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农村村民的自治仅在民主选举方面有较好表现，而在民主监督、民主管理、民主决策等方面仍然表现很差，对村干部的激励也存在不合理现象。村干部5年一任的任期中淘汰和监察机制明显缺位，农民基本上不能有效监控集体财产的处置以及政府惠农的落实等问题，不作为甚至违法乱纪的村干部不能及时淘汰。当然，村干部的显性收入与其责任也明显不对称，如果包含隐蔽性收入就有人抢着干了。据我调查的一个村支书的说，他一年的收入不足10000元，但上面交代的各种事务以及村民纠纷处理等事务却应接不暇；而镇政府的干部一年至少也有3－40000元，他们基本上没做什么事情――主要是吃喝玩。我的一个同学因为村干收入不够家用，就主要靠帮人解决诉讼问题拿钱――实际上，其收入既有作为土律师应得的，也有帮人打点关系或私了等灰色收入成分――性质上很多是位子换来的票子。据我调查的一个知情人说，村干部的很多钱农民是不知道的，例如修村级水泥路人的的贿赂、上面来款的私分等。这种明的少、暗的多的激励机制是村干部未能发挥应有作用的重要原因。我的一个亲戚因是一个村民小组的组长，一次带领邻里乡亲整治不得不搞了水利，一位村干部看见了也不参加，大家意见很大，后来我问那位干部为什么不参加，他说：我就那么的钱，村上什么事情都参加，我家还靠着我吃饭不？
第五，一些地方干群合伙骗国家的钱。一位农民跟我说，城里房子贵了政府给予买房补贴，生猪大跌价时没看见政府的补贴；后来听说有了但要补大户。他还说，有一个熟人家里一头猪都没养但因为跟县里有关系、每年能拿1－2万的养猪补贴。我问，如果要看现场怎么办，他说，就借别人的场地和借别人的猪。我又问，人家不告发？他说，乡里乡亲谁去告？反正是骗国家的钱，何况没关系的话自己也得不到一分钱，帮着遮掩也可以分点好处。
第六，政府的投资可能存在错位的地方，致使农村投资不足。一村支书跟我说，2条县城去省城的大公路，刚修水泥路没两年，听说又要花上亿元改柏油路，如果这些钱帮农村整修水利，能做多少事情啊。
第七，农副产品交易和农资交易存在严重的地位不对称。农村的农民是一遍散沙，没有像美国的行业协会等类似的组织力量，农民卖产品有面临买方垄断的情形，农民买农资有面临买方垄断的情形。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工农产品剪刀差”为国家工业化积累了资金，如今市场地位不对等带来的新 “剪刀差”收益却流入了私人腰包――这导致国家的“反哺”惠农政策往往又流失到已经改制的农副产品收购部门、农资部门去了。作者曾经参加过一个县的烟叶项目验收，了解到卖3元钱的烟叶给烟厂――其收入农民拿1元、县乡村拿1元。烟草公司拿1元，虽然比种地强但劳动强度则不知大多少倍。一位农民跟我算了一笔帐：免征农业税、种田补贴等不足以弥补农资（化肥、农药等）的涨价。
第八，一些官员和学者对农村的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存在误解，导致政策出偏差。农民的种地其实是很集约的，我没有获得具体数据但感觉是这样――我见到的是：青壮年外出务工、老年在家种地，粮食产量并不低、撂荒的田很少，农忙季节一些青壮会回家帮忙，农机普及也没有一定需要土地承包权集中为前提（我们村大概有3台收割机，双抢季节大概机收面积占了2/3以上），没有耽误季节的事情发生，劳动生产率其实不低。可见，基于集约经营从而鼓吹规模经营的观点并不是适合农村任何地方的。我们对农村的感受是，农村乡镇干部和村干部最欢迎“集约经营”，因为谁来“集约”都要与村镇干部谈判甚至要与村镇干部暗地里“分红”（这种现象是很多的），于是，“公司＋农户”等模式就有了农村的最大拥护者――村镇干部。“公司＋农户”对农民的消极影响现在已经为很多人熟知了，但外资的“公司＋农户”对中国粮食安全以及农产品的“独立自主”的冲击可能还没有被人充分认识。
第九，其他问题。如：乡镇企业的滑坡、“五小”企业的环境污染与私有化中的监控缺位，小城镇的污水、垃圾处理、自来水供应等公益事业严重滞后，留守儿童的教育，因病返贫，农村优秀教师向城市流失，黑恶势力与基层政权的勾结，外出务工人员夫妻分居引发的性生活问题，农民工的健康关怀和收入保障，失业农民工的救济与再就业，工厂“苦力”农民工身心不能发展和创造力扼杀，农村基础教育中的应试教育问题，农村灾害以及其他意外事故的保险救济问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