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本月早些时候，二十国集团的财长与央行行长举行会晤之时，他们就全球范围内公司治理方面的改善发出了倡议。人们对这种呼吁时有耳闻，但势力强大的既得利益者使得政府难以在这一问题上坚持到底。因此，若要使得认真的改革措施得以贯彻，那么强大而持久的公众压力将是不可或缺的。
许多国家只为上市公司的投资者们提供了程度明显不足的保护措施；即便是在有着发达的公司治理体系的国家中，那些对于公司内部人管制极度松懈的制度安排仍在大行其道。例如在美国，内部人便享有保护，可以免受已被大量经验证据证明实际上将减少公司市值的收购行为之伤害。
松弛的公司治理规则之所以存在，通常并非是由于公职官员对此缺乏认识。政治方面的阻碍常常在松弛的制度安排已被认定为缺乏效率之后，仍然使得旧有制度得以延续。
一般情况下，公司治理议题并不为大部分公民所关注。其结果便是，政治家预料自己在投资者保护方面作出的决策，将不会对公民的投票选择产生多少直接的影响。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规则问题上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利益集团则往往密切关注公司治理议题，并会为了获得有利于自身的规则安排，而对政治家展开游说活动。
被人们认为在通常情况下最具影响力的群体，是由上市公司内部人所构成的集团。由于公司内部人有能力动用其所辖公司的部分资源，因此他们是特别强劲有力的游说者。这些人有权决定其公司的竞选捐款流向何方，也能为政治家的亲属或伙伴提供职位或业务（而政治家在退出政坛后也可享受到这些好处），并可利用其公司的力量，为政治家试图推进的议题和事业助上一臂之力。
由于内部人从争取松弛的公司治理规则的游说活动中获得了全部收益，而此类游说活动的成本又大部分被其公司所承担，因此内部人在影响力的较量中，取得了对于政治家的优势。由其公司出资实施的内部人游说活动，实际上还是由公司股东来买单。
尽管人们不会指望个人投资者会为了更强的投资者保护措施而花钱开展游说活动，但却可能会期望共同基金、银行和保险公司等等机构投资者能进行游说。机构投资者从个人那里获得资金，并将之投资于上市公司之中。由于机构投资者在此类公司中投入重金，因此它们应当在公司治理问题上享有充分的知情权。
不过对于公司内部人的游说活动，机构投资者往往并不能给予充分的制衡。与公司内部人的情况截然不同，机构投资者不能从那些投资者保护情况岌岌可危的上市公司处获得游说活动的开支；此外，根据其与自身投资人的关系，某些机构投资者（如共同基金经理）或许只能从公司治理改革所带来的投资组合增值中分得一小杯羹，这也减弱了机构投资者出资对抗内部人游说活动的意愿。
而且，那些机构投资者的决策人通常也拥有某些会阻碍他们开展对公司内部人加以更严格约束的游说活动的利益；一部分机构投资者本身就是上市公司的一部分，也因此处于公司内部人的掌控之下，而新的约束将不利于后者的利益；即便是那些并不隶属于上市公司的机构投资者，可能也在从上市公司处获得业务方面拥有利益，这使得这些机构不会乐于推动那些为公司内部人所反对的改革措施。
因此，利益集团政治通常对公司治理改革造成了巨大的障碍。然而，诸如公司丑闻大量涌现、或股市遭遇崩盘等某些事件，可能会通过将普通公民的视线导向公司治理失灵问题的方式，打断这种通常有利于内部人的利益集团政治运作。
当公民们变得如此义愤填膺之时，他们的投票决定便可能会因政治家在改善投资者保护方面的失败而发生改变，公众对于治理改革的要求能够压倒既得利益者的势力。事实上，大部分治理方面的重大改革都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例如在美国，1929年股市崩盘之后，新的证券法规随即得以通过；而《萨班-奥西利法案》也是在2002年、于互联网泡沫破灭以及安然公司和世界通信公司爆发丑闻之后，便立刻获得了批准。
本轮危机通过激起公众对于改革的巨大要求，为公司治理制度的改善提供了又一次契机。这一机遇不容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