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讲的是ZF（包括央行）应当在必要的时候干预经济。即使你主张的央行购买准公共产品也属于凯恩斯主义范畴。

储备需求和凯恩斯主义完全不同：其一，它不是依靠ZF赤字，而是央行新增货币。其二，它不会带来新增债务。其三，它实施的主体不是ZF，而是民营企业。其四，它是以央行购买为引子，将储蓄钱转变为储备物，减少消费品供给，增加公共品供给，且对该贡献央行有正利息保障。其五，它给了储蓄以出路，使其不再炒作房产、大宗商品，消除了滞胀根源。

不明觉厉~

不管央行做什么，央行影响经济就属于凯恩斯主义范畴。

凯恩斯说：“国家必须通过赋税制度，部分通过利息率的涨落，部分通过其他手段来（对经济活动）施予引导作用.”[1]
这里凯恩斯说的“国家”是相对于企业和家庭而言的，就是说政府和央行都包括在“国家”的概念中。而“利息率的涨落”显然是央行影响经济的措施。“部分通过其他手段”自然可以包括通过印钞手段。你给出的理由二至五只是说明了凯恩斯主义实行的过程和结果。

其实，你的主张等同于央行印钞给政府，然后由政府向民营企业购买准公共产品。过程略有差别，但结果是相同的。

[1]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华夏出版社 2013年7月第一版 291页

中国建国68年来，老百姓的生活极大改善，改革开放以来7亿人脱贫，现在基本实现小康社会。

请问，这68年的经济巨变，依靠的是凯恩斯主义吗？

每年印刷的钞票超过2倍的虚假的注水GDP，导致经济不断衰弱，物价飞涨，企业破产或者逃离

这些现象，100%是凯恩斯主义导致的吗？

中国实现这68年的经济巨变，原因当然不止一个。国家干预经济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国家干预经济是凯恩斯主义的核心。至于国家如何干预、干预多少，凯恩斯并没有限定范围。

可能是利益集团博弈的后果吧！

支持澳大利亚学派

对高级宏观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些看法　　

　　猪头非

　　　equity premium puzzle的大作业终于结束了。我们组提交了40多页的研究报告，内容极其华丽：在Barro新版working paper的基础上建了一个Markov随机过程下的资产定价模型，还把Abel（1990）的文章重现了一下，并用新的数据集对两个模型作了calibration。做完这个大作业，有两个收获：一、锻炼了基本功（数学推导、英文写作等等）；二、进一步认清了高级宏观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本质。　　
　　微观基础从效用函数开始？　　
　　从Lucas批判开始，宏观经济学逐渐重视微观基础的构建。咋构建？从个人最优决策出发。谈及个人决策，效用函数不能缺少。因此，宏大的体系便始于效用函数。使用效用函数在理论上无可厚非，但高宏却让它变了味。高宏的任务就是向凯恩斯叫板，说你没有微观基础，是瞎搞。但为什么凯恩斯那套东西经久不衰？因为和现实比较紧密，在实际经济中能派上用场。例如，前些日子，英格兰银行的一位前官员来中心讲座，其间提到他们做宏观政策，只需三条新凯恩斯方程式即可。高宏不服啊，它想：我怎么超过凯恩斯呢？在微观基础上我已经优胜于它，只要在指导实践方面胜过它就可以了。基于此，高宏便开始了用实际数据去模拟模型的进程。
　　且慢。高宏模型从哪开始？从效用函数开始。暂且不说效用函数是颇具主观随意性的东西，你去拿客观数据估计它有没有意义。即使能估计，你估计出来的参数值有意义吗？没有意义。经济学的老祖宗们早就教导我们，效用函数的绝对数值是nonsense，只有相对大小才有意义。你看，那个puzzle里面，什么RRA处在0到10之间是正常的，处于25是不正常的。衡量RRA的那个参数在哪？在效用函数里。看来，什么equity premium puzzle不是什么客观存在的puzzle，是经济学家自己挖坑往里跳的结果。套用我们班一位同学的话来说，对模型和数据滥用的过程，就是puzzle产生的过程。　　
　　改效用函数？死路一条　
　　ok，如果高宏非要用效用函数说话，我也就认了。当然有个前提：你要保证效用函数的“以一贯之”。效用函数的参数值不是没有意义吗？那我就赋予它一个意义。怎么让这个“意义”具有普遍的意义呢？那你就要保证所有的模型都是基于同样的效用函数。幸好，高宏经济学家们达成了共识，觉得CRRA的效用函数不错，所以基本都在用。
　　但是，在CRRA身上，premium puzzle出现了。为啥？有些人发现，CRRA把RRA和EIS捆绑在一起了，所以算出来的premium有问题。咋办？改效用函数，把RRA和EIS拆开。行不行？显然不行。关于不行的理由，我同学给了一个：你0到10的benchmark哪来的？是用CRRA效用函数估计出来的。你把CRRA打倒了，结果却用CRRA衍生出来的标准去衡量你的新模型，这不是明目张胆地“扛着红旗反红旗”嘛。
　　我倾向于从方法论的角度去鄙视这种改效用函数的行为。我认为，效用函数形式在高宏中的地位，类似于需求定律在价格理论中的地位，甚至类似于“理性”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为啥？需求定律能改吗？“理性”假设能改吗？不能。你改了整个理论就要崩盘了。坚持这些基本假设是任何理论工作者所应具有的职业操守。同样，上面提到了，效用函数是高宏建模的出发点，如果不能保证一个稳定的效用函数的形式，整套理论出来的结果可能连可比性都没了。
　　那遇到puzzle怎么办？在效用函数以外想办法啊。就像张五常所言，你不能因为看到有什么吉芬商品，就去创造一条向上的需求曲线，这是不严谨、不厚道的行为。同样，看到人的行为“不理性”，就要去否定“理性”假设，这也是相当不负责任的行为。从这个角度讲，Barro的尝试方向还是有意义的——当然，在给定premium puzzle这个问题本身有意义的情况下。　
　　玩弄模型的爱好者　　
　　另外，我对高宏经济学家的评价就是“玩弄模型的爱好者”。看看最近几十年的论文，他们都在干什么。拿货币来说，有很多种玩法。把它放在效用函数里，就是MIU；拿来买东西，就是CIA。不仅可以买消费品，还能买投资品，这叫stockman；如果只能买投资品，这是我们的宏观作业（很遗憾，老师说处理不了）。实在没地方放了，就放在贴现因子里，这叫Uzawa。不光货币，还有labor, bond, wealth等等。这么多排列组合，够许多高宏经济学家存活几十年了。
　　我们的高宏TA还是很有良心的，前些日子主动坦白，高宏这套东西在实际中不用，真正用的还是凯恩斯。由此，这套有微观基础的东西，仅有理论上的意义（或者说在思维方式上给我们来了次革命）；剩下的，就都是垃圾了。

中国的经济发展，从经济学认识来看，没有那么好，但也不算太差。有政策对的时候，也有歪打正着的时候。比如建国后修建基础设施，强力推进基础教育，不管那个时代如何，结果对经济是好的。改革开放后，其实中国领导人还是很谦虚的，从紫阳开始，对西方经济学家的建议多少接受，市场改革从赵开始，力度很大（当时环境下几乎是反天，所以......）。朱走上正规，温是中规中矩，李细密一些。如果说有不足，那就是2000开始后，低端的东西发展太快，反而抑制了高端产业的培育。经济结构调整，温时候讲很多，但没有很好推行下去，当然有力度不够和技术储备不足的问题，也有诸侯割据的事实。现在时候应该到了，但是能不能成功，国家需要加把劲，因为已经被西方盯上了。
        我们搞高铁这类东西，看似有点跟风，实际上对经济还是好的。有的时候就是供给扩大需求。中国搞基建，各级ZF招商引资，这一套西方国家搞不起，老百姓不答应。泛民主更容易导致短视的政策。美国其实也丧失了二战前后那种进取心态。不过人家的教育、高科技和金融很厉害，经济上还是执牛耳，这点欧日都难以抗衡。
       中国这三方面都还不太行。教育开放很难，高科技稍好点，金融实力就看三马了，主要是马云。银行体系作为不太大，也不好改。制造业现在有些实力，但是再发展也是腰和腿，而以上三个领域就是最厉害的脑和神经中枢。没有以上三个领域的坚强后盾，制造业要转移，要衰退都是无法抗拒的，因为灵魂不在你手里。我们现在努力中，但是不持开放和长远的观点，光靠国家力量估计也只能解决一半的问题。
       中国怎么说呢，国家意志强大，经济上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好在中国老百姓基本有勤劳吃苦的习惯。不过现在的孩子也不好说了，他们对未来的看法必定和80前的几代人不同。
       中国很多时候在“定”字上忧愁，限制了发展选项；“定”了以后还要“静”，不能“定”了以后就烧包，“静”对于处低位和高位者都比较难 。前者容易迷失于眼前的小利益，后者容易迷失于虚妄的思想甚至幻觉。大家都“静”下来，理性下来，社会气氛平和一些，也有利于作出更好的选择。个人觉得  儒家修身之道 +科学理性 + 中国现实的理解 = 中国成功之道。

你说美国的教育、高科技和金融很厉害，其实也不尽然。一。教育。美国的小学到大学的理工科教育质量比较低，以至于美国大学招不到合格的美国研究生，只能招外国学生。现在国内大力学习美国的快乐教育，各方面给学生减负，是走了歪路。

2015年美国部分专业国际研究生比例

专业	比例
电气工程	81%
石油工程	81%
计算机科学	79%
工业工程	75%
统计	69%
经济	63%
机械	62%
土木工程	59%
化工	57%
制药科学	56%
冶金/材料	55%
农业工程	53%
农业经济	53%

二。科技。从科技来说，判断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最好标准是国际专利申请数量。中国的国际专利申请数量2017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中国的国际专利申请数量对美国的比例从2010年的27%上升到2017年的86%，7年上升了59个百分点。

三。金融。如何衡量一个国家的金融是否强大，现在学界还没有公认的标准。关于金融强大的正面和负面影响的讨论也少。例如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经济脱实向虚的影响。一般来说，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顺序应当是先经济，再科技，最后是金融。

    1、教育。你对美国教育的数据恰好说明是美国教育强大强大啊。人家的大学可以吸引全世界的人才，中国名牌大学的学生只要家里有条件都出国了，而且说实话很多不回来了。美国人不读研是因为就业压力不如中国大，毕竟经济结构不同，好工作不一定要读研。而且美国和欧洲硕士就是优秀的本科生，多读几个学分，硕士论文的要求也不是很高，无需发表文章，因此硕士意义不大。本科就可以直接读博士。美国大学的博士难读，读4年6年的都有，所以不是专门搞学术的，美国人一般都不读，不像中国，博士争着当公务员和处长。虽然美国也有不好的大学，但是美国差不多的大学对学生要求很严的。哈佛大学学生4年本科毕业率也就50%左右。中国都是98%以上的，不管什么学校，不管学生上课玩手机，都基本能毕业。美国对学生基本功要求不太高这是是事实。但是美国的教育本来是开放性的，这对有天分爱学习的学生来说是好事，因为他们一般都是因为喜爱专业才学习的，所以尽管基础有点问题，但是创新和敬业精神中国大学生比不了。中国人上大学很多都看重就业待遇，不是全部，但是很多其实对专业兴趣不大，混口饭吃而已，难以谈什么发展。所以，谈大学生的创新和专业精神，美国学生肯定不差。至于研究生是因为美国大学招收学生本来多，而且现在有的大学需要经费，招外国学生可以弥补经费缺口。这不能说明美国学生不行，而是他们不需要读博士去当处长，当公务员。外国学生本科毕业在美国缺乏竞争力，因为语言和文化都不是长处，所以需要读研什么的，后面无论就业还是搞学术都好一些。我曾在美国中部一所大学学习，老师布置的作业还是很难的，学生自己完成。国内985可能好些，普通大学学生作业是不是自己完成的都不好说。
    2、专利。美国的专利大多数是企业的，可以转化成技术的东西比例要高很多。中国很多是高校的，高校有论文和专利指标。有的老师一年申请十几个专利，也就是简单的东西凑凑，申请了大多数都无人问津，包括自己都不管。中国的论文和专利说实话，都存在这个问题，灌水严重，但是指标很高。否则，中国的科技也不至于老受制于人了。急功近利，不求实效，在国内还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企业应该好些。但是也有企业乱申请专利也有的。医药就是。很多药不过是成分微调，就以新药的名义申报，因为可以提高价格。为什么现在以前的旧药都见不到了？因为利润低啊。
    3、金融。其实你错了。现代经济体系中，金融是中坚，和科技一样重要。硅谷的后台都是风险投资，中国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互联网企业也是。中国的百度、腾讯、搜狐、网易和阿里巴巴最初发展都有国外资金的身影。淘宝最大的股东是日本软银啊。金融不是存钱和贷款这么简单。金融可以兴旺自己的行业，也可以搞垮别人的企业。中国的日化厂就是被宝洁等跨国公司吃掉的。途径就是收购和兼并，然后国产品牌基本消失了，或者成人家的了，然后就近乎垄断。我们现在用的洗衣服和牙膏基本都是外国牌子，价格和国外也差不了太多。经济的起飞靠金融，经济的发展靠金融。美国为什么现在要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因为中国现在有很多钱，美国金融业可以用中国人的钱赚钱啊。高盛和花旗这些投资银行一年的利润多高？哪里来的？就是从全世界投资赚来的。金融和科技是美国经济的两大支柱。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南美洲金融危机，其实都有美国金融大鳄的影子。金融也可是说是现代经济的开路先锋。中国当年就是靠日本、美国、台湾和香港的投资发展起来的。现在中国经济要走出去，没有强大的金融业是不行的。我们才开始收购欧洲和美国的科技公司，人家就不干了？害怕啊。因为你用资金可以很快把科技掌控了。如果美国和欧洲放开，中国收购高通和奔驰都不会太困难，那时候再慢慢搞技术。李书福收购沃尔沃时，对方对技术和管理独立性提出了很严格的要求。但是后来沃尔沃淘汰的技术也给了吉利一些，就这对吉利帮助还是很大。美国的银行业很强，但是不太大，因为美国对银行从罗斯福时期就限制很多，全国性的银行所占金融比例都不太高，存在很多地方银行。但是投资银行就不同，美国的投资银行可以说是横行全球。所谓先经济，后科技，再金融的发展模式那是资本主义初期的说法。现代经济是资本为基础，没有资本既没有投资，也难以引进技术，更难以有核心竞争力。中国当年搞改革开放，吸引外资，给外资超国民待遇是为什么？现在要平等，外资不高兴了。美国闹其实也有这方面原因的。国际上既然没有什么普遍的法律和有效的管理，所以在利益面前，根本没有道德可言。科技是个逐渐积累的过程，这个光凭主观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