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师专的领导为了自己的政绩是否在用国家的钱诱贿教师

郑州师专“剽窃门”引起的法律思考

法律上有“不当得利”之说，而按不当得利者的主观性，不当得利又分为无意不当得利或恶意不当得利。检个钱包而不归还失主之类当属无意不当得利；坑蒙拐骗类巧取豪夺皆属恶意不当得利。有文曾指出，学术腐败的利益链条是：作假——职称（或官衔）——钱财。针对郑州师专一些行政人员的“剽窃门”事件，也有文指出“剽窃行为相当于盗窃”“搞学术腐败实质是欺世盗名地谝取国家或纳税人的钱”等等。由于作假是一种坑蒙拐骗类的的行为，所以通过学术作假给自己带来的利益，是否当属法律上所讲的恶意不当得利？

学术腐败或造假的恶意不当得利损害的不仅仅是全国纳税人的利益，往往还会进一步损害到相邻人的利益。比如郑州师专一些行政人员用造假获取了高级职称，而由于政府财力有限，高级职称的评出在一个学校或部门地区是有一定比例的，当一些人员用造假获取了高级职称时，必然就会排挤或不利于本校其他申报高级职称的老师，这是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这是否也是一种侵犯相邻权的违法呢？

不当得利是否一种该罚的罪。对无意不当得利我国法律一般还是持比较宽容的；但无意不当得利在被指证后应当归还，则是法律所强制要求的。至于恶意不当得利，那就没得说了，既要把不当得利及其孽息全部归还，还要量其罪行的轻重给予处罚，这也都是有法律依据的。至于罪行轻重的衡量标准则有两条，即主观恶意度和客观危害度。一般来说，学术方面造假的主观恶意度不是太大，无非是想耍一些鸡鸣狗盗的小技来个名利双收，但其客观危害度却要比人们想象的大得多（这方面已有很多论述，此不赘述）。所以从主观和客观统一的角度来说，文化学术方面造假的罪行还是比较重的。国外和香港等地对这方面造假者的处罚向来是很严厉的。国际通行的做法是一旦学术方造假举报属实，别说不当得利全部收回，职务被撤消，仅同行的谴责也会使案犯无地自容而从此淡出或离开学术界，甚至直接进班房。最近韩国造假“科学家”的缓刑是众所周知的。香港有一家公司的女经理，被查出过去曾在申请助理职务时，有造假的行为，结果对她这些年来因这个造假带来的收入全部收回，并被开除和判了6个月的刑。这种惩罚对我们来说好象有些海外奇谈，其实是我们的道德感缺失，认识不到学术腐败或造假的社会危害罢了。若要“与国际接轨”，对郑州师专的“剽窃门”事件有关部门是否可提起公诉呢？

根据我国加入的国际《伯尔尼公约》的条款和一般被称为的“三步检验法”及窃用的数量、质量都是就原告的作品而言，等等，郑州师专“剽窃门”中的一些人，是否构成了对他人作品的侵权，应接受法律制裁？

在郑州师专的“剽窃门”中，我们还可看到，领导希望通过形象政绩数字（新增教授数、发表论文数等等）使自己仕途受益，所以不管你申请的课题或发表的论文有没有意义，是不是学术垃圾，都是有高额奖金给予鼓励的。这是不是领导用国家的钱诱贿老师给他们送或添加形象政绩数字？其诱贿违法的程度该如何考量？（当然，教师是没有受诱而贿主观意识的）

在郑州师专的“剽窃门”在网上遭到揭发和批评后，校领导却说：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写帖的老师是谁，我们给他做了工作，他已认识到这样做不对，等等。领导“做工作”后，被“做工作”的这位老师“认识到这样做不对”是该老师真实意思的表达吗？如果不是，那这位“做工作”的领导是否会有“以权胁迫”的违法嫌疑呢？或者说是以权剥夺了他人的沉默权呢？

当然，根据我国的法制和法治程度，上述一些问题可能都会一一不了了之，或被郑州师专领导神奇的“做工作”而一一化解，笔者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地将其提了出来；因笔者相信，我们若对这些问题都作些前瞻性的或预防性的法律思考，总是非常有益的，而且随着我国法制和法治必然的不断进步和完善，上述问题的答案也会越来越有共识和明朗。

关注郑州师专问题的中州法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