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巧俊
       大学生就业是当今的热门话题。2008年全国高校毕业生532万人，全国平均就业率为70%。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将再创新高——达到610万人，还有100多万历年没有就业的大学生，加之金融危机导致部分企业发展受阻，求职人数的激增、经济增长的放缓，使今年全国应届毕业生在就业问题上面临着不同以往的难题。中国社会调查所5月份在上海、北京、深圳、西安等地抽取1000位应届大学毕业生进行调查显示，到目前为止，2009年大学生就业率整体为35.6%。(2009年6月2日《长沙晚报》)一位仍然没有找到工作的大学生对我说，她班里有同学不仅找到了工作，而且找到薪酬丰的好工作。她告诉我，她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至今没找到工作，原因她来自乡村，人家来自城市，还有一个好爸爸。

                           差距就差在一个爸爸上
        回到生我养我的村庄，串门去邻居，老哥问我一年拿多少工资，我说五六万吧，老哥的眼光忽然亮了起来，他告诉我，他儿子去年大学毕业每月才拿1500元，一年也不到2万元，是不是以后可以拿我这么多。我说，说不定以后比我还多呢。老哥笑着说，对于他这样祖祖辈辈种田的孩子，能找到工作也就不错。工资是少了一点，总比种田好，我是忙得早不见床脚，晚不见盘(饭桌)脚，天天如此，一年到头也只能赚个2000元。其实老哥哪里知道，在城市里每月拿个一二千元，生活却是十分艰难的，租房、吃饭、加上生活水电、车旅、生活必须品等费用，要节省几块余钱也难。有的时候人是无法比的，我没有告诉他，深发展董事长和平安保险首席金融业务执行官的年薪都是1500多万元，因为我怕吓倒了老哥。
       我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参加工作的，应该说，那时教育还可以促进社会公平，大学毕业后，农民的儿子和当官的儿子单位有所差别，但工资待遇还没有什么差别，农民的儿子只要有真本领，也能进好单位工作，比如县委机关。我这个只有高中文凭的农民儿子，就是凭着发表的文章进县委机关 工作的，之后还当上了县委部门负责人。如果是现在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就是有大学文凭，没有背景和关系也不能考上公务员。村里有两位大学生，一位三次考公务员，笔试都是第一名，但最后都没有录取，而另外一位只考了一次，笔试是第三名，却录取了。村里人谁都心知肚明，他们两人的差距在于前者既没有背景，又没有关系；后者有一位当副乡长的爸爸。
        其实这种差距在当今更加悬殊，邻村有哥妹里，做父母的为了让儿子读大学，只得把女儿送去打工。儿子重点大学毕业去了一家企业，每月工资3000多月，那还是凭着妹妹的关系进了这家企业，而妹妹只是当了几年保姆后，那位官员的孩子大了，就帮她找了一份在高速公路当收费员的工作，月工资8000多元，年终奖金是几万元。
       《凤凰周刊》刊登了“国有企业高管2008年薪酬不完全排行榜”，年薪103.64万元的是88名，也是最后一名，第一名是1598万元，前10名总额是10323.92万元，平均每人超过1000万元。这些高管中的确有不少精英，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精英。一位国企女董事长说，她靠的是自己的拼搏努力，才有今天的。结果引来网友喷口水：“你没有一个好爸爸，能有今天？”“我的能力决不会比你差，差的只是一个好爸爸”……因为网友都知道她爸爸是位高官。我不知道那些拿着百万千万的薪酬的高管又有多少是高干子女，难道他们都有经营管理的本领？
       如今城乡差别是越来越大，贫富差别是越来越大，而父亲的差别，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知识改变命运的年代
       有一个成语叫做“以一斑可窥全豹”，但以我村大学生“滑辘轳”的变迁，可看到中国乡村大学生几十年来的风雨历程。我是上个世纪60年代出生的，但真正能看风云变化，感世事沧桑，还是七十年代。所以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来写我们村里的大学生，比较理性和客观。
         七十年代初期，那是还没有恢复高考制度，严格来说，我们村里人还没有一个人是大学生。村里人没有考上大学，并不是村里就没有大学生，有一个从城市里下放到村里的大学生，但是受贫下中农监督和管制的反革命分子。每次开批斗会，他就和村里的地富反坏右们站在一起。他戴着一双眼睛，有一次队长让他去挑秧，在田埂上摔了一跤，眼睛掉在水田里，他就像一个瞎子到处乱摸，在旁的村里人都在笑，有的还笑得前仰后合，唯有那位长得美丽善良、辫子粗又长的“小芳”，走过去帮他拾起眼睛。
       后来这位“小芳”要嫁给这位反革命分子，没有人懂得“小芳”的心，嫁一个“驮犁，犁又重；驮耙，耙又重；驮灯芯又无功的人”，每天拿的工分跟女人差不多，岂能养家糊口？一个女人要跟着他，享福没有，受累倒是，再说嫁给一个反革命，就是反革命家属，生的孩子也是小反革命，这就是遇罗克写过的“出身论”。村里人觉得怪，“小芳”有当干部的、当军官的不嫁，便便嫁一个不会干农活的反革命分子，不知她那根筋出了问题。她的父母是竭力阻止，用绳子捆绑住“小芳”，不准她去约会。只有那位在大队当干部的叔叔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小芳的父母每次找他，要他把这反革命分子撵走，他就总是说那句话，“生米煮成了熟饭，你们就不要把孩子逼上绝路。”据说，“小芳”和反革命大学生拿的结婚书都是这位叔叔批准的。
        1977年，我国恢复了高考，“小芳”已是两个小反革命崽子(村里人语)的母亲，却在复习功课，准备迎考，没想到这个初中还没毕业的“小芳”，却考取了全国重点大学，成了我们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这个时候村里人才幡然大悟，原来“小芳”嫁反革命大学生，是让他教自己读书考大学。不过村里人又说，“小芳”又没有“后眼睛”(乡语，意预测的能力)，咋就知道会恢复高考。不过“小芳”爱反革命大学生，是倾慕他的知识，他辅导了“小芳”这一点是肯定的，要不然一个初中还没毕业的人，要考取全国重点大学是很难很难的。
       做妈妈的“小芳”去上大学了。那天走的时候，“小芳”左手提着一个“蛇皮袋”(化肥袋)，右手牵着丈夫的手，还是反革命的丈夫背着一床棉皮。几年之后，这个反革命分子平反了，回城市去了，两个孩子也进城了，和他们的妈妈生活一起。
        村里的第二个大学生是“小芳”的弟弟，当“小芳”和那个曾经是大家都瞧不起的反革命坐着小车来吃弟弟上大学的喜酒时，村里人似乎明白了，读书就能当官坐小车，让人刮目相看。于是村里人纷纷找到“小芳”，要求她和丈夫传些经验给他们的孩子。“小芳”带来了很多书和复习资料。
         从此，村里每年都有人考上大学。不过这是八十年代的事情。那时大学毕业不愁没工作，就连那些中等生毕业后，一个个都能找到好工作，教书的、做技术员、当干部的……根本不要找关系，送礼。我们村里的大学毕业生大多当干部，所以娶的媳妇都不赖，有工作，又漂亮，还不要彩礼钱。乐得做父母的似乎天天拾到了金元宝，当初，他们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砸锅卖铁也要让孩考大学，还不是为了孩子摆脱面向黄土背朝天，做一个城里人。
        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了，进机关当干部就更难了。这个时候我在县委部门担任负责人，每年的分配工作之前，就有亲朋好友、乡里乡亲找上门来，请求帮助他们的孩子找工作。如果是计委、人事部门的负责人，那肯定好办些，可自己又不是，所以要帮还得找关系，但人家求上门来了，还得硬着头皮去找人。有的虽然跑得很辛苦，但最后总能搞定。有的在县机关，有的在乡镇政府，总之还能有个工作，当个干部。那时的大学毕业生都能有一份工作，只是没有背景和关系的人就当不上干部。
        离开家乡10年，村里考上大学的人数更多了，但当干部的人是越来越少，就是我还在县委部门任职，恐怕也帮不上忙了，因为现在不是分配，而是考，如今考公务员的人太多了，有时一个职位几百人去考，你有关系，别人的关系比你更硬。父亲说，从你去沿海工作后，村里考取了大学生几十名，当干部就一人，因为他的姨妈在县委当办公室主任。
       父亲跟我说，那个叫勇俊的孩子你还记得吗？当然记得，小的时候机灵，又会读书，总是考全年级第一。父亲说，你能不能帮帮他，找家好企业让他的工资高些，他在一家企业工作，工资不到2000元钱，城里找不到姑娘，春节回家时想找个乡村姑娘，有人介绍邻村一位做裁缝的姑娘，对方提出彩礼要8万元钱，他的父母咬牙答应了，决定借钱把这个媳妇娶回家，可最后这位姑娘说，一个大学毕业生赚的钱还没她多，要是失业了，种田又不会，粗活累活又不能干，怎么能养家糊口？不嫁！
        听了父亲的话，惊愕，心里是一种苦涩。然后是喟叹：这是乡村大学生的滑辘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