相距10公里的两地之间，自然产品很难有什么差别（即不存在比较利益），所以依靠陆路运输根本不可能形成大规模的基本物品的交易市场。

由于中国自然产品差异小，陆路运输费用高，在任何两地之间，基本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都补偿不了运输费用，所以从事基本物品的交换是无利可图的。中国一直没有形成大范围的基本物品的交易市场，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东西方向上产品的无差异和缺乏南北走向的河流，是两千多年来制约商品经济不能够发展的根本原因。

五、“广义斯密定理”的逻辑缺陷

斯密定理指出分工受制于规模经济，陈平认为除此以外，分工还受制于资源种类和环境涨落，从而提出了“广义斯密定理”。从直观上看，我们很难对补充后的广义斯密定理提出疑义。但是，这一补充似乎经不起逻辑上的推敲。下面我们提出自己的看法，以请教于陈平教授。

我们知道，分工在西欧兴起中处于关键的地位。分工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或环节：第一个阶段是行业分工，它形成农林牧渔矿产品的专业化生产，使各地的比较利益能够实现；第二个阶段是操作过程的内部分工，例如制造一根缝衣针分解为十多道工序，羊毛加工纺织可分解为几十道工序，技术创新主要就来自于操作过程的分工。由于操作过程分工是在行业分工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受制于行业分工。行业分工显然受制于资源种类，而资源种类则取决于地理环境。

考察资源种类、规模经济与劳动分工的逻辑关系，可以认为，在第一个环节中，资源种类是分工的直接条件（只是必要条件），经济规模受制于分工；在第二个环节中，经济规模（大）产生了分工，即“分工受制于规模经济”。这样，“规模经济”在“行业分工”之后，又在“内部分工”之前。斯密定理所说的劳动分工受制于规模经济，从逻辑上看只能指“内部分工”。陈平把资源种类作为劳动分工的制约条件，如果指“行业分工”还是很符合逻辑并容易被人理解的。但是他把资源种类与经济规模并列为劳动分工的制约条件，在逻辑上并不合适。

陈平提出资源种类对劳动分工的制约，是为了说明中国单一的粮食结构不利于分工。不过单就资源种类来说，人们都知道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和气候复杂多样，农林牧渔基本产品几乎无所不有，矿产品的种类也很多，所以往往用“地大物博”来形容中国。但是资源种类多少是一回事，能不能有效利用则是另一回事，关键问题在于不同资源的空间距离，如果距离太远、运费过高，不同资源无法实现交换，那么资源种类多对劳动分工也没有意义，资本主义兴起就无从谈起。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另外，从比较利益原理分析，即使一个地区的资源种类很多，但周围地区也都有同样的资源，各个基本经济单位（例如村庄）的资源种类相同，那么也不会引起交换，不会形成生产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

按照陈平的意见，分工还受制于环境的涨落，如果环境涨落过大，资本、技术的积累过程都会被破坏，也就不会发展到相当程度的分工。这一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可以设想，如果欧洲经常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其劳动分工和资本主义经济也就不会发展起来。

不过，我们很难具体分析环境涨落对社会发展的意义。假如劳动分工的其它条件都已经具备，那么要形成适当规模的劳动分工，需要多大地域在多长时期内具有稳定的环境呢？历史上统治云南大理一带的段氏政权存在了三、四百年，朝鲜历史上的王氏高丽、李姓王朝都延续了好几百年，可以认为在四、五百年中那里的环境涨落并不大，但其内部都没有发展出劳动分工。就全国范围说，汉唐明清四大帝国延续的时间都是200到300年，全国这么长时期的稳定环境没有发展出劳动分工，恐怕不能归咎于环境涨落过大。

退一步说，即使大规模的社会动荡确实打断了社会分工，它也主要是通过破坏商品市场发展的宏观环境，抑制了市场规模和生产规模，使经济规模达不到劳动分工所需要的程度。很难说环境涨落能够直接破坏行业内部劳动分工的连续性（历史上只有欧洲出现了大规模的内部分工还没有被破坏），也很难说环境涨落使内部技术积累失传（陈平以朱元璋打碎元朝的“计时仪”来说明技术在改朝换代中的失传，但这一例子不能证明“生产技术”的失传）。说到底，环境涨落对劳动分工的制约，实际上仍然可以归结到对经济规模的限制。因此，把环境涨落与经济规模并列为劳动分工的制约条件，逻辑上也存在问题。

六、因素的相互作用对探讨终极原因无用

《困境》一文在说明资源种类是劳动分工的限制条件时顺便提出，“资源是技术的函数”。这一论断本身是正确的。随着技术的提高，人类可以利用的资源种类也大大丰富了，煤炭、石油、核能都是随着技术的提高而逐渐被人认识和利用的。从现代资源利用的角度来看，资源确实是技术的函数。但是，既然我们把资源种类作为劳动分工的初始（制约）条件之一，又提出它本身是技术的函数，那么技术又是什么“因素”的函数呢？这就又使我们回到“李约瑟问题”的起点。

我们既然承认劳动分工对资本主义兴起的关键作用，就隐含着承认分工制约着技术创新，由于提出“资源是技术的函数”，于是我们就得到“技术受制于分工，分工受制于资源，资源又受制于技术”，由此得到了三因素的循环关系。

在社会运行的过程中，几种“因素”的循环作用、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各因素对结果的综合作用无疑都是存在的。但在探寻社会现象的根源时，借助于“因素”的循环作用、相互作用、综合作用只会引起逻辑上的混乱。因为关键问题在于，这些“因素”是从哪里来的，它们是原始的自变量对最终结果产生影响，还是由其它变量决定的因变量（也称为中间变量）对最终结果发生作用。遗憾的是，陈平在论证中也没有区分原始自变量和中间变量，在探讨中国长期落后的“根源”（病根）时，也是借助于相互作用，结果应当作为原始自变量的“资源种类”，却被当作技术的函数而与经济规模并列为劳动分工的制约条件；而环境涨落这一更为宏大复杂因而更难确定其制约条件的社会现象，却被作为劳动分工这一单一问题的制约条件纳入模型之中。但是要解释中国何以出现环境涨落（即农民起义和王朝循环），一点也不比解释何以未出现劳动分工来得简单。这样，在解决“李约瑟问题”的道路上，“广义斯密定理”没有使我们前进一步。

七、社会终极原因的逻辑探讨

历史是社会运行的过程。社会由“个人”所组成，所以历史是个人活动的总和。要阐明社会状况，必须从分析个人活动入手。

人的活动都是为了满足需要。按照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研究成果，人的需要共分五个层次，由低到高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其中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产生于人的“自然属性”，而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产生于人的“社会属性”。按照经济学原理，需要的满足程度称为“效用”，效用的大小可以用数量表示，并且可以加总求和。人类一切活动都可以概括为“追求效用的最大化”，这一原理就称为“经济人理性选择原理”。

社会运行的过程可以归结为：

1、 个人搜集“客观环境”产生的信息；

2、 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进行加工“选择”；

3、 按照“选择”的方案采取行为（活动）；

无数个人行为（活动）结果的总和就构成新的社会状况，它是下一轮客观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简单地说，“社会状况”是“经济人”在特定“客观环境”下“理性选择”的结果。人一生下来，就被“嵌入”到“客观环境”中。经济学认为人的选择倾向是确定的，于是“客观环境”和“选择结果”就具有稳定的对应关系。我们可以把“客观环境”产生的信息看成“自变量”（H），把选择功能（倾向）看成对应关系（f），把选择结果看作由自变量和对应关系所决定的“函数”（S），那么“理性选择原理”就可以简单地表示为：

S=f（H）

作为自变量的“客观环境”（H）包括三个方面：1、自然地理条件（Z）；2、生产工具等物质技术成果（J）；3、组织、制度和文化环境（W）。于是理性选择原理可以具体化为：

S= f（Z、J、W）…………（1）

但是，物质技术成果（J）以及组织、制度、文化环境（W）又是前人在特定环境下理性选择的结果，所以它们都是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中间变量（有人称为介入变量），追根溯源，它们是自然地理条件的函数，即

J=j（Z）, W=w（Z）…………（2）

（2）代入（1）式，得：

S = f［Z、j（Z）、w（Z）］…………（3）

这一公式一方面表明，物质技术成果和组织、制度、文化环境是社会运行过程中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又表明它们都是由自然地理条件（Z）决定的中间变量。如果略去中间过程而只考虑独立自变量，公式就可以简化为

S = f（Z）

在社会产生之初，其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包括位置、轮廓、地形、气候等就是决定人们理性选择的环境。我们把原始条件（变量）用Y表示；在社会运行过程中，除了原始条件继续发生作用以外，还经常掺入一些“外生变量”，如天体撞击、地震、火山爆发、气温和降水的年际变化等，我们把这些外生变量用B表示。这两类变量的作用不同，Y决定了产品的基本生产成本，从而决定了基本的环境人口容量；B中的天体撞击、地震、火山爆发很少，经常起作用的是“气候”中变化的部分，它往往造成自然灾害，引起人口和社会的重大波动。

按说，原始条件在某一社会运行过程中不是变量而是常量，但是，不同社会发展进程的差异主要根源于原始条件，由于历史过程不能实验，我们就要经常对不同社会历史进程进行比较，而在不同社会的比较中，原始条件就是最重要的“变量”。这样，理性选择原理又可以具体化：

S = f（Y、B）…………（4）

这一公式表明，社会是“经济人”在基本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变化条件下 “理性选择”的结果。笔者把这一原理称为“经济人史观”。下面我们应用“经济人史观”对中国古代社会给予简单分析。

八、小农结构、宗族制度与专制主义

几千年来，中国最基本的社会结构是小农经济，最高层的政治机构是专制主义的中央王朝，处于小农和王朝之间的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就是血缘宗族。近代以来，人们大都对小农结构、宗族制度与专制主义采取严厉批评态度，但很少有人对其进行客观的经济学分析。

马克思认为，小农是保守的，1848年革命使法国小农获得了选举权，他们选举拿破仑一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为总统，这人此后又发动政变建立第二帝国，造成了二十多年的波拿巴专制主义统治。中国共产党人完全继承了马克思对小农的批判态度，从陈独秀、李大钊直到毛泽东，都认为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在于小农结构。由于中国民主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推翻专制制度，而人们又公认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是小农结构，所以革命领袖批判小农结构具有必然性。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人终于获得了消灭小农经济的力量，毛泽东于1956年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政策，1958年又建立共同吃饭的大食堂，这就从生产和生活两方面消灭了小农结构。不过从1959年起就发生了连续三年大面积的自然灾害，粮食大幅度减产，可供食用的东西全被吃光，许多地区出现饿死人现象，集体生产和生活实在难以为继，结果毛泽东被迫同意解散食堂，实行“土地下放”政策。如果不是“天公”的惩罚，很难设想毛泽东何时会批准解散食堂。但天公的“惩罚”也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消灭小农的重大错误（人祸），当农民刚缓过气来，毛泽东就严厉批判1962年的“右倾”，1965年又实行了集体化生产（生活中的大食堂是再也不敢恢复了），使中国农业长期萎缩不前。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农民在邓小平指导下又一次下放土地实行家庭经营，实际上恢复了小农结构，使中国农业从根本上打了翻身仗。

作为在广阔地域内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小农结构从来没有被深入研究。历史上小农生生灭灭，但小农结构却几乎不变，肯定是由于它适合客观环境（用唯物史观的术语说就是它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下面我们利用现代经济学的“规模经济原理”，以黄河流域的地理条件为例分析小农结构的客观性。

黄河流域是温带季风气候，年降水量六、七百毫米，夏秋多雨，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在文明产生初期，这里的农业是靠天收成的，不需要修建水利网予以灌溉（利用井水和渠水灌溉是后来的事）。在春秋战国以来的几千年中，农业主要使用锄、锨、犁、耙等适合于单人、单户的劳动用具。在这种环境和条件下，单个农户不与其他农户结合完全可以进行生产。农户一般以一对成年夫妻为核心，男耕女织，每户大约五六口人。农户不能再小，再小就不能实现其生产（生活资料生产和人口生产）功能；它也不适合于再大，规模增大对生产并无益处，却无端增加了管理费用，引起分配中的矛盾和斗争。单家独户生产不牵涉与其他农户分配产品的问题，农户完全为自己劳动，积极性可以发挥出来。从经济学上说，中国农户的大小正好能够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历史上在每一次大规模的社会战乱、王朝更替以后，社会总是形成同样的小农结构，就是由于农户正好能够实现规模经济效益。

中国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和血缘宗族组织，也可以由现代经济学的公共产品理论和交易费用原理给予合情合理的解释。

所谓“公共产品”，是指象国防、交通、立法等一些不通过市场交换，而由政府提供的商品和劳务。自从人类进入定居农业以后，就总是有人用偷盗和抢劫来获得产品，这就迫使农民对村庄防卫投资；另外，农户之间在生产和生活中也会产生矛盾和纠纷，解决纠纷往往需要有人从中进行调解和疏通，也就是需要有人提供“公正”。“保护”和“公正”是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具有技术上或经济上的非排他性。例如，人们不可能把那些不愿意为“国防”出资的居民排除在“消费”者之外，这是技术上的非排他性；又如，修筑一条乡间土路，要“排除”不出资者对它使用，必须增加设施和雇用人员看管，在经济上显然很不合算，这是经济上的非排他性。公共产品还具有非竞争性，即无论增加多少消费者，都不会减少其他人的消费，例如在村庄防卫中，不会因别人增加了安全而使自己的安全减少。公共产品一旦生产出来，人们便不可能不享受。由于不出资者也能受益，所以人们都想让他人为村庄防卫和修筑道路出资出力而自己却坐享其成。为要克服这种“白搭车”的刺激，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确立政府权威并向一切受益者征税。因此，政府实际上是向居民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公共产品，而以税收作为报酬的组织。公共产品也需要生产成本，因为提供有效“保护”需要训练有素的武装士兵，提供经常性的“公正”需要有解决纠纷的组织和人员。在原始时代，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较少，氏族和部落的首领就承担了向其成员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责。武王伐纣后的大分封时代所分封的诸侯国，其功能就是为它统治下的居民提供保护和公正。当时的诸侯国实际上是血缘宗族和按地域“行政单位”的结合，所以某国的居民就是某个姓氏的族民，现代的不少姓氏就是由诸侯国的国名演变而来的。

公共产品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如果要对居住在田野上的单个农户进行有效保护，其费用就会大大超过其全部财产的价值，经济上显然得不偿失，所以农户都聚居为村落，以便组织起来进行自保。从保护的角度看，村庄规模越大越好。但是从生产方面说，村落越大，耕地距居住地也就越远，耕作、施肥和收获时花费在途中的无效劳动也越多，成为规模不经济。实际形成的村庄，就是在保护方面规模经济（越大越好）和生产方面规模不经济（越小越好）之间的平衡。从国家对边境的防卫来说，也很容易说明公共产品的规模经济效益，因为国家收益可以按所辖地域（面积）成比例增加，而费用却只按其周长的比例增加。由于地域面积扩大100倍，周长才扩大10倍，所以国家管辖范围越大，单个居民享受公共产品所分摊的防卫费用就越低。由于规模经济原理的作用，在那些相对完整的地理单元中，总是能够形成统一国家，因为统治者都极力扩大统治范围，而居民也都拥护建立统一国家。

在中世纪的西欧，对农户提供保护和公正的职责是由庄园领主施行的。中国的黄河流域，地面辽阔，地理条件相对单一，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较为稠密的人口，村庄之间已没有多少荒野，有组织的盗匪团伙没有多大活动余地。在这种环境下，农民对“保护”的“需求”，也不象西欧农民那样迫切，一支规模很小的武装就可以对较大范围进行流动保护。从很早时起，中国就形成了由县衙承担对农户提供“保护”和“公正”的制度。县域范围内的行政管理以及刑事、民事案件，都由县令（百姓称为县太爷）一手处理。不论离县城多远都要到县衙解决纠纷（享受“公正”），显然有很多不便。于是，村庄和宗族也部分承担为其族人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基本公共产品的任务。

宗族就是由同姓农户组成的血缘家族，同一个宗族，都有共同坟地、共同族谱和共同宗祠。宗族明显带有原始时代氏族传统的影响。通常，一个村庄由一个或数个宗族组成。由于单个农户具有规模经济效益，所以中国早就就形成了弟兄门平分家产的制度，这一制度使大家庭分解为小农户，世世代代的繁衍分立，就形成了宗族。由于大型设施和用具不可分割，所以分立后的农户还往往共有或共用大型用具和设施，在收获和播种季节互助合作（农忙时适度规模比较大）；另外，婚丧大事需要很多人手帮忙，必须由宗族共同组织和实施，直至现在，一般农户脱离宗族还很难维持下去；最后，由于宗族由农户分立而来，农户的耕地和住房大都同宗为邻，所以生产和生活中的纠纷就大都发生在同宗农户之间，于是宗族在解决纠纷方面也能够发生重要作用。简单地说，宗族既便利了农户生产和生活上的互助合作，又能够为族人提供简单的公共产品。

不过，宗族没有什么强制手段，即使解决宗族内的纠纷，也并不总是有效的；如果纠纷发生在不同宗族的农户之间，有时会导致宗族之间的群斗，这就需要由县衙的“父母官”来处理。为了在大范围内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国家在县以上设立了省、道、府、州等统治机构；而抵御周边野蛮民族大规模的侵扰，则是中央王朝的职责。中国吃穿两方面最基本的消费品是粮食和布匹，它们都便于确定数量和长久保存，所以国家就以此征收赋税和向官吏、士兵支付报酬。这样，政府和百姓间就形成了这样的制度：县衙掌握少量的衙役，负责向县域内的农户提供“保护”和“公正”，作为交换，县衙通过乡、里、保、甲等基层组织向农户征取赋税。

可见，中国的统治制度和宗族组织，也都是人们在特定的客观环境下“合理选择”的结果。宗族是农户和国家间的纽带，是统治机构必要和有益的补充。

从现代经济学原理看，农民和封建王朝之间本质上也是一种通过“契约”而进行的交易——农民用赋税交换统治者提供的公共产品。任何一宗交易的成功都是需要交易费用的，交易费用可以分解为搜寻费用、谈判费用和实施费用三部分。就搜寻费用来说，一方面，农户的居住场所是固定的，力图建立统治机构的潜在统治者很容易在农民居住的地方找到他的交易对象；另一方面，对农户来说，公共产品有人送上门来“要求”交易的，所以双方寻找交易对象所费力气都不大，即搜寻费用很低。就谈判费用来说，契约的主要“条款”就是公共产品的价格。农户所“消费”的公共产品包括宏观保护和微观的保护和公正。宏观保护就是不受外部敌人的侵略而安居乐业，在传统社会的正常条件下，这一“产品”的数量是固定的，收取的报酬也较稳定；就农民所享受的微观保护和公正来说，如前所述，主要是由宗族提供的，国家提供的本来就不多，所以费用也不高，即使换一个统治者，农民缴纳的赋税也不会有多大减轻。这样，在农民看来，公共产品的价格就没有多大讨价还价的余地。实际上农民“购买”公共产品，就象现代人到不容许搞价的超市购买物品一样，只能直接接受对方标明的价格，所以双方的谈判费用几乎为零。就实施费用来说，除非农户丢下土地、财产避居他乡，否则他不具备逃避粮税的条件，如果没有灾荒，农民不会抗粮抗税，所以“契约”的实施费用也很低。由于这三个方面的交易费用都很低，结果在统治者“建立”统治机构之初，就完全由统治王朝“提出”契约条件，他们不与农民协商，也不会遭到农民的抗议，因为一般农民都认为，只要国家提供了宏观保护，他就理所当然地应当向国家交纳赋税。这样，统治者不费多大力气就将政治权力强加给了农民，以后的必然趋向就是农民对统治者的绝对服从。这就是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形成的基本原因。

过去人们往往认为，在小农的思想观念中有一种深刻的奴性，他们不要求对政治权力的参与和分享，心甘情愿地受专制王朝的压迫和剥削。但从经济人行为原理来看，政治权力的参与和分享对农民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客观上也没有什么可让农民参与讨论的政治问题）。农民不要求参与政治权力的分享，只不过是不愿意做对自己没有任何意义（效用）的事情而已。

九、人口、土地和阶级

自从人们进入定居的农业生活以来，大致有三种方式可以获得产品：一是自己生产，二是与人交换，三是偷来抢来。作为群体，农民当然不能依赖偷盗或抢劫，这就只有通过生产或者交换获得产品。但在中国的环境条件下，用交换方法获得消费品，比生产它们付出的代价更高，于是农民的“理性选择”只能是自己需要什么就调整产品结构直接生产什么，所以社会必然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

小农社会运行的一个特点就是粮食种植业对畜牧业的排挤，最后形成单一粮食的消费结构。按照生物学原理，植物及其种子（粮食）是第一营养级，植食动物（食草动物）的肉、奶是第二营养级，食肉动物（的肉）是第三营养级……。一般而论，每高一个营养级，体积就降前一个营养级的千分之一。于是同样面积的土地，粮食种植就可以比畜牧业供养多好几倍的人口。中国关中和东部广阔的平原地区地形和气候都比较单一，大多数地方都适合种植粮食，当人口稀少时，依靠放牧牲畜就能够维持生活。随着人口的增加，牧业不能供养全部人口时，人们就会耕作土地种植粮食，人口越多需要的耕地就越多。由于人口有无限增加的趋势，所以粮食种植业必然排挤畜牧业而成为主要的生产部门，畜牧业则只在那些不适合农业耕作的偏远的山地和高原地区还保留着。在《困境》一文中，陈平用周代气候变冷，冻死了大部分牲畜来解释中国形成单一粮食的食物结构，实在是没有必要的，即使夏代以来中国的气候没有任何“变化”，地理条件和经济学规律也会使中国形成这样单一的粮食结构。

在《困境》一文中，陈平谈到，美国德克萨斯州的牧牛户，6000—9000亩牧场才能供养一户三口之家，在中国这些土地能够养活几百户种粮的农民。可见，陈平对环境人口容量问题有很深刻的认识。可惜他是在论证清代人口比历史上人口最多的宋代还翻两番时才谈到这一原理的。根据我们的看法，由于这一原理的作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甚或更早），中国文明本部就形成了单一粮食种植结构，人口继续增长就达到最大的环境人口容量（约6000万）。只是由于马尔萨斯抑制的作用，才使人口升升降降，到明末大致还是这样的情况。因此，这一原理不能解释清代人口的大幅度增长。根据马尔萨斯人口增殖原理，清朝人口大幅度增长，应当是因为生活资料的增长。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教授（《美国与中国》一书）和中国中山大学的何博传老师（《山坳上的中国》）都正确地指出：明代中期从新大陆传入中国的高产作物玉米和番薯，在康乾盛世的一百多年中推广到全国所有能够种植的地区，结果同样是中国这块土地，食物产出大大增加，所以就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导致清代人口比前代人口增加了几倍。

从贫富程度看，中国人口大致可以分为剥削者地主、自食其力者自耕农和被剥削雇（佃）农，其中自耕农占绝大多数。他们的产生，都可以根据人口、土地和粮食的特点用经济学原理予以解释。

单靠自己生产和消费，农户也会产生较小的贫富差别。当人口饱和时，大多数农户的粮食只能勉强维持生存，遇到轻微灾害，贫穷者也只好出高利向富裕者借粮，如果出现连续灾荒，还本付息将使贫穷者更加贫穷，只好出卖土地以换取保命的粮食。但是土地价值（价格）大致与其产出成正比，在饥荒年月粮食昂贵而土地便宜，于是富人趁机出售粮食而购买土地。等到风调雨顺的年景，土地和粮食的相对价格正好颠倒了过来，粮食便宜而土地昂贵，这时富人又会出售土地而收购粮食……这一经济过程使富者越富、穷者越穷，最后形成出租土地或者雇佣长工进行剥削的地主和无地、少地的贫雇农……不过，由于弟兄平分遗产的制度，地主户很容易由分立转化为自耕农，所以历史上地主阶级的人数一般很少，往往不到总人口的5%，从总体上看，自耕农大致占95%以上。阶级斗争在中国历史上不占重要地位。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阶级斗争”而是自耕农谋取生存的活动，所以才会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斗争目标。

中国历史上的“环境涨落”，完全可以用人口的自发运动和外生变量的作用予以解释。土地的特点是总量不变，但产出随气候波动；粮食的特点是消费稳定（需求弹性很小，大致与人口数量成正比），但供给受气候波动影响较大；人口具有无限增加的趋势，到一定时期就达到饱和状态。中国消费结构单一，粮食的替代产品很少，人口饱和时粮食的少量短缺就会饿死人。历史上八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即秦末起义、绿林赤眉起义（反莽起义）、黄巾起义、隋末起义、黄巢起义、反元起义、李自成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等，其根源都在于饱和人口对土地造成的压力（人们对秦代人口饱和大都没有正确认识，篇幅所限，无法详细说明），而天灾往往成为大起义爆发或小起义逐渐汇集成大起义的直接原因。由于自耕农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所以他们既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社会战乱和变革的主体力量。当自耕农的生活尚能够勉强维持时，谁也没有能耐发动他们丢下妻儿老小去参加什么起义；但当他们的生活无论如何无法维持时，也绝不会待在家里坐以饿毙，这时候谁也无法阻止他们采取非法的暴力手段谋求生存。所以历史上大规模的起义都是由自耕农无法生存造成的。

这样，人口饱和就是大规模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的深层次原因，外生变量（主要是气候变化）的掺入则是“环境涨落”的直接原因。

十、重农抑商政策

长期以来，人们在解释中国社会发展缓慢的原因时，往往归咎于专制王朝的重农抑商政策和儒家思想使农民形成的保守意识。但在我们看来，尽管“重农抑商”政策和小农保守意识确实对商品市场的发展不利，从而对社会发展的缓慢或停滞造成影响，但把它们作为社会发展缓慢的原因却太显肤浅，因为它们都根源于社会经济生活，都应该用社会状况予以说明。

如前所述，由于中国基本物品差别很小，不同地区生产成本的差额都补偿不了运输费用，所以中国没有形成基本物品的交易市场。在古代中国，交易物品主要是茶叶、丝绸、瓷器、珠宝等贵重物品，也正因为它们贵重，所以对普通百姓来说它们都是消费不起的奢侈品，对市场发展的刺激作用并不大。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是主要有盐、铁这两种特殊物品，它们产地有限，又是普通百姓的生活必需品，经销这些物品可以有很高的利润。但从汉武帝时代起，国家就对盐、铁实行垄断经营（垄断利润实际上是一种税收，国家几乎攫取了全部消费者剩余），对私自制造或贩卖者实行严厉制裁。由于没有正常的发财渠道，所以商贩只好行奸弄巧或者贩卖违禁物品，俗语“无商不奸、无奸不商”，就反映了人们对商人实际地位和作用的看法。在统治者看来，商人对社会的积极作用甚至抵偿不了他们给统治秩序增添的麻烦（从经济上说就是对商业的税收弥补不了对其进行管理的费用），所以历代统治者都采取重农抑商政策，甚至直到毛泽东时代，国家还严厉打击农民的弃农经商行为。抑商政策当然会对市场发展更为不利。不过如前所述，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即使没有抑商政策，中国商品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

把中国商品经济不发展归咎于儒家思想的禁锢或者农民中固守土地的传统观念也是不得要领的。假如商业活动有较高利润，那么再严厉的抑商政策也难以遏止人们从事商业活动。古代贩卖私盐，现代盗印书籍、复制光盘和海关走私等活动，虽经国家严厉打击仍然十分猖獗，都是由于经济利益的刺激。只要有充足的利益刺激，不少人是甘冒风险的。因此，古代中国农民之所以不从事商业，不是由于保守意识使他们不愿外出经商，而是因为商业活动缺乏利益的吸引或刺激。从选择的观点来看，中国的客观条件给予人们的“选择”项目中，就没有发展商品市场这一“选项”。

十一、李约瑟问题归纳

长期以来，人们对所谓的“李约瑟问题”，大致有三种表述。一是大多数人的表述：为什么近代科学出现于西欧而不是中国？二是陈平的表述：为什么中国、印度或其它文明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三是李约瑟本人的说法：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将科学实验发明上升到理论，构筑起其理论体系？

第一种表述偏重于中国在世界上的特殊性。按照这一表述，我们就应当从中国自身的情况中探寻原因；第二种表述看到中国、印度和其他文明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实际上把西欧看成具有历史的特殊性，那就应该探讨西欧何以能够发展出近代科学；李约瑟本人的表述则偏重于科学理论体系的反差，应当探讨中国何以没有从技术发明中发展出科学的理论体系。

李约瑟本人把原因归结为两点，一是中国的“官僚封建制度”束缚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二是归结为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他说，官僚思想深刻地渗透到整个中国人的复杂思想中，甚至在民间传说中，也充满了这种思想，商业阶级从未获得欧洲商人所获得的那种权利，“重农轻商”就表明了官僚政府的指导性政策，反对科技发展的阻力太大。中国古代为什么实行“官僚封建主义”？“答案可能与极其重要的水利网有关。”中国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得去修建水利网，而且必须从整体治理才能解决水患问题。水利网超出了任何一个封建领主的领地，所以就产生了中国官僚式的文明。 “如果中国人有欧美的具体环境，而不是处于一个北面被沙漠切断，西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丛林，东面是宽广的海洋的这样一个地区，那情况将会完全不同。……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是中国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顿和哈维等人的名字。”

李约瑟对中国官僚封建制度产生于治理水患的看法，与马克思对中国专制制度产生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也许都来源于东印度公司对中国情况的报告。但是实际上，这一看法与中国官僚制度产生的真实原因相差很远。中国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使得大多数地区根本不需要修建水利网，这才形成了松散的小农结构；由于在广阔地域内地理条件单一，割据政权无险可守，于是形成统一政权；农户对公共产品没有议价余地，于是形成专制主义政治制度。

李约瑟对沙漠、高山、丛林、海洋从四个方向封闭了中国发展环境的看法，对我们理解中国与西欧何以形成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没有任何帮助。中国和西欧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反差，不在于宏观地理环境封闭性——对于生活在文明本部的中国农民来说，根本不可能感受到远在几千里外的沙漠、高山、丛林、海洋的影响——而在于中国的微观地理条件不适合商品市场的发展。

古代中国没有在技术发明的基础上“构筑起理论体系”，也完全能够用经济人“理性选择原理”予以解释。利益追求是人类行为的永恒动机。中国、印度和其它文明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都可以归结为客观环境（主要是自然地理条件）没有产生出相应的利益刺激。

我们都知道几何学是从“两点决定一条直线”这一最基本的公理开始的。如果没有欧几里德归纳出这些最基本的公理，宏伟的几何学大厦就不可能建立起来。同样，任何理论创新都必须先对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原理进行抽象和归纳。中国“没有构筑起理论体系”，是由于缺乏构筑理论体系的前提和基础，因为连基本原理的归纳还没有人进行；之所以没有人进行基本原理的归纳，是因为这种归纳使人无利可图，而无利可图的直接原因就是缺乏对这一归纳的“市场需求”——经济生活还没有产生出对这种归纳的“需求”。就探求因果关系四法（求同法、求异法、共变法、剩余法）来说，并不需要具有渊博的知识和出类拔萃的才能就能够归纳出来。中国和其他文明的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早已经常使用这些方法探求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它之所以由英国哲学家（穆勒）归纳出来，是由于英国的经济生活已经产生了对这一归纳的“需求”，满足这一“需求”的活动能够使归纳者获得实际利益。人口比英国多几十倍的中国之所以没有人进行归纳，是因为它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没有作用——亿万中国农民在生产和生活中根本不需要这种理论归纳，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精英们也都不需要这种理论归纳，所以即使有人归纳出来，写成书也没有人看，作者付出的心血将得不到任何补偿，所以根本就不会有人去进行这一归纳。

市场需求和利益刺激是刺激理论创新的关键。近代中国之所以缺乏理论成果，是因为由客观环境所决定的经济生活，没有形成使理论归纳和创新能够获利的空间。这就是李约瑟问题的最终答案。

正文约20000字

作者电子邮件地址：xpzh@163.net

我本人倒是觉得李约瑟之谜的答案根本上必然在于制度。如果否定了制度的作用，那么增长本身自然可以摆脱制度的约束。当然楼主提出的有效组织界定，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就是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量在私人与社会之间对称。但另一个问题在于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并不像理论描述的那样易于操作。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却是缺乏有效的经济组织。这个原因，可以根源于制度，可以根源于经济主体的行为取向，经济环境等等。李约瑟之谜之所以难倒了诸多学者，原因在于这个答案从任何狭隘的角度都无法作出完美的回答。

但是  为什么许多制度都没有首先从中国古代创新出来呢？这算不算一个制度上的李约瑟之谜？

我不太看中陈平先生的观点，用复杂的方法分析复杂的问题似乎意义不大。

就社会科学发展到今天的认识程度来说，无疑制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约束条件，但值得我们深思的是由什么决定了制度呢？如果借鉴诺思的基于共享认知模型的交易成本内生理论，我觉得是一个好的进路。文化价值观创新与正式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之间相互作用，推动着社会的演化，如果从一个简单的视角出发看，无疑文化价值观是重要的。

简单谈一点。

不妨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中国自然条件优越——》获取生活必须的资源相对容易——》科技需求不足，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供给不足；同时中国过早的进入大一统的时代，愚民的需求大于生产力发展的需求——》因愚民需求而非科技需求产生了中国官本位制度——》官本位制度反过来又制约了科技供给

简单的说就是“资源优越——生活资源获得容易——科技需求低供给低，同时意识形态需求高供给高——官本位制度——官本位制度加强了意识形态供需，更加抑制了科技供需”

怎么没人跟进啊

为什么说这是个根本的问题呢

我还为此写过一篇论文，主要观点是因为中国的儒家文化和历史。西方用法律来约束，几千年以来，中国一直强调的是“五伦”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用文化（道德）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而产权是一种法律制度。

我们来看看历史：
在封建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怎么会有产权呢？而西方较早就产生了资本主义，而产权保护和资本主义是紧密相连的（资产不能无故被国家征收，中国至今只说“社会主义的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回到中国近现代。

第一：中国建国到改革开放前，实现的是绝对平等（比如人民公社），都是集体所有，然后按照工分分配。（我的教授指出一点：社会主义的平等概念不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产物。中国，从历史上说，一直是一个阶级社会！相反，西方更强调自由、平等（至少是对本国人）。教授的观点是：这段时间是中国历史的扭曲。看看现在的荷兰、德国、北欧，这些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第二：改革开放以后，在某些领域放开私有，法律体系也越来越接近德国，这么说，中国在“进步”（按照着“正常”的历史发展道路）。只是，我们落后了很多年，需要慢慢赶上。如果中国意识到这个问题了，运用“强势**”，能比西方用更短的时间解决。

P.S. 我这里讲的产权是经济领域的。中国的土地问题(关乎更广义的产权）更有意思。我记得有个观点：土地和金融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贫富分化。(我们看看国企、央企不就是吗？他们的利润很大程度上来自（1）国家土地以及土地升值（2）国家金融资金支持和税收优惠）。

我貌似讲的太多了

Reference: Hongyi Li, Lyn Squire  and Heng-fu Zou, 1998.EXPLAINING  INTERNATIONAL  AND INTERTEMPORAL  VARIATIONS  IN  INCOME INE QUALITY* The  Economic  Journal, 108,  26-43.

可以读读Rafael La Porta 教授和他的co author 的一系列文章，叫law and finance literature 讲的就是legal origin和corporate finance 的关系

这么多字，认认真真的看了两遍。您的大部分观点我都认同。同时我又衍生出另一个问题：现代中国依然缺乏理论成果，尤其是地理学科，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难道也是客观环境的原因？想听听您的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