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强：悼吾师林少宫教授

田国强|文

2009年11月11日

    11月7日晚上7点45分，我正在参加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作为第三届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东道主的晚会，几乎同时接到了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徐长生教授和林少宫教授三公子林子予教授的手机信息，告知我，我最尊敬、敬爱和敬重的老师，林少宫教授于10分钟前逝世了。这个消息，对我来说，尽管在预料之中，但还是来得非常突然和让我震惊，表面上虽镇静如常，却无法抑制内心巨大的失落感和痛苦，我最可亲和可敬的老师永远离开我了！

    我和林先生虽说是师生关系，但情若父子，可以毫不过份地说，没有林老师在德和学方面的培育和潜移默化的教诲，就没有今天作为经济学家的我。从1979年我首次报考林先生的研究生而相识，30年来就一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出国后信件往来非常频繁，一来一往持续了10多年，直至打电话方便才终止写信。先生到美国探亲访问，每次总是要到我家小住几个星期，就像父子一样地相处。后来打电话方便了，几乎每一两个星期就要通一次电话，直到最近几年由于先生听力大幅下降，听不了电话，才减少联系。跟林老师相处和通电话，我每次都有讲不完的话，无所顾忌，真实地谈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结果和我敬重的人在一起，也形成了这种习惯，无论是和我在美国留学的两个老师Leo Hurwicz和John Chipman、母校华中科技大学的老校长朱九思，还是来上海财大后和谈敏校长在一起都是如此。

    早在今年上半年，先生就病重住院，虽说有三个儿子，但都在国外，师母也是年纪大，身体不好，不能照顾林老，只能由保姆和亲戚照看。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书记路刚教授一上任，有天深夜曾独自前往探望先生，看到先生孤独地躺在病床上咳嗽，胸前沾满了残汤剩饭，感到非常痛心，一位为我国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经济学界、数理统计学界的泰斗，居然落到如此境地，马上作出指示对林老师的病要重视和精心治疗，但先生的肺功能已基本丧失，康复的可能性非常小。即便如此，华中科技大学和路刚书记仍然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尽最大人道进行抢救，希望奇迹能够发生。听到路刚书记对像林先生这样的德高望重的教师如此敬重和礼遇，让我深受感动和肃然起敬。这种美德和功德，让我最敬爱的老师在世上多活了大半年。在此，对母校华中科技大学及路刚书记表示由衷地感激！

    我本来准备今年6月初在上海财大结束高级微观经济学的教学后再去探望林老师，但5月下旬时，林老师病情进一步加重，基本处于昏迷状态。林先生醒来后，一直地喊着，“让田国强来看我。”林先生的几个儿子和徐长生院长告知我后，我急忙调整课程，于5月底赶往武汉。走进病房，林老师仍然在昏睡，我走到床前，提高嗓门，喊了一声：“林老师，小田来看你了！”林老师马上睁开了眼睛，脸带微笑，深情地盯着我足足看了十来分钟。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也上过林先生课的学生，张耀平教授想检验他是否能认出我来，问先生：“这是谁？”，他用非常虚弱的声音说，“田国强！”连林老师的儿子、儿媳们都感到吃惊，他们都喊不醒，我一来居然能喊醒。林先生的生命力真是很强，病危通知单已下过好几次，抢救数次，挺了大半年，直至2009年11月7日晚上7点35分与世长辞。所以，这个噩耗对我来说，是既在预料之中，又非常突然和震惊。

    这些天，我一直沉浸在痛苦之中，老师对我的教诲、与我的交往一幕一幕地涌入脑海。在电子邮件没有普及而国际长途又比较昂贵的一二十年前，和老师的交往主要靠信件来往。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保存了不少和老师的来信。今天在办公室花了一整天时间整理信件，在几百封信中，找到了林老师从1988年至1997年的20封来信。我捧着这些发黄的信纸，一遍一遍、逐字逐句地反复读着这些来信，被先生圣人般的纯洁而又高尚的道德情操不断地感动，眼睛总是湿润，无法控制，眼泪不时地往外涌。林先生热爱祖国、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对现代经济学，特别是数量经济学学科在中国发展一直是信中的主题，字里行间充盈着老师对我的鼓励和期望，对我和其他学生真切的关心，为我和他其他学生所取得每一个成绩真诚地高兴，艾春荣、谭国富、徐滇庆的名字高频率地出现在信中。林老师在1989年5月14日的来信中写道：“前些时你寄给我的一些信和你的论文都收到了，对于你的成就我们深深感到高兴，后来还知道小谭【指谭国富教授，田注】也获得一次Sloan奖，更觉欣慰。”“除谭国富外，刘安平、尹冬平、艾春荣等同学都是能做学问的，善于学术交流的，想你们常有共同的学术会议碰在一起？我经常收到留美青年经济学家办的一份杂志，由茅于轼先生（中国社科院美国所负责同志）分寄给我的，从中还知道华中管理系的徐滇庆同学也是活跃分子，令人高兴。”特别是为了推荐他的两个学生刘立群和李东到德州A&M大学学习，对他们申请的整个过程和来后学习的关心，出现在许多信中。

    林老师有着强烈的爱国、报国情怀，他把自己五十多年的光阴奉献给了国家教育事业。办好教育，振兴祖国是先生一生的梦想和追求。1954年，林老师毅然放弃美国大学的教职，回国向教育部报到。然而，在那个时代，现代经济学出身的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专业，转而从事数理统计的教研工作，为我国数理统计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奠基性贡献。其间，由于国内英文资料很少，只有俄文资料，林老师为了尽快把概率统计引介到国内，从头学习俄文，付出了巨大的艰辛。他自言，这里面最主要的动力“是一个作为有主权国家的公民的社会责任心。” 这么多年来，林老师精勤不倦，著述丰硕，出版了10余部计量经济学方面的经典著作、译著，为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做了大量奠基性的工作。

    改革开放之后，林老师又重拾经济学专业，开始忙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推广和发展。1980年，已届58岁的林老师还参与了著名的颐和园“经济计量学讲习班”[1]，并担任翻译工作。1988年林老师即将退休之际，他又跟李楚霖教授等几位老师筹建数量经济系，期间经历种种坎坷。在1988年2月18日给我的一封信中，他跟我一诉衷肠，“在国内要创办一些专业，还是困难多端，一言难尽，但无论如何都应为祖国振兴而效力。”确实如此，即使是在今天进行现代经济学的教育教学改革，还要面临着诸多条条框框的束缚，何况是当初筚路蓝缕的华中工学院。

    林老师的这番教诲，我一直时刻记在中心，不敢忘记。正是追随林老师的报效祖国、投身教育的足迹，我于2004年加盟了上海财经大学，开始了与林老师早期推广现代经济学教育相仿的全方位经济学教育改革，希望能够为中国经济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一些贡献。这些年在财大，每当我在工作中和改革中遇到困难和挫折，一想起老师的“无论如何都应为祖国振兴而效力”这一座右铭的教诲，总能给了我无穷无尽的力量。

    媒体和外界对林老师的评价，说他是国内应用数理统计和计量经济学方面的泰斗，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外人不太了解林老师另外一大先驱性的贡献是，他还是对现代经济学真正了解者和最早的传授者。现代西方经济学是通过采用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科学手段，采用标准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进行严谨表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蓬勃发展起来的当代经济学，许多早期回国的著名的经济学家其实对现代经济学了解不多，甚至是没有什么了解，所掌握的研究手段主要是马歇尔的边际分析方法。

    林先生一直跟踪了解学术前沿，早在上世纪80年初，我、艾春荣、谭国富等在国内当林先生的学生时，就读着非常前沿的文献和当时最流行的教科书和前沿专著，如Takayama的《Mathematial Economics》，Franklin Fisher的专著《Identification Problem in Econometrics》，John S. Chipman的关于总和（aggregation）问题的文章。David Kreps的《A Course in Microeconomic Theory》和刚出道不久、现在赫赫有名的Jean Tirole 的专著出来不久，林先生就在1993年3月15日的来信中提到：“Kreps的书如此流行，就和李老师闲谈，是否我们来根据它编写一本，好比同济大学以前根据别尔曼的教程编写高等数学一样。但是一年前我请校图书馆找的Kreps的书，至今无音讯，是否保密也不知道。Jean Tirole的书也见不到。近来教委调整图书经费，我们理工大学又没钱买文科方面的书了，校领导也无意为发展文科而在经费上有所倾斜，困难是大的，怕今日比不上昔日九思院长时代。”先生对当代真正的教育家朱九思非常推崇，在信中多次提到，是九思当家就好了的感慨！

    这些文章、教材和专著，即使在今天的中国，也没有多少经济学家了解，就更谈不上吃透它们了。并且由于林先生为人谦和，英语特别好，一直跟踪现代经济学前沿，出国后，又很快结交和恢复联系当代许多一流的经济学家，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良好的学术关系，通过这些关系将我们这些学生推荐出来，如80年代早中期访问华工的Leo. Hurwicz、Franklin Fisher、邹至庄、后期的詹姆斯·J·赫克曼(James J. Heckman)，丹尼尔·麦克法登(Daniel, L. McFadden)、 Jean-Jacques Laffont)等国外顶尖经济学教授，其中Hurwicz、Heckman、McFadden三人还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们都到华中工学院讲过学，让先生的弟子们出国前就受到了现代经济学良好的训练和熏陶。比如，我出国之前，我的硕士论文就是看了林老师从国外访问带回的Franklin Fisher教授写的专著“Identification Problem in Econometrics”之后所写的，寄给了也是当时《Econometrica》的主编Franklin Fisher教授，获得了他的好评，并给予了长达三页的评论，这使我对做研究的信心大增。再加上林老师的倾心栽培和大力提携没有白费，培养出了一大批活跃在世界学术舞台的著名经济学家，比如现在国外担任教授的徐滇庆、方振民、艾春荣、谭国富、宋敏、刘安平、石寿永、文梅、尹东平、刘立群、李东以及我本人等, 其中包括3位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2位中组部“千人计划”入选者（占现有6名经济管理类入选者的三分之一），我本人是在1980年有幸成为林老师指导的首届经济数学研究生的。被媒体称之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群”现象，不少人以为这是一种偶然现象，其实从我以上简单的介绍就可以看出，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群”现象是一种内在逻辑发展的结果：只有领路人学识渊博，了解学术前沿，才有可能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我在上海财大的许多改革举措就是从九思老校长和林老师那里借鉴过来的。

    可是，由于林先生太具有前瞻性，太超前，走在时代至少前面三四十年的先哲先圣，一时不会被国内学术标准接受，被许多所谓的经济学家不被看作为经济学家。今年6月，当我看到报道，国内知名经济学家组成的评比委员会居然没有将林先生列为“新中国经济建设100位经济学家”之一，这是一种无奈和悲哀，但我坚信，随着现代经济学在国内发展，随着留学海外的经济学家大批归国，林先生会被经济学界和越老越多的广大学子接受和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