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宋元

10月17日，中国硕果仅存的“五四”新文学大师巴金，在和病魔搏斗多年后，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享年101岁。

在上海巨鹿路上海市作协，一些巴金的读者执意要献挽联进来，另一些读者赶到了华东医院，却无法进去。尽管巴金女儿李小林向中央和上海市领导提出，根据巴金遗愿，希望不为巴金开追悼会，家里不设灵堂，但北京方面仍以高规格悼念他。

作家赵丽宏说，“某种程度上，巴金的离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到抗战、共产党夺取国民党政权，从思想改造、“文革”到改革开放、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巴金生活的这101年，堪称中国历史上变化最为迅疾的百年。

而巴金在上世纪30年代说过的一段话，也成了他一生的写照：“我的生活里是充满了矛盾的，感情与理智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爱与憎的冲突，这些就织成了一个网把我盖在里面……我没有一个时候停止过挣扎。我时时都想从那里面爬出来，然而我不能够突破那矛盾的网，那网把我束缚得太紧了。”

生与死的冲突

华东医院编号为1号楼的小洋楼三楼，是副厅级以上干部的专用病房，每层楼都有警卫守卫。巴金在这里的病房分内外两间，连接阳台的是一扇落地玻璃窗，喜欢绿色的巴金只要一侧头，就能在病床上看到楼前的花园。

据巴金身边的工作人员陆正伟介绍，巴金最后几年的作息规律是这样的：每天一早，巴金醒来，靠鼻饲进食；到8、9点打一会儿盹；在9点半到10点之间再醒来，由护理人员做一些推拿工作，同时听点音乐，主要是柴可夫斯基、肖邦、贝多芬、莫扎特等；中午11点半，午休；下午3点醒来，精神好的话，就看一会电视，听身边工作人员念一些文章，病中的他先后听完了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和张光年的《文坛回春纪事》等书；到了晚上，他先听广播，如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刑警803》，晚上7点听央视的新闻联播节目；晚8点休息。

巴金在最后几年，不止一次要求停止抢救，然而，他已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记者几年前去探望巴金时，看到病床上的他鼻孔里插着鼻饲管，几乎已失去肢体活动能力，但陆正伟介绍，巴金的思维非常清晰，能清晰地意识到周围发生的一切。

巴金生前多次对家人表示愿意安乐死，并说病中的生活是“非人的生活”，“长寿是一种惩罚”。此前记者曾多次采访过巴金的女儿李小林，她说：“影响爸爸对死亡的观念，源于1973年妈妈（萧珊）的离世，一直以来，爸爸恨不得到另一个世界和她相见。”此后巴金多次说过，“死了后与萧珊在一起，骨灰撒大海。”

病床上的巴金，既无法中止生命的痛苦延续，也无法辞去一个又一个社会职务，至死都担任中国作协主席、挂名《收获》主编，甚至让别人以他的名义发表并非属于自己的声音。

自由与权势的冲突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1904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成都正通顺街。在他逝世后，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在四个层面将其定位：“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大师”、“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著名的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最后提到其“党和国家领导人”级别的职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九、十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新华社对巴金“文学大师”的定位基本没有异议。1983年，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向巴金授予了“法国荣誉勋章”；2003年，北京方面还曾授予巴金先生“人民作家”荣誉称号。巴金一生中创作与翻译了1300万字的作品。他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寒夜》、《憩园》、《第四病室》等文学作品，还有五卷本的《随想录》，都被称为“中国文学的丰碑”。

但对于其余的定位，海外存在不同看法。巴金立场的矛盾和尴尬在于，他年轻时信仰无政府主义，所以原名李尧棠的他，才会选择以他所崇拜的俄国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巴枯宁的“巴”和克鲁泡特金的“金”作为自己的笔名；但是，这位曾冲破封建大家族桎梏、崇尚自由生活、追求独立人格的激情洋溢的文学家，终其一生却无法摆脱政府和政党的庞大影子，深陷其中。这些矛盾，让他的一生在冲突中度过—自己与自己的冲突，自己与环境的冲突。

早年美联社曾发过一则电讯：在上海市文学艺术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巴金说，“缺乏言论自由正在扼杀中国文学的发展。”他说，“害怕批评和自责”使得许多中国作家，包括他本人在内，成为闲人，他们主要关心的就是“避免犯错误”。巴金还说，看来没有人知道“手拿框子和棍子的人们”来自何方，“但是，只要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这些人在作家当中产生了恐惧。”

美联社的电讯中特地说明，当时北京的领导显然不赞成巴金的发言，证据是所有全国性的文艺报刊都没有刊登和报道这个发言。

实际上，当巴金走出“文革”的阴影后，对他的指责和批评声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在巴金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最典型的责难是：“用对权势的忠诚来换取高干病房高级保健豪华疗养，换取长寿百岁。”

上世纪 80年代他创作《随想录》、反思“文革”和极左路线时，对他的责难主要来自官方权力阶层；而病重住院后，责难又来自年轻一代的批评家。

真实巴金和传媒巴金的冲突

上世纪90年代后，巴金渐渐淡出社会事务，此后公众几乎都是从新闻媒体上了解到巴金的消息，其中最多的就是关于他的病情、寿辰以及官员的拜年祝寿等情况。公众对巴金的了解和真实的巴金产生了距离，并充满臆测。

“有人说他已经成为'植物人'，有人说他身体虽然虚弱，但仍然可以思考以及点头摇头。最近的一系列新闻报道，似乎意在证实后一种说法。据媒体报道，对前往祝寿的官员的祝词，'巴金高兴地微微点头，表示感谢'。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作家，他的创作生命早已逝去。”批评家朱大可在其一篇《祝寿秀、谎言和巴金的“真话”遗产》的文章中如此写道。

实际上，批评家对巴金也充满了同情，“奇怪的是，为巴金祝寿的声浪，却随着巴金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衰竭而日益高涨，形成了对'渐逝者'的巨大嘲讽……寿宴在进行，主人公却在黑暗中辗转反侧，无言地承受着深入骨髓的病痛。”“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那些身体很健康的名作家们纷纷赶赴上海出席《收获》杂志举办的巴金寿宴，对一个倡导'说真话'的老人献上各种赞美之辞，然后就在记者面前开始了炫耀。巴金的寿辰成了'大家都来吃巴金'的年度大宴和公共狂欢，它提供了在巴金名义下进行话语权交易与分配的契机。”

作为巴金的拥趸，另一位文化大师余秋雨，面对“大张旗鼓地发生”的“诽谤事件”，在其散文中如此写道，“我必须留出一点篇幅来专门说说这个原本也许根本不值一提的朱某了。”余秋雨说，“众所周知，长期卧病在床的巴金老人早已把自己的全部稿酬积蓄捐献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和各地受灾民众，但朱某还批判他'一天又一天的收获版税银子'；老人对自己在胡风事件和'文革'中的不够坚强做出了令人感动的自省，连笔锋尖锐的台湾批评家李敖先生都因此而称赞巴金伟大，但朱某却利用老人的自省内容，批判他是'坦白坯子'、'欲盖弥彰，虚伪毕现'、'这是忏悔吗？十足的狡猾，伪君子'、'欺世盗名'。”

这样的争执几乎成了中国文学界的一起案宗。

在陆正伟那里，记者至少听到真实巴金的一个侧影：在巴金还能看电视新闻时，每当看到有哪个地方受灾，第二天就会吩咐家人到邮局去，化名给受灾地区寄钱。近几年来，他到底多少次为受灾地区捐款、为贫困学生伸出援助的手，家人没有统计过。他用的化名，使收款人绝对猜不出这个汇款人就是写出《家》《春》《秋》、写出《随想录》的巴金。

反思“文革”和

公布交代材料的冲突

饱受“文革”之害后，劫后余生的巴金一连写下了5本《随想录》，对“文革”进行沉痛的反思和批判，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巴金并建议修建两个博物馆，一个是“现代文学馆”，一个是“文革博物馆”。

现在，20多年过去了，巴金建议修建的“现代文学馆”早已建成并对外开放，而“文革博物馆”却并没有获得官方的支持。如今，随着巴金的去世，官方“文革博物馆”的建立更是虚无飘渺，但对于生命后期的巴金来说，这却是他从未淡忘的主题之一。

巴金谈到建立“文革博物馆”的理由是：“绝不让我们国家再发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次的灾难，将使我们民族彻底毁灭。”“谁能向我保证二十年前发生的事不可能再发生呢？”“我并无畏惧，对自己的几根老骨头也毫无留恋，但是我想不通：难道真的必须再搞一次'文革'把中华民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要产生第二次'文革'，并不是没有土壤，没有气候，正相反，仿佛一切都已准备妥善……因为靠'文革'获利的大有人在。”

然而，此时的巴金仍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要“深度”反思“文革”，另一方面，对于文革期间他写的交代材料，他却又持犹豫的态度，坚持不让它们在他生前公开发表，似乎不愿直接面对。

在《随想录》中，巴金一再提到他在“文革”初期被迫不停地写交代的经历，据巴金的女儿李小林说，这样的交代材料有很厚一摞。几年前，作家李辉曾多次对巴金说：“其实可以将它（交代材料）整理出来，如果出一本书，会有很大价值的。”但巴金马上反应说：“等我死了之后再出。”此后，李辉又向巴金提到他的“文革”交代。他还是说，等他死之后再发表。李辉说趁现在身体还好，写一个序，哪怕几句话也行。李辉和李小林都这样试图说服他，巴金还是坚持：“我考虑考虑。”

无疑，写交代材料的经历对巴金的心灵是巨大的折磨。有批评意见指出，一个在五四时代狂热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一个曾把真诚、勇敢作为做人的道德标准的人，怎能不对自己的软弱行为、对人格被扭曲而感到痛苦呢？巴金自己也说：“我怎么忘记了当年的承诺？我怎么远离了自己曾经赞美的人格？我怎么失去了自己的头脑，失去了自己的思维，甚至自己的语言？”这是可以想象到的巴金的内心—一次又一次的精神自责，在开始写作《随想录》时不住地折磨着巴金。

现实与信仰、理想的冲突

作为“五四运动”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巴金的最大遗憾，或许不是官方“文革博物馆”的没有建成，而是“德先生”和“赛先生”至今还没有在中国彻底落户。

十年“文革”乃至在更长的历史时期内，包括巴金在内的整个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群体几乎都背离了五四精神。故此，亲历十年浩劫的巴金，在重新拿起笔杆子后，并没有去创作“哭哭啼啼”的伤痕文学，而是写成了类似回忆录的《随想录》五集：“我就有责任揭穿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骗局，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受难。”这种反思，完成的是对他自己和整个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群体背叛五四精神的批判。

很难想象，巴金青年时期信仰的无政府主义，在晚年究竟还是否有所坚持或坚持多少？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巴金一直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境遇也较好，专门研究巴金的上海批评家陈思和说：“（巴金）可以战战兢兢地出入于庙堂，因而无政府主义不仅不会是他的信仰，而且还会成为他的思想包袱。”“他在1958年以后删改自己文集中关于无政府主义等内容，就是其表现之一，即使在写作《随想录》时，他仍然心存犹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