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观点：二次工业革命有几项重大的技术突破：取代劳力的机器、航天科学、基因工程、信息技术、新的农业革命。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四分之一世纪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世界工业和世界贸易在这些年份中分别以5.6%和7.3%的前所未有的年增长率增长。这一长期的繁荣是由若干因素引起的，其中包括补偿战争损失的需要，大战期间遭忽视的商业与劳务被抑制的巨大需求爆发，源自诸如电子学和喷气式飞机运输之类领域的军事技术的民用副产品，以及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期间和整个冷战年代的巨大的军事购买力。如果我们不能清醒地看到，是战争使资本主义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景象这一根本原因，那么对未来也一定难以清醒地把握。美国经济在被电气化馅饼砸晕后，随即陷入了滞涨的陷阱。

一、工业革命之电气化繁荣。

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了诸如蒸汽动力、电力和汽油发动机之类的新能源和能源设备，而首次用于军事目的的原子弹在二战后成为核动力船、生物医学研究、医学诊断和治疗以及核动力发电厂等。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了节省劳动力的机器，第二次工业革命正在创造取代劳动力的机器（076机器替代劳动力）。这些新机器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使用的高射炮台，这些炮台里装满了计算机（如单片机）——电子存储器和指示机器如何对存储的资料进行加工的程序（如操作系统）的结合体。

由于微导体即硅片的发明，计算机现在的体积比过去小很多，运算也快很多。它们现已成为现代经济的支柱，除了个人计算机（PC）充斥家庭和办公室的桌面，还被广泛应用于营业所、超级市场的收银台，发电厂、纺织厂、电话转换系统和工厂的生产线等自动化设备，计算机更是机器人的“大脑”。今天，这些机器人已被用来从事焊接、油漆、搬运物资等工作；明天，它们还将被用来做家务。这也正是我们认为信息革命将比工业革命对经济和社会发生重大变革产生更大推动力量的依据。

在电气化那个繁荣时期，一些跨国公司充当了全球经济扩张的先锋。它们首次获得全球性运作所需的技术，因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了某些革新，其中包括集装箱运输、卫星通讯和计算机现金管理系统等。这类设施是这一时期的中等跨国公司有可能在11个不同的国家生产22种产品。跨国公司现在不仅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制成品，而且还输出工厂——在第三世界国家工资比跨国公司本国的工资要低。因此，在这四分之一世纪的繁荣期间，跨国公司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而非跨国公司仅为4%。

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全球性的繁荣渗透到工业化国家的工人阶级（不是无产阶级），实际工资大幅提升，为周末短途旅行、一年一度的假期旅游以及私人住宅、轿车和其他耐用消费品的赊购提供了足够的钱（造成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越来越少）。这使得许多经济学家相信他们制定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创造了必需的购买力，可以避免过去的繁荣——衰退的经济周期，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一派繁荣景象，资本主义似乎在殖民地与战争之外，找到了一条全球化与虚拟经济结合的发展道路。盛世美国，到处莺歌燕舞！？

二、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

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一繁荣让位于“滞涨”——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的一种令人窘迫的结合。战时的损失已得到弥补，大战期间被推迟的消费者需求已得到满足，扩展中的工业生产力最终引起生产能力过剩。这种生产能力过剩导致出现剩余物质（人类社会第一次出现剩余“物资”，产生了阶级分化；现今出现剩余“物质”必将出现新的社会关系）。因为生活在第三世界的人们大多数还没有被作为消费者包括进这一全球性的繁荣中，海外工厂支付的低工资限制了当地的购买力，产品只能“外销”——生产地以外，事实上却无处可销——全球过剩！

现在发达国家、富裕人群不能不考虑“大多数还没有被作为消费者”的问题了，像美国那样通过穷人借债支撑消费，将透支未来做到了极限，导致欧美金融危机的“资本主导”，至今再也无路可走了。西方国家只考虑从别国赚钱，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却能让沿途国家利用中国的资金、技术、经验，像中国一样在经济上逐渐自立、自强，而且将做的更好。只有各国真正具有消费实力的中产阶级越来越多，才是支撑富裕国家、富裕世界的中坚力量。

否则，不仅资本增值的道路进入了死胡同，而且绝望国家此起彼伏的恐怖主义，必将成为发达国家的梦魇：在2017年3月底英国发生恐怖袭击后，4月3日至9日一周内，俄罗斯、瑞典、埃及相继发生恐怖袭击。5月，22日至31日10天内，英国、菲律宾、埃及、伊拉克、阿富汗等5国相继遭到恐怖袭击……。无须一一列举，每一次恐怖袭击的血腥场面，富人亦或穷人更难以承受？而且，富人还会经常遭到以赎金为目的的绑架。记得在哪一篇文章中曾说过：“没有麻匪的社会才是好社会！”，麻匪干嘛的？杀富济贫！

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表明，1950年工业化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是不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的10倍。2012年世行对世界上193个国家和地区人均国民收入进行统计和分类，61个高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国家的人均收入为不少于12616美元，33个低人均国民收入国家为不高于1036美元，差距扩大到12倍以上。①

去工业化现象对英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因为服务天生就比制造业产品更难出口。国际收支平衡出现赤字意味着国家在世界上“支付不起自己的生活费”。当然，国家可以通过向国外借债这种寅吃卯粮的方法暂时维持一段时间，但是，这种做法最终将导致本国货币的贬值以及进口能力和生活水平的下降。②欧元区风起云涌的抗议罢工，无不是因为政府应对金融危机，要降低福利而引起的。全世界的抗议、罢工、示威活动无不与经济相关。

美国是与英国不同的另一种后工业经济类型，知识型服务领域里的贸易顺差实际上不足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这根本不够弥补其制造业产品的贸易逆差，因为该逆差相当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4%左右。美国之所以能够维持这样一个庞大的制造业产品的贸易逆差，就是因为它可以向国外借款——考虑到世界经济的变化，这种能力在未来也会越来越弱——而不是靠服务业部门就可以像英国那样接近填补这个亏空的。③

三、金融主导经济的荒唐。

在经济部门中，能够实现生产的是农业和工业部门。贸易商和金融家可能会发挥重要作用，但他们并不生产任何东西。资本主义世界里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金融家们从原先的“中介者”演变为对他人的控制者，控制了那些曾经由他们“中介”的交易和商品。我们必须注意，这一过程会随着时间的推进不断加速，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们之所以这样做，部分的原因在于，主要国家的制造业利润都进入了长期的衰退，其标志便是“滞涨”。后者在几年前又开始重演，2007年时，通货紧缩与（一段时间的）通货膨胀在不同国家并存，但都伴随着衰退。20世纪70年代起，金融投机逐渐成为了完全的主导者。④

贸易商和银行家只是提供一种服务，而不生产任何产品；农业和工业生产产品，但几乎所有的生产都是由工人来完成的，而不是其所有者。这或许会被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那些企业所有者会同意这一点，那些人确实也想要这样——哪个资本所有者想参加具体生产劳作？甚至有些富二代连屈就管理父辈的产业都不屑一顾。

当然，有一点必须承认，即生产过程中需要有无数次的决定，而那些做出决定的人对生产有着很大的贡献。但这些CEO、所有者的收入与他们的“劳动”相比极不相称，即便由其掌控的企业正遭受着严重的财产损失，他们的收入依然是极高的（主要指资本所有者和职业经理人）。因此，在2007年就业岗位不断减少，平均收入不断降低的时候，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了这样一条信息：

“从2003年到2005年，美国排名前1%的人在收入上的增长超过了20%最贫困者的收入总和；前110万美国家庭的收入总和为1.8万亿元，占美国总收入的18%，这些收入来自于投资和资本所得……在2003年，对于资本利得的征税被减少了。”⑤

还记得056引用的路易十六被砍头行刑现场一个农民激愤地喊话：“他早就应该被处死了！穷人缴税，而丰衣足食、成天花天酒地的贵族却免税，这是什么道理？”那是1793年，也是乾隆拒绝英国国王乔治三世要求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那一年，210年后，以标榜平等建立共和国的美国与其时封建君主的法国一样对富人的征税反而减少了。

不生产产品的虚拟经济，与 “做出决定的人对生产有着很大的贡献”的企业家还不一样，但是他们的“收入与他们的‘劳动’（不生产产品的劳动）相比极不相称”。虚拟经济的“金融投机逐渐成为了完全的主导者”。全世界金融行业的收益都大大高于制造业的收益，实体经济赚的少，虚拟经济赚得多得多，谁傻呀还去投资实体（生产产品）？

四、企业家与资本家。

虚拟经济，金融投机因为“做决定”而获得丰厚的收入，看似与企业“做决策”者相似，实则完全相悖，可以通过诺奖获得者科斯的企业家替代价格机制来认识。科斯认为，企业家承担了风险，并享有了相应的管理权限，因此他们会努力搜寻和尽力利用各种获利机会。

企业家是把经济资源从生产率较低、产量较小的领域转到生产率较高、产量更大的领域的人，是生产要素之一（企业所有者、企业家是“管理”生产要素的人，而不是生产要素之一，否则与其后面的观点相矛盾。但只出钱支配实体的资本家、金融家反而可视为资本要素——笔者）。也是企业中专门承担决策和控制功能的经济头领，他能预见特定产品的需求，发现顾客，利用一定的生产手段，协调组合各种生产要素，进行生产与供给。无疑，不仅是资本一种要素；而且，对供给侧举足轻重。资本惟利是图勿需多说，而我们不得不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拜政府掌握资本“不问产出”乱投资所赐。

企业家在生产和交易活动中扮演着中间人角色。例如：把投入和产出合理地连接起来；介于体力劳动和消费者之间；介于要素市场和生产市场之间；介于市场交易过程中的买卖双方之间，等等。看似虚拟经济和金融投机也是“中介”，但企业家是在生产企业中扮演这样的角色，而金融资本则是在生产企业之外，甚至是生产之外。

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和核心，在不确定性环境中，经营决策对企业的效率和利润的影响比决策的实际执行更为关键。例如：开发新产品或改进现有产品质量；创造和引进新的生产方法，包括科技新发明、组织新方式等；开辟产品新市场；寻取原材料及能源供应的新来源，创建新的产业组织形式等。企业家通过完善投入要素和填补市场空隙，来调节市场的不完全和不均衡。企业家会去发现那些尚未市场化的要素（这一点也说明不能将企业家本人看作要素）并投入生产，以完善投入要素的不足；他们统筹、协调市场交易和价格体系已经发挥作用的领域和尚未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之间的关系以填补市场的空隙。企业家依靠其非凡预见性和决断力，当他们的判断与他人的判断出现分歧时，他们会议逆向操作与之展开斗争。显而易见，资本家、金融家力所不逮。

尽管对企业家的地位和作用提到了如此的高度，但他们在生产企业中只是“中介”，而不是生产本身。那么，生产企业之外的、作为“中介”的金融，为了获取“不相称”的暴利，而主宰了企业的生产（我们则是为了权力，政府主宰了市场）。如果把企业家比作指挥战役的将军，金融（政府）就像掌握粮草、弹药的后勤，后勤（政府）不务正业，取代将军（企业家）去指挥打仗，必然葬送整个部队，输掉战争。

而我们的政府配置资源，通过金融用投资主导实体经济，36个行业有22个产能过剩，不得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得不“三去一降一补”。这就是利益集团投资拉动GDP，为攫取全民财富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恶果——滋生大量贪腐和社会严重不公。所以我们没有资格去嘲笑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借钱度日，因为我们的危机还没有来临。不过对比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了更丰富的当代中国版本。

五、金融如何搞垮美国经济。

资本的本性是逐利，而投资是实现利润的必需途径。当资本在实体方面的投资减少，就只能在非实体经济方面增加投资，例如借贷给穷人，那就是美国金融界让资本流动起来，导致金融危机的损招。金融世界是兼并收购行为的最大收益者和最终落脚点。

当世界经济缓慢但确定地进入了产能过剩之中，这些进展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及之后令人眼花缭乱的M&A浪潮（兼并与收购）。在此过程中，他们也减少了新建生产能力或现有生产发展等方面的真实投资。所以这一次是欠债与追债的金融危机而不是产品过剩的经济危机，是大量借钱给还不起债的穷人（例如600万美国穷人买房的次贷）和政府（例如欧猪五国）引发的。本质上的需求不足（分配不公，穷人买不起产品）并未改变，只是因为穷人借钱消费而转移了、推迟了或以另一种方式爆发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

只要能让资本流动起来，钱能否收回来无人关心，在每个月超过全年国民总收入的巨额交易利益链上的“专业人士”获得了高额的收益，而银行因收不回来钱倒闭了，企业没有钱经营贱卖了（卖方可能是终身的积蓄，而买方因此大赚），财富进行着前所未有的集中和不合理的重新分配。富人因为资产投资的收益更富了，穷人不但更穷，而且还欠下了终生还不起的巨额债务。这就是在第十三章中的“资本运作是分钱游戏 资本衍生品是金融骗术”这一推论的来源。“即便由其掌控的企业正遭受着严重的财产损失，他们的收入依然是极高的”。这就是前面说过的“杀贫济富”。

金融公司的收入同时属于“利息”和“利润”类，但更重要的是其在数量和性质上的意义。“1949年，非金融企业公司利润高达金融企业利息收入的10倍，10年后变成了5:1,1969年时降到了2.5:1，到1979年时已经不到两倍，而1989年以后非金融业的公司利润总是少于利息收入” ⑥。简单来说就是，60年前制造业的利润比金融行业的利息收入高10倍，20年前制造业的利润已经少于金融业的收益。

正如民生银行老总的话，我国“企业利润那么低，银行利润那么高，所以我们有时候利润太高了，有时候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⑦

“资本为王”的原因是“主要国家的制造业利润都进入了长期的衰退”，“资本主义似乎在殖民地与战争之外找到了一条全球化与虚拟经济结合的发展道路”却因为“滞涨”而破灭了。虚拟经济、资本经营不像工业革命那样有效，原因极其简单，就是因为不生产产品的“分钱游戏”和“金融骗术”所致。就像前面比喻的后勤部将战争资金用于大量采购利润率高的武器弹药，让战士去打大量消耗弹药的攻坚战、阵地战；而不是兼顾利润率低的食物衣物，使战士衣不蔽体、穿着草鞋作战（如抗战时的川军）；结果军队成建制地溃败，后勤揣着钱跑路了。

西方发明股市本是为实体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筹集资金，而不是用来赌博的，实体经济将长期不景气（发达国家再工业化，非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自己生产；需要加工的，东南亚人工更低；而代工兴起的劳动密集型产能严重过剩），股市如何能“牛”？

资产经营是赚取货币并不创造价值。如果美国没有2008年的金融危机，“资产价格将永远处在上涨的通道里”就是资本者共同的信念。

房子不住人只为赚钱就会创造泡沫。如果中国没有2017年的房价下跌，“地产楼市价格将一直上涨越来越高”就是有房人共同的信仰。

会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