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兆丰 尹忠东
先知的命运是这样展开的：先被讥讽，后被冷落，人们直到山穷水尽，才再次想起他，而这恰恰是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一生的总结。今年5月8日，是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法学家和思想家的百年诞辰纪念日，我们在此谨致敬意。
在西方自由主义或政治哲学的领域中，哈耶克是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他不仅是西方最重要的自由主义学术团体“朝圣山学会”的创始人，是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还是与凯恩斯针锋相对的理论对手，更是预言形形色色干预主义可怕后果的先知。
1940年代，干预主义红极一时，存在主义鼻祖萨特，飞身到苏联取经；一代哲人罗素，对苏维埃的计划经济无限憧憬；欧洲各左派政党纷纷顺利上台执政；英国、法国的国有化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北欧的福利主义所提供的“人类关怀”羡煞旁人……一时间，计划经济、凯恩斯主义、福利主义、国家干预主义，都成了美好社会的代名词。
1945年，在学术上正青云直上的哈耶克，清楚地认识到干预主义理论的谬误，并对世界广泛实践这些错误理论的前景深感忧虑，奋笔疾书，写下了《通往奴役之路》。他苦口婆心地警戒世人：“通往地狱之路，常由善意铺设……如果人类放弃自由主义的精神，想凭着良好的意愿，自以为是地去计划、设计社会，必将把人类引向深渊。”
由于牛顿物理学的空前成功，知识分子们普遍坚信，既然控制和计划在科技领域行得通，也就同样可以借用来解决社会问题。但哈耶克却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比自然科学远为复杂，由于知识总是分散地掌握在每个个人手里，所以对人类社会或经济事务作大一统的计划，注定要失败。在《致命的自负》中他写道：“要人类意识到自身认识能力非常有限，与要人类增加对自然的认识，两者不仅同样重要，而且前者要比后者困难得多。”
哈耶克不仅反对极权主义，也反对福利主义；他不仅反对计划经济，也反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他反对的目标是如此之多，处处树敌，使他一夜间变成知识界异端，名誉扫地，一些著名学府拒绝聘请他任教，他不得不离开欧洲。但即使到了思想较为自由的美国，他也只能辗转在大学里谋到一个不太对口的位置。
哈耶克当然没有气馁，在一些行事低调的富商的资助下，他不仅继续埋头著述，还将分散在各个大学里受左派势力排挤的学者团结起来，创办了著名的“朝圣山学会”，不仅交流学术，还互相勉励。这个学会的核心会员，不仅有冯·米塞斯、弗兰克·奈特、卡尔·波普尔等老一辈学者，也有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詹姆斯·布坎南、罗纳德·科斯、加里·贝克和张五常等新生力量，可谓鼓动风潮，造成时势。
哈耶克一生经历坎坷，声誉大起大落。爱他的人，视他为指路明灯；恨他的人，视他为恶魔怪兽。丘吉尔多次引用哈耶克的话，反对对手工党的国有化计划；撒切尔夫人大学时期就读过《通往奴役之路》，到执政初期，她曾拿了本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往政策研究员面前一放，说道：“我们信这套”；而布什总统则给哈耶克颁授总统自由勋章，表彰他的学术贡献。
另一方面，从50年代开始，前苏联、前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则指派专人，不断撰写批判文章，清除哈耶克的“毒害”。但出人意料的是，有些年轻学者在研读哈耶克的著作后，竟被深深地折服了。这些人中包括了冷战结束后领导国家改革的俄罗斯总理盖达尔和捷克总理克劳斯，克劳斯回忆道：“当年在图书馆里秉烛夜读哈耶克，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
早在五、六十年代，我国学者就将哈耶克的著作译出。可惜当时这些书只能是“内部读物”，只是专供学者批判使用的“毒草”标本。直到80年代末，哈耶克的论文集《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才真正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去年，国内又出版发行了邓正来翻译的《自由秩序原理》，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北京开坛宣扬哈耶克的思想，被国际学术界视为我国解放思想的新里程。
是的，未必条条大路都通向罗马，但一个人只要不懈地探求自由和繁荣的原理，那么他或早或迟，都必定要走过哈耶克这扇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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