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官相护乃是因为官员之间形成了稳定的预期,也可以说他们具有相同的利益诉求,属于同一个利益集团.

而文人相轻,一方面正如聂大侠所言,是对话语权的争夺;其次则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士大夫之清高自重思想.

我不太赞成这种分析。

按zhangfulin话是从需求层面上说的，认为文人比官员的需求层次要高，这一点上我不敢苟同。古时，有钱人用钱捐官，倘若不放外补缺，实际上就只是名义上的“官”，所以当官首先要补实缺。有官可以捞钱，有更多的钱则有可能当更大的官，他们“千里做官为的吃穿”只是掩人耳目。（当然，其中也有不清廉官员）官官相护更主要的是维护的是一个包括自己在内的利益集团。现在的官员相互利用权力，互之以惠的例子少么？文人相轻楼上几位讲得很清楚了，我不再重复。我只想说的是，“书中自有黄金屋”是文人初始学习目的，当然现在讲的是为四化建设，但家长社会告诉孩子们的是，“不读书，只有当农民，只有打工”。除少数人外，文人仍将入仕作为自己重要选择之一，现在报考公务员火爆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么——入仕率通常是百分之一甚至更低。——楼上例举的文人或许是做官的文人，或有钱而不得志的文人。

我并没有其它意思，只是觉得人的需求层次理论在这两个成语中不成立而已。

自然科学里也不乏“道不同，不相谋”的故事，不会比“社会科学”强多少。

真正的问题是，是不是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学术标准与道德标准混在一起谈了。“做人”与“做学问”不管有多么大的统一之处，肯定也是有许多不同的。牛顿为人的口碑就不太佳。而瓦特、戴维、法拉第间“婆媳”般地出场更令人感慨。

“相轻”是“学问”问题还是“人格”问题呢？

正如前一段讨论的“民科”问题，如果“文人”也成了某种特定称谓，“相轻”本身就包含在“文人”之中了，就不需要过多探讨“文人为什么相轻”这个问题了，而是应该探讨究竟怎样才算“文人”。

孔乙己是文人吗？（“唯一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人”）

“真理”与“饭碗”，“文人”们会首先选什么？文人们究竟是为饭碗相轻，还是为真理相轻？

“相轻”也许不过是“文人们”竞争稀缺资源的一种方式。

经济学里经常说“替代（竞争）”与“互补（共享）”。如果是“互补”关系，不用旁人多嘴，文人们就会“弹冠相庆”、“文人相护”了；如果是“替代”关系，也不用旁人多嘴，官员们就会“口诛笔伐”、“官官相轻”了。

楼上的版主终于把伤疤挑开了。—— 一个实质性且需要正面回答的问题：文人相轻的本质，我当然以为是道德问题。而非学术问题。

表面虽在于文人的个人中心主义。其源乃在于利益分配上。文人自古没有作为一个阶级单独存在过。在社会大分工中，农民种地，商人经商，工匠做工，当兵戎边，都有安身立命之业，唯独文人被视作统治阶级附庸为食利一族，所以古有丐八娼九儒十.“文革”中有臭老九之谓。这种排序虽是对知识的践踏与倒置，但说明文人身份不高却属实。

究其原因，一则是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本能的一种防范，必须制约文人的话语权。另一方面，由于文人群体弱势：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也没有掌握可支配的资源。惟一能得以生存便是在权贵面前争相邀宠，而可供争夺的资源相当有限，造成“互斗”愈盛，最常见的是“文人相轻”。而上层则充分运用这一特性，稍加点火，便可让让文人互斗得你死我活。“文字狱”便是一种，揭发者当然非文人莫属。源起于五七年的反右，更是以文人斗始，终结受损的也莫过于文人。最终胜利者则在“文革”同样受到了惩罚。也算是殊途同归吧。这次起始于国企经济改革，攻击者与被攻击者皆为文人，相互攻奸，互相抹黑，到后来哪能有什么理论与理性，整个就是以“斗”为“斗”的“蔚为壮观”的场面。当然国外也有，“哥伯尼”案也是如此……别说我是讲话没立场，——以后再说

需要申明二点：1、我这里所指的“文人”是偏狭义的概念，即专事于“语言”为或以“语言”为业的人。（“文人”从广义上理解是受过高等教育、或从事文化、教育、宣传；或单位中从事文秘、宣传这类人群）有专事“职业”的不在其内。 2、文人相斗是“文人相轻”发展的一个态势，是“相轻”的发展或外界利用“相轻”引起矛盾激化的结果。文人一旦发生争斗，其惨烈之状，较之其它行业要惨酷得多。

农民的竞争，比在收获庄稼上；工人竞争的是比在技术上；商人则比效益；学生当然以学习优劣分；文人生产的是精神产品，要比的是能否战胜其它观点，而许多理论观点在某一特定时期，又没有标准答案。过去阶级斗争时好说，说你是资产阶级，那你的语言就是资产阶级；反之亦然。现在不讲阶级了，专事或偏重“语言”的则是谁的语言“权重”则“至关重要”。但这个“权重”很难比较，于是就有代表谁的问题，代表的人越多，“权重”似乎就更大些，于是争相以大众“代言人”自居，其实你能否代表还两说呢？往往是一厢情愿的事，正如这时敲击键盘打字的我，还不是自作多情，还以为真会有人认真看。

答案这时就出来了，即为什么是道德问题呢？本来作为文人应该有自己独立且完整的人格，在“代表”的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文人为了迎合某一阶层人（或某些人）的需要，扭曲了自己，不再潜心于学术，也不再尊重科学，而让其学识变成了滥用的工具，科学不再是科学，而是攻击的武器，这就是道德有沦丧。——这是科学的悲哀。

这就是奥秘。构成绵绵延续的“文人相轻”、让文人永远相互嫉妒的外部与内部根源。

自作多情，请批评。

回答版主的话。

版主所说的理论上是如此，实际则不然。

要举出一批例子来，我就说反右运动，按他“老人家”说这是阳谋。实际担领导正是各级各个部门的文人，只有文人知道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摧毁文人，也知道怎样入手才能使“效果”凸现……全国共揪出右派55万人。（新华社消息）

要举出一个典型的人来，（实在不忍心）那就是郭老了，我读过早年郭沫若的《洪波曲》，对其中的“放鹤亭的荷花……”似乎还记得，一个字，“才”。更知道他是研究中国《甲骨文》第一人，还有……其文化造诣非常人可比。也是被他“老人家”称为四老中的第一人，三面红旗时，他的诗我也记得：“天上一个太阳，地上一个太阳……”典型的“歌德派”。为左倾推波助澜，其作用也非常人可比。另为文革提供理论，……但四人邦一倒，他写的《水调歌头》一词至今也还在……

文人要有风骨，我就将记者访问刘道玉的讲话录贴在下面吧，不知符不符合版规——但我以为这内容仍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出的一部分。

牺牲人类公益的风骨还能铮铮鸣响吗？
　　（南方周末记者）：我重逢刘校长时，对于他免职后屡次拒绝复出很是纳闷，于是向他请教：“你在免职前，谢绝可能就任国家教委副主任、团中央书记、武汉市市长等职务可以理解，因为你专志于中国的教育改革。可是，在免职之后，您拒绝复出的选择使我和很多朋友不解。国家教委主任亲自向你表示，希望你到北京去，主持国务院属下的一个新成立的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的小组，按理这个职务应该更能把你的教育新理念推向全国，取得更大的社会效益，可是您也谢绝了。接着厦门大学正式向国家教委打报告请你去当校长，而且教委还极力动员你去，你又谢绝了。此外，国家教委还向你建议过到暨南大学、华侨大学等校当校长，统统被你婉拒了。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他重复了自传中的解释，诸如不喜欢做官、“生不愿封万户侯”啦，“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啦，等等。然而，总觉得没有满足逻辑学上的“理由充足律”。与他深谈之后，他又增加了一些理由。他多次引用了“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古训，说他就是不想离开武大，看看到底能把他怎么样。我听了觉得这才是来自他内心的最深层的充分理由。儒雅一点说是“凸现风骨”，通俗一点说是“要争一口气”。
　　中国文化人延续至今的核心价值是“风骨”，而且还要“铮铮”地响。风骨是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诉求遭到打压时的外在抗争表现。一种是刚性的，宁为玉碎，不求瓦全，以死抗争。一种是柔性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归隐而去，心中却怀着壮志未酬的永远的痛。无论哪一种风骨，其结果都消解了“立心、请命、继绝学、开太平”等社会公益，只是为了实现文人的“道德的自我完成”。
　　我向刘校长表示质疑宁可牺牲社会收益而完善自己道德标准的风骨。我说，文艺复兴的米开朗基罗，为了坚持自己的艺术和政治主见，受到教皇朱利斯（Julius）的辱骂甚至殴打，可是米开朗基罗还是为教皇画了西斯廷教堂的顶画《创世纪》，为教皇设计了圣彼得教堂的大圆顶，为教皇做了《摩西》、《奴隶》等陵墓雕塑，为政敌美第奇家族的教堂雕刻了《夜》、《昼》、《昏》、《晨》……如果用中国文人的道德圣经———“风骨”———去衡量，毫无疑问米开朗基罗患上了可鄙视的“软骨病”。然而，倘若米开朗基罗真铸造出一副中国文人的铮铮风骨，那还有那些彪炳于艺术史上的最伟大的作品吗？再说，我没有看到任何一部世界史或世界艺术史谴责米开朗基罗的道德，有趣而且有意味的是，史家们一致称道米开朗基罗是倡导人本主义、反对神权的文艺复兴三杰之一。
　　我问：“刘校长，您离开校长岗位年仅54岁，正当盛年，假定您当年去了厦门大学当校长，或者去了北京谋划全国教改，您后续的教育改革成就，可能会比拒当上述一切职务的今天的结果差吗？最可称道的风骨，是否应该是能够智慧地适应或者忍辱负重、发挥出最大化的个性创造能量、最终能使人类获得最大收益的人格？”
　　刘道玉沉思无语。
　　对于华夏民族的群体而言，中国文人的个人形象高于人类福祉的“泛道德”软件，是一个自杀灵与肉而企求留名青史的软件。这个数千年来像公理一样不可摇撼的“精英人格软件”，却远比焚书坑儒的“硬件”对民族智能库的杀伤力要大万倍。

个案从来不能否定一般理论。如果文人都不算这个社会具有最高道德水准的群体的话，那么请问谁算呢？如果都不算，那么我们就要修改道德的定义。

在我看来，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群体，它为了道德而道德。道德也是有范围和约束的。用博弈论的话来说，一个人讲道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讲道德要损失更多。文人相对来讲最有道德，乃是因为它靠道德吃饭，没有道德文人作为一个群体就不是文人。当然，这里又涉及对文人的定义了。

版主所说有道理，容我认真反省。我想先把未完——不吐不快的话说完。

“文人相轻”作为一种制度起到一种制衡作用，不让话语权形成垄断，以形成监督、制约机制，从总体上有益于社会，有益于科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文人相轻”起到了制约文人方面的机制，并已形成了相应外部环境——这也是我在这个栏目中最开始的观点。但当有以为“千里做官只为吃和穿”的官员生存的需求理论，而“文人相轻”是更高一种需求理论时，我便对这种《公共管理》中的层次理论在此的应用大不以为然了。……当伤疤揭开流血的时候，我便想起“文人相轻”这个无伤大雅的陋习竟轻而易举的让当权者作为权术，娴熟应用的历史；让我想起有些文人为一已之利当谋士，或在一旁叫好——那血腥与恐怖，令人不寒而栗场景。

于知识分子，我以为“文人相轻”——适可而止

我仍在想，怎样才有一种制度，让官员们也如同文人一样，建立与营造一个“官官相轻”内在机制与外部环境。——我作为泛文人中的一员，在为文人不平的同时，对缺乏这样的一种机制而耿耿入怀。——于是，又回到了首岾。

版主说从经济分析回到道德上来是一个倒退，对此我不敢苟同。我认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做法使我们总是用成本收益这些冰冷的工具来分析一切问题，但经济学不是万能的，解释一切的做法会使我们远离人本应有的那些纯真。象孝顺之类的事情是人之常情，非要加上一个经济学的解剖，就让人觉得冷酷了很多。经济是经济，道德是道德，各有千秋呀！

呵呵，这只是我一时的见解，可能曲解了版主的意思，敬请包涵！

以下是引用guiwo在2006-2-18 23:13:00的发言：

版主说从经济分析回到道德上来是一个倒退，对此我不敢苟同。我认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做法使我们总是用成本收益这些冰冷的工具来分析一切问题，但经济学不是万能的，解释一切的做法会使我们远离人本应有的那些纯真。象孝顺之类的事情是人之常情，非要加上一个经济学的解剖，就让人觉得冷酷了很多。经济是经济，道德是道德，各有千秋呀！

呵呵，这只是我一时的见解，可能曲解了版主的意思，敬请包涵！

经济分析是否有用不能先验判断，可以有两个途径来判断：第一，它是否合理地解释了现实？第二，是否存在比它更好的分析方法？

就这两个标准来说，我认为经济分析目前是比较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