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难和大学生本身的素质没有关系
国研网：无论如何，就业难的问题已经非常现实的摆在大学生和他们的家庭面前。这是无法回避的。您认为大学生们该如何做才能渡过这个难关？
丁宁宁：就业难不是因为大学生自己的素质低，而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一个社会问题。即使没有扩招，就业需求与教育供给也不可能完全吻合。西方国家的大学毕业生也并非都能找到工作。中国目前的大学生就业难，除扩招因素外，还与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大学生毕业时寄予希望的那些行业，尚没有达到能够大量吸收就业的发展水平。因此，大学生首先需要自己调整好心态，准备到自己不熟悉的行业去就业。从另外的角度讲，也可能对自己熟悉社会和将来的发展更有好处。刚毕业的大学生毕竟是二十出头，开始进入自己的独立生活阶段，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当社会需求和自己的预期不一致时，只能面对现实。中国有句古话：行行出状元。其实无论干什么，都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
目前，政府已经认识到上述问题。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已经开始控制，一些质量差的学校、专业已经开始整顿，以提高教学质量，缓解今后大学生就业难的矛盾。对于目前已经出现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政府也采取了多种缓解措施。一部分大学生可以选择考研；有条件的可以出国留学；当然也可以选择自己创业；或响应政府号召到中西部地区基层服务，为将来的发展创造机会。总之，大学生需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和传统的观念决裂，主动到一般认为不是大学生就业的行业参与就业竞争。在文化水平较高的基础上，我相信无论在哪个行业，大学生都具有较高的就业竞争能力。
如何看待“教育产业化”
国研网：大学扩招如此迅速，和我国前几年一直倡导的“教育产业化”有无关系？您如何评价我国前一阶段的“教育产业化”？
丁宁宁：我国的“教育产业化”究竟是谁提出的，目前没有任何个人和政府机构承认。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一哄而起，最后没有人承担责任。
不过，走这段弯路也有一定的必然性。我国改革初期正好赶上西方里根、撒切尔革命时期，即新自由主义革命时期。新自由主义革命是西方国家对战后社会保障制度和经济发展政策的反思和调整。当然，从历史角度看，战后西方的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本身是一个进步，是对近两百年西方工业化过程第一次系统的反思和调整。其结果是降低了自由主义政策下宏观经济的周期波动幅度；维护了市场竞争中失败者的尊严和社会的稳定。这是战后这60多年来，西方国家之间没有再次发生战争，国内也未发生激烈阶级斗争的根本原因。
但是由于战后的乐观情绪和较高的出生率，当时西方各国制定的社会保障标准过高，范围过宽。上个世纪60年代年以后，随着西方出生率的下降，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福利陷阱”问题，即由于过高的社会保障标准，一些不工作的人的实际收入比那些工作的人纳税后的收入还要高。其结果是奖励懒汉，导致整个社会缺乏竞争力。二是这种福利保障制度缺乏经济上的可持续性。在西方出生率持续下降的时候，这种年轻人缴费，老年人使用的“现收现付”模式就出现了支付危机。新自由主义提出减轻政府责任，恢复市场活力，就是为了解决上述两个问题，事实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从社会政策角度讲，新自由主义革命是第二次革命，是对战后第一次社会政策革命的反思和调整。
但是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就不都是那么正面的了。从促进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角度讲，新自由主义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中国改革带有很浓厚的政治动员特征。在大多数干部、群众理论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容易在思想上走极端，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难免产生过度市场化的倾向，在社会政策领域产生了广泛的消极影响。教育领域走极端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政府放弃了自己的责任，逼着学校自己去创收。先是要求学校自己办工厂，后来不让学校办工厂了，就在学生身上搞创收。学校经费不足的根本原因，是前一阶段财政分灶吃饭导致的中央财政收入下降。
在教育产业化过程中，人为地“合村并屯”对大学教育资源的破坏非常严重。因为每一个大学都有自己的传统，强行合并不仅破坏了各个大学的传统，而且造成了大学优质教学资源的流失，其中一些最有骨气的教授选择了退休。这种做法对大学的伤害是长期的，无形的。根据媒体的宣传，教育产业化的本意是让教育界自己变成一个自己养活自己的产业。这是不可能的。这样的学校在全世界都不存在。根据我部葛延风等同志的实地调研，连美国的私立大学，也有大约30——40%的经费来自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