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分析家迈克尔•佩尔曼认为，马克思认识到了，“信用乃是导致经济混乱的核心因素……马克思将他对信用的分析整合进他的经济理论中。将这一分析联结起来的关键，就是虚拟资本的概念。”———即没有真实储蓄作基础，而由货币体系创造出来的资本。佩尔曼概括了马克思的理论：“虚拟资本对价格信号的扰乱越严重，人们越是无法得到有关经济的重要信息。关于生产活动的决策就越来越与其基本结构脱节。这会对经济构成压力，而这种压力却是看不见的。” 这也正是哈耶克的基本看法。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中也曾提到过马克思这一思想，他说：“１９世纪上半叶，这样的理论曾一度极为盛行，‘虚拟资本’是当时的财经记者经常使用的一个词，他所反映的基本上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观点。‘虚拟资本’被创造出来，使企业活动无法维持，或使新企业无法完工，最后，这些企业就倒闭了。” 　　
　　
　　非常客观的讲，马克思虽然认识到了虚拟资本对价格信号的干扰，但是马克思并没用对这一问题进行展开，也并没用将其看做是经济危机最主要的根源，这里面当然是因为马克思更看重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对经济周期的影响，而对这些枝节性的东西不那么在意，而更实事求是的讲，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比佛利德曼的理论要准确，哈耶克强调的是货币价格对经济的影响，而佛利德曼强调的是货币数量，两相对比，显然货币价格对经济的影响要远远大于货币数量对经济的影响，但中国的哈耶克主义者们也很少提及哈耶克这一点，其实在中国也没有人真懂哈耶克，他们对哈耶克主义的阐释错漏百出。　　
　　
　　除了攻击当时的学术权威凯恩斯外，哈耶克为了更好的融入主流社会，也开始从其他渠道入手。１９３３年春天的一篇文章中，哈耶克将纳粹等同于社会主义，他这样做其实是想帮助英国ZF对抗德国的战争宣传，但被拒绝了。但不久到来的二战给了他千载难逢的机会， 战争帮助哈耶克完全融入了英国。他在自传笔记中写道，“战争岁月中在剑桥的那段生活对他“特别有益”，“完成了彻底融入”英国的生活”，“我虽然是奥地利人，但在战争状态下，我完全站在英国一边”。　　
　　
　　１９４４出版《通往奴役之路》是哈耶克一生的转折点。这是一本通过妖魔化纳粹主义和社会主义而向资本主义献媚的书，可以算做哈耶克融入主流社会最有力的投名状。在这之前，他是个不怎么知名的经济学教授。而在这本书出版后一年，他开始有了一些名气。《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出版后，继而在美国出版，但是找了三家出版社均遭到拒绝，出版社拒绝出版本书，是因为书里面充满了政治偏见，而且这种偏见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他们认为这本书‘不适合由一家有声誉的出版社出版’， 尽管他们充分意识到了这本书的销售前景。”其实这本书也不适合正人君子阅读。 　　
　　
　　当然这样一本与当时的主流意见唱反调的书，也不会有任何报刊发表书评的，《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等等，都不可能……，这一经历也充分地说明当时的思想氛围。”　　 　　
　　
　　在美国，这本书受到了广泛批评，其中最激烈批评来自赫尔曼•芬纳的《通往反动之路》。芬纳说，哈耶克“的学养不足，他的阅读范围也不全面；他对经济进步的理解是偏颇的，他对历史的叙述是错误的；他的政治学理论几乎不存在，他的用语也让人如坠云雾，他对英国和美国的政治程序和精神状态的理解存在严重偏差，他对平民百姓的态度是蛮横的权威主义的”。他是这样形容哈耶克和他的这本书的：“崇拜反动的人……逻辑错乱而自以为是……肆无忌惮的歪曲……**的、恶意的看法……暴露了最可怜的无知……恶意中伤，不科学……有意识的放肆……对民主人士彻头彻尾的希特勒式的轻蔑。”当时也有人认为哈耶克“已经不再是一位科学家了，而退化成了一位宣传家”。　　
　　
　　不过哈耶克很自负，哈耶克曾对他的妻子提到，在凯恩斯去世后，他可能就是在世的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了。然而，实际情况显然不是这么回事。凯恩斯去世后仍然是大人物，而且由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变成了一个圣人，而渐渐地，再没有人还记得哈耶克这个经济学家了。”曾做过哈耶克助手的库尔特•洛伊贝和经济学家阿尔伯特•兹拉宾格尔写道，哈耶克的研究仅仅“在短暂的时间中沾了凯恩斯的新观念的光，因而才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东西”。　　　
　　
　　哈耶克被学术界被抛弃后，他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哈耶克决定去美国，最初打算在爱因斯坦呆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谋个职位，但这个大学不接受接受由其他机构资助的学者，他便去了芝加哥大学，在１９６２哈耶克也说，他之所以放弃经济理论，是因为他觉得，《通往奴役之路》发表后，他在经济学界已经声名狼藉了。之后哈耶克更多的是研究社会学问题。 　　
　　　
　　《通往奴役之路》的销量并不好，也没有给哈耶克带来意想中的名望和收入，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后期一直到１９７４年获得诺贝尔奖，这期间哈耶克从书籍出版中得到的版税没有一年超过５０００美元，一位记者在１９７５年写道，“如果有哪年达到５０００美元，就算很多了”。《通往奴役之路》刚出版的两三年卖出了１０万本，哈耶克得到３万美元，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哈耶克每年从这本书得到的版税已经很少了。　　
　　
　　　1950年,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后，哈耶克的头衔变成了社会与道德科学教授，这有点继亚当•斯密的后尘，因为斯密曾经也是位“道德哲学教授”。 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任教至1962年。在那儿，他写出了《自由宪章》，《自由宪章》出版后，哈耶克的世界观似乎发生了重大变化。他曾自负的认为,他的照片完全可以上《时代》杂志，但该杂志却甚至不愿意刊登他著作的书评。 哈耶克最后因为财务方面的原因离开了芝加哥大学。因为芝加哥大学要求的退休年龄非常早，而且退休金也很低”，按这个规定，他还有两年，也就是到１９６４年他就该退休了。 　　
　　
　　哈耶克来到德国，接受了弗赖堡大学一个教职。在此，他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探讨和阐述经济社会行为中的“自发”秩序。哈耶克开始重建自由主义社会理论，提供了一种自由的个体间进行社会合作的洞见。　　

　　哈耶克在《法、立法与自由》中提出了他认为人类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将地方ZF转变为准商业性公司，让他们为争取公民支持而展开竞争。他们不得不提供一种实现收益－成本平衡的方案，从而使他们管辖区域内的生活至少跟别的地方一样吸引人……将ZF绝大多数服务活动的管理权重新交还给较小的治理单位，很有可能促使某种社群精神的复兴。”在一次访谈中他又说：“我倾向于将更多权力交给地方当局，而不让中央ZF拥有这些权力，因为公民可以用脚投票，迫使地方ZF按公民的意愿行事。”　　
　　
　　 自生秩序的概念是哈耶克最伟大的理论贡献之一。自生秩序的术语并非哈耶克发明，而这一观念来源于老子的《道德经》，哈耶克认为中国老子道德经中“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两句话，是对自发秩序理论最经典的描述。 1966年9月，哈耶克在东京作《自由主义社会秩序诸原则》的演讲，谈到自发秩序理论时，激动的反问道：“难道这一切不正是《老子》第57章的一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吗？从这里，可以看出老子的“无为思想”对哈耶克有着很深的影响，哈耶克对老子思想也熟悉到了信手拈来的地步。　
　　　 　
　　哈耶克真正开始在媒体上出名是在1972年，这一年，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出版了由苏达•谢诺伊编辑的《处境比预料的艰难：凯恩斯的通货膨胀遗产》平装本，里面收录了哈耶克的思想，哈耶克于是又现身于大众思想舞台上了。很多大众媒体和学术刊物都对这本书发表了书评。《处境比预料的艰难》这本书产生的广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哈耶克获得了１９７４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其实诺贝尔奖颁给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这样的异端思想家，对于引导经济学研究走上新方向也发挥了某种作用。 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根本没有料到，诺贝尔奖会颁给哈耶克。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哈耶克几乎被完全遗忘了。他最后发表的一本重要而完整的著作是《自由宪章》，出版时间是在遥远的１９６０年。此时十几年来，哈耶克生活在英语世界之外。而且大约有三十多年，他都没有写过经济学方面的论述了。 从某种程度上诺贝尔奖是闹了一个笑话，但是本质却不是这样。　　
　　
　　当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正处于最危险的对比之中，当时苏联正处于最鼎盛的巅峰时期，其核力量也由美国的六分之一上升至超过美国，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而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却陷入“滞涨”之中。受中国影响，欧洲不仅仅出现了年轻人领导的“文化革命”，而政治革命也在酝酿中，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和第三世界正纷纷走上苏联的道路，或者会“芬兰化”也就是非共产党国家却采取苏联政策。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摇摇欲坠，而且当时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动摇，他们不再相信资本主义，而是开始倾心社会主义。这时候诺贝尔奖不得不将被雪藏30多年的哈耶克从历史的垃圾篓中再次请出来。哈耶克也许不能挽救资本主义，但其对社会主义的妖魔化，也足以让资本主义再抵挡一阵子，如果再加上诺贝尔奖多年积累的公信力，达到这一点并不难。哈耶克作为一个来自纳粹国家的知识分子，终其一生都在为资本主义献媚。 而诺贝尔奖也继1970年将其文学奖授予索尔仁尼琴之后，再一次进行了政治投票。　　
　　
　　１９７４年索尔仁尼琴和哈耶克同时出现在了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哈耶克将《通往奴役之路》的俄译本送给了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看过《通往奴役之路》后给哈耶克写了封信，他说“几乎无法相信，一个没有在俄罗斯生活过的人，却能跟他一样清楚地看清社会主义的后果”。　　
　

　然而观念要发挥影响，未必需要大量读者阅读过记载这些观念的书，不过，要获得最高层次的影响，则一定需要某些掌握实权的群体来阅读赞成这些观念的书。 哈耶克的思想是年轻时在奥地利形成的，他的青年和中年时期在英国度过，又在芝加哥大学呆了十几年，最后，却是在撒切尔夫人执政后，他才在英国大为出名。　　
　　
　　１９７５年撒切尔夫人成为英国保守党主席，哈耶克在英国的声望开始升高。人们不敢直接批评撒切尔，而是将矛头指向哈耶克。大众媒体把哈耶克视为撒切尔夫人的幕后大佬。人们指责“哈耶克是这届政府制订政策背后的鼓动者，这种政策将使失业人口达到两百万，导致众多企业破产，阶级战争将会再次降临。”　　
　　
　　其实也确实是这样，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就经常卷入英国的公共政策辩论，他经常给伦敦《泰晤士报》写读者来信，出版多种小册子，发表评论文章。哈耶克认为英国成为一个富强、重要的国家就必须打碎工会的特权，控制通货膨胀，拒绝社会正义。　　
　　
　　尤其是１９７８年他赞扬撒切尔夫人发出的不再接纳移民的呼吁，他写道：“任何一个人，如果经历过那场导致希特勒掌权的暴烈的反犹运动的崛起，都不会反对我们赞扬撒切尔夫人发出的勇敢而直率的警告。我在维也纳生活的那些岁月，那些有权有势的犹太人家族是一个受到大家尊敬的群体，所有正派人都会对少数民粹主义政治家煽动的反犹暴乱嗤之以鼻。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加利西亚和波兰犹太人的突然拥入……却在很短时间内就改变了人们的心态。他们看起来太不一样了，根本不可能逐渐被同化。”哈耶克把奥地利的反犹运动的兴起归罪于那些‘看起来太不一样’的波兰犹太移民，这封来信就招来不下五封批评性响应，人们批评哈耶克 “种族主义实际上完全是受害者的错，他们必须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太显眼，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很成功，要不然，他们就应该被消灭”。 　　
　　
　　１９７８年，哈耶克带有自我总结的评论到：“我对政治很感兴趣；事实上，我也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政治。现在，我就投入精力，帮助撒切尔夫人向工会组织开战。我写了不少文章；甚至有一篇文章有幸刊登在伦敦《泰晤士报》专题报道的头版。在英国，人们把我看成撒切尔夫人的导师，其实我跟她只见过两次面。我喜欢这个样子。　　
　　
　　抛开经济学专业，其实哈耶克对法律的认识颇有可取之处，他认为自由并不是不要法律，而是法律至上，这才是对自由的正确理解。 个人主义最重要的制度屏障是法治。因为，在一个复杂社会中，任何类似于自由市场的东西，只有在获得法律、也即国家的保护后，才可能存在。因此，‘自由市场’这个词也必须永远放到引号中，因为它永远都接受法律框架的约束或限制，只有借助这一法律框架，它才能够正常运转。”以法治为本的政治秩序，具有最高生产效率。他的朋友波普声称，哈耶克学术生涯后５０年的主要贡献是阐述了法律对于确立或创建古典自由主义或自由至上主义的秩序具有核心作用。 其实对照哈耶克的原版思想，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的哈耶克主义者们只宣扬哈耶克主张自由至上的一方面，而刻意忽略了政府在立法或制定游戏规则方面的作用，而哈耶克的本意其实是如果没有政府提供法制保护，自由市场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可惜好经都被念歪了。 　　 　
　　
　　另外哈耶克也认为逻辑上走极端是不可能的。必须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划出一条线来，但他一直致力于说服人们相信，只要向计划指令的方向移动一寸，就走上了一条收不住脚的路，必然会滑向悬崖峭壁。而对于线到底应该划在哪儿，他却语焉不详，他也始终没有划不出这条线来。　　
　　
　　哈耶克的哲学方法论，强调终极的知识源于内心。在这方面，哈耶克是受维塞尔的影响。维塞尔非常清晰地表达了这种看法：“我们只能从外部观察自然现象，但我们却可以从内部观察我们自己。哈耶克就一直信奉这种认识论，我们要了解哈耶克的学术思想及写作风格也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哈耶克主义常常给人一种巫术的感觉，其实大部分看过哈耶克作品的人不是信服了哈耶克，而是被哈耶克吓住了。他的书往往不是在讲理论， 而是通过某些奇怪描述达到让人们恐怖。哈耶克也许并非一个成功的学者，但哈耶克确实是一个心理学高手。但类似巫术的东西终究只能在科学素养不高的人群中流行，而中国在社会科学领域整体素质不高的现状正好为哈耶克主义的流行，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这也就是哈耶克主义在世界上一直处于边缘状态，而在中国却成了香饽饽的原因所在。　　
　　
　　不过哈耶克一生的沉浮也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昨天的异端会是明天的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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