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中国

高小勇（经济学消息报）

进了2006的门槛，过去一些事，脑子里还是混沌不清。不禁回首，想看尘埃落定。

我曾猜想，2001年那两架撞向美国世贸大厦的飞机象两只蝴蝶，它们引起的蝴蝶效应涟漪全世界，成了改变许多人选择的约束条件。在加拿大，李嘉诚原来由于开采成本过高而一钱不值的油页矿，由于人们选择增多而变得炽手可热，李氏在香港的股票被人暴炒；大约也在这个时候，在莫斯科，恐怖主义提高的油价，使向来由于财政困窘而受制于寡头的俄罗斯政府一时间变得长袖善舞，普京一改叶里钦和丘拜斯的委曲求全，选择了对寡头的全面开战（其实，强政府下的国有寡头与无政府主义下的私人寡头都是市场经济的敌人）。在中国呢，由于恐怖主义更凸显了中国的便宜，让我们更真切的感受了那两只蝴蝶的效应。2002年，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与购买的大入侵，使中国经济踏上了连续几年的炽热增长之路。浙江一个省，2001年卖给外国人210亿美金的东西，2005年就增加到近千亿美金。整个国家的生意也一样火，出口从2001年的2600多亿美金，增长到2005年的8000亿美金。

但是，事情有些奇怪，经济如此的增长，我们从舆论上却没有感觉到人们多高兴，而似乎是更多的抱怨和不满。比如电荒煤荒民工荒，比如公路超载、矿难、房地产价格暴涨，以及贫富差距等等。由此还有学者断言，改革共识已经破裂，改革要暂停。

回头看，让人觉得改革前政府的毛病，也同样在我们许多人身上存在。真是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民众。对有关事实逻辑的问题，我们习惯从道德价值的角度去看，非要绑上政治和意识形态去做危言耸听的断言和预测。这大概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宿命。不是探究事实间的因果关系，而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独怆然而涕下，才是要得的；而乐，研究事物之间事实关系，是雕虫小技，是谈不上什么雄才伟略的，也谈不上道德，也是不高尚的。但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首先是个如何弄清事实的问题，是一个知识增进问题。这一点中国并不会例外。

矿难将会减少还是增加？

首先说这个问题，是因为刚刚在杭州元旦的一次饭局上受到启发。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长史晋川和其他两位教授，在杭州请北大林毅夫教授吃饭，席间我与他们聊起矿难。他们的思考增加了我不少知识，自觉使我在节日期间能较顺利地梳理了下矿难问题。

我说过，2002起的外需暴涨导致了包括人和物在内的生产要素的全面紧张。需求增加生产增加，工人要增加，导致民工荒；满足需求的生产也导致了电荒煤荒，以及钢材等要素的紧张。矿难也因此与需求一起增减的。2002年前，外需内需不振，煤炭行业是不景气的。2000年前后，煤炭资源大省山西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掉到全国最后，就说明煤炭的需求情况。为此我在《中国新闻周刊》写过一篇“政府有价”的评论文章。需求如此，也很少听闻矿难；需求如此，也没有激励让人选择安全投入。根据我在《从货车轮胎买卖看中国经济》一文中的看法，2005年货车轮胎销售下降，公路货运量下降意味着交易量减少，可以推论经济将减速。如果为真，即使没有政府把来年作为消除矿难年的措施，中国明年的矿难也会减少。

需求走软，给了我们治理矿难的喘息之机，研究和治理在需求的冲击下，煤矿安全投入不足的问题。正二八经看到经济学家关于矿难的分析，是去年末北大周其仁教授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名为“治理矿难的经济分析》。其仁教授断言：“在我看来，治理矿难的治本之策，是‘追加掌控煤矿资源分配权力者以权谋私的成本’。这句话，说难极难，因为差不多就等于一场完整的政治体制改革；说易也不易，至少包括全面、普遍地推行煤矿资源和一切矿产资源的公开竞拍体制，并同时大幅度提升对以矿权谋私行为的打击力度。对于民营煤矿，不把官煤勾结的刚性费用大幅度降下来，什么资源、安全、管理、劳工待遇方面的费用，不容易加进去的。一句话，治不了权和官，矿难不能治本”。

要消除矿难就要根治这个行业的官商勾结——对因果关系做这种断定，我觉得有些武断。因为2002年后矿难才暴增的，而我们不能说煤炭行业的官商勾结2002年才开始，事实上多年以来就存在。再说，官商勾结应该尽量避免矿难，多赚钱多分红才是。

商人与政府基层官员共同拥有一个煤矿，是一种产权样式，是一种组织、制度选择。照科斯等人的看法，人们组织制度的选择是为了节约信息以及所谓“外部性”等交易费用的。比如，中国曾由于知识的约束，以为实现赶超需要计划经济，而一个个计划命令要直接驱使亿万私人企业主和单干农户，交易费用会很高，于是为了节约，选择人民公社和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组织，只不过，这种想来会大大节约命令执行成本的组织制度安排，由于对大多数人没有激励，有了更高的信息和监管费用，最终导致了个人和国家的贫困和落后罢了。那么，商人和基层官员共同拥有煤矿，这种产权安排和组织选择，节约的是什么费用呢？

中国大大小小的煤矿煤窑大都分布在中西部的千山万壑中。在这些地区投资煤矿煤窑，首先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既开采出来的煤炭会不会被哄抢偷盗。这种不确定性，对许多资源类的投资生产来说十分明显。事实上，我国许多油田的石油被偷盗，输油管线沿途给人偷偷插上不同的管子的新闻报道就说明这个问题。而减少这种不确定性，往往要靠对信息相对充分，又有一定行政权威的当地政府。但靠着这些煤矿煤窑的乡镇政府，往往又财政预算拮据，许多连中小学教师工资都拖欠着。我们可以指望这些政府官员，只收些税，就为投资者提供正常的生产交易秩序，保护企业的产权吗？央视有个专题片记述了东北一地警察辛苦而又用心地破获一个盗油团伙的故事。如果你不是生活在火星上，你就不会认为当地警察提供的这种服务，油田只需用锦旗感谢就行了。社会上分工出讨债公司，就是因为提供这类服务的公共部门价格太高。穷乡僻壤的乡镇政府官员与矿主共有煤矿煤窑的股权及其他利益，无非是政府服务收费的一种方式。与国有油田煤矿用现金支票以及安排给其子女家属就业一样，只是约束不同，购买政府服务的付费方式不同罢了。也就是组织制度差别罢了。

分析那千山万壑里矿主与基层官员共有产权的这种组织制度，需要特别细心。否则我们在需求旺盛，煤炭赚钱而又矿难不断时，就将其斥之为官商勾结；而在煤炭不景气时，还可能赞扬其是官员帮助困难企业。这种官商共有的组织制度节约了什么费用？如果偷盗哄抢的可能性很大，交易和生产秩序不可指望，那么那些私人的煤炭和煤窑就不会存在，煤炭投资和生产以及相关的一连串生产和就业不存在——而这就是没有组织制度安排的巨大交易费用。煤矿煤窑在生产，意味着某种组织和制度带来的巨大节约。

关于交易费用，经济学界存在巨大的争议。组织、制度是人们用来节约交易费用的，但它们本身也有成本。比如基层官员参与煤矿煤窑的分红，就可以看成是某种约束下的组织制度成本。但组织制度本身的成本组织往往被人与制度节约的交易费用混淆起来。

复旦大学韦森教授发表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文章里，就曾谈及我和他的争论。他用诺奖得主诺斯以及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谈及的美国经济增长与交易费用同步增长的事实，来反驳张五常教授关于“交易费用降低一点点国家就大富”的说法，以及我的看法。实际上，他说到的费用是随着市场半径扩大所增加的组织和制度本身的成本，我认为这是一种好计算的成本，比如节约交通需求冲突的组织——交通警察，他们的工资、设备、房屋等等都是可以清楚计算的。一般而言，这种成本的增加总是意味分工深化、市场扩展和经济增长。比如前些年新出现的IT企业，他们本身有成本，但他们的出现是为节约更大的费用，让需求得到更多满足才产生的，这种成本某种意义上应该看成投资。而张五常教授所讲的降低一点点国家就大富的费用，才是人们选择组织制度来节约的真正的交易费用。这种费用是人们通过市场和组织制度创新而由高到低逐渐降下来的。这种费用也正如杨小凯所讲，不好量化观察，只有从事前事后比较以及边际上变化看出。比如，恐怖主义增加了美国的不确定性，也就是交易费用，但我们只能比较“911”前后美国外商投资的变化，才能大致看出这种费用。而官商共有煤矿煤窑，我们也只能从如果没有这种组织和制度安排，这类生产以及相关的一连串生产活动存在与否，来大致看出这种组织制度节约的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真如张五常教授所言，节约一点点，可能就有一连串的生产和交易发生，国家就大富。诺斯探讨了组织制度成本增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美国这类成本就是伴随着经济成长而增加的。杨小凯更是明确的把经济增长归究于组织和制度的增加和创新，而不是从什么规模经济。他们的意思和张五常一样，并无矛盾，只不过是一块硬币的两面，你从组织制度成本增加的角度看，我从被组织制度节约的交易费用看罢了。我想，这方面的混乱可能是由于他们把不同的代价都看成交易费用了。

交易费用决定着组织制度安排的成本和样式。在穷乡僻壤的约束下，要减少煤炭生产的不确定性，人们选择了煤炭煤窑官商共有这种产权样式。人们知道的事实是，人数众多的基层官员参股煤炭煤窑。它显然不是一些人道德特别恶劣，有怪癖，而是某种约束下的共同选择。当然，从道德上和制度上，我们可以要求和规定，那些穷乡僻壤的财政入不敷出的政府应该免费提供煤炭煤窑所需的公共服务。但问题是如何做到？真做起来，可能真就如其仁教授所讲的那样，“差不多就等于一场完整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我以为，即使其仁教授主张的政治改革能够成功，恐怕除了道义上的收益外，全都是成本。因为这样的改革并不能改变那些煤炭产地面临的约束，就象当年人民公社国有企业并不能改变人的自利一样。历代农民起义算是正二八经的政治革命了，但除了换个皇帝和一茬官员外，无非还是你方唱罢我登台，因为一些约束不是一时半会的政治改革和革命所能改变的。非要做这样的改变，交易费用会高得来惊人，除国有企业外，这类生产和交易都不会存在。现实约束下，我们有两种选择，一是现在官商共有这种组织制度安排，使得煤炭生产和交易秩序得以维持，一连串生产和交易，供给和需求也得以满足；另一种则是没有这种产权安排，不确定性使这类生产和交易没有或少有。你该如何选择？

诺奖科斯对中国的市场改革看法很深刻：“共产党加产权”。我想，他讲的是市场发育过程中，政府这种组织制度的资源很重要，它会节约市场主体成长的交易费用。前苏联国有制下的“一无所有”状况还没有改变时，政治改革就将组织瘫痪掉了，市场发育被极高的交易费用困扰。寡头就是费用的一部分。中国走的是“共产党加产权”的道路。利用政府当然有成本，而这种组织制度的成本，也就是政府与产权如何“相加”，是由不同的交易费用决定的。在市场欠发达的那些煤矿煤窑所在地，政府加产权的样式是官商共有；国有的油田煤矿，政府与产权相加是给破案警察奖金以及给其子女家属解决就业；而在浙江等发达地方，政府与产权相加的样式就主要是收税了。很显然，组织制度的价格是不同的。

矿主把煤矿煤窑股份送些给基层官员，地铁公司对路程远近不同的乘客都收票价3元，自助餐老板尽管食客胃口大小不同而收费一律，乘客明知出租车司机驾驶技术不同而同样付费，雇员不把劳动直接买给市场而要让企业“剥削”，说明组织制度是有价的，产权是一种组织度也有价，所谓产权清晰程度如何，就是产权的价格不同。

对形形色色的价格高低不一的组织制度，我们喜欢与否无济于事。因为它们都是交易费用大小决定的。基层官员拥有煤矿煤窑股权，这种组织制度的价格相对是高的，但它要节约的交易费用大，煤炭可能被盗窃哄抢，开采特许权年限长短又可以由官员决定变化，这些不确定性的交易费用高得来完全可以让这类生产和交易不存在。分析评价一种组织制度的成本收益，要从它节约的交易费用才能看出。而约束组织制度的交易费用，不是我们想改变就可以改变的约束。比如我们就不能指望偏僻山区的官员，象东部发达地区官员那样对待私产。

其仁教授不喜欢现在官商共有煤矿煤窑的产权样式，建议：“全面、普遍地推行煤矿资源和一切矿产资源的公开竞拍体制”，我想，即使这样获得的产权，既不会影响需求对煤炭的定价，也不会改变远山深谷里的煤炭煤窑目前的政府加产权现状。对不发达地方而言，稀缺资源的生产和交易，秩序尤其需要政府来维持，尽管他们财政窘迫，手脚不干净。在那里，没有加上政府价格的产权，等于零，也不会有。

过去几年，骇人听闻的矿难，可能容易让人去寻找一个与悲愤感情相匹配的骇人听闻的原因。去年《新民周刊》记者到山西调查煤矿官商分开情况，她打电话给我，我就讲过自己的看法。中国煤矿及其他许多行业，在迎受2002年以来的需求浩荡迁徙中，暴露出的许多问题都需要认真研究总结，以在未来避免。而研究总结就要弄清事物之间的关系，弄清楚选择行为的约束条件，事情才可能会有真正的改变。官商勾结与矿难没有必然联系，但这并不是说官商勾结是要得的。而是说，要避免矿难死人，需要另外的逻辑。

房地产价格会走高走低

对2002年突然增加的外需，导致了国内要素的全面紧张。满足这些需求和它拉动的需求，要用电用煤用公路，要用地要用民工。等等从开始的由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货车轮胎销售的大幅下降，说明公路货运量增长放慢，而后者又意味着商品交易量增长放慢。

交易量增长放慢，含义着人们收入不会有什么增加。收入没有增加对一些商品的选择和需求会有明显的影响。比如房地产，估计未来两年人们就不会有更多的钱来推高房价。再说，过去几年中国房地产价格的飞涨，与恐怖主义带来的外需暴增有关系。一是外商投资要用地，与外需联系的相关产业投资要用地；二是在需求暴增中赚了钱要买房买地。杭州房价全国领先，一个温州商人席间就告我他在杭州买了十几套房子。

尤其是美国因为恐怖主义变贵，外需浩荡的蝴蝶效应辗转增加了对房地产的需求。美国外商直接投资暴跌，后果是需求之水东流，美国有了更多的贸易赤字，恐怖主义带来的石油价格暴涨，也增加了美国的贸易赤字。与此同时，反恐还增加了美国的财政赤字。双赤字导致美元暴跌，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中国资源相对更显便宜。便宜的不光是商品，有竞争力的国家钞票也便宜。由于管制，外币换成的人民币不能拿在手里等升值，而是变成更有升值潜力的中国发达地区的房地产，将来汇率变化就有双重升值。央行仅是在上海的调查就表明，外资密集地分布在上海房地产的上中游各个环节。

需求本身还派生出更多复杂的需求。据我了解，浙江一些中小企业预期房价走高，就把企业存款和流动资金换成房产。一家企业老板告诉我他没什么现金，需要流动资金就卖一两套房子就是了。国外如此需求，房地产价格能不高吗？把中国房地产价格飑生归咎于房地产商人的没有良心，丧心病狂，显然不是科学的经济分析。好象房地产开发商是不受市场需求约束的神仙，可以为所欲为。如果真是这样，我们道德批评又有什么用呢，不是等于在说不满是徒劳的吗？

话说回来，我未来的房地产的推论是，如果外资对人民币升值空间没有大的预期，不会觉得中国的房地产相对还是便宜而增加选择，再加上交易减少企业需要流动资金维持而卖出房产，以及中国商品交易量增长的放慢带来的收入增长放慢，那么房地产价格就不会有钱来推高。

还会再见民工荒吗

过去几年，还让人大动感情的问题就是民工荒。

我国经济出现的民工荒，是难得一见的好现象。我国经济历来为就业所约束，为剩余劳动所困，现在竟然有了供不应求，劳动有了新的更好选择而放弃原来的选择，这是中国经济历史性的进步。这种情形过去只出现在经济远比我们发达的日本、香港、台湾等地，他们尽管人口密度远大于中国，还因劳动紧张要进口劳动。对劳动的需求和选择增加自然要出新的价格，劳动当然也会增加收入。

但不少人却高兴不起来，民工荒，这个中国经济的历史性进步，却成了他们谴责企业家的又一个理由。说是由于老板没有人性。我也知道老板并不都是好人。但是缺少民工成荒，而且普遍，就不能用老板的人性如何来解释。老板和工人的关系以前就存在，为什么2002年前没有民工荒呢，难道很多老板的良心在2002年才大大变坏的？问题还是要从需求变化来理解。2002年外需汹涌进入，增加了对各种生产要素的需求，当然包括劳动。我们查查过去几年那些民工大省江西、湖南、四川等地的统计年鉴，就会发现他们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都在增加。而这些东西的增加就意味对劳动的需求也在增加。在这些地方，如果劳动当地就能找到工作了，就意味着过去千里之外的工作成本增高，价高选择就少，于是两个三角洲出现了民工荒。民工荒并不是坏事，它至少反映了过去几年，繁荣在向中国内地蔓延，而是劳动的收入增加，市场好处有更多人分享。我在浙江台州路桥塑料工业区采访就了解到，过去七八百元请到的民工现在需要1500元。

2005年12月，联合国公布中国人收入的基尼系数，说贫富悬殊开始恶化。张五常教授批评其是误导的指数，指出过去好些地区出现民工荒，基尼系数不可能的上升恶化。我同意五常教授对不合常理常识的统计数据的有力批评。我2004年在新华社的一家报纸上就撰文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可能被感情夸大》。我不相信一个靠制造业来获得增长的经济，一个能容纳许多人就业的，市场好处能为大多数人分享的经济，竟然会有统计数据所说的那样大的贫富收入差距。如果真是那样，我们还有更好的选择吗？除了恢复计划经济，由国家厘定工资标准外，我想不出还有其他什么经济来缩小这种差距。用印度的IT经济？它的差距更大，平均日收入一美元的有三亿人，差距会更大。我国现在日均一美元收入的人已经减少到几千万人。

最近还有一省高官谴责企业不给民工涨工资。以为发工资老板可以任意给价，其实劳动力价格也是市场决定的。这如果是个问题的话，其实可以先问自己，为什么自己买东西老和人讨价还价要买便宜，而不是嫌别人的东西便宜，要付高价买进。事实上，任何企业如果真象有一些人要求的那么蠢，果真高价购进生产要素的话，也不会有民工增加工资，因为竞争中高成本企业早死了，民工没有地方领工资。当年英国人欧文和法国人傅立叶，就热衷进行凭感情和道义给人发工资的空想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但他们的乌托邦和公社很快就飞灰湮灭了。遗憾的是，至今许多人不明白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存在。

话说回来，我从2005年货车轮胎卖得不好推论，未来两年我们大概不会看到2002年以来的民工荒了，民工收入将不会有什么增加。货车轮胎卖不好，最终反映的是生意不好，交易不多；而交易不多就不会增加多少就业，就业没有增加收入从何增加？

推论民工收入不会增加，并没有加上政府将要推出的新农村建设。如果这方面有大的切实投资，情况就得另说。将兴起的新农村建设也需要留意。其一是政府的大笔投资，政府行为总要考虑吏治的约束。中国有繁重的反腐败任务，主要原因并不是一些官员特别坏，而是经济与政府还有太多的关系。政府和经济关系有较多的关系，许多情况下是交易费用约束下的不得已，比如偏远地方的官商煤矿煤窑共有，都是有待市场发育来逐渐消除的事。它正说明市场发育中的中国应该尽量少劳驾政府。中国改革以来的增长和发展，除了中央政府摸着石头过河给了一个粗略的制度框架外，主角就是千千万万的市场英雄。前两年需求暴增引来公路超载，我写文章坚决反对交通和警察部门在我国最粗大的经济动脉大动干戈。原因就是大多公路都收费市场化了，市场会解决这个问题，尽管有成本，但千千万万警察上路设卡收钱的代价更高，多年难治的公路三乱再成做大之市。其二，中国的发展还是靠城市化和市场化来减少农民，新农村建设需要避免城市化的成本增高。

中国面临危险或危机？

2002年以来汹涌的外需有力的拉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为什么又让人感觉社会有更多的不满呢？有些学者认为“社会不公的现象与日俱增”，甚至断言“到目前为止，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裂”。

我想，大概跟这轮增长的好处大多被市场分配给企业家和职工，而不是人文知识分子有关。这一点从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两个相反现象就可看出，市场更多需要的是中国的体力，而不是我们现在好些文化人所谓的知识。市场当然也把好处分配给了企业家的知识和工人的体力。但是，文化人，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通常又比车间田地里的人有话语权，尤其在网络时代。于是，这轮增长中被边缘化的文化人，眼里、笔下的贫富差距来得就比以往大，社会也比以往糟。

网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节约了获悉社会情绪的成本。但是，声音大并不一定就反映了社会共识。比如在这轮增长中没有分享到多少市场好处的人文知识分子和预期较高而待业大学生，他们的抱怨又反映多少民工的想法呢？只不过他们有文化，会用网络，声音很大罢了。放大声音原因很多。上届政府发誓3年让国企脱困，好好的石油市场化被中断，南北两大国有集团重新垄断了石油。但这并不是社会共识。原因就是大型国企官员的级别很高，离决策者近，咬耳朵相对方便，有话语权，即使小声说话声音也比常人大。他们以下岗职工为人质，要求走回头路。而分散的市场却无从诉求。

中国并没有在网络等舆论上所渲染的危机和危险。中国社会历来的起义动荡，都是在百姓揭竿而起的成本为零的时候，在家冻着饿着与揭竿而起，就象泥鳅变黄鳝，成本差不多。如今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吸纳进市场相互需求网络中的人数之多，是中国历史上所从未有过的。换句话讲，更多的人行为有了成本，也是反社会行为成本最高的时候。成本高，这类选择就少。这不是简单明白的道理吗？现在不少对这样那样不满意的人，他们上网骂完人，上网签完名，还不是中规中矩到公司上班。因为日常工作不守规矩有成本。

这样一个判断简单却很重要，它决定中国是继续坚决的推进市场化改革，还是大摆免费午餐。

看来看去，还是没有看到真实的约束条件，还是在那里自说自话的猜“答案”，此举，我不喜欢。

说需求增加矿难增加，就像是说因为吃饭而被噎住一样，说了等于没说，没有内容。其仁教授的“矿难是因为官员的腐败成本置换了安全投入成本”的假说，好像也不全面，因为没有了官员的腐败成本会增加矿主监管煤炭被盗等其他的成本。本人觉得张维迎、张树民的“煤矿开采权过短'的产权假说，可能更符合当前矿难的现实。

不过高总编的文笔、分析问题的洒脱、约束条件的坚守及其对经济现象的直觉和敏感，本人是很佩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