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然科学来说，人类或许永远不能够确切地知道物质现象背后的“科学规律”到底是什么，因为人不是粒子、不是石头，它们的行为规律只能靠人类从外部所做的观察与实验来获知；

对社会科学来说，作为研究人的学科，人类确实知道些什么，因为科学家本身也是人，所以他们可以从“内部”来研究人。举例来说，“人是有意识的”，“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行为”，这些陈述都具有无可置疑的正确性。因为一个人如果反对这一陈述，也恰好证明了陈述的正确性，换言之，它们是“自明”的（self-evident ）。

总而言之，有“真理性”的、“正确性”的命题存在，而不是像楼主所说的，“科学理论仅有优劣之分”。

先占位
存在就是被感知
有空补齐

占位
缸中的金鱼

休谟公理与公众事件

18世纪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是个彻底的怀疑主义者。他怀疑一切教条，当然也包括《圣经》上的内容，所以有人把他归为无神论者。
有一次他不小心滑入了泥沼中，由于身型肥胖而爬不出来被困在了那里。这时一些卖鱼妇人刚好路过，但她们很快便认出他是那位知名的无神论者，于是拒绝救援他。直到休谟答应要成为一名基督徒、并且被迫在泥沼中朗读主祷文和信经之后，这些壮硕的卖鱼妇才将他拉起。休谟事后向朋友开玩笑，说这些卖鱼妇是“他所遇过最聪明的神学家了”。
休谟在《人类理解力研究》的神迹一章中，提出了一个公理: “任何证据都不足以建立一个神迹，除非它的力量太强，使它的‘虚妄’比它所欲建立的那种事实更为神奇；不过即在这种情形下，两边的论证仍然可以互相消灭，而且较强的论证所能给我们的信念，也只是和减除了弱的力量后所余的力量相等。”这段话虽然绕口，不过通过几个例子，其含义并不难理解。
例如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认为轻者上浮，重者下落。苍穹就像油层浮在水面上一样，是比空气更轻的物质，月球则被认为是像羊脂球一样洁白无瑕的超轻物质漂浮在苍穹之上。在长达2000的时间里，这一理论成功地解释了人们所看到的现象，并成为常识。然而，当伽利略用他自制的望远镜看到月球上有岩石，环形山等等以后，2000年来的信念被动摇了。
巨大的岩石如何能漂浮在苍穹之上？这的确神奇。但是有亚里士多德派的学者指责伽利略会魔法，用望远镜为大家展现的是幻术，这种说法就更加违背常识。在仔细检查了伽利略使用的工具效果之后，人们应当倾向于相信他做出的新观察，并且要与时俱进地发明新的理论与之相适应。
休谟认为人类的知识来自经验，随着经验的增长，知识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因此，一个聪明人就使他的信念和证据适成比例。”也就是说既不是百分百的相信，也不是百分百的不信，而是依据可能性进行概率性的判断，不轻信违背常识的神奇事迹。
引力理论在伽利略那个时代已经若隐若现，开普勒最早在探索行星运动规律时，认为引力就是太阳发出的类似于磁力的流，这些磁力流沿切线方向推动着行星公转，其强度随离太阳的距离而减弱。他还以月球与海水间的磁性吸引解释潮汐现象。

1645年法国天文学家布里阿德在一本小册子中修订了开普勒的假设，他指出太阳的动力或引力在性质上“应与粒子的力相似，像光的亮度与距离的关系那样，应当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胡克在1674年的一次演讲中，首先使用了“万有引力”这个词，并提出三条假设，定性地描述了万有引力理论。但是如何将引力理论与行星的椭圆轨道结合起来，这成为了一个难题。1684年哈雷带着这个问题去拜访了剑桥卢卡斯数学教授牛顿，牛顿声称他很早就解决了，但并没有当场拿出他的论文。几天之后，牛顿用他发明的流数术（微积分）算法给出了完美的论证，终于使理论与观测统一起来。
两年后，在哈雷的鼓励下，牛顿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但是胡克向皇家学会指控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是剽窃他的思想。牛顿则说，他本人早在大约20年前就发现了这一定律，并不需要从胡克那里获悉。后来牛顿勉强承认胡克1679年的通信刺激了他重新研究引力问题，并且承认胡克告诉了他一些他不知道的实验结果。做为妥协，牛顿提出在《数学原理》的有关部分加一条注解，说明引力反比定律也被雷恩、胡克和哈雷独立地发现。
牛顿与同时代的其他学者大多关系不佳，他与莱布尼茨就谁首先发明了微积分发生了更加激烈的争吵。莱布尼茨企图通过向皇家学会起诉来解决争端，牛顿作为其主席，指定了一个清一色由牛顿朋友组成的“公正的”委员会来审查此案，结果可想而知。

牛顿晚年的时候对人说1665年伦敦爆发瘟疫，他回到乡下，就在这棵苹果树下获得灵感，创立了万有引力学说。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不信。考虑到牛顿本人的人品，这个故事很可能是他为了独享万有引力学说创立者的荣誉而杜撰出来的。
很多情况下我们要在缺乏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做出判断，这时我们就会参考惯常的表现。古罗马的执政官塔西佗曾经说：当政府不受欢迎时，好的政策和坏的政策同样会得罪人民。这很好理解——普通民众也许搞不懂政府在下一盘多大的棋，如果政府出的政策一向比较糟糕的话，无论把一项新政说得多么天花乱坠，民众还是会倾向于不信。
有人把这个“塔西佗陷阱”引申为当政府不受欢迎时，无论说真话还是谎话，都被认为是在说谎，那倒也未必。
比如今年3月13日，河南省焦作市温县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布一则警情通报称，“12日，我局刑侦大队在办理一起电信诈骗团伙案件中，一名嫌犯死亡。”通报指出，经焦作市公安局督察支队初步调查，办案民警涉嫌刑讯逼供取证，温县检察院已立案调查。公安机关积极配合，坚决依法惩处违规违法办案人员，进展情况将及时发布。
公众对此事件反响并不十分强烈，因为刑讯逼供致嫌犯死亡在今天中国司空见惯，所以不需要调取监控录像等等特别确凿的证据，官微的说法就显得特别真实可信。不仅如此，截至3月21日9时，该微博还获点赞1706次，两个多月过去，已经没什么人关心下文了。
不妨假设一下，如果官微说该嫌犯是戴套打飞机爽死的，或者是躲猫猫死，喝开水死，心脏病死等等，这些个说法就比较离奇。这时摄像头又纯属巧合地坏掉了，那么仅凭一只装着精液的JJ套是很难令公众相信的。
所以，休谟公理也可概括为“特别离奇的说法需要特别确凿的证据”。为什么有时伟大光荣正确的政府公布的真相会有人不信，被红色通缉令通缉的嫌犯散播的谣言却有人相信？其实是休谟公理在起作用。
包不同
2017.6.3

占位
正确与有用

占位
是与应该

如果把“科学”仅看作是自然科学，那么，由于终极真理谁也不知道，故可以勉强接受“科学理论只有优劣之分”的说法。然而，对社会科学而言，就不能简单以自然科学的认识论来套。重点是，要区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

为什么乌龟塔理论荒谬？

盖因：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相当简单，它们行为由一系列简洁的原理所支配。因此，通常可以通过可控实验来鉴定“硬”科学的理论。物理学理论预测的对象，是物质世界的客观物体。在像物理学这样的“硬”科学领域，一种表面新奇、实质拙劣的理论是无法盛行于学术界的，因为重复实验会不断揭示出它的荒谬。

爱因斯坦公开抵制一些量子论的哲学含义，但是，面对亚原子粒子实验的测量结果，包括爱因斯坦在内，没有任何物理学家能质疑这一理论的准确预测。 原因是，就我们所知而言，亚原子粒子并没有意识。为了理解它们的行为——为了“解释”亚原子粒子——物理学理论要达到的唯一目标是，越来越精准地预测这些粒子在不同环境下的运动。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在物理学的实践中，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在某几次实验中，一种理论也许预测精度更好，但另一种理论也许更简洁、更优美。某些物理学家也许会“信奉”那些更精致完美的理论，并努力寻找证据去推翻与理论不符的实验结果。

尽管如此，长期看来，在“硬”科学领域里，理论如能系统又明确地带来更准确的预测结果，它将最终取代其他对手。（此指爱因斯坦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之争，量子力学的实验预测更准确，但相对论形式更优美。在今日的物理学中，量子力学已占据绝大多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