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背景
　　18世纪下半叶，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英国首先开始了工业革命。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并不确切，蒸汽机实际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的历史，他只是改进了它，提高了效率，使它实用化。所谓提高了效率，这效率不过也只有百分之几的水平。今天的人过高估计了蒸汽机在当时所起的作用。直到19世纪上半叶，世界蒸汽机的总保有量也不过几千台的水平。蒸汽驱动的珍尼纺织机并不比中国黄道婆的手动纺织机更有效率。
　　19世纪初发明了蒸汽船，但效率极低，无法与帆船竞争。19世纪前半，帆船掌握着世界航运市场。直到1840年才开设了横渡大西洋的定期蒸汽船航线。50年代，铁制蒸汽船开始普及。60年代出现了二段膨胀的蒸汽机和螺旋桨，才正式开始了蒸汽船的远洋运输，但这一时期的蒸汽船燃料效率低，航行能力低，港口藏煤设施不足，尤其是远东航线，需要增加船内载煤量而较少货物运载能力。蒸汽船无法与帆船竞争。60年代帆船迎来了全盛时期。我们可以发现，两次鸦片战争，都还在使用风帆战舰。
　　两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并不是输在武器装备的差距上。英国战舰是风帆木造，中国的也是。英国的大炮火枪是前装的，中国也是，当然射程和精度比中国的好点，但有限，不是代差。重要的是，当时的远洋运输只能靠帆船，受气候条件影响很大。蒸汽船的远洋性能很差，尤其对远东缺乏加煤站的航线。没有后勤补给的支持，英国舰队没有持续作战能力。即便有一些中国人根据市场经济原则向英国舰队提供补给。英国舰队愿意出钱买，为什么不卖呢，不要搞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嘛。实际上只要拖就能把英国舰队拖垮。
　　中国的失败，是输在中国文人的斗争意志上。比如最近冒出来一个中国的龙不宜作为国家形象的论调，袁伟时教授反思中国遭大祸是因为自己不受规矩，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马立诚的对日关系新思维，还有诸如能关起门来商量对付外国人呢等等。让我们想象一下当时的朝廷吧，估计当时恐怕象我们现在的那些专家们的那些谋臣，恐怕多是出主意把龙去掉的家伙。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朝中百官，真正出主意崛起的，恐怕没有，出主意的，就是那种谨小慎微，处处反省中国不要太张狂的那种老成谋国之士。但英国，就不一样。人家就在议会讨论怎么打中国。我们这里，就会出主意怎么不要激怒洋人。这样的朝政，忘记说了，当时中国是民主政治，皇帝得听这些专家的，怎么可能打赢战争而崛起？
　　日本明治维新后，派考察团到西方学习，回来后就在朝廷里争论“征韩”，不是支持和反对“征韩”的两派在争论，而是“急征”和“缓征”在争论，是现在动手呢，还是准备好了再动手。最后的结果是“缓征”派获胜，“急征”派下野。这是日本的民主政治。中国的主战派林则徐则被流放新疆，这是中国的民主政治。
　　可能当时的中国文人与现在的文人一样思想先进，认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没有安全问题，市场交易的效率最高，打打杀杀的不好。但当时的英国及后来的日本思想可能太落后，不这么认为。于是，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效率最高的行业实际是抢劫，而不是珍尼纺织机和蒸汽船。从现在市场经济的眼光看，中国谈不上失败，那些条约也不是不平等条约，开放市场顺应了历史潮流嘛，体现了当时中国文人的远见卓识。虽然在这之前，中国是市场最开放的国家。战前粤海关税率平均是商品值的20％左右，而同时期的英国海关税率则达到40％，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关税降低为最高5％，而英国依旧在30％左右徘徊没有降低过20％以下。
　　开放的结果，外国的货物输入依然在低水平上徘徊，依然阻挡不了拥有强大商业力量中国的外贸顺差。中国民间并不需要外国货，机织布并不比中国的手工布物美价廉，据1852年米琪尔致港督文翰的报告：英国“曾以低于成本20％－30％的价格，把布匹强销于中国”，有的甚至“亏本35－40％”。外国的钟表中国并不需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足够了，还自由。中国政府也不需要外国的重工业产品，外国的军舰大炮火枪是好，但比自己的好的有限，中国要和平崛起，要那些东西干什么。即便是实行市场经济的鸦片，只要给民间企业家机会和自由，本土的鸦片茁壮成长，大有驱逐外国鸦片的势头，市场经济的威力可见一斑。中国在市场经济上锤炼了几千年，西方怎么可能是中国的对手？
　　定期航班
　　火车和蒸汽船是19世纪的伟大发明，当时所谓的强国崛起都是围绕它们。但它们的效率低的可怕，火车必须在铁轨上运行，降低阻力。没有铁轨，则远没有马车有效率。蒸汽船则远不能和帆船，即使后来导入了很多新技术。帆船的缺点是风不稳定，受气候影响大，于是在无风和少风的内河，蒸汽船占了一席之地，远洋是帆船的天下。
　　蒸汽船的效率虽然低不能和帆船竞争，但有个优势是帆船不具备的，就是不受气候影响开设定期航线。定期航线非常方便邮政和人员运输，能够准确知道到达日期，而不是听天由命。但蒸汽船的这个仅有的优点也不被市场接受，没有市场需求，因为谁也不愿意支付那么高的运费。
　　1850年代开始，英国政府补贴下，P&O(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开设了亚洲的定期航班，用于邮政运输。进入60年代，随着蒸汽船的性能提升，法国、荷兰等国的汽船公司在政府的高额补助下开设了定期航线。1865年，美国通过中国邮政法(China Mail Bill)，资助太平洋邮船公司开设经过夏威夷到中国和日本的定期航线，每月一班，10年间每年50万美元的补助，夏威夷段的另外补助则是7万5千美元。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做法违反市场经济原则。当然，作为没有市场经济传统的西方国家，这么做也顺理成章。虽然邮船亏损，但能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也是值得的，毕竟它们认为效率最高的是抢劫。实际上，当时西方国家和学习西方的日本由政府开设邮政也是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搞什么全国统一价格，垄断经营等等。大清从来就是邮政民营化，政府不创办邮政，完全民间经营，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开骠局，承揽邮递业务，完全由市场配置资源效率极高。后来大清低档不了西方腐朽思想的侵蚀，也开设邮政，那是后话了。
　　蒸汽船主要承担邮政、人员及能承担高额运费货物，如绢和茶等的运输。随着新式二段膨胀的蒸汽机出现，燃料效率的提高，蒸汽船才能逐步与帆船竞争。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极大缩短了蒸汽船航线，进一步提高了蒸汽船的竞争力，因为帆船不容易通过运河。直到1878年，经过苏伊士运河蒸汽船的运价才降到经过好望角帆船的水平。
　　在数十年漫长的时间里，蒸汽船必须依靠政府的巨额补贴才能生存，机织布也一样。这完全违反了市场经济高效率配置资源的原理，只能靠抢劫维持亏损。实际上，对民用运输的补贴只是小头。英国是蒸汽机的发明国，但对于蒸汽机应用于战舰兴趣不大，因为效率太低。1850年代，英、法、俄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这是一场双方都认为是肮脏的战争，不象现在的伊拉克战争有民主自由的大义名份。大量装备蒸汽战舰的俄国给英国上了一课，使英国开始大量建造蒸汽战舰。建造蒸汽战舰是不计成本的，为抢劫服务，因此不是市场经济。
　　实际上，蒸汽机是中国发明的，但由于中国长期施行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没有导致在中国发生工业革命。从现在的眼光看，那种往复式的蒸汽机根本谈不上发明，会煮饭就算发明了蒸汽机，忘记说了，中国是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蒸汽机的效率极低，在很长的时间里不可能有什么商业价值，做的功还不能补偿砍柴和挖煤，于是在市场经济中被放弃了，现在也没有遗留下什么遗物和记载。现代的蒸汽机是汽轮机，效率比往复式的优越得多。这种汽轮机早就被中国发明了，现在逛传统庙会还能见到这个中国古代发明——孔明灯。
　　当时，由于很长的时间这种蒸汽机的效率依然不能与人力、畜力、及风和水等自然力竞争，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作为动力装置被停止了发展。但它在商业上有观赏价值，在庙会，也就是市场里做个广告什么的，得到了蓬勃发展。于是，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这伟大的发明。
　　推动西方工业化的火药和指南针，在市场经济的中国也是同样的命运。现在的人指责中国发明了火药不去造枪造炮而是做烟花爆竹，发明了指南针不去航海而是看风水。这种责难完全是违背市场经济原则的。中国是市场经济，怎么能造用于非经济强制的枪和炮？造烟花爆竹是因为有巨大的市场需求，红白喜事庙会庆典等都有大量需求，这体现了中国古代市场经济的发达。指南针也是，行军打仗不是市场经济，看风水有巨大的市场需求，现在风水业正在世界蓬勃发展。在建设市场经济的现代，我们提出军队要忍耐；总理到外国去消气，回来后取消各种项目，要不是因为挨了几颗炸弹，神五神六早就胎死腹中；据说不久前有26个专家联名上书，说不要建造新军舰，节省经费好发展经济。对照现在，指责古代中国是毫无道理的，只能说明当时人思想先进。

鞑清的非市场化的尝试
　　虽然蒸汽船需要大量的补贴，进入1870年代，在中国和日本的西方蒸汽船越来越多了。这些蒸汽船不仅开设远洋定期航线，也开设国内定期航线，中国和日本已经开港了。蒸汽船的繁荣，引得中日两过的商人跃跃欲试。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二年就解除了拥有西洋船型的禁令，中国则不存在这问题，因为一直实行市场经济，没有那么多禁令。
　　中国的案例我不清楚。日本这里一个叫高岛嘉右门的商人，一看这名字就知道他是士族，不是一般百姓。使用高岛丸开设横滨到函馆间的定期航线，由于利用率低维持不了定期航线，不到一年就废航了。用脚趾头想就明白了，西方国家都需要补贴才能维持，你的制度再好，能维持到几时？真以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啊。
　　虽然中国的市场经济非常优越，但西方蒸汽船的耀武扬威，还是刺疼了大清的神经，开始怀疑起自己的市场经济。一些学习西方的文人开始搞洋务运动。1872年，李鸿章奏请朝庭开设招商局，列举了种种好处，诸如回收投资于外国海运的中国人资本（大清实行市场经济，投资自由，外国公司在中国招募股票合理合法），海运事业的利益，海防等等。
　　大清违反市场经济原则，设立招商局。现代的中国文人对此颇有微词，往往因此认为大清不是市场经济。其实，当年的主流派也是这么批驳洋务派。殊为无益，说制夷，早已议和；说捕盗，已有水师；说运粮，已有沙船。不必糜费。但还是批准了李鸿章，我想就当时而言，他们可能是这么想的，试一试也不伤大局，反正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如果说当年的主流派与现在的主流派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当年的主流派被称为“顽固派”，现在的主流派被称为“改革派”。
　　但招商局的成立还是尽可能按照市场经济规范来，上海的民间资本出资11万两，李鸿章个人出资5万两，从直隶军费中出资13万5千两，成立了一个合资企业。在现代市场经济的中国，这种类型的企业很常见。
　　招商局以4艘汽船共2319吨开业，承接江苏浙江到天津的年间20万石大米的漕运，李鸿章是官，有这便利。不过上海商人的资本并未到位，我想大概是商人们曾经搞过蒸汽船航运，有亏损的经验。果不其然，开业半年亏损达4万2千两。为了摆脱困境，吸引民间资本，招商局进行改组，任命上海商人唐廷枢做总裁。这次改组，使招商局民营化焕发了活力，吸引了大量民间资本投资，导致股票上涨，1873年末股价总额达到47万6千两，81年达到100万两，第二年增殖到200万两。
　　李鸿章除了漕运外，还申请朝廷批准，由招商局独家承担各省的官物运输。由于外资航运企业激烈竞争，导致航运市场运价下降。招商局所承担的漕运和官物运输的价格不减，并且还有海关的特别通关便利。招商局获得了很大利益。这些显然违反市场经济原则，政府的钱是国民的税金，就这么进了招商局的私囊。但从另一面看，大清还是遵守市场经济原则，朝廷也只能命令官物运输，民间运输还是自由竞争。有很多民间货主违反市场经济原则，出于民族主义尽量把货物交给招商局承运。民族主义是市场经济的死敌，应该批判，现代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都是批判民族主义的，比如主流经济学家茅于试说抵制日货很愚蠢。当然，不能要求当时的愚民有现代经济学家的见识。
　　虽然政府扶植和民族主义不那么光彩，是大清市场经济的污点，但招商局还是发展起来了。以上海港为例，招商局刚成立不久的1873年，中国船的比重仅有3.9％，77年急速增加到38.3％，大有追赶排在第一位英国船的势头。
　　1860、70年代，外国船进入中国港口增长缓慢。主要原因还是蒸汽船的效率低，且改进缓慢，即便苏伊士运河开通，政府的补贴毕竟有限。蒸汽船的缓慢发展，对中国和日本的海运业是个黄金时代，中国的招商局站稳了脚跟。招商局还开辟了国际航线，很快就意识到不是外国海运公司的对手，不久就废弃了，除了越南航线。在海外市场，没有政府扶植和民族主义，当然竞争不过有补贴的外国船只了。于是招商局专注于国内航线。
　　三菱的垄断
　　与招商局匹敌的日本海运公司是岩崎弥太郎创建的邮政汽船三菱会社。1871年设立，73年改称三菱。三菱与日本政府关系密切，被称为“政商”。这种政商合一对没有市场经济传统的日本来说，很容易实施，所遇到的阻力小。
　　日本政府制定了“征韩”的战略，设想战时运输一部分用自己的船，另一部分租外国船。但是，1874年台湾出兵时，租用英美船只被拒绝，于是紧急购买蒸汽船运兵，然后把这些船只无偿转给三菱。三菱还从政府直接拿巨额补助，开始开辟国内国际定期航线，与英美的海运公司竞争。台湾出兵租船被拒绝，使日本政府意识到只能靠自己。
　　三菱与招商局的办法差不多，先垄断官物和邮政运输。日本不是市场经济，学习西方开设了官方的邮政，这是招商局所没有的垄断运输。这里有一段插曲，在三菱之前有个小的汽船会社靠邮政运输吃饭，由于三菱介入无法经营，被政府低价收购并入三菱。改变规则就是侵犯产权，张维迎教授的论断在这里就体现出来了。但是，日本政府没有保护产权的概念。
　　三菱除了垄断官方运输外，还想垄断民间运输。当时日本已经开港，外国船只可以经营日本国内航线。日本政府逆开放的潮流而动，积极修改条约。经过讨价还价之后，只允许美国的太平洋邮船经营国内航线。对比一下大清，大清的国内航线自开港以来就是国际竞争，没有谁想到过修改条约。直到今天，中国文人还在检讨自己哪里没有守规矩，还需要继续推动开放。可见当时的中国多么先进。
　　光条约修改还是不够的。日本政府还给货主提供特别金融服务，在铁路运输上提供便利，还给利用外国船的乘客设置繁琐检查。如此种种，使太平洋邮船从日本国内航线撤退，后又从横滨上海航线撤退。于是，这些航线被三菱独占。
　　招商局就没有这些便利的条件，一直在国内航运市场上苦战，从来就没有获得过主导地位。可能李鸿章想搞垄断，但受限于大清的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
　　首先，大清的金融是完全市场化的，在银子面前一律平等，政府连统一铸造银币的权利都没有，更不用说纸币。任何人，只要有银子就可以铸造货币，还可以发行银票，也就是纸币，还可以自由开设钱庄，也就是银行。如果不能赢利，就是皇帝在金融市场都借不到钱。这种情况下，大清不可能给货主提供特别金融服务，民间钱庄自然是怎么有利怎么贷款。直到今天，如果中国船东到日本买船，很容易获得日本政府贷款，如果在中国买船，就很难获得贷款。这是有历史传统的。
　　大清当时还没有铁路，自然不能提供铁路联运的服务。李鸿章曾经想搞铁路，但被驳回。让你搞航运破坏市场经济原则已经便宜你了，还想搞铁路？！反对的声音大义凛然：外夷君与民共谋其利者也，君以利利民而君不言利者也。修铁路是括天下贫民之利而归之官，将使沿线商民丧失生计会引起暴乱。认为清朝初期虽无铁路而武功极盛，证明国之强弱在德不在器。修铁路要毁庐迁墓。是干天地之和，蹙生灵之命。
　　今天这段文字读起来依然慷慨激昂。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已经意识到西方不是市场经济“外夷君与民共谋其利者也”，中国是市场经济“君以利利民而君不言利者也”。搞铁路就是搞垄断，括天下贫民之利而归之官。国之强弱的根本在“德”，也就是制度，而不是“器”，科学技术。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是强国的根本。让我们看看今天的《大国崛起》，是不是这么说的？
　　日本修铁路也有巨大的阻力，钱从哪里出？破坏环境怎么办？甚至还有传言要暗杀主张修铁路的人。但修铁路的革新派也很坚决，要竖立中央集权破除封建，使中央的权利直达地方！决心一下，钱也好办，增税及各种专卖。我们可以看到明治时代，日本增税和专卖如同家常便饭，这些是严重侵犯产权的行为，于是明治时代民众暴动不断。同一个时期，中国歌舞升平，是同治中兴。1870年代初，日本第一条铁路开通，天皇参加开业庆典。
　　10余年后，大清同意修建铁路，但本着市场经济原则：谁投资谁受益。现在，中国铁道部想积极吸引外资，但响应者很少。原因何在？因为铁路本身是赚不了钱的，当然不可能吸引投资，需要与铁路沿线地域的利益权捆绑才有收益，为了保证这利益权兑现，需要外国驻军。我想外国驻军不是大问题，为了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有不少中国文人讨论购买安全。由于外国企业多拥有军队，于是大清的铁路多为外资所建。当然外资铁路不可能为本国航运提供便利。
　　至于日本给利用外国船的乘客设置繁琐检查，这是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在民主宪政的大清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日本三菱的垄断与当时日本的国际地位有关。日本国内市场狭小，没有多少油水，不受欧美重视。横滨上海间的航线在世界航运中不过是支线。欧美船只受限于补助金，放弃并不可惜。中国相对没有这些便利条件，但中国足够大，有足够的力量，只是想把龙去掉的专家太多了。

定期航班  

  

火车和蒸汽船是19世纪的伟大发明，当时所谓的强国崛起都是围绕它们。但它们的效率低的可怕，火车必须在铁轨上运行，降低阻力。没有铁轨，则远没有马车有效率。蒸汽船则远不能和帆船，即使后来导入了很多新技术。帆船的缺点是风不稳定，受气候影响大，于是在无风和少风的内河，蒸汽船占了一席之地，远洋是帆船的天下。  

  

蒸汽船的效率虽然低不能和帆船竞争，但有个优势是帆船不具备的，就是不受气候影响开设定期航线。定期航线非常方便邮政和人员运输，能够准确知道到达日期，而不是听天由命。但蒸汽船的这个仅有的优点也不被市场接受，没有市场需求，因为谁也不愿意支付那么高的运费。  

  

1850年代开始，英国政府补贴下，P&O(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开设了亚洲的定期航班，用于邮政运输。进入60年代，随着蒸汽船的性能提升，法国、荷兰等国的汽船公司在政府的高额补助下开设了定期航线。1865年，美国通过中国邮政法(China Mail Bill)，资助太平洋邮船公司开设经过夏威夷到中国和日本的定期航线，每月一班，10年间每年50万美元的补助，夏威夷段的另外补助则是7万5千美元。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做法违反市场经济原则。当然，作为没有市场经济传统的西方国家，这么做也顺理成章。虽然邮船亏损，但能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也是值得的，毕竟它们认为效率最高的是抢劫。实际上，当时西方国家和学习西方的日本由政府开设邮政也是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搞什么全国统一价格，垄断经营等等。大清从来就是邮政民营化，政府不创办邮政，完全民间经营，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开骠局，承揽邮递业务，完全由市场配置资源效率极高。后来大清低档不了西方腐朽思想的侵蚀，也开设邮政，那是后话了。  

  

蒸汽船主要承担邮政、人员及能承担高额运费货物，如绢和茶等的运输。随着新式二段膨胀的蒸汽机出现，燃料效率的提高，蒸汽船才能逐步与帆船竞争。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极大缩短了蒸汽船航线，进一步提高了蒸汽船的竞争力，因为帆船不容易通过运河。直到1878年，经过苏伊士运河蒸汽船的运价才降到经过好望角帆船的水平。  

  

在数十年漫长的时间里，蒸汽船必须依靠政府的巨额补贴才能生存，机织布也一样。这完全违反了市场经济高效率配置资源的原理，只能靠抢劫维持亏损。实际上，对民用运输的补贴只是小头。英国是蒸汽机的发明国，但对于蒸汽机应用于战舰兴趣不大，因为效率太低。1850年代，英、法、俄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这是一场双方都认为是肮脏的战争，不象现在的伊拉克战争有民主自由的大义名份。大量装备蒸汽战舰的俄国给英国上了一课，使英国开始大量建造蒸汽战舰。建造蒸汽战舰是不计成本的，为抢劫服务，因此不是市场经济。  

  

实际上，蒸汽机是中国发明的，但由于中国长期施行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没有导致在中国发生工业革命。从现在的眼光看，那种往复式的蒸汽机根本谈不上发明，会煮饭就算发明了蒸汽机，忘记说了，中国是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蒸汽机的效率极低，在很长的时间里不可能有什么商业价值，做的功还不能补偿砍柴和挖煤，于是在市场经济中被放弃了，现在也没有遗留下什么遗物和记载。现代的蒸汽机是汽轮机，效率比往复式的优越得多。这种汽轮机早就被中国发明了，现在逛传统庙会还能见到这个中国古代发明——孔明灯。  

  

当时，由于很长的时间这种蒸汽机的效率依然不能与人力、畜力、及风和水等自然力竞争，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作为动力装置被停止了发展。但它在商业上有观赏价值，在庙会，也就是市场里做个广告什么的，得到了蓬勃发展。于是，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这伟大的发明。  

  

推动西方工业化的火药和指南针，在市场经济的中国也是同样的命运。现在的人指责中国发明了火药不去造枪造炮而是做烟花爆竹，发明了指南针不去航海而是看风水。这种责难完全是违背市场经济原则的。中国是市场经济，怎么能造用于非经济强制的枪和炮？造烟花爆竹是因为有巨大的市场需求，红白喜事庙会庆典等都有大量需求，这体现了中国古代市场经济的发达。指南针也是，行军打仗不是市场经济，看风水有巨大的市场需求，现在风水业正在世界蓬勃发展。在建设市场经济的现代，我们提出军队要忍耐；总理到外国去消气，回来后取消各种项目，要不是因为挨了几颗炸弹，神五神六早就胎死腹中；据说不久前有26个专家联名上书，说不要建造新军舰，节省经费好发展经济。对照现在，指责古代中国是毫无道理的，只能说明当时人思想先进。

三菱的垄断  
与招商局匹敌的日本海运公司是岩崎弥太郎创建的邮便汽船三菱会社。1871年设立，73年改称三菱。三菱与日本政府关系密切，被称为“政商”。这种政商合一对没有市场经济传统的日本来说，很容易实施，所遇到的阻力小。  
日本政府制定了“征韩”的战略，设想战时运输一部分用自己的船，另一部分租外国船。但是，1874年台湾出兵时，租用英美船只被拒绝，于是紧急购买蒸汽船运兵，然后把这些船只无偿转给三菱。三菱还从政府直接拿巨额补助，开始开辟国内国际定期航线，与英美的海运公司竞争。台湾出兵租船被拒绝，使日本政府意识到只能靠自己。  

  

三菱与招商局的办法差不多，先垄断官物和邮政运输。日本不是市场经济，学习西方开设了官方的邮政，这是招商局所没有的垄断运输。这里有一段插曲，在三菱之前有个小的汽船会社靠邮政运输吃饭，由于三菱介入无法经营，被政府低价收购并入三菱。改变规则就是侵犯产权，张维迎教授的论断在这里就体现出来了。但是，日本政府没有保护产权的概念。  

  

三菱除了垄断官方运输外，还想垄断民间运输。当时日本已经开港，外国船只可以经营日本国内航线。日本政府逆开放的潮流而动，积极修改条约。经过讨价还价之后，只允许美国的太平洋邮船经营国内航线。对比一下大清，大清的国内航线自开港以来就是国际竞争，没有谁想到过修改条约。直到今天，中国文人还在检讨自己哪里没有守规矩，还需要继续推动开放。可见当时的中国多么先进。  

  

光条约修改还是不够的。日本政府还给货主提供特别金融服务，在铁路运输上提供便利，还给利用外国船的乘客设置繁琐检查。如此种种，使太平洋邮船从日本国内航线撤退，后又从横滨上海航线撤退。于是，这些航线被三菱独占。  

  

招商局就没有这些便利的条件，一直在国内航运市场上苦战，从来就没有获得过主导地位。可能李鸿章想搞垄断，但受限于大清的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  

  

首先，大清的金融是完全市场化的，在银子面前一律平等，政府连统一铸造银币的权利都没有，更不用说纸币。任何人，只要有银子就可以铸造货币，还可以发行银票，也就是纸币，还可以自由开设钱庄，也就是银行。如果不能赢利，就是皇帝在金融市场都借不到钱。这种情况下，大清不可能给货主提供特别金融服务，民间钱庄自然是怎么有利怎么贷款。直到今天，如果中国船东到日本买船，很容易获得日本政府贷款，如果在中国买船，就很难获得贷款。这是有历史传统的。  

  

大清当时还没有铁路，自然不能提供铁路联运的服务。李鸿章曾经想搞铁路，但被驳回。让你搞航运破坏市场经济原则已经便宜你了，还想搞铁路？！反对的声音大义凛然：外夷君与民共谋其利者也，君以利利民而君不言利者也。修铁路是"括天下贫民之利而归之官"，将使沿线商民丧失生计会引起暴乱。认为清朝初期虽无铁路而"武功极盛"，证明"国之强弱在德不在器"。修铁路要毁庐迁墓。是"干天地之和，蹙生灵之命"。  

  

今天这段文字读起来依然慷慨激昂。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已经意识到西方不是市场经济“外夷君与民共谋其利者也”，中国是市场经济“君以利利民而君不言利者也”。搞铁路就是搞垄断，"括天下贫民之利而归之官"。国之强弱的根本在“德”，也就是制度，而不是“器”，科学技术。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是强国的根本。让我们看看今天的《大国崛起》，是不是这么说的？  

  

日本修铁路也有巨大的阻力，钱从哪里出？破坏环境怎么办？甚至还有传言要暗杀主张修铁路的人。但修铁路的革新派也很坚决，要竖立中央集权破除封建，使中央的权利直达地方！决心一下，钱也好办，增税及各种专卖。我们可以看到明治时代，日本增税和专卖如同家常便饭，这些是严重侵犯产权的行为，于是明治时代民众暴动不断。同一个时期，中国歌舞升平，是同治中兴。1870年代初，日本第一条铁路开通，天皇参加开业庆典。  

  

10余年后，大清同意修建铁路，但本着市场经济原则：谁投资谁受益。现在，中国铁道部想积极吸引外资，但响应者很少。原因何在？因为铁路本身是赚不了钱的，当然不可能吸引投资，需要与铁路沿线地域的利益权捆绑才有收益，为了保证这利益权兑现，需要外国驻军。我想外国驻军不是大问题，为了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有不少中国文人讨论购买安全。由于外国企业多拥有军队，于是大清的铁路多为外资所建。当然外资铁路不可

  

至于日本给利用外国船的乘客设置繁琐检查，这是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在民主宪政的大清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日本三菱的垄断与当时日本的国际地位有关。日本国内市场狭小，没有多少油水，不受欧美重视。横滨上海间的航线在世界航运中不过是支线。欧美船只受限于补助金，放弃并不可惜。中国相对没有这些便利条件，但中国足够大，有足够的力量，只是想把龙去掉的专家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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