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先生一直跟踪了解学术前沿，早在上世纪80年初，我、艾春荣、谭国富等还是林先生的学生时，他就读着非常前沿的文献和当时最流行的教科书和前沿专著，如Takayama的《Mathematial Economics》，Franklin Fisher的专著《Identification Problem in Econometrics》，John S. Chipman的关于总和（aggregation）问题的文章。David Kreps的《A Course in Microeconomic Theory》和刚出道不久但现在赫赫有名的Jean Tirole 的专著出来不久，林先生就在1993年3月15日的来信中提到：“Kreps的书如此流行，就和李老师【指李楚霖老师，田注】闲谈，是否我们来根据它编写一本，好比同济大学以前根据别尔曼的教程编写高等数学一样。但是一年前我请校图书馆找的Kreps的书，至今无音讯，是否保密也不知道。Jean Tirole的书也见不到。近来教委调整图书经费，我们理工大学又没钱买文科方面的书了，校领导也无意为发展文科而在经费上有所倾斜，困难是大的，怕今日比不上昔日九思院长时代。”先生对当代真正的教育家朱九思非常推崇，在信中多次发出是九思当家就好了的感慨！
这些文章、教材和专著，即便在今天的中国，也没有多少经济学家了解，就更谈不上吃透它们了。由于林先生为人谦和，英语特别好，并且一直跟踪现代经济学前沿，改革开放后很快就恢复联系和结交了当代许多一流的经济学家，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良好的学术关系，通过这些关系将我们这些学生推荐出去。如80年代早中期访问华工的Leo. Hurwicz、Franklin Fisher、邹至庄、后期的詹姆斯·J·赫克曼(James J. Heckman)，罗伯特·恩格尔（Robert Engle）、丹尼尔·麦克法登(Daniel, L. McFadden)、让-雅克·拉丰（Jean-Jacques Laffont)等国外顶尖经济学教授，其中Hurwicz、Heckman、Engle、McFadden四人还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们都到华中工学院讲过学，让先生的弟子们出国前就受到了现代经济学良好的训练和熏陶。我出国之前，我的硕士论文就是看了林老师从国外访问带回的Franklin Fisher教授写的专著“Identification Problem in Econometrics”之后写的，完成之后寄给了当时也是《Econometrica》主编的Franklin Fisher教授，获得了他的好评，并给予了长达三页的评论，这使我对做研究的信心大增。再加上林老师的倾心栽培和大力提携，中国培养出了一大批活跃在世界学术舞台的著名经济学家，比如现在在国外或香港担任教授的徐滇庆、方振民、艾春荣、谭国富、宋敏、刘安平、石寿永、文梅、尹东平、刘立群、李东以及我本人等, 其中包括3位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2位中组部“千人计划”入选者（占现有6名经济管理类入选者的三分之一），这被媒体称之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群”现象。不少人认为这是一种偶然现象，其实从我以上简单的介绍就可以看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家现象”是一种内在逻辑发展的结果：领路人只有学识渊博，了解学术前沿，才有可能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我在上海财大的许多改革举措就是从九思老校长和林老师那里借鉴过来的。
可是，太具前瞻性，太超前，走在时代前面至少三四十年的先知先觉、先哲先圣的林先生一时不能被国内学术标准接受，不被许多所谓的经济学家看作经济学家。今年6月，当我得知由国内知名经济学家组成的评比委员会居然没有将林先生列为“新中国经济建设100位经济学家”之一时，心中有一种感慨、无奈和悲哀：评价体系和标准真是不一样呀！但我坚信，随着现代经济学在国内发展，随着留学海外的经济学家大批归国，林先生终究会被经济学界和越来越多的学子推崇和尊敬。
我作为林老师指导的第一个研究生，可以说与林老师的感情最为深厚，我们之间保持着一份亦师亦友的情谊。1991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和作为会长的我敏锐地感觉到，中国将要发生一场变革，将要进行市场化改革，但那时，什么是市场经济对中国老百姓甚至是学者来说还是非常陌生的东西。于是，早在决定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十四大召开之前，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就有了编一套通俗的关于市场经济和现代经济学丛书的设想，并立即开始实施，筹集资金，我受命，于1992－1993年开始主编国内第一套全面通俗介绍市场经济和现代经济学的十四本大型丛书——《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我邀请了国内仅有的两位学者，我的两位老师――林老师和李楚霖老师撰写《经济统计与计量经济》一书，林老师一口应允，非常认真和热忱地投入到丛书的写作当中去，对我这个晚学都表现得非常谦虚。他在1992年10月12日的来信中写道：“关于写作《简明经济学丛书》事，我已将信中有关段落主旨告知李老师。我们感谢你作出的决定，李老师【指李楚霖老师，田注】表示要协助我写好经济统计与计量经济一册，现在我们准备排除干扰（除必要任务无法推卸外），集中精力和时间按你提出的要求和时间尽力写好，担任起严格的评审，做到全书简洁易懂，引起读者兴趣，并具备学科的科学系统性。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不是容易的，尽管我们有过不少写书和教学的经验。在这里，首先感谢你的决定，给了我们一次尝试的机会。”为此，先生投入了大量精力，单寄送的跨洋信件和稿件就达七、八件。随手翻及这些信件，林老师治学之严谨、德性之高洁、做事之认真跃然纸上。当时，由于丛书出版仓促，在清样即将付印之前，他发现其中存在一些排印错误和未校正的符号。他对当时国内一些书商哄抬书价的行为极为反感，并建议压低丛书的售价，以真正起到普及市场经济知识的作用。
随后，林老师为《丛书》的发行、宣传及推广不惜余力奔走和操劳。在1993年9月9日为丛书在武汉的新闻发布会而写的来信中提到：“早几天我和李【指李楚霖老师，田注】老师到北京参加中科院政策局的科学讨论会，和茅于轼教授通话获知十月下旬在北京安排丛书出版发行新闻发布会的一些计划，回校后便接你来信及附件，还有照片多张，甚为高兴。我们都在等待着你10月中旬到来，除参加40周年校庆盛典外，还有许多活动，而你电话告知只有10月15日一天的完整时间在华工，故想，届时必定是十分繁忙的，我已找梅世炎书记详细计划了丛书的新闻发布会，参考了北京新闻发布会的计划，是否请一些省市领导和学部委员参加。由于国家教委直属的35所（我们自己不计）高校都会派人来祝贺，是否都向他们代表的学校一一赠送丛书，到时电台、报社新闻记者来的很多，可尽量利用机会扩大丛书的影响。”
晚年的林老师对我在上海财大的改革事业也非常关心，由于种种原因我不能在母校从事经济学教育改革，老师对此感到遗憾和惆怅，尽管如此，老师对我在财大所取得的任何成绩总是感到非常地高兴。在财大头几年我在电话中向先生汇报，先生听得非常仔细，为我取得的成绩高兴，为我所遇到的问题担忧，同时又对我充满信心。后来，先生因脑瘤听力大幅下降，我只能利用探望他的机会，将我在财大所做的事情告诉他和带给他财大经济学院的改革材料。在2007年夏天，林老师在身体已经很不好的情况下，还陪我一道去探访了林先生非常推崇的朱九思老校长，我向九思校长汇报了在财大的工作情况，并呈交了财大的课程体系改革和学科建设等文件。
本来按林老师的意思，让我和谭国富在财大干，艾春荣在母校华中科技大学帮助先生建设好数量经济研究中心。当我在财大缺少人手、需要艾春荣帮助时，我向先生提出请求，先生迁就了我，尽管先生急需艾春荣的协助，但仍然同意艾春荣大部分时间在财大干。现在，老师输送了三个弟子在上海财经大学担任院长，从事教育改革。这就是我最敬重的老师的胸怀和人格魅力！
扫码加好友，拉您进群
全部版块
我的主页
收藏
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