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的“剥削”与现实中的剥削压迫不是一回事

                        于德浩

                      2017.6.24

     马克思经济学的剩余价值理论，提出资本家剥削工人，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的观点。这里面的“剥削”实质是一种经济学模型表述，与我们现实中的剥削压迫现象不是一回事。当然，也许马克思本人更倾向认为基本是一码事，但我认为这恰恰表明了马克思本人的一种历史局限性。

我简单形象的说一下雇佣关系。雇佣关系是人与人的一种生产协作关系，是拥有较高生产效率的生产者雇佣较低生产效率的生产者，可以提升整体的社会劳动生产率，从而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在一般自然状态下，雇佣关系的双方是自愿互利的，就是说如果工人认为工资低，他就不会被资本家雇佣，而宁愿成为自产自足的自由人。

举例，1个资本家雇佣100个工人使用机器进行社会化生产协作。平均每个工人的产出是9件商品/小时，其中工人的工资是3件商品，机器损耗折合3件商品的价值，资本家从每个工人处可得到3件商品的利润。我们不妨定义每件商品的价值是10元，在1小时的生产中，每个工人得30元工资，机器总耗费30*100=3000元，资本家的总利润是30*100=3000元。

显然，在雇佣关系中，新增商品的价值是9*10*100-3000=6000元。而如果100个工人单打独斗，他的生产率就是很低的1件商品/小时，新增价值仅是1*10*100=1000元。而我们所说的社会总剩余价值，就是6000-1000=5000元。在达到平衡态时，所有100个工人分得3000元财富（1000元劳动力价值+2000元剩余价值）；资本家1人分得另外的3000元剩余价值。这就是我们现实中看到的贫富差距悬殊，“1个资本家3000元，而1个工人仅30元，100倍的差距。”

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里，他假设“价值只能有活劳动创造”，所以马克思就把雇佣关系导致的必然的贫富分化现象解释为“资本家剥削工人”。诚然，剩余价值学说是一种探究财富分配根源的很好的经济学模型。通俗的说，如果所有工人都不被资本家雇佣，那么资本家的利润肯定为0；是100个工人养活了1个资本家。

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西方经济学则是这么解释贫富分化的，剩余价值是因为资本家的组织生产及机器的使用，拥有了更高的生产率而来。利润的根源是资本这个生产要素，所以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也就理所当然。而且，工人的工资所得30元比其自产自足的10元还要高20元，这是1个资本家改善了100个工人的生活状况。这些更聪明的企业家才是英雄，推动了整体社会的进步。

客观的说，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和工人一起协作生产而来的，至于谁的贡献更大，这两种学说各是见仁见智。但是，如果要解决社会贫富分化问题，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则应用性更强。

但我要着重申明一点，现实的剥削压迫现象与马克思的“剥削”模型绝对不是一回事。当资本家的生产率不变时，工人和资本家的收益就是处于零和博弈状态，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斗争。通常我们看到的现实剥削压迫现象是指，本来工人的市场平均工资是30元，结果资本家用种种借口或手段实发工资20元或更低；或者发工资30元，但要么是逼迫工人加班加点，要么是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等等。这种剥削压迫行为，都是工人可以切身体会到的。

而马克思的经济学模型，则认为只要工人正常一般劳动，若工人的工资不达到60元、资本家的利润为0，那么都归为“剥削”。而这种“剥削”，工人是体会不出来的。反而，当资本家开工资40元高于市场价时，工人会觉得这个老板是个大好人。

当然，马克思也承认资本家付出了管理劳动，按照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设想，资本家的收入应该是0.1*10*100=100元，每个工人的工资是59.9元，这才叫公平。资本家可以占有剩余价值，但必须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从每个工人处拿0.1元就要知足。

怎样才能达到共产主义的设想呢？马克思提出两种方法，第一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组织工会与资本家谈判，通过阶级斗争，来提高工人的工资降低资本家的利润。第二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一旦剥夺资本家的资本和生产资料，资本家自然就不会拥有更高的社会生产率，也没财力去主动雇佣其他工人。

西方经济学者认为，在各个生产力要素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工人的工资会由市场自发的调节而提高，不像马克思所讲的“工资铁律”那么残酷。确实，工人的工资随着社会科技的进步而在提高，但另外一个事实就是，贫富差距并没有减小。也就是说，“市场的各个生产力要素并不自由流通”；用马克思的话说，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会使得底层工人几乎不可能翻身。

西方经济学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现在是通过转移支付的手段来试图减小贫富差距，也就是西方社会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基本思路是这样的，本来市场自发调节是资本家利润3000元，工人总工资3000元。国家再对资本家的利润征税，比如征税2000元；就变成利润1000元，工资5000元了。

但是，理想与现实总是脱节的，因为这里存在交易费用，而且也找不到完美的征税手段和方法。常言道，“苛政猛于虎也”。就是说，国家如果肆意提高税率，那么就算本意是提高工人收入的，但实际却“好心办坏事”，更苦了一般老百姓。从经济学上讲，税负一般是平分在交易双方的。

在上例中，现实出现的结果是，资本家利润减少为2000元，工人总工资减少为2000元，而各种税赋又耗散了交易费用2000元。资本家通过一些手段避税，并转移税负给一般消费者老百姓；养活庞大的税务机构又要新的耗费。所以说，历史上凡是一个朝代的兴盛必然是“轻徭役薄税赋”，而朝代的没落则对应着“繁冗的苛捐杂税”。富人被多抽税，基本生活不受影响，无非就是奢侈消费少了；而穷人被多抽税，则可能危及温饱问题。

在进入21世纪后，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者还是马克思经济学者，大家都开始关注资本家和工人合作共赢的问题。通俗的说，就是做大蛋糕，让很多矛盾对立自动消失。比如，原来新增价值是6000元，其中工人分得3000工资，资本家分得3000利润。当生产率不变时，工人的工资一般会逐步增加，在博弈中逐渐占优势；这时候不断压低资本家的利润，阶级矛盾就日趋严重。一方面就是不断的谈判斗争，另外一方面就是逼迫资本家继续研发提高生产率。

比如，采用新技术后，新增价值从6000提升为12000元；原来工人工资从3000索要至4000，直到5000元，利润被压的很低。此时，资本家哪怕给工人开6000元工资，自己还能剩6000元净利润；这时候，工人生活大幅改善，资本家也申明大义，阶级对立的矛盾自然就弱化了。

“不患寡而患不均”还是“不患不均而患寡”？一般来说，老百姓还是很现实的，追求个人绝对财富的增加。“让外企的资本家老板狠狠地剥削我吧，给我月工资1万，压榨我1万的剩余价值；也不愿意在国企享受主人翁的待遇，每月3000块钱的工资。”

就是说，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很高的社会生产率，资本家的剩余价值率是100%，工人还能有房有车，生活富足。而在贫穷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生产率低下，就算国营企业的利润全部平均分发给工人，工人依然挣扎在温饱线上。

为什么集体主义一般会导致效率低下呢？因为没有利益驱动。我们高估了人性，一般老百姓的共产主义觉悟要比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优秀共产党员低得多。所以，马克思特别强调，“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高度发达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我们整体老百姓的素质还比较低，很少有人愿意主动积极劳动，为社会奉献。

如果，我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100个工人在养活1个资本家；那么在平均主义的情况下，是20个工人在养活80个工人。而且，最要命的是，没人愿意去研发提高社会生产率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情，“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腐败、办事效率低下几乎就是平均主义的顽疾。

西方经济学讲帕累托最优，就是说适当的贫富分化是使得整体社会运行效率最高的前提必要条件。如果奉行平均主义，那么就导致效率低，从而社会财富总产出就少，就成了共同贫穷。

当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是效率最高的社会运行方式。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批判的入木三分。首先，私有制本身就是不平等的根源。就算金钱可以自由换得一切，可当你没有钱的时候，“自由”从何谈起呢？工人正是因为没有生产资料，才被迫出卖劳动力。一般工人在与资本家谈判时，总是先天弱势一方。第二，利润是资本家生产的动机，这可以认为是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源动力。但是，每个资本家的盲目扩张生产，追求利润，往往会导致供求失衡，生产相对过剩，从而导致经济危机。虽然市场出清总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成立的，但一次经济危机的破坏就可能是致命的，可能导致大饥荒甚至是世界大战。

第三，私人资本的零散，会使得研发新技术变缓，从而阻碍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这也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必将被共产主义替代的根本原因。越是高科技，越需要大规模资本的投入，所以国家资本在驱动社会发展上必然成为主流。在搞大型工程及百年大计上，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很大优势的。

不过目前为止，我们对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还很模糊，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就是说，社会整体发展如何从个人利益驱动型转为个人兴趣驱动或社会责任驱动型，我们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按照邓小平的话说，“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