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 ―1970年,日本的工业设备投资增长15.2倍,企业利润增长18.5倍,而工人的实际工资仅增加 1.2倍。其结果是国内居民消费不足,而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所创造的高额产能过剩,只能过于依赖于出口。连续两次的石油危机以及广场协议造成的日元被迫升值,直接导致了生产严重过剩,企业开工率徘徊于70%左右,大量人口失业,陷入危机之中。
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日本在战后的高速增长下忽略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即很多学者提出的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过于依赖国外需求,而忽视了国内居民的消费。二是80年代以后由于房地产等非生产性泡沫的过度膨胀,将大量的投资吸引到最终产品的买卖上,而忽视了生产过程的投资,直接导致日本创新能力不足,缺失了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这也是为什么在日本占有了大量汽车,电子市场后却没有引发90年代计算机和网络的技术革命,而是让美国获得了新经济带来的高速增长和繁荣。
反观中国当前的形式,和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极其相似。企业产能过剩,过度依赖出口,过分压低农产品价格形成的扭曲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居民工资过低。同时社会福利,医疗,养老等水平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导致了居民不得不过度储蓄,改革开放以来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从0.9下降至接近0.5。于是收入和支出两方面共同造就了内需不足的现状。而金融危机促使的凯恩斯主义的大量政府支出又从另一方面加剧了中国企业在未来几年内的产能过剩。同时中国一直以来的发展模式都是粗放型的,本土技术创新几乎没有,这种靠政府主导拉动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不知道还能维持多久。并且如今人民币升值压力有增无减,虽说中国的政治因素和世界环境不会让中国像日本一样出现“广场协议”之类的命运,但是这次的轮胎特保案极其引发的世界范围内抵制中国产品的现象不得不让我们担忧“中国制造能红几时”。
眼前活生生的日本“失去的十年”已经告诉我们,外部拉动的经济模式确实会创造“奇迹”,但是只有从内到外的增长模式,才是能维持经济稳定发展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