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林老师第一个毕业的研究生，可以说与林老师的感情最为深厚，同时也保持着一份亦师亦友的情谊。1991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和作为会长的我敏锐地感觉到，中国将要进行市场化的改革，但那时，什么是市场经济对中国老百姓，甚至是学者还是非常陌生的东西。于是，早在决定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十四大召开之前，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开始有了编一套通俗的关于市场经济和现代经济学的丛书的设想，并立即开始实施，筹集资金，授命于我，于1992－1993年开始主编国内第一套全面通俗介绍市场经济和现代经济学的十四本大型丛书《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我邀请了国内仅有的两位作者，我的两位老师――林老师和李楚霖老师撰写《经济统计与计量经济》一书，林老师一口应允，非常认真和热忱投入到丛书的写作当中去，对我这个学生和晚辈都表现得非常谦虚。他在1992年10月12日的来信中写道：“关于写作《简明经济学丛书》事，我已将信中有关段落主旨告知李老师。我们感谢你作出的决定，李老师表示要协助我写好经济统计与计量经济一册，现在我们准备排除干扰（除必要任务无法推卸外），集中精力和时间按你提出的要求和时间尽力写好，担任起严格的评审，做到全书简洁易懂，引起读者兴趣，并具备学科的科学系统性。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不是容易的，尽管我们有过不少写书和教学的经验。在这里，首先感谢你的决定，给了我们一次尝试的机会。”为此，先生投入了大量精力，单寄送的跨洋信件和稿件就达七、八件。随手翻及这些信件，林老师治学之严谨、德性之高洁、做事之认真跃然纸上。当时，由于丛书出版迅速，在清样出来即将付印之前，他还是敏锐地发现其中存在一些排印和校对时未及校正的符号。他对当时国内一些书商哄抬书价的行为极为反感，并建议压低丛书的售价，以真正起到普及市场经济的作用。

    随后，林老师为《丛书》的新闻发布会、宣传及推广不惜余力奔走和操劳。在1993年9月9日为丛书在武汉的新闻发布会的来信中写到：“早几天我和李老师到北京参加中科院政策局的科学讨论会，和茅于轼教授通话获知十月下旬在北京安排丛书出版发行新闻发布会的一些计划，回校后便接你来信及附件，还有照片多张，甚为高兴。我们都在等待着你10月中旬到来，除参加40周年校庆盛典外，还有许多活动，而你电话告知只有10月15日一天的完整时间在华工，故想，届时必定是十分繁忙的，我已找梅世炎书记详细计划了丛书的新闻发布会，参考了北京新闻发布会的计划，是否请一些省市领导和学部委员参加。由于国家教委直属的35所（我们自己不计）高校都会派人来祝贺，是否都向他们代表的学校一一赠送丛书，到时电台、报社新闻记者来的很多，可尽量利用机会扩大丛书的影响。”

    晚年的林老师对我在上海财大的改革事业也非常关心，由于各种原因，老师对我不能在母校从事经济学教育改革感到遗憾和惆怅，尽管如此，老师对我在财大所取得任何成绩总是感到非常地高兴。在财大头几年我在电话中向先生汇报，先生听得非常仔细，为我取得的成绩高兴，为我所遇到的问题担忧，同时又对我充满信心。后来，先生脑中长瘤，使得听力大幅度下降，我只能利用探望他的机会，将我在财大所做的事情告诉他和带给他财大经济学院的改革材料。在2007年夏天，林老师在身体已经很不好的情况下，还陪我一道去看望和拜访了，也是林先生非常推崇的朱九思老校长，向九思校长汇报了我在财大的工作情况，并呈交给我在财大的改革文件。

    本来按林老师的意思，让我在财大干，艾春荣教授在母校华中科技大学帮助先生建设好数量经济研究中心。当我在财大缺少人手、需要艾春荣帮助我时，我于是向先生提出请求，先生迁就了我，尽管先生急需艾春荣的协助，但仍然同意艾春荣大部分时间在财大干。这就是我最敬重的老师的胸怀和人格魅力！

    先生最近几年，病情突然加重，而我在上海财大又很忙，看林老师的次数越来越少。在2007年夏天我受邀到母校华中科技大学讲座，认识了先生的关门博士生弟子，也曾是我在华中推动的经济—数学双学位班毕业的徐慧玲师妹。我发现徐慧玲非常实在，于是就将照顾先生的事托付给她了。对她半真半假地说，我是开山大弟子，你是关门小师妹，武侠小说总是说，师傅一般都比较偏爱这两位，我就将师傅拜托给你了，你可要好好照顾。徐慧玲果然不负所托，先生住院前每个星期都去先生家一两次，给先生读书、念报纸及聊天，给了林老师极大的安慰。还记得去年夏天去看望先生，故意给老师出难题，大声问：“你现在是喜欢我多些，还是徐慧玲？”先生不失真诚本色，天真地向徐慧玲指了指。我虽说心里有点惆怅，但看到先生开心，有徐师妹精心照顾，尽心陪着，说说话，当助手，我感到非常放心。这些年来，母校华中科技大学及其经济学院，特别是徐长生院长和邓华和书记一直对林先生非常关心和照顾，学院和他们为先生付出了相当精力和物力，让我感激不尽。

    由于和先生的这种亲密关系，和先生夫人吴老师也感情深厚。吴老师非常不喜欢外出应酬，一般都请不动她在外吃饭。前些年吴老师身体好的时候，只要我回华工，林老师和吴老师都会陪我一块吃饭、聊天。记得2005年春天，我特地去广州番禺看望他们时，我问吴老师：“您和林老师谁追谁呀？如何认识林老师和他谈恋爱的？”吴老师都告诉了我！后来，我告诉他们三兄弟，“你们家好多事，你们可能不知道，我都知道，信息对称么”。由于先生的熏陶，先生的三位儿子也都是非常厚道和实在之人，我们之间也建立了兄弟般的友谊。当11月7日我收到子予告知林先生去世短信息后，立即和他通电话，告诉他我非常想参加先生的追悼会，但我8号需要回美国几天，四天后还要从美国回来参加教育部14号下午举行的社科重大攻关项目答辩，能否将追悼会放在15号。他们几兄弟商量后，一致同意为我将追悼会特意放在15号，使得我这个编外儿子有机会最后再见先生一次，这种情谊让我感到非常的温馨。

    在我和老师的其他学生心目中，在老师的同事中和相识的人中，林老师就是这样一位极具个人魅力的人，胸怀爱国赤忱，心系教育事业，关爱后生晚辈，淡泊名利之外，是做人做事的楷模。林老师虽然仙逝，离我们而去了，但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为我们这些学生和后人，树立了一个永远值得尊敬和缅怀的师者形象。我们唯有承继林老师未竟的事业，才能宽慰他的在天之灵。

[1] 该班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教授率领美国经济学家代表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举办。顶尖华人经济学家邹至庄教授、刘遵义教授及肖政教授就是当时讲习班教授团的成员，国内总计有100名左右的经济学者得到了计量经济学理论和应用方面的培训，成为中国数量经济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