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腐败，我指的是天下文章一大抄，为了商业利益出卖良心，利用自己的学术话语垄断权欺骗民众。 学术腐败的根源是什么？答案多了。有的人说是道德的滑坡，有的人说是体制的原因。把学术腐败的原因归结于道德的滑坡，说起来很痛快，但是纠正起来很难下手；归结到体制上，那就更加难以琢磨，毕竟，体制问题，是多么一个庞然大物啊，好像是一切问题的挡箭牌。一切问题，总结到最后，总是哀叹一生，体制的原因，你我小人，无能为力啊，所以大家只好或者同流或者保持清高。 同流的后果，就是自己的羽毛黑了，所谓晚节不保；保持清高的后果，就是活得很艰辛，自己无所谓，那位孔门弟子的一箪食，一飘浆，回也不改其乐，相信心性修炼到家，谁都可以容忍，可是，老婆孩子，父母家人，如何安置？ 竟然有人因而激愤，说：“中国文人是非常卑鄙的”。痛快是非常痛快，不过连自己也骂了，而且很明显冤枉了中国的文人。人格的力量的确让文人心仪，可是人格不能当饭吃，所以，在中国能保持人格的人，足称圣者。圣者你以为好当，大都呵护不好自己的家人，所谓人格高大，家人凄惶。大多数人只好选择降低人格这一条路，从入少先队的时候就开始了，更不用说入党入团。不过，现在好了，不入党照样可以活得滋润。 苏联解体前夕，很多知识分子鼓吹西方政体，嘲弄自己的政体，苏联体制垮台了，这些知识分子却发现自己比以前失去的更多，地位，身份，收入，统统地雨打风吹去。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知识分子的学术很多都是原有计划体制下的产物，拿到市场上销售，是卖不了好价钱的。所以，鼓吹西方政体的既得利益知识分子小心了，你的学问，能不能经得起市场经济的推敲？如果能，好，你就鼓吹；如果不能，好，你就要捍卫了。这就是现实。 说到这里，我的药方，根治学术腐败的药方也就出来了，那就是学术的市场化。 以前，读到马克思经济学的批判，所谓学者出卖灵魂，教授出卖思想，科学家出卖技艺，自己也感到义愤填膺。可是，仔细考量，学者就生活在真空中吗？学术就生活在真空中吗？学术就可以不接受考量吗？失去监督检验的学术，怎么能保证不出现伪学术？抄袭还算好的，起码可以让大家警惕；搞出荒谬的，虚假的，经不起推敲的学术怎么办？学术到底为什么？ 学术难道只是研究者的一种精神娱乐工具？为学术而学术？毛说，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这没错，可惜工农兵，或者说人民，被政治化的不象东西，被政治化成现有的体制。学术也要为大众服务，问题是怎样为大众服务，渠道怎样？怎样检验？只有市场。 我的思想或者学术，可以换来我的生活资料，而不是拿国家的工资，我就有了尊严。以前以毛为代表的工人阶级耻笑知识分子，你们这帮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所谓社会的寄生虫，也配吃香喝辣？但是科学家就敢说，没有我袁隆平，没有我钱学深，你们能够吃得足，你们能够获得国家的尊严？问题是，我们社科类的学者，尤其是文人，胆气就不那么状了。尤其写小说的，你不过是大家消遣品德制造者而已，换句话说，你是玩物，就是无产阶级作家，你也只是工农兵生活的粑粪者，有什么了不起？ 改革开放被称为科学的春天，没错，国家重视了；其实，市场经济，还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是科学，尤其是实用科学的春天。说到这里，我估计很多搞社会科学的人都会泛起一股心酸。国家的课题，自然科学的经费与社会科学的经费，简直一个是天，一个是地。道理似乎也很明白，你社会科学能创造什么生产力啊！也许知识分子冷笑，我社会科学的价值，岂是你等愚民知道的。问题就在这里，任何一种学问，了解的人越少，价值的实现也就越困难。于是，就只好由国家养着了，一个“养”字，你被国家养起来，你还有什么尊严？就像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国家培养你这么多年”你怎么能有自己独立的声音呢？ 自由撰稿人就相对轻松，我可是靠市场，依靠自己的本事吃饭，所以这帮人的思路普遍灵活。 然而有人反驳，市场化？自然科学，实用学科，可以市场化，比如经济学，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直被视为显学，如今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出场费也可以引为自傲，问题是，基础学科，人文学科怎么办？有一位由中文专业转向经济学专业的著名学者曾经写文章，把知识分为强势知识和弱势知识，强势知识就是指实用学科；弱势知识就是指风花学月，比如，他本人原来的专业，中文。 这其实是市场经济不发达，市场竞争水平不高的结果。 通过对西方一些企业和名人传记的阅读，似乎可以总结一个规律，就是公司越小，其人力资源的作用层次越低。最小的公司，其员工指包括财务、销售、工人再就是老板自己，公司规模发展了，开始有企业文化，这时候，企业文化也仅仅是点缀，最发挥作用的还是营销、财务、研发等人员，但是再发展下去，就需要战略设计等等高层次人员了。战略设计等职业，仅仅靠经济学，明显会捉襟见肘了。 读美国人赖特的《国家的作用》，里面提到一种属于未来的职业，就是战略经纪人。所需要的素质就非常全面。古人说，志大才疏，其实不是才疏，是发挥不了作用。有些学科研究的是整个国家层面的东西，然而古代帝王的谋士需要量又有多少。战略经纪人服务的，是一个个非常庞大的经济体，这种经济体的一切活动，影响面非常的巨大，这就需要经过非常谨慎的决策，而这种决策的依据的建立，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需要很多学科的共同参与。 所以，非实用学科的繁荣程度，跟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体规模密切相关。中国的银行业原来是不需要研究机构的，可是，面对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带来的国外银行业者的可能的巨大竞争，他们将不得不建立自己强大的研究机构。其他行业也是一样。当然，也有一些行业中的弱小力量，限于财力，只能谋求于智库的帮助。而智库的生存，就需要自己的竞争力了。 罗马俱乐部的预言尽管值得推敲，可是让我惊叹的是其涵盖面的丰富。记得第一次读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时那种为自己的浅薄无知感到羞愧的感觉。可是，当我了解到托夫勒背后的强大的研究机构时，就觉得释然了。与之相反，我国学者的很多类似的著作，就缺乏这种宏大摄人的气魄了，究其原因，跟作者本人的单兵作战的研究方式密切相关。 而他们的这种宏大，没有强大的资金实力，是无法凝聚心比天高的知识分子的。 我非常欣赏基辛格。他的成就可以说是靠实力吃饭的典范。我们也有飞黄腾达的知识分子，比如郭老，比如康生，不过前者解放后是靠捧臭脚，后者则是整人专家，所谓踩着同僚的鲜血往上爬的典型。后来改革开放了，知识分子被养起来，还可以为自己的研究争取经费，可是一直没有解决研究成果的评价检验问题，所以，知识分子还不是很硬气。 后来路子更宽了，知识分子开始“不务正业”，于是，各个领域开始都出现了活的滋润的人物，中文的搞广告，考古的折腾文物，经济学的兼个职等等，还有一些人开始申报越来越多的课题，国家的，好拿，可惜社会科学的钱不多；国外的，不好拿，可是钱多，不过责任也大。还有一些选择为企业服务，可就是竞争不过一些半路出家的广告公司，因为很多学者的话，老板跟听外文一样，层次问题。 新世纪了。索洛斯进来了，说自己的理想是做一个哲学家，做不成哲学家才作了金融投资家。这句话假如让那些纯粹搞哲学研究的人听了，精神上可以愉悦一下。还有就是科特勒进来了，这位营销大师被奉为神，本土的却风采大减，没办法，本土学者教材的印数或者销售国家和地区没有人家多啊。索洛斯不但大谈理想，而且推销自己的新书，我们的学者却把自己的书堆在自己房间里，见人送一本。这就是差距。 思想是需要推销的。美国的价值观为什么风靡全世界，这是美国人强力推销的结果。贵位昔日美国总统，克林顿推销其自己的书来一点都不脸红，比起我们的学者，比如钱钟书的那句很有名的话，见到鸡蛋就可以了，何必再见到下蛋的母鸡呢？好像去一回《东方之子》有损于自己的大师形象一样，其实他忘记了把中国的学术发扬光大的责任。其实，钱钟书是可以成为中国社会科学者的爱因斯坦的，爱因斯坦不简单，书没人懂，人可世界知名。促进全球多少小孩子投身科学事业啊。 你推销自己的学术，推销自己的思想，你的名字就是一个商标了，象钱钟书，就是一个知名品牌了，你就要注意自己的形象了。你那里敢抄别人呢？别人怎么会甘心让你抄呢，这是钱啊？你怎么敢在一些商业机构的诱惑下，比如核酸公司，作学术上的伪证呢？须知一旦揭穿，你就没有人信任了，你的商誉也就破产了，你就要负起责任，负起责任也需要财力后盾啊，不然的话，有人索取民事赔偿怎么办？ 比如柯云路，尽管靠他那几本为胡万林张目的伪科学书，赚了几个臭钱，可真的有患者按照美国的法律向他提起民事赔偿诉讼，他还真的赔不起。呵呵，无恒产者无恒心，没有钱，脸皮也不要了，维护脸皮也是要有钱的。你的学术成果被证明有问题，你就别想再申请什么基金，什么赞助了，就是教授也要下岗了。如此情况，谁敢腐败？自然，在基金资助的情况下，还是有点小腐败，毕竟钱不是自己的，可是腐败也要有艺术，要整得象模象样，起码能够逃得过监督者的眼睛。 美国的教授生活条件好啊，有人感叹，可是，那种生活容易吗？申请基金，申请资助，也需要路演（Road Show）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