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说的那个"热心宗教的爱德华六世"，应该是受到了托马斯.阿奎那的宗教思想的影响。

在新千年到来之前，英国BBC曾发起过一个“千年思想家”网上评选，历时一月。马克思在这次评选中排名第一，阿奎那排第五。有人根据这次网上评选的结果称马克思为公认的千年第一思想家，那么阿奎那就是公认的千年第五思想家了。

阿奎那把法律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是永恒法，就是《圣经》上的摩西十诫这些。体现“上帝对于创造物的合理领导，就像宇宙的君王那样具有法律的性质……”其实《圣经》是我们通俗的叫法，正式的名字叫《约》，按耶稣诞生前后分为《旧约》与《新约》，是上帝为人类订立的约法之意。

第二层是自然法，是理性动物“在某种程度上分享神的智慧，并由此产主一种自然的倾向以从事适当的行动和目的。”

“自然法包含着一切有利于保全人类生命的东西，也包含着一切反对其毁灭的东西。第二，在人的身上有一种根据人与其他动物所共有的天性而进一步追求某些比较特殊的目的的倾向。由于这种倾向，就有自然教给一切动物的所有那些本能，如性关系、抚养后代等等，与自然法有关。第三，在人的身上有某一种和他的理性相一致的向善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是人所特有的。”

简单说就是人类天然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正如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一切人生来平等，他们都由造物主赋与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不过——

圣托马斯是决不会写出这句话来的。他所强调的不是权利而是义务，不是单独的个人而是公共幸福。虽然人们都带有共同的人性，他们在国家里却不是平等的：事实上，能够考虑到他们的决非等同的能力的政治组织形式，才是最好的政治祖织形式。虽然人们的精神无疑地是自由的，他们在国家里却并不自由：只有在他们接受一种并非由他们直接制定的秩序时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人们在思想、结合或财产方面没有不可让与的权利。从这个角度来看，圣托马斯对于财产的见解是很有趣的。我们在这本选集里收进了几段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虽然这并不能够正式地算作圣托马斯的政治论文。研究社会学说的人将在其中找到一些可供思考的有价值的资料。我们在这里应该指出，私有财产制只有作为一时的权宜之计才是正当的。自然法所能告诉我们的是，上帝为了人们的使用和利益而创造了物质财富。“私有财产权并不违反自然法，而是由人类的理性所揭示的对于自然法的补充。”私有财产虽然是允许存在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是必要的，却不能并且也不应该损害公共幸福。因此，穷人被逼向另一个人拿取多余的财物并不算是盗窃。园此，单纯为了利润而积累财富也是应该谴责的。在货物的交易中只能允许获取适度的利润。由贷款而得的利息收入是地道的重利盘剥，并且是一种罪孽。这里丝毫没有把私有制或对于财富的追求看作是一种“自然权利”的意思。事实上，倒是规定了一切条件，由国家全面地干预经济生活的管理和调节工作。——《阿奎那政治著作选》英译者序言

这位公认的千年第五思想家与第一思想家之间是不是有许多相通之处呢？

第三层是人法，就是人类成文法。人类成文法与科学十分相似——

在推理时，我们从天然懂得的不言自明的原理出发，达到各种科学的结论，这类结论不是固有的，是运用推理的功夫得出的；同样地，人类的推理也必须从自然法的箴规出发，仿佛从某些普通的、不言自明的原理出发似的，达到其他比较特殊的安排。这种靠推理的力量得出的特殊的安排就叫做人法。
......
在人的身上存在着一种倾向为善的自然习性。但人们只有实行“某种锻炼”才能使这种德性臻于完善。⋯⋯而能够不靠别人的帮助从事这种锻炼的人确实是少有的。⋯⋯所以我们必须互相帮助以获得那种能够导致盛德的锻炼。固然，有些青年由于善良的秉性或教养，或者特别是由于神的帮助，自愿想过有德行的生活；对于这样的青年，只要有父亲的指导和劝告就行了。但还有另外一些青年，他们性情乖戾，易于作恶，就很难为忠言所感动。必须用压力和恐吓手段使这些人不做坏事。如果用这种方法防止他们作恶，就能保证社会上其余的人享受太平生活；他们自身也终于会受习惯的力量的诱导，自愿去做他们过去只是由于畏惧才做的事情，从而以行善为常事。这种迫使人们畏惧处罚的纪律就是法纪。

对于人类成文法的例外情况（实际上从属于自然法），阿奎那写道：

立法者无法预料一切个别的情况，他在制定法律时便力求使它适合一般的情形，以期普遍适用。所以，万一遵守这种法律会损害公共福利，那就不应当加以遵守。例如，一个城市在被围期间可能颁布一项法令，命令将各个城门严加锁闭，而这种规定一般说来是有利于公共幸福的。但是，万一敌人正在追击一些能对城市安危起决定作用的公民，那么，如果不开城把他们接进城来，那将是该城的极大不幸。在这种情况下，显然应当打开城门，这虽然违反法律的条文，却照顾到那个立法者所注意的公共幸福。
然而，我们必须记住，如果对于法律条文的判断并不是一个关于需要立即采取行动的迫在眉睫的危险的问题，那么，什么事情与公众有利，什么事情与公众不利，就不是任何人有权解释的了。

霍姆斯大法官关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诠释完全照搬了阿奎那的表述。

第四层是神法，神法实际上就是内心的道德律。按照康德的说法，法律是“他律”，道德是“自律”，这一思想显然来自阿奎那——

神法在其实施惩罚的方面与人法有所不同。既然法律是根据一项已经宣告的判决实行惩处的，法律的惩罚就只用于立法者有能力作出判决的问题上。人作为人法的制订者，只能对外在的行动作出判断，因为正如我们在《列王记上》中读到的，“人看见显现的事”。只有作为神法制订者的上帝才能判断意志的内在活动，如大卫王所说，“神是内心活动和驾驭手段的探索者。”

国富论第四篇第五章 论奖励金

欧洲往时的政策，对于这样有利于社会的行业（指谷物商人）不但不去消除人们对它的憎恶，似乎反视此种憎恶为正当而加以鼓励。
    爱德华六世（怎么老是你 ）第五年及第六年第十四号法令规定，凡购买谷物而想再拿出来售卖的人，应现为犯法的垄断者，初犯，处以二个月监禁，科以等于谷物价值的罚款；再犯，处以六个月监禁，科以等于谷物价值二倍的罚款；三犯，处以头手枷刑，和期限长短由国王决定的监禁，并没收其全部动产。欧洲其他大部分地方往昔的政策，和英国昔时的政策简直一样。
    我们的祖先，似乎认为，人们向农民购买谷物，比向谷物商人购买便宜，因为他们害怕谷物商人除了他付给农民的代价外，还会要求异常的利润。所以，他们企图完全消灭他的行业。他们甚至企图尽可能防止生产者与消费者间有任何中间人。他们对于所谓谷物商或谷物运送者经营的行业所加的许多限制，其意义即在于此。那时，没有特许状，证明他诚实公正，即不许经营此种行业。依据爱德华六世的法令，则非经三个治安推事认可，就无法取得此种特许状。但是，这样的限制，以后仍认为不够，所以依据伊丽莎白的一个法令，有权颁发此种特许状的，就只有一年开四次的法庭了。
......
    这项法律，不仅妨碍了大大有利于社会的资本用途的划分，而且同样妨碍了土地的改良与耕作。强使农业家不专营一业而兼营二业，即是强迫他把资本分作二部分，仅把一部分投在耕作事业上，但若他的全部农作物，一经收获，他即可自由卖给谷物商人，他全部资本就会立即回到土地，用来购买更多的耕牛，雇用更多的佣工，就能更好地改良土地和耕作土地。如果强迫他零售他自己的谷物，他就不得不把资本一大部分，常保留在他的谷仓及干草场中，再不能象无此种法律时候那样，以全部资本用于耕作土地。所以，此种法律，必然妨碍土地的改良，不但不能使谷价低廉，而且能减少谷物生产，因而提高谷物价格。
    除了农业家的业务，最有助于谷物栽种事业的，就是有适当保护及奖励的谷物商人的业务，象批发商人的业务有助于制造业者的业务一样，谷物商人的业务有助于农业家的业务。

爱德华六世，空有消灭利息的雄心，却不懂得消灭利息的办法。

熟悉期货市场的人一定听说过一个比喻：投机者是市场的润滑剂，
推广开来说，如果把整个市场比做一个大机器，如果我们想要获得某些功效，那么原动力只能来自人力，畜力或其他自然力等等，可以说所有的功都来自这些原动力，润滑剂肯定是不做功的，但你不能说润滑剂没有用。
形形色色的中间商就像润滑剂一样，起到了降低交易费用，增加功效输出的作用。
大概只有真空环境中各向同性的球形机是不需要的润滑剂的。
所以,中间商是分工与交换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新职业,与其他职业间的分工协作关系同样服从供需法则——资本越多边际利润就越低劳动者收入就越高，资本越少边际利润就越高利息就越高劳动者收入就越低。
亚当斯密早已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改革开放以来的事实又不断的验证了斯密的卓越见解。

投机者的投机，是社会经济的寄生虫，有害菌，有害病毒。

你无法避免有害菌，有害病毒，是你没本事而已，不代表这些必须天经地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