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景北：学术自由第一位 　　今天是教师节。 　　当教师从上大学始。那时我刚刚从农民转成城市清洁工。可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不但没有兴奋，心情反而沉重起来：作为农民、作为清洁工，我能够得到和那个阶层相应的经济不拮据、又有一定文化水准的平静生活；同时，我可以评论社会却又无需为社会负责，因为无论社会好坏，那个阶层的人是很少责任的。但一入大学，进入高阶层，我个人就可能成为社会好坏的原因之一，我就必须对社会负责了：可我有能力负责吗？有勇气负责吗？我无法回答，因为当时的我对自己竟然能够上大学是毫无精神准备的。 　　可我还是走进了大学，并且再也没有离开过，以至于教师节也成了我的节日。 　　作为大学教师，对社会负有什么责任呢？我认为第一位的责任是学术自由。大学是学术的殿堂，是保存尤其创造知识的园地。而大学要做到这一点，学术必须自由。大学教师的第一义务是保证学术自由。这是因为，知识是思想的成果。思想是个人的。每个人在思想，而不是整个人类在思想。每个人的思想都是不同的，而一个人的思想又无法从外部控制，所以，正当的方式是让每个人说出自己的真实思想。大学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他们具有思维能力和知识水平，能够进行系统性的思考。让他们没有恐惧地表述自己的真实思想尤其是系统性观点，便是学术自由。没有恐惧地表述自己的真实思想和系统观点，是每个有思想有观点的人与生俱来的内在要求。学术自由，不过是承认和尊重个人的这一要求。 　　人们常说教师的责任是教书育人。但它和学术自由相比，学术自由是第一位的。没有学术自由，我们不知道应当教什么书，应当育什么人。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有包括我自己在内的那么多学生走上街头，疯狂地毁坏文明，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那时的学校仅仅允许一种思想、一类书、一种人，完全没有学术自由。在那种环境下教育出来的学生，不懂得尊重别种思想、别种人；一有触动，容易走向极端。而在一个尊重学术自由的学校里，学生容易看到各个理论的正确性和局限性，感受到平等宽容的争辩讨论气氛，容易形成独立思想和正直人格。在大学里，学术专制把人当作特定观念的工具来教育，学术自由才把人当成具有独立思想独立品格的人来教育。大学教师要教书育人，可大学要做到正面意义上的教书育人，大学必须有学术自由，大学教师必须意识到自己对学术自由的职业责任。 　　大学是保存和创造知识的场所，教书和育人要用知识，因此，大学面临着什么知识具有保存和创造以及教育价值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只能依靠学术自由环境下的竞争。有了学术竞争，有价值的旧知识和新知识才能辨别出来，大学也才可能执行保存、创造和教育知识的任务。没有竞争，我们不知道某种知识是否有价值；可没有学术自由，就不会有学术竞争，因为学术竞争的前提是思想表述的自由和表述者的没有恐惧。在学说上，正如在商品市场上一样，没有一种（思想）产品是完美的。任何有价值的思想知识，其价值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正是学术自由和学术竞争，才能够让各种思想各种知识的相对性暴露出来，让新思想新知识不断涌现。把某一特定思想、特定知识的价值绝对化，甚至用它“领导”其他思想和知识，其实就是否定学术自由，其结果自然是学术的衰落和思想的禁锢，是教书育人的失败。 　　自然，大学也是社会的一个机构。在部分行政色彩强烈的国家如中国，大学属于某个行政系统，有谁是领导机关、用什么方式来领导的问题。但它并不意味着大学里的学术存在领导权或者指导思想的问题。这是因为，学术自由无论作为理念还是原则，都超越了具体的大学领导权和办大学的指导思想。和后者相比，学术自由是第一位的。这是因为，学术上的任何领导权、任何指导思想都不能够束缚个人头脑中的思维活动和学术创造，它们能够做到的，充其量是借助世俗权力来阻止个人表述其思想。因此，学术上的领导权、指导思想等等的概念，只是和学术专制联系在一起才有意义，因为专制者需要的才是领导权，专制者需要的才是挑选出一种思想来“独尊”。只要抛弃学术专制，承认学术自由，学术领导权和指导思想的问题就成为假问题。 　　在我个人研究的经济学领域内，总有人提出独尊马克思。当然，一个人可以独尊马克思或者独尊她（他）偏爱的任何理论或学者，但她（他）同时应当尊重别人的偏爱。而这一点就已经是学术自由。如果所有人都偏爱同一个理论，学术自由没有必要；如果有人偏爱不同的理论，学术独尊没有理由。学术自由允许的，恰好是每个人独尊自己偏爱的思想；它所反对的，仅仅是一个人把自己的偏爱强加给别人。那些要求每一个经济学者独尊马克思的人，忘记了马克思的格言是怀疑一切。当马克思让自己怀疑一切的时候，他自然也让别人怀疑一切。马克思在自己的学术活动中拒绝一切领导和指导的时候，他自然也会让我们在我们的学术活动中拒绝一切领导和指导。这里，人和人是平等的，思想和思想是平等的，这就是学术自由。没有学术自由，至少不会有马克思著作的出版和传播，更不会有马克思主义；没有学术自由，已经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也不会有活力。马克思主义是在自由的学术竞争中产生的，它也只能够在自由的学术竞争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自由不但是大学教师的社会责任底线，同时也是愿意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大学教师的马克思主义底线之一。其实，正是因为我为马克思理论创造过新知识http://www.hujingbei.net/xueshutans...C2%DB%B7%FE%CE% F1%D2%B5% D7%CA%B1%BE%20.htm），我才对马克思主义有信心，也才体会到学术自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一途径。那些独尊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泥塑的偶像，实际结果成为强迫所有经济学者独尊他们个人的某些“观点”。而他们个人的观点之所以不值得尊重（更不值得独尊），就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把自己的研究放到学术自由的环境中讨论。 　　学术自由不但是大学最基本的人文环境，也是我们大学教师、学生最基本的个人素质。意识到学术自由，我们便意识到自己观点的相对性。即使我们对自己的观点充满激情，并且还不知道它的局限性在哪里，学术自由也会让我们下意识地拒绝自己观点绝对正确的感觉，从而能够以开放的心态对待批评和讨论。同样，学术自由会让我们在严格挑剔别人观点时注意到其相对正确的地方。学术自由会让我们在讨论中更多地关注一个问题的视角、一个概念的提炼、一种观点的逻辑，而不会纠缠于动机、功用、是否符合自己的“口味”。作为教师，我们特别在学生面前负有学术自由的责任。我自己当学生的时候，论文导师从来没有要求和他的观点一致，因此我没有体会过迎合导师的烦恼。现在我当教师，同样不给学生这样的烦恼。学生论文只要概念清楚、逻辑明了即可。观点是否和我一致，是否“正确”，无关紧要。作为教师，我们有启发学生思路、揭示他们想法的模糊之处、帮助他们明晰概念和逻辑的责任，更有鼓励他们思维、尊重他们观点、熏陶他们学术自由素质的义务。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尤其需要尊重他们的版权，因为他们的论文是他们个人的研究成果。无论我们的指导起了多大作用，我们也只是指导，而不参加直接写作，因此，我们不应当把自己的姓名列入毕业论文的作者内。同样，在基本上从毕业论文中抽出来的内容发表时，我们也不应当把自己视为作者之一。我们争取学术自由，不但是让教师学术自由，而且特别是让学生自由，因为创造性思维是学生的特长，因为学术自由是他们应当养成的生活习惯，因为学术的未来靠他们对学术自由的坚持。 　　有自由、学术兴；无自由，学术亡。大学要成为知识的圣地，传道解惑、教书育人要成为高尚的事业，今天学者、学生的学术所为要经得住历史的考验，学术必须自由。作为大学教师，我明白自己对学术自由的个人责任。这就是我在今年的教师节，忆起我走进大学前的犹豫，而生发的感想，遂写下这篇文字。 初稿于2005年9月10日 修改于2005年10月10日 邹恒甫新著《宏观经济和金融研究》前言 本书涉及到宏观经济和金融的许多理论和实际研究。它是继本人《财政、经济增长和动态经济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之后我的合作者和我进一步探索的一个阶段性总结。我要把此书中的主要创新贡献归功于我的合作者龚六堂、Francesca Fornasari、金菁、李宏毅、Steven B. Webb、谢丹阳、徐立新和张涛。而世界银行、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给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研究环境和必要的经济资助。 本书的第1章是献给邹至庄（Gregory Chow）先生的。该文试图把资本积累、产品创新、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统一在一个简单的框架之中。邹至庄先生长期鼓励我在中国，特别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从事经济学教育。我把此文放在本书之首，也同时想表达我对众多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的怀念和感激：Jean-Jacques Laffont (1947-2004)、董辅礽(1927-2004)、杨小凯(1949-2004) 、Robert Barro、Richard Caves、Jacques Cremer、James Heckman、Edward Lazear、Robert Lucas、Eric Maskin、Paul Milgrom、Robert Mundell、Roger Myerson、Dwight Perkins、Jean Tirole、Stephen Turnovsky、Michael Woodford等等。这是个群星灿烂的世界。没有他们的帮助和贡献，我不可能在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从事经济学、金融学和管理学接近世界前沿的教育事业。 本书的第8章是献给中国著名统计学家张尧庭老师的。它表达了我对现在深患重病的张老师的感激。在此文和本书的第9、10和11章里，我们想建立多级政府条件下税收、转移支付、政府开支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分析模型。我们相信这种对多级政府的动态研究是公共财政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张尧庭老师、黄训腾老师、吴黎明、谢丹阳和我于1994年向武汉大学陶德麟校长、任心廉书记、侯杰昌常务副校长等提出成立武汉大学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此中心的倡议书是由张尧庭老师亲自执笔的。他多年来奔波于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高校讲课，是我学习的楷模。今天，借此前言我一道感谢从1987年以来支持我进行中国经济学教育的众多其他同仁：阮志华、田国强、谭国富、陈小红、陈志武、舒元、姚先国、王则柯、方炳松、郎咸平、张五常、林毅夫、张维迎、朱晓冬、张敦穆、李楚霖、艾春荣、文一、周忠全和张建波等。同时，我要感谢长辈：曾启贤、汤在新、吴纪先、张培刚、刘涤源、谭崇台、成思危、胡兆森和厉以宁等。 本书的第2章证明，在资本主义精神模型里，货币超中性（superneutrality)不再成立。我现在庆幸自己在哈佛大学写作博士论文时（1986-1988）把马克思和韦伯关于资本主义本质和经济发展的学说引入新古典经济增长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和资本主义本质的模型也帮助解释金融市场里资产风险溢金之迷（equity premium puzzle，见本书第3章）。在哈佛求学的日子里，我在学习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之外，也有幸了解到数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二十世纪的发展。对此我要感谢Robert Dorfman、Stephen Marglin、Murray Milgate、和John E. Roemer在哈佛的课堂。John E. Roemer关于剥削、阶级、公正、收入再分配和机会均等的理论不仅得到了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承认，而且也成为世界银行2006年度《世界发展报告：公平与发展》的理论基础之一。1984年，我在巴黎蓬皮杜图书馆度过了一个痴心学习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美好夏天。我狂热地阅读John E. Roemer的《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基础》（Analytical Foundation of Maxian Economics ）、《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和Michio Morishima的《马克思的经济学》（Marx’s Economics）。这些书把马克思主义带进了一个数理经济学的新天地。相当偶然，我居然于同一个夏天在巴黎拉丁区的一家书店里买到了董辅礽先生和刘国光先生分别发表的两本有关国民收入再生产的论文集（1978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我写了大量的笔记去评价两位先生修正和改造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算术和代数模型。当时我感到如果董辅礽先生和刘国光先生能初步了解投入-产出分析、哈罗德-多马尔经济增长模型、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和动态一般均衡理论该多好啊！若如是，他们俩至少可以在青年和中年时代象Michio Morishima和John E. Roemer一样去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从1987年开始，我多次同董辅礽先生聊起他和刘国光先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有关国民收入各部类平衡的模型所进行的学术争论。董辅礽先生总是要我不要再提那些幼稚的模型了。他说，他们这代人数学基础太差了，加上时代背景也不允许，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带进一个新的时代。董辅礽先生谦虚而诚恳地鼓励我们后辈向Morishima、Jon Elster和John E. Roemer等学习，发展马克思的国民收入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资本主义积累和经济周期的理论。而我们这一代人也做的太差了，愧对董辅礽先生的在天之灵。我斗胆提出，在当今中国没有一个人对当代数理马克思主义作出过基本贡献，而John E. Roemer或许能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获得经济学诺贝尔纪念奖。 记得也是在1984年，年轻狂妄的我在哈佛第一次见到了在耶鲁大学进修的吴敬琏先生。他是代表中国政府来哈佛给中国留学生讲解为什么在国内要进行“反精神污染”的运动的。我在会上的发言一定给吴敬琏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会上其实也没有多说话，他似乎也为自己的行为感到些许尴尬。据后来我的了解，他对Janos Kornai的短缺经济学和预算软约束倒是有兴趣。他的忘年交耶鲁硕士钱颖一于1984年秋季来到哈佛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而恰巧Janos Kornai于1985年来到哈佛任教。钱颖一、许成钢、李稻葵和王一江四人都师从Kornai从事短缺经济学和预算软约束的学问。而樊纲正在NBER访问，他还蛮有干劲地同李稻葵和王一江等学习一年级研究生的课程。后来樊纲没有在哈佛得到博士入学通知书，大概是李稻葵、王一江和胡祖六三人同时得到哈佛的录取，把他给挤掉了。Dwight Perkins、Martin Feldstein和我都为樊纲没有得到哈佛的录取通知书而深感遗憾。后来樊纲回国后很快拿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学位，并写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大纲的专著。我癫狂地同他们也讨论一些Kornai的学问，用动态优化的方法写了好几篇投资饥饿症、短缺、社会主义投资周期的文章（见邹恒甫：《财政、经济增长和动态经济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但Kornai的一些思想也帮助我研究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权（见本书第8、9、10、11和12章），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软约束给财政分权和政府规模带来的影响（见本书第13章），财政软约束与中央政府财政赤子和宏观经济不稳定（如通货膨胀）的关系（见本书第14章）。我也没想到这些问题至今还是财政理论和实践中最热门的课题。与此同时，我一直还关注着中央政府的军事开支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见本书第15章）以及政府开支的波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见本书第7章）。 我对收入分配的研究一直有兴趣。本书中的第4、5和6章记录了我这一兴趣的连续。我们得到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正相关的经验结论一直为世界银行所不接受。但这一结论却在学术界还总占有微小的一席地位。这使我同R. Barro，W. Easterly, M. Ravallion等众多经济学家继续争论。由于争论，我们反而走得更近一些了。对此问题有兴趣的同事，请参看他们的学术论文。 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一直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美洲开发银行和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热衷的话题。龚六堂和我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见本书第16和17章），说明外国援助减少发展中国家的储蓄和投资，增加对国外贷款的依赖性，妨碍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这些结论都不为世界银行所接受。但这些结论的生命力或许会越来越强……请容许我在此作出如此乐观的预测。比起W. Easterly对世界银行五十年的否定、R. Barro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项目的批判、Rahguram Rajan对外援的怀疑，我们的结论或许更理论化一些、更一般化一些。 最令我高兴的是我能看到新的一代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的中国青年经济学家比我们这一代人在国际上发表更高档次的文章。真的，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推到沙滩上。真的，生命是灰色的，理论之树常青。我都四十三岁过了，我在学术上还有作为吗？大概没有了吧。我不妨继续办经济学教育。中国似乎总不缺有名的新闻媒体经济学家，但中国的确缺少实实在在的经济学的教书匠。我希望我的学生都当经济学的教书匠。如果他们当中出了一批新闻媒体经济学家，那一定是我的噩梦。如果他们当中有人成为世界上知名的经济学家，那一定是我的美梦。 邹恒甫謹记 周其仁：马克思是不是一个西方人？ 2005-10-24 经济观察报 周其仁 　　去年12月到英国一个地方开会，回程要在伦敦住一晚。第二天有几个小时的空余，决定用来访问马克思的墓地。是早就有的念头，可是以前几次都没有去成。 　　原来，马克思墓地并不好找。还好我是有备而来，问过知道的朋友，也查了地图，那天一大早就直奔伦敦北部的“高门墓地(Highgate Cemetery)”。到伦敦地铁的King’s Cross站换乘黑线北行，到“高门”站出来后向西，步行十多分钟，就在一个公园(Waterlow Park)之旁，看到了高门墓地的牌子。 　　　我们到得太早，墓地还没有开门。所幸可以享受四周的宁静，而公园的景色实在令人难忘。九点整，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步履缓慢地走来，掏出钥匙开锁，才知道她就是墓地看门人。这是一个收费的墓地，每位访客要付2英镑，带相机外加1镑。老太太还兼售纪念品：一小册马克思生平资料，似乎1镑半，一本英文版《共产党宣言》，1镑。 　　从大门向里走，不很远就看到了马克思墓。墓地四周的界限并不分明，最引人瞩目的是雕有马克思头像的墓碑。看过照片，只是没有想到马克思头像的尺寸有这样大，占据了足有两人高墓碑的三分之一，传神地显示了这里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墓碑正面刻有“workers in all lands unite”的口号，下方是同葬此地的马克思夫人燕妮和他们女儿们的名字。 　　墓地实在很冷清。除了我们两个中国人，还见有一对意大利男女青年，很活泼地在马克思像前摆了一个英勇就义的姿势，照完相后就谈笑而去。摆在墓前的鲜花，一共有三四束，且都谢了。出来问看门老太太，来访马克思墓地的人多吗？回答是很少，平均每天也就是几个吧。问哪里来的人多？老太太没有反应。干脆问中国人来得多不多？她好像高兴了一点，连说中国人不少。 　　别的中国人为什么来不得而知，我自己为什么想到马克思墓地来看一看呢？回想起来，主要的是受远去的一段人生感受的驱使。我是1968年就从上海到黑龙江上山下乡的。当时很相信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教导，城里的知识青年(其实刚刚初中毕业，没有什么知识)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去了以后，劳动辛苦不足为道，生活上也可以对付。比较不好受的，就是“饿书”滋味很折磨人。 　　父亲不断从上海给我邮寄书刊。可那时刚刚经历文革的当代焚书坑儒，即使“新中国”后的出版物也成为非法，市面上的书实在少得可怜，其中可读的就更少了。实在没办法，家父就把一部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寄到了黑龙江。我的父亲很小从浙江到上海当学徒，后来靠读夜校成为制药业的专业人士，他自己没有读过《资本论》，也应该知道我那时的程度还读不了这部书。他也许只知道一点：看这部书在当时至少没有麻烦。 　　书很旧，纸发黄，还是竖排本。郭、王翻译时用的中文，与我读的流行中文又有很大区别。论经验基础，马克思这本书讨论的是西方工业化发达经济，我当时因为开罪了“连队”头头(那时黑龙江国营农场由军队管理，改为生产建设兵团)，已经被发配到深山老林，从事的工作是远离工业文明的狩猎。《资本论》开门见山第一句话讲到“庞大的商品堆积”，在我生活的地方也是闻所未闻——方圆几十里全是寂静的山林，最近的一家小卖店(里面绝对没有庞大的商品堆积)在四十公里以外。 　　可是很奇怪，我还是把这部书读了下去。首先吸引我的，是书中引用的那些颇有文采的西方文学著作的名句。“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吧”，(但丁《神曲》炼狱篇)让我喜欢。“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伊索寓言》)令人欣赏。“真爱情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莎士比亚)，被用来形容商品追逐货币之艰难，实在妙不可言。还有歌德、伏尔泰。当我读到罗马皇帝因为儿子不同意征收厕所税，脱口说出“货币没有臭味”的时候，就是再劳累，也会放声一笑。 　　要注意一下时代背景。那是一个把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一切西方文化作品统统带上“西方资产阶级”标签的年代。只要扣上这顶大帽子，人民就无权阅读这些构成人类文明的作品。不过还是密中有疏，毕竟不好意思禁马克思的书。恰恰是《资本论》，才让我们可以享受一下马克思引用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朋友，要是你有同样的经历，你对马克思著作连同作者本人，是不是也会和我一样总是心存一点感激呢？ 　　又何止文学！“西方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哲学、政治学、历史的著作，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差不多尽收眼底。当我第一次翻阅《资本论》的时候，她那密集而详尽的注释(仅第一卷就有注释251条)着实叫我吃惊。原来那才叫学术著作，和当时已被简化为语录的毛泽东思想的表达方式很是不同，更与那些自封的“马克思主义大批判作品”大相径庭。 　　这倒不难理解。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没有任何权势可以让任何人信奉他的学说。惟一的办法就是细致而彻底地展开说理。不错，马克思的《资本论》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副标题，并声明是更早时期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继续。不过马克思的批判，至少是大量地、仔细地阅读了西方各类学术著作以后才进行的，为此他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里度过了很多年的时光。比照当时那些掌了权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除了带帽子、打棍子式的“批判”，究竟对西方文明的传统以致整个人类文明的传统，下过什么功夫、又真的知道几何呢？ 　　马克思应该不曾料到，他的著作会在100多年后被一个远离现代工业文明、在深山打猎的中国青年阅读，为他开启接触西方思想文化作品的一丝门缝，并以一个完全不同的参照系，迫使他开始朦胧地打量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为此，长久以来我一直对马克思怀有敬意，虽然后来并不同意他的全部理论结论。 　　完全搞不懂的，是从原苏联开始的那种把马克思的经济学与所谓“西方经济学”对立起来的划分。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些口含天宪的“理论家”对此提供过任何说明。我老是想冒昧地问一句：这位生于德国、曾在法国工作、最后流亡于英国并葬于伦敦高门墓地的卡尔·马克思，是不是一个西方人？

原 作 者: 胡景北 文章来源: 胡景北个人网页: http://www.hujingbei.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