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老师有着强烈的爱国、报国情怀，他把自己五十多年的光阴奉献给了国家教育事业。办好教育，振兴祖国是先生一生的梦想和追求。1954年，林老师毅然放弃美国大学的教职，和非常欣赏林老师、最近刚去世的钱学森老人同船回国，向教育部报到。然而，在那个时代，现代经济学出身的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专业，转向数理统计的教研工作，为我国数理统计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奠基性贡献。其间，由于国内英文资料很少，只有俄文资料，林老师为了尽快把概率统计引入国内，开始学习俄文，付出了巨大的艰辛。他自言这里面最主要的动力“是一个作为有主权国家的公民的社会责任心。”这么多年来，林老师精勤不倦，在研究、教学和实践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著述丰硕，出版了10余部计量经济学方面的经典著作、译著，为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做了大量奠基性的工作。在实际应用方面，仅正交设计实验一项的研究和推广就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林先生研究和推广应用正交设计成果，编制了“正交实验极差临界值系数表”，大大加速了正交试验的分析和计算工作，在我国工农业生产实验中被广泛采用，在1994年统计研究会的新闻发布会上被评估为创造了30亿元以上的经济效益，如果在加上最近15年经济效益累积，应是一个更巨大的数目。

    改革开放之后，林老师又重拾经济学专业，开始忙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推广和发展。1980年，年届58岁的林老师还参加了著名的颐和园“经济计量学讲习班”[1]，并担任翻译工作。1988年林老师即将退休之际，他又跟李楚霖等几位老师筹建数量经济系，期间经历了种种坎坷。在1988年2月18日给我的一封信中，他情真意切地跟我说：“在国内要创办一些专业，还是困难多端，一言难尽，但无论如何都应为祖国振兴而效力。”确实如此，即使是今天在上海财大进行的现代经济学教育教学改革还面临着诸多条条框框的束缚，何况是当初筚路蓝缕的华中工学院。

    林老师的这番教诲，我时刻记在心中，不敢忘记。正是追随林老师的报效祖国、投身教育的足迹，我于2004年加盟了上海财经大学，开始了与林老师早期推广现代经济学教育相仿的全方位经济学教育改革，希望能够为中国经济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一些贡献。这些年在财大，每当我在工作中和改革中遇到困难和挫折，一想起老师“无论如何都应为祖国振兴而效力”这一座右铭，总能给我无穷无尽的力量。

    媒体和外界评价林老师说他是国内应用数理统计和计量经济学方面的泰斗，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外人不太清楚先生还是现代经济学真正了解者和最早的传授者。现代西方经济学是利用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科学手段，采用标准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进行严谨表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蓬勃发展起来，大多早期回国的著名的经济学家对其了解其实不多，甚至是没有什么了解，所掌握的研究手段也主要是马歇尔的边际分析方法。

    林先生一直跟踪了解学术前沿，早在上世纪80年初，我、艾春荣、谭国富等还是林先生的学生时，他就读着非常前沿的文献和当时最流行的教科书和前沿专著，如Takayama的《Mathematial Economics》，Franklin Fisher的专著《Identification Problem in Econometrics》，John S. Chipman的关于总和（aggregation）问题的文章。David Kreps的《A Course in Microeconomic Theory》和刚出道不久但现在赫赫有名的Jean Tirole 的专著出来不久，林先生就在1993年3月15日的来信中提到：“Kreps的书如此流行，就和李老师【指李楚霖老师，田注】闲谈，是否我们来根据它编写一本，好比同济大学以前根据别尔曼的教程编写高等数学一样。但是一年前我请校图书馆找的Kreps的书，至今无音讯，是否保密也不知道。Jean Tirole的书也见不到。近来教委调整图书经费，我们理工大学又没钱买文科方面的书了，校领导也无意为发展文科而在经费上有所倾斜，困难是大的，怕今日比不上昔日九思院长时代。”先生对当代真正的教育家朱九思非常推崇，在信中多次发出是九思当家就好了的感慨！

    这些文章、教材和专著，即便在今天的中国，也没有多少经济学家了解，就更谈不上吃透它们了。由于林先生为人谦和，英语特别好，并且一直跟踪现代经济学前沿，改革开放后很快就恢复联系和结交了当代许多一流的经济学家，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良好的学术关系，通过这些关系将我们这些学生推荐出去。如80年代早中期访问华工的Leo. Hurwicz、Franklin Fisher、邹至庄、后期的詹姆斯•J•赫克曼(James J. Heckman)，罗伯特•恩格尔（Robert Engle）、丹尼尔•麦克法登(Daniel, L. McFadden)、让-雅克•拉丰（Jean-Jacques Laffont)等国外顶尖经济学教授，其中Hurwicz、Heckman、Engle、McFadden四人还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们都到华中工学院讲过学，让先生的弟子们出国前就受到了现代经济学良好的训练和熏陶。我出国之前，我的硕士论文就是看了林老师从国外访问带回的Franklin Fisher教授写的专著“Identification Problem in Econometrics”之后写的，完成之后寄给了当时也是《Econometrica》主编的Franklin Fisher教授，获得了他的好评，并给予了长达三页的评论，这使我对做研究的信心大增。再加上林老师的倾心栽培和大力提携，中国培养出了一大批活跃在世界学术舞台的著名经济学家，比如现在在国外或香港担任教授的徐滇庆、方振民、艾春荣、谭国富、宋敏、刘安平、石寿永、文梅、尹东平、刘立群、李东以及我本人等,其中包括3位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2位中组部“千人计划”入选者（占现有6名经济管理类入选者的三分之一），这被媒体称之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家现象”。不少人认为这是一种偶然现象，其实从我以上简单的介绍就可以看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家现象”是一种内在逻辑发展的结果：领路人只有学识渊博，了解学术前沿，才有可能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我在上海财大的许多改革举措就是从九思老校长和林老师那里借鉴过来的。

    可是，太具前瞻性，太超前，走在时代前面至少三四十年的先知先觉、先哲先圣的林先生一时不能被国内学术标准接受，不被许多所谓的经济学家看作经济学家。今年6月，当我得知由国内知名经济学家组成的评比委员会居然没有将林先生列为“新中国经济建设100位经济学家”之一时，心中有一种感慨、无奈和悲哀：评价体系和标准真是不一样呀！但我坚信，随着现代经济学在国内发展，随着留学海外的经济学家大批归国，林先生终究会被经济学界和越来越多的学子推崇和尊敬。

    我作为林老师指导的第一个研究生，可以说与林老师的感情最为深厚，我们之间保持着一份亦师亦友的情谊。1991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和作为会长的我敏锐地感觉到，中国将要发生一场变革，将要进行市场化改革，但那时，什么是市场经济对中国老百姓甚至是学者来说还是非常陌生的东西。于是，早在决定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十四大召开之前，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就有了编一套通俗的关于市场经济和现代经济学丛书的设想，并立即开始实施，筹集资金，我受命，于1992－1993年开始主编国内第一套全面通俗介绍市场经济和现代经济学的十四本大型丛书——《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我邀请了国内仅有的两位学者，我的两位老师——林老师和李楚霖老师撰写《简明经济统计与计量经济》一书，林老师一口应允，非常认真和热忱地投入到丛书的写作当中去，对我这个晚学都表现得非常谦虚。他在1992年10月12日的来信中写道：“关于写作《简明经济学丛书》事，我已将信中有关段落主旨告知李老师。我们感谢你作出的决定，李老师【指李楚霖老师，田注】表示要协助我写好经济统计与计量经济一册，现在我们准备排除干扰（除必要任务无法推卸外），集中精力和时间按你提出的要求和时间尽力写好，担任起严格的评审，做到全书简洁易懂，引起读者兴趣，并具备学科的科学系统性。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不是容易的，尽管我们有过不少写书和教学的经验。在这里，首先感谢你的决定，给了我们一次尝试的机会。”为此，先生投入了大量精力，单寄送的跨洋信件和稿件就达七、八件。随手翻及这些信件，林老师治学之严谨、德性之高洁、做事之认真跃然纸上。当时，由于丛书出版仓促，在清样即将付印之前，他发现其中存在一些排印错误和未校正的符号。他对当时国内一些书商哄抬书价的行为极为反感，并建议压低丛书的售价，以真正起到普及市场经济知识的作用。

随后，林老师为《丛书》的发行、宣传及推广不惜余力奔走和操劳。在1993年9月9日为丛书在武汉的新闻发布会而写的来信中提到：“早几天我和李【指李楚霖老师，田注】老师到北京参加中科院政策局的科学讨论会，和茅于轼教授通话获知十月下旬在北京安排丛书出版发行新闻发布会的一些计划，回校后便接你来信及附件，还有照片多张，甚为高兴。我们都在等待着你10月中旬到来，除参加40周年校庆盛典外，还有许多活动，而你电话告知只有10月15日一天的完整时间在华工，故想，届时必定是十分繁忙的，我已找梅世炎书记【时任华中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田注】详细计划了丛书的新闻发布会，参考了北京新闻发布会的计划，是否请一些省市领导和学部委员参加。由于国家教委直属的35所（我们自己不计）高校都会派人来祝贺，是否都向他们代表的学校一一赠送丛书，到时电台、报社新闻记者来的很多，可尽量利用机会扩大丛书的影响。”

    晚年的林老师对我在上海财大的改革事业也非常关心，由于种种原因我不能在母校从事经济学教育改革，老师对此感到遗憾和惆怅，尽管如此，老师对我在财大所取得的任何成绩总是感到非常地高兴。在财大头几年我在电话中向先生汇报，先生听得非常仔细，为我取得的成绩高兴，为我所遇到的问题担忧，同时又对我充满信心。后来，先生因脑瘤听力大幅下降，我只能利用探望他的机会，将我在财大所做的事情告诉他和带给他财大经济学院的改革材料。在2007年夏天，林老师在身体已经很不好的情况下，还陪我一道去探访了林先生非常推崇的朱九思老校长，我向九思校长汇报了在财大的工作情况，并呈交了财大的课程体系改革和学科建设等文件。

    本来按林老师的意思，让我和谭国富在财大干，艾春荣在母校华中科技大学帮助先生建设好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当我在财大缺少人手、需要艾春荣帮助时，我向先生提出请求，先生迁就了我，尽管先生急需艾春荣的协助，但仍然同意艾春荣大部分时间在财大干。现在，老师输送了三个弟子在上海财经大学担任院长，从事教育改革。这就是我最敬重的老师的胸怀和人格魅力！

    先生最近几年，病情突然加重，而我在上海财大又很忙，看望和联系林老师的机会越来越少。在2007年夏天我受邀到母校华中科技大学讲座，认识了先生的关门博士生弟子，也曾是我在华工推动的经济—数学双学士学位班毕业的徐慧玲师妹。我发现徐慧玲非常实在，于是就将照顾先生的事托付给她了。对她半真半假地说：“我是开山大弟子，你是关门小师妹，武侠小说总是说，师傅一般都比较偏爱这两位，我就将师傅拜托给你了，你可要好好照顾。”徐慧玲果然不负所托，在先生住院前每个星期都去先生家一两次，给先生读书、念报纸及聊天，给了林老师极大的安慰。还记得去年夏天去看望先生，我故意给老师出难题，大声问：“你现在是喜欢我多些，还是徐慧玲？”先生不失真诚本色，向徐慧玲指了指。我虽说心里有点惆怅，但看到先生开心，有徐师妹精心照顾，尽心陪着，说说话，当助手，我感到非常放心。这些年来，母校华中科技大学及其经济学院，特别是徐长生院长和邓华和书记一直对林先生非常关心和照顾，学院和他们为先生付出了相当精力和物力，让我感激不尽。

    由于和先生关系亲密，和先生夫人吴老师感情也深厚。吴老师非常不喜欢外出应酬，一般都请不动她在外吃饭。前些年吴老师身体好的时候，只要我回华工，林老师和吴老师都会陪我一块吃饭、聊天。记得2005年春天，我特地去广州番禺看望他们时，我一时童心大发，也想逗两老开心，问吴老师：“您和林老师谁追谁呀？如何认识林老师和他谈恋爱的？”吴老师都告诉了我，然后还假装抱怨了林老师一番！后来，我告诉子予他们三兄弟，“你们家好多事，你们可能不知道，我都知道，信息对称么”。受先生的熏陶，他们也把我当作了他们父亲的儿子。先生的三位儿子也都是非常厚道和实在之人，我们之间也建立了兄弟般的友谊。当11月7日我收到子予“我们的父亲林少宫教授刚刚去世了”的短信息后，立即和他通电话，告诉他我非常想参加先生的追悼会，但我8号需要回美国几天，四天后还要从美国回来参加教育部14号下午举行的社科重大攻关项目答辩，问能否将追悼会放在15号。他们几兄弟商量后，一致同意为我将追悼会特意放在15号，使得我这个编外儿子有机会最后再见先生一次，这种特殊安排让我非常感动，这种情谊让我感到异常的温暖。

    在我和老师的其他学生心目中，在老师的同事和相识的人心目中，林老师就是这样一位极具个人魅力的人，胸怀爱国赤忱，心系教育事业，关爱后生晚辈，淡泊名利之外，是做人做事的楷模。林老师虽然仙逝，离我们而去了，但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为我们这些学生和后人，树立了一个永远值得尊敬和缅怀的高大师者形象。我们唯有承继林老师未竟的事业，才能宽慰他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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