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是建立在古典经济学基础之上，通过对古典经济学批判地继承所发展出来的科学理论，其分析范式与古典经济学是一脉相承的，即价值创造，这一点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已经鲜明地表现出来。首先，在《资本论》的开篇，马克思就将理论研究直接指向了价值源泉这一理论研究的前提，这就是马克思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劳动价值论。其次，马克思在秉承古典经济学“剩余分析传统”的基础上，把对社会剩余的生产和分配看作价值创造的基本方式，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分析，发现了剩余价值的秘密，揭示了资本主义进行价值创造的生产方式。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心，同古典经济学是一致的，都是对价值创造方式的研究。其区别在于马克思比古典经济学更为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价值创造的本质。因此，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仍旧是古典经济学的价值创造，其理论的逻辑起点是劳动价值论，其理论研究的重心是资本主义进行价值创造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即剩余价值理论。

二、价值创造的源泉：马克思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以价值创造为分析范式的经济学，首先必须回答价值的源泉是什么。这个问题几乎成为了所有经济学必须回答的问题，也成为了经济学各种分析范式的分水岭。对于价值源泉的解释存在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价值的形成是内生性的还是外生性的，价值形成的内生性观点认为价值产生于生产活动中，是生产者的活动所决定的；而价值形成的外生性观点则认为价值形成于生产活动之外，生产者只是价值的接受者，而非决定者。另一个维度是价值来源于主体要素还是客体要素，认为价值来源于主体要素的观点认为价值是主体活动的创造；而认为价值来源于客体要素的观点则认为价值是多种客体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这两个价值源泉的维度出发，将形成经济学理论中的四种主要价值理论。

表1：价值源泉的维度与价值理论

价值形成 价值来源	内生性	外生性
主体要素	劳动价值论	效用价值论
客体要素	生产要素价值论	供求价值论

如表1所示，从价值形成的维度上看，可分为内生性价值论与外生性价值论，劳动价值论与生产要素价值论都认为价值形成于生产活动中，是生产者的活动所决定的，因而属于内生性价值论；效用价值论认为价值决定于消费者的效用，供求价值论认为价值形成于市场的供求变化，而消费者的效用与市场的供求都是外在于生产者的因素，因而这两种理论则属于外生性价值论。从价值来源的维度上看，又可分为主体来源论与客体来源论，主体来源论是从人的角度寻找价值的源泉，而客体来源论则是从物的角度去发现价值的来源。其中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来源于生产者，效用价值论则认为价值来源于消费者，因而此二者都属于价值来源的主体论；而生产要素价值论中的“生产要素”、供求价值论中的“供求”，都是主体活动的对象，都是外在于主体的“物”，因而二者都属于价值来源的客体论。
外生性价值论在生产领域之外寻找价值的源泉，将生产者仅仅看作价值的接受者，而非决定者，这就导致了此种理论前提下的生产者缺乏进行价值创造的基本条件。因此，外生性价值论不属于价值创造分析范式。换言之，在价值创造分析范式看来，价值的源泉不可能形成于生产领域之外，而只能内生于生产活动之中。价值的客体来源论从物的角度去寻求价值的源泉，认为价值是多种客体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众所周知，客体性因素不过是主体活动的对象，都是外在于主体的“物”，因而缺乏主体所具有的能动性，这就导致了此种理论前提下的价值形成缺乏创造性。因此，价值的客体来源论也同样不属于价值创造的逻辑。由此可见，在价值创造分析范式下，价值的源泉应当内生于主体的生产活动之中。
作为价值创造分析范式的古典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都是从内生于主体的生产活动中寻找价值的源泉，从而确立了劳动作为价值源泉的基本理论观点。而马克思通过对古典经济学批判地继承，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劳动是价值创造唯一源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明确指出：“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的力量。”[⑥]
在这里，马克思把劳动看作人类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源泉。劳动不仅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基本形式，也是人类主体性形成的基础，是人类改造自然与社会的最根本的形式。简言之，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都根源于劳动，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是人类社会价值创造的源泉。在这一理论观点的指导下，马克思通过对古典经济学进一步的批判，确立了基于价值创造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如前所述，价值创造的首要问题要回答价值的源泉是什么，对此马克思指出：“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⑦]
“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如果我们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那末也就是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质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它们不再是桌子、房屋、纱或别的什么有用物。它们的一切可以感觉到的属性都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⑧]可见，马克思认为，价值创造的源泉是人类的劳动，而商品价值是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了价值是商品独有的属性，其目的是为了交换，商品的价值只有在交换中才能实现，而只有用具有同质性的抽象劳动来衡量价值，才是公平的。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使他们的劳动产品彼此当作价值发生关系，不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物只是同种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恰恰相反，他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作为价值彼此相等，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⑨]
因此，马克思对于价值创造源泉的基本条件：一是主体创造价值；二是生产活动创造价值；三是创造价值用于交换。简言之，价值的源泉内生于主体的生产活动之中。

三、价值创造的方式：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以价值创造为分析范式的经济学在明确了价值创造的源泉后，接着必须说明价值被创造的评价标准与价值创造的基本方式。毫无疑问，价值创造的评价标准一定是价值创造后较之价值创造前产生了价值的增值。换言之，只有“创造后的价值”减去“创造前的价值”之差为正，即产生了“剩余的价值”，才可以说明价值确实被创造了。如前所述，以价值创造为分析范式的经济学认为价值的源泉内生于主体的生产活动之中，即劳动创造价值。那么，劳动是如何进行价值创造，又是如何实现价值的增值，这些问题必然成为理论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因此，价值创造分析范式经济学研究的重心必然是价值创造的方式。
作为价值创造分析范式的马克思经济学，其价值创造的基本方式就是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⑩]
可见，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首要前提是生产，人们在生产中创造自己的一切。对于这一点，恩格斯十分明确地指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11]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研究的首要对象，从而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才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2]
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同其他以价值创造为分析范式的经济理论一样，将价值创造方式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理论界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种种争论，特别是对生产方式作为研究对象的质疑，都是因为没有从价值创造的思维方式出发所造成的误解，而一旦将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回归到价值创造的分析理路上，所有的问题都将找到合理的解答。
对于价值创造的基本方式，每一个时代都是不同的，这取决于各个时代所掌握知识的深度与广度，要正确认识价值创造的具体方式，只能在既定的历史背景下去作现实的考察。而马克思对价值创造方式的考察就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包括四个方面的含义：1.生产的技术条件，简称生产技术；2.生产的组织条件，简称生产组织；3.社会生产形式，简称生产形式，或称生产类型；4.生产的社会形式，或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13]
在这里，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已经涵盖了价值创造的各个方面，即物质资源的用途和使用方式、生产的组织形式与管理方式。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剩余价值生产规律的系统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价值创造的内在机制。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发展形式的一定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现成基础；同这种独特的、历史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开始就有两个特征。第一，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产方式相区别的，不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成为商品是它的产品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的性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特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 [14]
由此可见，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标的价值创造方式，即追求最大化价值增值的生产方式。仅凭此点，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属于古典经济学的剩余分析传统，完全符合价值创造分析范式。而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明确指出了剩余价值来源于工人的劳动，是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同预付资本之差，从而将价值创造分析范式的价值源泉、价值创造的评价标准和价值创造方式内洽地统一在一个理论逻辑之中，使得价值创造分析范式达到了逻辑上的一致性。可以说，马克思经济学才是价值创造分析范式最完美的代表理论。

四、结
论

由经济学理论分析的基本前提——稀缺性原理出发，将形成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两种分析范式。价值创造分析范式有别于资源配置分析范式，其理论旨趣是研究人类社会如何通过价值创造来满足人们无穷的欲望。作为价值创造分析范式，其理论分析的核心问题是价值的源泉和价值创造的评价标准是什么、以及如何创造价值。对于这三个紧密相连的问题，价值的源泉和价值创造的评价标准是理论研究的前提，而价值创造的方式则是理论研究的重心。马克思经济学在开篇之初就将理论研究直接指向了价值源泉这一理论研究的前提，即马克思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劳动价值论。然后转而进行对资本主义价值创造方式的分析，这就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深刻剖析，从而形成了马克思经济学的剩余价值理论体系。换言之，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逻辑起点是劳动价值论，其理论研究的重心是资本主义进行价值创造的生产方式，即剩余价值理论。因此，马克思经济学是价值创造分析范式的代表性经济理论，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理解必须建立在价值创造的思维方式之上。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对自己理论研究对象的明确阐释：“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作者：于洋，（1970—），男，吉林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通讯地址：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5988号吉林大学南岭校区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 130022
Tel：13944187818；0431—85693003
Email：yang2518@163.com

Value creating：The Normal Form of Marxist Economics

Yu Yang

(School of Management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2, China)

Abstract: The economics theory has two the normal form, it was the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and value creating. The classic economics founded the normal form of value creating on the concept of social surplus. The Marxist economics point to the premise of theory on value headspring; it was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Then Marx studied the mode of value creating, it formed the theory of surplus value. Therefore Marx is the representative theory on the normal form of value creating.


Key Words: value creating, the normal form, Marxist economics


[①]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4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72页。

[②] 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

[③] 亚当·斯密：《国富论》，唐日松 等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1页。

[④] Howard，M.C.，J.E.King（1985）：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x，2nd，London：Longman，p.64.

[⑤] 王璐、柳欣：《马克思经济学与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9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2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6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1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0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7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页。

[13] 于金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方式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第11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下

讨论这些子虚乌有的问题，不知还要祸害学生多少年。

在中国的学术界，有两个存在严重误导（借用）的概念，那就是“范式”和“证伪”：明明是清清楚楚的事情，经过这两者一处理，马上就糊里糊涂了。许多人用“范式”是作为学术碉堡的，比如说，我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你用的是“新古典经济学范式”，那我们大家就可以相安无事，你也批评不了我，我也批评不了你，对客观存在的认识，也就没有科学和谬误而言了，这大概也是和谐的一部分吧。但这是中国经济学的病态现状：无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新古典经济学，都在“范式”的保护下，否定经济学中的科学部分即客观认识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