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马克思剩余价值的理论，劳动者应当占有产品价值中除应当补偿劳动资料所消耗的价值以外的所有价值。然而 这种平均占有的方式在社会的实际生产过程中是行不通的。社会主义的实战，尽管以国有化的形式，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然而，即使被人们称为大锅饭的时期，也未能实现平均占有的目的，国有的企业所创造的利润部分，应当归所有国民所有，集体所有制企业归其成员共有。然而究竟有多少国民，有多少集体成员能够从中获得好处，这只要看看现实中的差别就可以知道了。劳动者从生产过程获得劳动报酬的方式，是依据自己占有生产能力的大小决定的。最古老的占有方式具有解释现代人占有方式的根据的作用。即个人之间创造价值的差别是决定个人获取劳动报酬的依据，每个人在过去一个生产过程中获得的劳动价值是向以后的生产过程索取劳动价值的依据。就是说，价值的形成不但有劳动的因素，而且有历史的因素。劳动的因素决定着生产，而历史的因素决定着交换。就是说，人类认识了某种产品是自己生活的需要时，就要进行生产，在许多产品的生产中，对那些最适宜发挥自己劳动效率的产品，才愿意投放最多的劳动力。这样，生产过程才出现了超过自己消费能力的剩余产品，剩余产品的出现是商品交换的基础。人类进行交换的意识，本来是以生产它的实际劳动价值为标准的。按现在人的说法就是成本价，当供需矛盾驱使价格浮动时，过去的价格就成为交换价值的标准，成本价成为最低限价。在最古老的交换方式中，以物易物，就是这样形成的。比如:甲每天生产Α产品的数量为⒊个，生产Β产品的数量为⒉个，而乙每天生产Α产品的数量为⒉个，生产Β产品的数量为⒊个，那么甲乙进行交换时，甲就愿意以⒊个Α产品换取乙的⒉个Β产品，而乙也愿意以⒊个Β产品换取甲的⒉个Α产品，当他们在讨价还价中决定以⒊个Α产品换⒊个Β产品时，双方便都得到了满足。他们在交换中都实现了1/3利润。可以说这是人类最原始的利润意识。重商主义者认为剩余价值产生于交换过程，但是不理解这种现象是由于劳动效率引起的。当商人以欺骗的手段获取这种利润时，他们以为完全出自自己的区区小计，根本没有意识到生产过程日益更新的劳动效率才是商业赖以存在的根据。重农主义者虽然意识到这种现象根源于生产过程，但是他们不能理解这种现象产生的真实原因。所以运用剩余价值这个概念来解决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货币运动伴随着商品交换的复杂过程，几乎使人们理不清头绪。虽然资产阶级曾经一度认为剩余价值是资本引起的，即由资本转化为机器的形态进入生产过程时，创造了这种价值。可是，他们不愿把机器与过去人的劳动联系起来，而把机器仅仅理解为占有的物。这样解释的目的在于证明他们没有剥削工人阶级，而不是寻找价值转换的历史根据。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不愿意接受这种观点。马克思这样做，只是为了说明资产阶级剥削了工人阶级，他没有意识到这里蕴含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就是血统观念。血统观念为人类奠定了一个非常稳固的继承方式。马克思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对人类经济活动的深刻影响，资产阶级把血统关系作为占有过去人劳动遗产的的依据时，马克思只是把这个原因造成的经济差别理解为阶级差别的原因，未能从社会整体运动的关系去批驳血统观念把人类经济关系的最基本的联系方式从血缘关系中解放出来，放到社会的平等关系中去解决。同时，马克思没有认识到血统关系是阶级关系中最顽固的堡垒。消灭阶级斗争应以淡化血统观念的方法为持久的社会政策。他强调以经济差别为标准划分阶级，并从无产阶级程的立场去规范经济过程，忽视了经济过程本身必然存在着差别，这种差别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所以数学家和力学家认为，机器是复杂的工具时，马克思却截然持否定态度。他认为“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种说明毫无用处，因为其中没有历史的因素。”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在保持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不愿顾及对资产阶级有利的问题的探讨。机器与工具不但具有共同特点，而且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据。人使用工具进行劳动，是人体器官的延伸。 人使用机器进行生产，也同样是人体器官的延伸。工具在劳动中以节省体力的目的，扩大了生产。 而机器在生产中完全代替人的体力。工具在劳动中只有代替人的部分外部器官的作用，而机器在生产中可以代替人的全部外部器官，甚至可以部分代替人的大脑的作用。作为历史的要素，不只是这些，更主要的表现在无论工具还是机器都是人的劳动与智慧的结晶，其本身不仅是价值凝聚的形态，而且是智慧凝聚的形态。其目的在于突破人的体力的有限性，把思维的无限性与自然的无限性连接起来构成社会与自然的对立统一。价值在转换中须按照向对立面转化的规则缩小其差别，如果不理解这种转换的方式，就误认为剩余价值。产生剩余价值这种社会假象的原因，只能从这里找到。

所谓剩余价值，并非剩余。就是说，不是现在人在必要劳动时间外创造的价值。而是由于过去人的劳动与智慧的积累，形成了创造价值的社会基础。由此而得出的社会价值既不应当属于财产的所有者所有，也不应当属于直接劳动者所有，而应当属于社会共有。这样理解和解释社会出现的剩余价值的这种假象，才能把马克思及其继承人一贯主张的公有制经济有条件地规范到社会运动的历史过程中。它既不是完全否定私有制的单一经济形式，也不是使私有制恶性膨胀的经济形式，而应当是解决人类对过去人留给现在人的遗产问题的占有形式或占有矛盾，所规定的从私有制不断地向公有制过渡的社会运动形式。马克思在他的经济理论中，没有发现机器及劳动工具是联系过去人和现在人的一种客观形态。未能从这种客观形态中发现过去人虽然作为社会新陈代谢的现象已经消灭了，而其劳动的形态却被客观的物质形态永衡的保留下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发展形态是人类思维的成果—智慧的积累形成的客观形态。劳动所起的作用，是把思维的形态转化为物质的形态。人的肉体的存在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只是暂时的，而思维的存在借助了物质的存在永衡的存在着。复杂、进步的社会形态，包含了落后的过去的一切，是简单的物质形态的有机构成。在威廉•配第那里，不能把价值与它的物质形态区分开来，他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显然劳动价值必须借物质形态来表现。但是价值的研究对象不是物质的形态。而是形成这些物质形态的劳动量。这样，无论是什么样的物质形态，才有其共性。


使用价值•实用价值•剩余价值

劳动是价值产生的源泉，到亚当•斯密那里，已经初步认识了这个问题。他说：“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正尺度。”但是如何用劳动去衡量商品的价值呢？在他那里没有得到解决。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耗费了不少精力，但没抓住问题的本质。就是说，因未能识破剩余价值这种社会假象，所以他对经济学的研究总是困惑在这种假象中，这在马克思以后的经济学研究中，都没有能够走出这个迷宫。所以经济学的研究一直处在徘徊中。现代有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还有什么控制论，等等，都没有排除这种社会假象的干扰。

马克思对劳动价值的研究，把效率这个因素一直排斥在外，却引进了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无规则概念，产生了一些幻觉。未能突破用劳动价值这把尺度去衡量物质价值的难关。他认为劳动具有二重性的观点，就是把劳动的形态和劳动的内核进行分离产生的幻觉。人的肢体运动和支配肢体运动的力构成了人类劳动的统一形态，这本来没有什么产生二重性的根据。劳动和劳动力的概念，只是人们在不同场合下使用的，用以说明某种事物所侧重的方面。劳动和劳动力在概念上的差别只是整体和部分的区别。根据使用概念的习惯，劳动包括了形态和力构成的运动的全部。劳动力则是指支持劳动形态的力的现象而已。通常把人叫做劳动力。因为人是产生劳动力的根源，经济学里实际上是把人作为力的单位看待的，所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实在没有把它们区分的必要。把劳动区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或者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这对于解释价值的来源都没有什么必要的意义。认为具体劳动创造了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了使用价值的观点，也是与价值转换的实际不相符的，以具体的个别的劳动计算的产品价值和以社会的平均劳动计算的产品的价值之差别，只是任何事物从个别走向一般的过程，必然出现的客观形象。是人类思维过程产生的数学逻辑的一段表现。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说，它只能解决社会计算产品总价值的方法，而不能解决价值的根源问题。从这里可以发现。马克思在研究劳动价值的时候，只注重了劳动本身的作用。忽略了决定劳动价值的另一个社会因素，供需矛盾。劳动表现为价值，必须具备需求这个条件，没有需求的劳动是没有价值的。这是与劳动联系在一起的劳动目的所规定的社会因素，离开了这个因素，就无法把价值的产生叙述清楚。社会需要的产品如果为100个，而生产的产品只有50个的话，劳动者的劳动价值必然受需求牵制而增加，如果生产的产品为200个的话，劳动价值就会受需求的约束而降低，这些过程都是通过价格的形式完成的。就是说，生产某种产品的劳动价值的增加或减少，是通过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并非劳动量的变化引起的价值变化。是价值转换为了使生产适应需求，迫使劳动者改变劳动方式。这样的价值变化实际上是改变了现在人占有过去人劳动的量。这样，总是因为劳动对象不同、劳动方式不同，表现为不同劳动的劳动价值也就不同。这里人们应当看出，决定价值形成的因素，不但有劳动的因素，而且有历史的因素。就是说，人类的价值观念只能在交换的实践中形成。在过去已经形成的价值形式，是衡量现在劳动价值的基础。就是说，过去在交换时，人已经认可了的产品价格就是衡量现在产品价值的基础价值，而劳动的尺度在这里所要起的作用就是平衡不同种类的产品之间的价值比例。比如：Α产品过去的价格为5元，而现在由于需求猛增，价格涨到了10元。如果这种价格在短期内不能复原，那么在市场交换中，人们就会自觉地调整其它产品的价格以抵消这种价格因素对劳动者本人的收入影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产品的价格此起彼伏，千变万化，使人们捉摸不透。其实，这是通过价格占有机器的使用价值。不过，自从纸币发行以后，价格竞争超出了它应有的范围，当货币随着市场需求调整发行量时，造成了货币的贬值和增值现象。经济学研究本质上是要把握劳动价值、货币价值与物质价值之间的关系，然而，当货币贬值或增值时，劳动者已经取得的货币收入与其劳动价值就发生了背离。

供给是供需矛盾的主动方面，生产中机器的使用价值增加，是产生有效需求的条件，就是说，人在生理上的需求要转化为有效需求。生产过程就需要有满足这些需求的能力。生产过程拥有的机器的使用价值不仅要与社会需求在量上保持相等，而且生产的结构与需求的结构要保持适应。在实际生产过程中，货币的数量表示有效需求量，只要与机器的使用价值保持相等就可使商品与货币的流通顺利进行。然而，供需矛盾的产生往往因为结构的不平衡而造成。比如，使用价值创造的物质产品是棉布，而货币代表的有效需求却是粮食。这样，粮食因为供给不足而涨价，棉花因需求不足而滞销。劳动者的劳动价值因此发生改变，棉花生产者收入减少，粮食生产者增加。如果土地所有者迅速调整种植结构，使供需趋向平衡。问题也就解决了。可是市场上偏偏没有农业生产机械，只有纺织机械。那么，土地所有者只能把获得的利润存入银行，银行把这笔资金贷给纺织工业，纺织业的扩张使棉花种植面积继续扩大，而粮食面积进一步缩小，市场需求结构更加不平衡。劳动者因此更加趋向贫困，而社会显示的财富表现为生产过剩。资本主义在三十年代以前的经济危机就是这样形成的。资本家的生产规模越大，过剩产品越多，有效需求越显示不足。资本家为了维持生产，就必然向国外寻求市场。商品的输出引起输入国的经济发生不平衡时，就会发生抵制商品输入的政治运动。因此引起了资本主义与封建势力的矛盾，最终导致战争。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剩时，认为工人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创造了剩余价值。资本家占有了剩余价值，使工人趋向贫困的。这样的分析是不客观的，此时的剥削者不是工业资本家，而是土地所有者和商业资本家。如果不是因为市场的作用，不是因为有效需求与市场供给发生了不协调，就不会引起社会的经济危机。

人类总是借助科学技术的威力解决生产过程的难题。每一项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总是针对生产过程的实际问题。然而每一项科学技术的实际运用，又是造成经济危机的原因。从它的产生到发展，生产过程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总是因为科学技术转化的机器过多地投入了生产。因此表现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一规律，随着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生产力的发展对新技术的接受能力的增强，科学技术成果的出现越来越快。因此，经济危机的频率表现得越来越快。人们在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时，发现了这一现象。但对其原因未能解释清楚，而是笼统地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

解决供需矛盾的契机，存在于生产过程中。人类进行生产的物质基础是发挥人的思维能动性的必要条件，所以解决供需矛盾的纲绳，就是能够控制生产规模的投资活动。其方法就是依赖精确的统计手段掌握生产过程，资产的配置比例以及与消费结构存在的比例关系，是解供需矛盾的根据和契机。人类进行生产的物质基础，以发挥人的思维能动性的必要条件，投资引起生产过程比例关系的变化，是掌握供需矛盾变化的必然。统计需要完成的任务，是在理论上使有效需求与市场供给在结构上保持平衡。通过对使用价值的计算，使供需矛盾在理论的框架内消灭在生产资料的生产过程中。这样离开计划是不行的，而且这才是负有生命力的计划经济形式。

价值产生于生产过程，并非只是劳动者的劳动所起的作用。既然马克思认为劳动的基础条件是劳动者创造价值的必要条件，为什么认为这些基础的条件没有创造价值的作用呢？如果说没有人，这些基础条件就是无用的，那么，没有这些基础条件，人的劳动也必然是有限的。所以说，机器在生产中不但转移了自身的价值，而且有创造价值的作用。这就是由机器引起的劳动效率的提高。这部分价值不应当归于劳动者本人，而应当归于社会成员共有。因此，我认为，由机器引起的劳动效率所实现的价值应当解释为机器的使用价值。

    物化劳动的使用价值，是客观地存在着的一种价值形态。它与劳动价值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因为都是由劳动者的智慧转化而来的价值形态。马克思认为，任何一种劳动都是人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如果我们把体力和智力分别进行研究。就会发现，人的智力所产生的是智慧。是由人的思维运动所规定的物质运动的形态。体力所能产生的是支持肢体运动的形态，是受思维运动支配的一种力或者说是一种自然力。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人的体力理解为个人占有的自然力。人体本身就是自然运动的结果。由自然运动产生的力的现象，就是自然力。所以人的体力理所当然地属于自然力的范畴。人的思维器官虽然也是自然运动演化的结果。但是其运动的形态，却不是自然所规定的，而是由人类认识自然的过程所规定的。所以社会的本质，就是思维运动发展的结果。人类思维的发展，不满足于自身体力的占有。因而以发展劳动工具的方式，扩大了对自然力的占有。如果要区别工具和机器的差别，可以发现工具依赖体力驱动的时候，是以节省体力的方式，实现了对自然力的占有。最简单的工具—杠杆，就是以省力为目的，使人的有限的体力，扩大了占有自然的能力。劳动效率就是从这里表现出来的。这里表现出劳动与占有的统一。当工具发展到机器的时代，完全代替了人的体力。因此，劳动与占有发生了分离。就是说机器时代的劳动是由人体之外的自然力与工具的结合完成的，而人的体力专属于思维的发展。同时专属于对机器劳动的占有。在这里，连同马克思在内的经济学家，不能解释机器劳动和人体劳动的统一性。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理解了机器的客观存在形态，就是思维形态的客观表现。体力与自然力的统一性规定了机器劳动与人体劳动的统一性，这是由人类发展的历史性所规定的。我们对过去人们关于生产力的解释进一步分析，把生产力所包含的三个要素：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进行彻底的解剖，就可以发现，劳动者即思维和体力(自然力)，劳动工具即思维的客观形态和节省的体力或代替的体力，劳动对象即思维所要改造的对象。这样，生产力的构成，就可以改变为思维、自然力和生产对象三大要素。劳动者的作用是对思维和自然力的补充。在这里我们应当理解，劳动工具发展的目的，在于使人的体力从生产过程最大限度地解放出来。而且劳动工具的发展，也仅仅是代替人的体力，扩大人类对自然的占有。即使是电脑，也仅仅是代替了人的体力，只要它需要安装预制的软件，它就不能取代人的思维功能。思维形态的客观性，就是为了解决对自然力利用的问题。克服人类体力的有限性。在这里使用使用价值这个概念，最好不过地解释了人类思维与自然形态的统一性。而马克思在理解物质产品的使用价值时，却不能把劳动价值与物质价值统一起来，这应当算是一个缺陷。而且应当把使用价值的客观意义引伸到经济学研究中来，使之为社会的发展服务。从创造价值的角度理解使用价值的客观意义，就只有代表人参与生产的物质，才可能具有使用价值。除劳动工具作为一种物质形态参与生产过程外，还有劳动对象也是一种物质形态参与了生产过程。作为劳动对象的物质，是否具有使用价值这要求它是否具有促进价值增值的作用。这种作用是从作为劳动对象的物质在比效中表现出来的。比如:某产品原来使用c物质作原料，后来使用d物质作原料时，不仅提高了产品质量，而且降低了生产成本，表现出价值的增加，是人的智慧所致，所以说明物质具有使用价值。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产品不断更新换代，由此我们可以发现，物质的使用价值在生产过程不断地产生和不断地消灭。

马克思认为劳动分为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认为具体劳动转移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又认为具体劳动创造了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了价值。这里显然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解释方法，把价值和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的两重性，和把劳动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两重性一样，显然对解释价值起源及其规律性没有什么实际作用，而且认为一切商品都具有这样的两重性。不但是对使用价值这个概念的理解不确和使用不当，而且还把使用价值和实用价值的概念混淆了。

使用价值和实用价值的区别，应当把它们一个放到生产过程，另一个放到消费过程去理解。就是说，使用价值是从物质与劳动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以劳动效率去衡量。劳动效率超高，使用价值越大。实用价值是从物质与消费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以需求与供给的比率去衡量。一种产品的需要量越大，它的实用价值就越大。具有使用价值的物质，同时也具有实用价值。具有实用价值的物质，不一定具有使用价值。就是说，使用价值在生产中必然转化为实用价值，被人类消费，而实用价值就不一定可以转化为使用价值，进入生产过程。比如：玩具、食品等产品，对于人类的生活消费是实用的。可它创造不出价值来。马克思在研究使用价值时，实际上是把使用价值与实用价值的概念混淆了。他没有发现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两大类产品的本质区别，因此不能发现价值转换现象。实用价值不需要用价值量计算，它是鉴别劳动是否有价值的标准。

实用价值要从人类生产的目的去理解，就是说人类的生产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从这个目的出发其产品是否适合这个目的及其适应范围的大小，是决定实用价值这个概念的基本因素。比如：某产品无论耗费了多少劳动，但它对改善人类的生活条件毫无用处，那么这种产品就没有实用价值。产品没有实用价值，劳动也不可能有价值。就是说，这样的劳动不会被社会承认。这样就可以看出产品的实用价值是规定其劳动价值的基本条件。劳动价值不仅由其量所规定，而且由其质来规定，所以应当引进效率这个条件。实用价值可以从两方面去研究。一方面是产品适应人类消费的人数，另一方面是产品 适应个人消费的数量。任何一种产品的生产量都受这两方面因素的限制。就是说，产品的实用价值影响着需求的发展，而产品的使用价值影响着供给的发展。然而，使用价值与实用价值在形态上的分离，造成了供需矛盾产生的原因。就是说，物质的使用价值可以生产的产品，但不一定是适合人类消费的产品，至少在数量上没有必然的规律性。而适应人类消费的产品生产能力不一定能够满足其消费。这样，供需矛盾就必然地产生了。认识供需矛盾产生的根源是解决供需矛盾的前提。人类只有在认识了这种矛盾的原因时，才能有计划地促进供给与需求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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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类解决了供需矛盾的时候，剩余价值这种社会假象就自然地消失了。供给和需求保持稳定的平衡时，价格的变化不再显示供需矛盾的支配。社会的竞争只存在于经济过程内部，政治转化为保护经济秩序的职能，人类不再需要用竞争的手段打破经济秩序，这样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就是人类所要追求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
   
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循环
    魁奈的《经济表》试图解释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经济学发展到马克思时期，这个问题还没有突破性的进展。资本主义经济沉入了混乱状态，人类在混乱中自相残杀。所以，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要得到两个目的。第一，客观地解释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从这里找到混乱的原因，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第二，阐述资本家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利用价值规律剥削无产阶级，从这里找到混乱的动力。
马克思继承亚当•斯密等人剩余价值说的观点，就是要为解决变革社会的动力问题，鸣锣开道。这样马克思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割断了历史。在他看来历史是人创造的，所以一切都要在人身上找到根据，因为他没有发现经过人改造了的物质与自然本身的物质的不同，所以问题又回到了形而上学的轨道。一切事物的运动都是循环的，所以运动的轨道都是双向的，人与人改造了的物质，就象人体的静脉与动脉一样，是社会循环的双向轨道，人把劳动价值转换到物质，物质又把劳动价值归还于人，物化劳动高于人的价值，表现了循环运动的基本规律。马克思否定了机器创造了价值的作用，就好比割断了社会的静脉，马克思运用剩余价值的观点，虽然解决了变革社会的动力问题，然而 ，对于解决第一个目的问题却没有充分的自然的依据。因此，必须借助政治力量，才能疏通这种关系。从剩余价值的本质来说，虽然可以使劳动者从一定程度上明白自己处于受剥削的地位，从而 参与变革社会的活动。然而，这种说明，都又成为解释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循环方式的障碍。认为不变资本只是转化了自身的价值，可变资本创造了剩余价值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如果，劳动者认为自身劳动可以创造高出自身劳动价值的价值。这对于人类继承前人劳动成果的作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既然自身的劳动是那么重要的，继承前人的劳动又有何作用呢？既然物化劳动只是转移了自身的价值，为什么离开物化劳动活劳动就一事无成呢？显然马克思的这些观点用来解释价值转换是错误的。对于解释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急躁病、冒进风是的根据。虽然马克思也强调了现代人的劳动必然在过去人创造的劳动基础上才能有所作为。但是，却不可能使人们理解过去人的劳动基础在劳动中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所以人们一味地夸大了活劳动的作用，认为生产力就是活劳动，解放生产力就是得解放人。只要有了人，一切事情就好办了。偏面地夸大活劳动的作用，尤其在人口问题上犯了不可挽回的错误，这样就必然形成冒进风、急躁病。因此，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不同国度的具体实践中都没有收到显著的效果。
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工人与企业的关系，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以及社会的分配形式在马克思的理论中都不能找到符合实际社会状况的准确答案。或者说，马克思用以区别社会主义形态与其社会形态的标志，除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外，再没有什么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的标志了。恰恰又是单一公有制形式阻碍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这样，当人们抛开公有制的时，社会主义还有什么特殊标志呢？围绕这个问题，人们展开了殊死的斗争。眼看着私有制把资本主义推上了历史的顶峰，公有制把社会主义围困在时代的峡谷中，然而 ，一代人闭目不看如此事实，硬着头皮顶住时代的潮流，却没有人怀疑马克思在理论上是否也有错误，或者说，时代不容人们去怀疑，经过数十年的曲折之后，人类终于发现了自己的幼稚，开始正视现实。正是由于 这些问题的困惑，必须到实践中去找答案。这样才发现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一旦找到了问题的根源，任何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单纯的公有制就是违背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对立统一，使社会肌体残缺，造成了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原因。任何构成对立统一的事物的矛盾的解决方式，都不可能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的结果。要使矛盾彻底解决，应当疏通矛盾转化的通道，认清矛盾转化的方向。矛盾转化的基本方式，是从量变到质变，从质变到量变，形成自然的转化过程。从量变到质变必须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而质变到量变则是无条件的。比如：母鸡产蛋到一定的量时要孵化，这里必须有温度这个条件，而小鸡长大到产蛋，这里无须额外的条件，表现为一个自然的过程，社会也是如此。私有制的发展，私有财产不断增加，私有财产积聚到一定的限度时，人类内部矛盾产生，需要以公有制的形式解决这种矛盾。可是解决这种矛盾的条件是需要有一定的社会制度规定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化的方式。如果没有这种社会制度去解决这种矛盾，社会就必然以革命的方式解决这种矛盾，革命的作用就是要造就社会制度这个条件。当私有制转化为公有制以后，在为个基础上，私有制仍然要不可避免地产生。则是由于基础不同而形式不同罢了。我们理解了辩证统一这个过程之后，再去观察社会的生产与生产过程，就会发现，价值是在转换中满足劳动者占有的目的的，劳动者必须以劳动的形式占有使用价值，所有者则总是首先占有了劳动形态，然后占有劳动价值的。这样，就不再为剩余价值这种假象所迷惑。
    生产与再生产的循环是由于交换行为的不断扩大而趋向复杂化的。如果交换仅仅停留在生活资料的交换水平上，也不会出现如此复杂的社会局面。在没有生产资料进入交换之前，交换是直观的、简单的，不需要价值概念去衡量交换物之间的关系，也不需要用货币这个价值表现手段作为计算价值的单位。就是说，在生产资料进入交换之前，生产过程不可能产生绝对剩余产品，即专门用于交换的产品。否则，就无法完成消费。总是由于劳动工具进入了交换过程。就是说，由于劳动工具有提高劳动效率的作用，被人类认识之后，出现了专门从事劳动工具制造的行业。这样，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之间的交换就成为人类必须进行的一种行为。如果不进行交换，就无法完成生产与再生产的循环。从此之后，社会的交换就建立在必须的条件下。就是说，交换要在生产资料的强制或监督之下进行。人类的自由交换行为已不容人类自由不进行交换了。就是说，社会的交换行为本质上是要完成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劳动者之间的交换。这两者之间的交换是必须的、不自由的，除此之外，在其内的交换是自由的、无条件的。我们只要抓住了社会交换的这个本质，就不难解决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循环方式问题。
    为了叙述的方便，这里采用人类对生产习惯地分为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和第三产业的概念，并把握这些概念的确切的范围：
    农业，指人类直接为维持生存而从事的生命物的繁衍活动，包括农业、林业、牧业和渔业。
    重工业指人类专门为扩大生产而从事的生产资料(劳动工具)制造行业。
    轻工业指人类以重工业的产品为劳动手段，以农业的产品为原料，从事提高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的产品的行业。
    第三产业是人类习惯上把农业认为是第一产业，工业为第二产业，而把其它的服务行业称之为第三产业，主要包括商业、金融业以及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服务的其它行业。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循环方式比较容易地描绘出来。当重工业从农业中独立出来，另立门户之后，产品的交换就必须以价值为尺度来衡量。就是说，单独以劳动时间计算价值的方法已经不能适应交换过程的需要了。因为人们发现劳动工具有提高劳动效率的作用，如果不能把由劳动效率增加的产品用价值概念把它作为价值的尺度，劳动工具制造者就不能占有这部分价值，必须把劳动效率引伸到交换中去估量产品的价值。因为重工业产品不能直接为生活所消费，它只具有使用价值而不具有实用价值。人类为它付出价值时，必然知道它能否提高劳动效率，不具有提高劳动效率作用的劳动工具是不会被劳动者接受的。然而，正因为它具有使用价值。所以，在交换时，必然以高于它的劳动价值的价格进行交换。价格还要由供需关系来决定。在其劳动价值与劳动价值加使用价值之和的范围内浮动。这样，生活资料产品就被迫以低于其劳动价值的价格进行交换。这种交换方式是以交换者双方共同占有使用价值为宗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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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工业与农业的交换，农业产品大幅度增加，社会出现绝对剩余产品，这种交换就不能继续下去了。重工业为了维持生存必须改变产品的使用价值。使劳动工具能够加工剩余产品，改变人的消费方式，提高人的消费数量和质量，这样就出现了轻工业。历史的发展是这样的。粮食有了剩余，人们就用来酿造、养猪、加工食品等。这样就使人对粮食的消费数量大大提高，粮食不再剩余了，就可以维持农业与重工业的交换，粮食剩余也可以改变农业本身的发展方向，缩小粮食种植面积，扩大棉花、油料或其它的种植。促进纺织工业和其它行业的发展。各行各业都源于农业，农业产品不能维持社会现有的生活水平时，各行各业都不可能有长足的发展，农业产品有了剩余产品时，就可为各行各业创造发展的条件。轻工业使农业产品始终保持不饱和状态。重工业为农业和轻工业提供了发展的手段。
    第三产业的行为，一方面为了完成产业间的价值转换。另一方面，为了完成产业内部的价值转换，金融业为商品交换提供了方便的条件。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为各行各业的发展造就了人才。这样，第三产业尽管不创造价值，它却是社会不可缺少的，因此它具有占有价值的条件。
    由于劳动工具不断进入生产过程，劳动效率不断提高。这样不但生产过程不断产生过剩劳动力 ，而且产品需要交换，需要不断增加劳动力去完成这些社会任务。第三产业就必然地产生了。首先是商业，其次是金融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及其它各种服务行业就依次产生了。
    马克思发现了等价交换原则，各产业之间的价值转换，必然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即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分别付出的产品价值(实际上是以价格计算的)与收入的产品价值是相等的。这样各产业之间的价值转换总是保持着一个方式，即:
        重工业的交换价值＝农业交换价值＋轻工业交换价值
如果按照社会财富归社会成员共有的原则，计算各产业的交换价值，可以用以下式子表示：即
        交换价值＝产品总价值／社会总人口×(社会总人口－本行业人口)
虽然在实际交换中，每个社会成员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交换，使生产过程始终保持矛盾。但是由于价格的作用，这个等式始终是成立的。价格的总和等于价值的总和。矛盾存在于占有者之间，产业间是没有矛盾的。问题说到这里，似乎第三产业与整个价值转换过程无关。不是这样的。第三产业的交换依符于其它产业，由它的服务性质决定，在价值转换中起中介作用，其本身不创造价值，其行为是为了占有价值。一方面为了完成产业间的价值转换。另一方面，为了完成产业内部的价值转换。金融业为商品交换创造了方便的条件，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为各行各业的发展，造就了人才，这样，第三产业尽管不创造价值，它却是社会不可缺少的，具有占有价值的条件。同时受其它产业的发展所限制，所以必须把使用价值分配给其它行业。首先劳动效率的提高，是否为劳动者脱离生产过程创造了条件。其次，生产过程是否为第三产业的发展积累了资金。再则第三产业本身的发展是否具备了条件。都是制约第三产业发展的因素。从历史的发展看，封建社会及以前的社会，劳动者没有脱离生产过程的机会，他们必然充当生产力。否则，生产无法进行。资本主义时期，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劳动者能够脱离生产过程。可是资金集中于发展工业，资产阶级放弃了管理生产的职能，使产业结构极度不平衡。劳动者脱离生产过程后，形成了庞大的失业队伍。社会没有能力使劳动者重返生产过程。国家缺乏平衡产业结构的作用。从第三产业的性质来看，它只是一个服务性质的行业。从社会价值产生的方式看，可以划分出第三产业的界线，但它不能独立发展，它必须依赖其它产业。因此，第三产业的经济行为不影响总体平衡。可是，当把社会规定在一定的范围时，第三产业的行为可以改变社会生产的平衡度。就是说，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可以通过对外贸易使经济实现平衡，也可以通过发展科学技术使经济实现平衡。第三产业的服务性质还在于它是从消费过程产生的。一方面是生产过程出现的剩余劳动力，为了维持生活，寻找占有价值的机会，决定了他们必须转向为生产服务的方向。另一方面，人们占有了价值，如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需要服务行业介入，促进价值转换。
第三产业发展的经济基础是由剩余产品的价值决定的，当劳动者被劳动工具排挤出生产过程之后。他们原来在生产过程占有的价值部分。是他们要求占有的价值量。留在生产过程的劳动者占有的价值量，与其适应的消费量之差，等于剩余产品的价值量。当剩余产品的价值量不足以支付剩余劳动力需占价值量时，第三产业没有发展的条件。就是说，此时重工业的产值，不足以补偿生产的消耗及满足扩大再生产的要求，没有能力为第三产业提供发展的。重工业必须首先满足生产过程的需求，才能创造第三产业发展的条件。就是说，生产过程必须具有一定的规模，才能承受第三产业的适度发展。
人类发展生产，是每一个人以占有为目的，参与生产过程。政治经济学要从每个人的活动中找到共同的规律，保护每个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平等地位，从而找到以经济交往的方法代替政治斗争的方法。从这一点看，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以政治手段的强制为前提，扼杀了经济过程的自由性，当人们取缔私有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时，就意味着是对人类进化的原始动力的否定。国家的职能把社会的权力放在阶级的地位上，干予个人占有的方式和目的，以对经济过程进行干预，未能触动经济本身的规律性。
    生产是每个人达到目的的正当的方法，消费就是占有的目的，怎么样才能在促进生产的前提下实现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即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使每个人在这样的环境中享有平等的占有条件，才是政治经济学目的。
从生产过程出来的人们并非都是被迫排挤出来的，还有自愿让位出来的。

供需矛盾与利润的形成
由于劳动工具进入生产过程创造了使用价值。当人们还按照原来的价值观念计算劳动价值时，发现了剩余价值这种假象。马克思为了解释这个问题，引用了产品的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概念，说明是由劳动者直接创造的价值，却没有把劳动效率这一客观事实历史地联系到人类的生产实践中。这是马克思不能排除剩余价值这种假象的关键原因。尽管马克思未能理解这种假象的原因，但是他关于利润的形成原因仍然是正确的。这个问题在亚当•斯密那里还有概念上的混淆。马克思把这种混淆彻底澄清了。如果以使用价值这个概念代替剩余价值概念，生产过程的各种疑难就可以解决了。
    使用价值需要承担的价值分配范围，首先是脱离直接生产过程的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其次才是利润。第三产业虽然不创造价值，但是有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作用。他们脱离生产过程，把劳动条件过渡于别人，开辟了促进生产的劳动条件。这样，劳动工具替代劳动者进入生产过程必须创造应当属于他们占有的价值。从这个角度观察社会。很多后来被人们深恶痛绝的现象，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比如：利息、地租等。只是这些价值现象，在历史的一定条件下，超出了它们应当占有的价值范围，造成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因此引起人们的厌恶。
    人类占有使用价值的方法，必须有一定的劳动形态，商业、金融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各种服务于生活的行业，以及各种社会职能的管理，等等，都是以一定的劳动形态占有使用价值的。从价值的本来意义讲，只有能够被人类消费的物质形态才具有价值。就是说，只有生活资料产品才是价值。或者说，只有农业和轻工业才创造了价值。似乎重农学派意识到了这一点，只是他们没有理解价值的来源。如此说来，重工业不是没有用处了吗？不是的，这正是使用使用价值这个概念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就是说，重工业产品必须具有使用价值才有其存在的意义和发展前途。正是因为它具有使用价值才具有其本身的价值。使用价值的发展，劳动价值逐步与劳动者分离形成社会价值，转化为衡量使用价值的职能，形成物质价值和货币价值的对流形态，形成了价值转换的过程。
    利润概念的形成，在人类发现了剩余价值这个假象后，即认为利润是超出自己劳动的价值以外的收入。到资本主义时期，这个概念才与资本联系起来脱离了劳动本身的直接关系。经济学家在研究这个问题时，不能把资本与劳动历史地、有机地联系起来。所以，人类至今不能以较为理想的方法消除由交换引起的弊端。
    在理论上总是以一种自然的、合理的方式，解释这种社会现象，而在实践中却总是以斗争的方式，形成了各种社会现象。经济活动的竞争就是一种最普通的斗争方式。因为供需矛盾的存在，人们不得不凭借自己的智慧，利用这种矛盾去占有价值。任何一种产品都因为存在着供给和需求的差别，规定了该产品的产生到发展到消灭的过程。同时也规定了劳动者从一种产品的生产过程转移到另一种产品的生产过程的必然之路。由此而说，供需矛盾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有基本因素。然而，这并不是说，供需矛盾可以无限地推动经济发展，人类对经济过程的认识，是要把供需矛盾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一定的程度上，使之能够持续地发挥推动经济的作用，消除酿成经济危机的隐患。然而在实践中，总是不能如愿地达到这样的目标。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局部的供需失衡影响了总量的平衡而引起的。就是说，部分产品的供给过剩，迫使货币流通集中到了生产领域，使消费领域因缺乏货币流通阻碍了供需的中和。凯恩斯主义解决这一矛盾采取了货币主义方式，扩大需求使供需中和，这就需要向流通领域注入过量的货币。因此引起的负作用是物价无限制地上涨，这就是赤字预算法的结果。
    把供需矛盾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是要把价格的浮动控制在产品的更新换代过程，形成新产品取代旧产品的条件。把供需矛盾控制在一定的程度上，是要生产过程始终保持产品更新换代的能力，这就要求生产过程为科学技术的发展积累足够的经济条件。从历史经验看，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是防止供需矛盾产生负作用的条件。可是人们往往发现 ，这个条件保持不变时，有时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效果，特别是当科学技术提供了发展的依据时，生产过程却反应迟缓。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采取货币主义的方法刺激生产过程。人们虽然意识到了这种刺激是有害的，但是在权衡利弊时还是要牺牲部分人的利益的。人类尚且没有认识到，这是由于缺乏计划的连续性。比如：我们要建设一个工厂，需要钢材五佰吨，可是钢材市场供需处于平衡状态。当以货币计划投放市场时，供需则产生矛盾。如果在计划建设这个工厂时，同时扩大钢材生产能力，那么就可避免供需矛盾产生。这种计划的连续性是社会发展的方向。
    在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的条件下，利润分配由两个因素决定。一个是投入的劳动量。另一个是具体产品的实际需求量。就是说，总需求是根据生产实际控制的有效需求，是以货币表示的购买力为依据的。可是，对于个别产品来说，实际需求不受货币量的控制，因为人们完成可以把购买衣服的钱用于购买食品。这样每一种产品从奢侈品向必须品转化时，得到了其实际需求量。人们不可能预测这种转化的细节，局部供需矛盾总是要发生的。因为在某种情况下，人们可能节衣缩食，追求高级的住宅或其它高档次的消费品，所以利润分配的结果是不相等的。
追逐利润是生产者的基本目标，生产者必须在获得利润的情况下，才能有扩大再生产的条件。获得利润的多少，是生产者决策的基础，因此，研究利润的形式对生产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个别产品的生产过程看，利润是劳动者占有使用价值的形式。比如，劳动者使用劳动工具之前，每天收入为⒌元，使用劳动工具之后，每天收入为⒑元。如果劳动工具每天消耗价值为⒉元。那么他获得的利润为⒊元，其利润率为⒛％，这样得到一个公式即：
  利润率＝总成本（工资＋固定资产消耗）／总收入。
从整个社会的生产过程看，流动资金是在过去的各个环节上付出的工资。这样，在社会总生产过程中，流动资金和工资实际上合并表示为工资总额。工资总额的实际价值应当等于农业和轻工业产品的总值。重工业产品的用途，首先是补偿固定资产在生产中的消耗，其余用作扩大再生产。因此，这部分价值实际上表示社会的总利润。因此，计算社会的平均利润率公式即：
        平均利润率=总利润(重工业产品总值-固定资产消耗) /工农业总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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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重工业方面来看，利润是超过其产品实际价值而占有使用价值的部分。从农业和轻工业来看，利润是通过让渡产品价值，占有使用价值部分。从第三产业来看，利润是从占有的使用价值中扣除工资部分。从整个经济过程看

        使用价值＝农业、轻工业产品总值－本行业工资＝重工业产品总值－固定资产消耗＋第三产业工资  

        利润＝使用价值－第三产业工资。

    生产的最终目的表明，社会的总劳动价值是生活资料的总价值。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社会的劳动只能得到这些产品补偿自己的劳动。如果，重工业的产品可以补偿消耗的物化劳动，并能扩大生产的规模的话，全社会的工资总额(包括奖金、福利、补助等)应当等于生活资料总值。否则，应当通过外贸途径，取得维持和扩大生产的物资。这样就给了人类计划行为的主动性。就是说，人们可以预先确定工资水平和生产扩大的规模(即经济增长速)。然后，根据生产实际情况用外贸手段调整。如果计划的总量与生产总量不符，就需用金融手段调整，即通过借贷实现总量平衡。但是，无论外贸手段还是金融手段，都只能解决暂时的、突发性和局部的不平衡状态。从长远看，计划本身保持产业结构的平衡，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

从社会生产的每一个局部看，利润所包涵的实际意义并不相同。就利润这个概念产生的历史原因来说，它是伴着商业的产生而产生的。人们知道，商人是从买和卖的差价中实现了自己的劳动价值。利润这个概念是源于这种获得手段演化而来的。在商业看来，劳动是无足轻重的。获得的多少在于是否真正掌握了市场信息。所谓信息，实际上就是由局部的客观条件决定的物质价值。就是说，由于客观条件的差异，人们对同种产品付出的劳动量的差别决定物质在其产地的实际价值。商人从这里找到了商业发展的条件。因此，人们对商业一只怀有投机取巧之嫌。直到资本主义时期，人们从交换中获得利润的现象，才成为一种公开的秘密。但是商业的获利行为没有造就利润这个概念的职能。它只是把获得的利，区分为毛利和纯利。即把买和卖的差额叫做毛利。从中扣除工资和其它开支的部分叫做纯利。纯利在数额上等于现在人所说的利润。但是这个概念是在工业兴起之后完成的。在机器生产的条件下，人失去了独立的劳动职能。人的劳动价值不能用其产品价值衡量了，只能根据过去劳动的价值来计算。生产资料所有者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把计算的差额列为利润的。实际上就是由工具的使用效率获得的价值。过去人们不理解价值与劳动时间与劳动效率之间的关系。认为利润是由剩余价值转化而来的。其实剩余只为一种假象。虽然，马克思特别强调了剩余价值是由工人劳动创造的，但是他所指出的直接对象是错误的。就是说，应当承认过去人劳动的作用。对于过去人的劳动的继承方式，应当在，也必须在生产过程自然地有秩序地完成，不可能脱离价值转换的过程实现。我们认识了过去人和现在人分别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就会发现人类的生死循环通过劳动工具把社会历史地联系起来了。现在人不但不可能否定劳动工具创造价值的作用，而且不可能离开价值转换的形式和过程，占有这部分价值，这部分价值必然以利润的形式存在于生产过程。一方面它起着维护生产过程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它把劳动者组织到生产过程。利润是以它的物质形态保存了过去人的智力及其劳动形态，使现在人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劳动。因此，社会才有发展和进步的条件。利润又以它的价值形态，使劳动者超出了占有其物质的范围而占有其价值，这样把社会平面地联系起来了。其方式就是通过供需关系的变化，在人们的占有活动中，实现了这种目的。使用价值转化为利润，是由劳动者的占有关系决定的。就是说，对于过去人在生产中创造的价值，现在人为了占有它进行竞争，使之转化为利润的形式。这种竞争表现为多层关系。主要的有：⒈生产资料劳动者与生活资料劳动之间，是以产品的实际劳动量(成本)为起点。根据供需矛盾，争取自己占有的数量。⒉工商业劳动者与工农业劳动者之间以传统价格为基础，根据供需关系，商榷占有的份额。⒊商业与消费者之间。⒋各产业内部工序之间。⒌各产业内部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⒍各产业与社会其它职能部门之间等等，都是以竞争的方式，占有使用价值。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如果不是劳动工具具有创造价值的作用，第三产业和其它社会职能部门就没有存在的条件，如果只有劳动者的劳动才能创造价值，那么，除工人农民之外，其他人都应当属于剥削者了。因此说，剩余价值理论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看，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供需矛盾与工资形成

工资是在机器生产的条件下，由劳动者的劳动价值转化而来的价值形态。就是说，在自然经济的生产组织中，劳动者的劳动价值是与物质产品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可是，当机器生产打破了这种自然形态之后，劳动者的劳动价值被机器融合到产品中，不能独立分离出来。这样，劳动者对于自己的劳动价值的估量唯一的根据就是过去劳动能够获得的利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生产资料所有者才有与劳动者共同组织生产的条件。

    生产资料所有者发现了生产资料有创造价值的作用时，才占有生产资料的，否则是不可思议的。过去的政治经济学不能解释这种现象与剥削之间的关系，不能解释生产过程出现这种现象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不能理解转换对这种现象的需求。众，因此，总是要让有条不紊的生产过程挂上政治色彩。

    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整个社会的劳动得到的劳动价值就是生活资料产品的总价值。因此说，社会的工资总额，应当等于农业和轻工业的产品总值。在这个总量的范围内，工资的形成根据劳动者的技术素质、文化素质及管理能力等，形成了工资级别差。根据不同行业的劳动力供需关系形成了各种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在实际生产过程，工资是从企业收入中提取的。就是说，劳动者的竞争是通过企业之间的竞争实现的。除了供需关系，表现在行业之间的竞争外，还表现在行业内部。由企业之间存在的产品质量差别引起的竞争，即使从某个行业看来，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下，有的企业的产品却能表现为供不应求。在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下，有的企业也可能发生产品滞销，因此使企业之间的收入档次拉大。这样工资就与企业的收入联系在一起了。虽然企业的收入会影响工人的工资，但是，影响企业收入的因素不只是工人。在现代化生产中主要表现为企业的设备和管理，工资的形成又受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的影响和劳动力供需关系的影响。在设备条件一定的情况下，管理对企业效益的影响，越来越表现得重要。在公有制条件下，企业的效益如何与管理者的收入无关,往往不能充分发挥企业设备的作用。而在私有制企业中，所有者就是企业的管理者，企业的收入直接与管理者的收入联系在一起，就可充分发挥企业设备的作用。中国的体制改革就是顺应了人类占有本能的发展规律。在改革中，虽然对私有制的历史偏见阻挠改革的进程。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人类对私有制可能形成的弊病总是忧心重重的。公有制造成的经济衰退，从社会发展的观点看，缺乏生机。但从人类占有的平等观点看，却可使多数人无须担心。因此，两者不可偏废。应当建立从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化机制，在转化的过程中，克服其自身的缺点，承包责任制、租赁制等多种经营方式。可以是私有公向私有制转化的形式，是必然的和必要的形式。但是，在这种转化过程中，由于人们对经济规律的认识还处在低级水平上，所以，不仅利益的分配上存在相互侵占的现象,而且由于经济过程中的趋势不能平衡，所以私有制助长了腐败的产生。这样人们在经济收入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不得不忧虑社会的安危。在差别不断扩大的情况下，社会犯罪行为就必然增加，以致黑社会形成。仅仅靠政治手段打击犯罪行为是不可能杜绝犯罪的。历史告诉我们。越是严酷的政治统治，越是导致犯罪的条件。须知，犯罪现象也是深深植根于经济基础的。人类的政治目的。必须在认识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在对经济的管理中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