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寻找信任和信用。
自古以来，中国人不光讲信用和信任，更是把“诚”和“信”联系起来。何谓诚信？“诚”，汉语之意即真心；“信”，即不欺骗、可靠、信任不怀疑；诚实守信不欺之谓也。在《辞海》上的解释是：诚实、不欺；遵守诺言。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社会生活的人生信条。千百年前，孔夫子对子弟们关于“诚信者，天下之结也”的谆谆教导，早已在古代社会凝聚了伟大的力量。由此可见，“诚信”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儒家伦理的核心理念系统。“诚信”在ZZ生活和ZF活动中的价值几乎从来都得到无尚推崇。这么看来，中国人是有信用和信任关系的，至少说我们曾经拥有。
第四部分，从市场经济的发源地西方世界寻找信用和信任。
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发展了几百年，市场经济理论的鼻祖亚当·斯密是经济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伦理学家。亚当·斯密一生从事学术研究，留下了两部传世佳作：《道德情操论》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国富论》)。他在《国富论》中阐述了“看不见的手”的古典经济学体系已被我国思想理论界所熟知，但在《道德情操论》中阐述的市场经济社会的道德伦理观，却长期未被我国思想理论界所关注，而这两部巨著也正是西方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经济学基础和伦理学基础。他之所以鼓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一个基本的预期就是个人有强烈的道德关怀和约束，会利用自己的自由追求社会公益，所以才用不着国家来插手。他明确批评那种人人为己的自由竞争是放纵和有害的。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自由和独立的人格是自然产生美德的两大条件。随着商业的发达，市场社会的国民在经济上自立为生的过程中自然会具备道德涵养，勤勉、谨慎等美德也就会自然而然地养成。相反，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下，家丁、佣人因其人格不独立，必然会道德败坏。
让我们看看西方世界最富有的人们都做些什么吧！
卡耐基生前把自己的财富如数捐出，一个子儿不留。巴菲特和盖茨都接受了卡耐基的社会理想：一个伟大的社会，不是世袭财富的社会，而是要大家在一个起点上竞争，让最有能力的人获胜。把财产传给后代是不道德的。当世界第二大富翁巴菲特宣布把自己大部分的财产（310亿美元）捐赠给盖茨基金会时，《经济学人》杂志用戏剧性的语言评论道：“如果你是世界第二号富人，那么，在这个星球上，看护你辛辛苦苦挣来的310亿美元财产的唯一理想的人选，莫过于那位事实证明比你还会挣钱的人。” 巴菲特把自己财产的大部分捐给了比尔·盖茨和其夫人的基金会。这不仅是人类慈善事业史的新篇章，也是市场经济中最大的赢家对造就了自己成功的制度的一次深刻的反省。巴菲特直言不讳地说，市场无法解决穷人的问题。要解决穷人的问题，就必须靠市场经济中的赢家的道德自觉。这一点，是巴菲特和盖茨最大的一个共同之处。另外，两个人都对继承的财富异常反感。巴菲特干脆嘲笑富家子弟是“幸运的精子俱乐部”成员。如果他们这样的人不把财产捐出，而是交给自己的“幸运精子”，那么美国就会变成一个由经济贵族所统治的社会，偏离他们心中英才主义和自由竞争的社会理想。
第五部分：中国传统式诚信观念与西方式信用观念的区别
传统诚信伦理思想以家族和个人为中心，强调血缘共同体，强调由这种血缘关系组成的一种亲疏远近的人际关系秩序。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只对自己的亲朋好友讲诚信，对所谓的“外人”则要有所保留。西方式信用则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生活准则，它是对承诺和协议的遵守和兑现，形成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与合作，诚信的对象是整个社会上所有人，而不仅仅是熟人。
原因在于传统式诚信观念是儒家思想的体现，注重家庭观念；而西方式信用观念是西方宗教信仰的体现，信奉上帝之下人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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