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确定:资本主义生产和运动所导致的周期性商业危机,在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世界大多数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条件能够得到确切保障和维持的时代,是不断促进和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经济良性循环。而周期性商业危机是现代工业社会最终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经济运动的理论宗旨,是马克思的一大思想误区。
正文
众所周知,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不断爆发的一次比一次剧烈的商业危机现象,是马克思等思想巨匠们主张通过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并彻底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谁都不可否认的现实依据。
在马克思等思想巨匠们看来,“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巫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要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循环中愈来愈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吞噬了社会的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愈来愈少的办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6页)
即便就是在当今人类社会,尽管全球性的私有经济以及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的迅猛发展与高速进步必然导致的周期性的商业危机,已经绝对不可能导致世界大多数人长期面临饥饿和死亡的威胁,从而引发全球性的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了。但在这个时期所出现的相对来说危害越来越小的经济萧条、市场疲软、生产过剩、商业危机、通货紧缩、储蓄上涨、金融混乱、股市低靡、失业加剧、犯罪增多等现象,仍然是所有已经基本采用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国家和地区难以避免和根本消除的基本矛盾和社会弊病。
但是,谁都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无论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萧条、市场疲软、生产过剩、商业危机、通货紧缩、储蓄上涨、金融混乱、股市低靡、失业加剧、犯罪增多等现象多么严重,资产阶级世界不仅没有像马克思等思想巨匠们判断和确定的那样:“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作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活下去了,就是说,它的存在不再同社会相容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3页)反倒无可争辩地向我们展示:资产阶级世界完全可以从根本上逐步制约和缓和以及转化甚至消除许多直接威胁其生存的所谓社会弊病和坏的方面,并且迅速提高社会生产能力以及社会全体成员生活的整体实际水平,使得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能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张、特别是第三产业的无限扩张而成为资产者,从根本上不断巩固和完善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以至于现在已经绝对看不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有爆发大规模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任何可能性和必要性了。
毫无疑问,二战以后资产阶级世界的逐渐蓬勃兴旺以及迅猛发展和高速进步的社会现实,已经无可争辩地向我们证实:马克思等思想巨匠们的有关资本主义商业危机是现代社会迅速致资产阶级于死地的经济运动的政治判断是绝对不真实的。
那么,明明能够迅速致资产阶级于死地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一次比一次剧烈的周期性商业危机,为什么会适得其反,不仅没有导致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无产阶级社会暴力革命,反倒促进了资产阶级世界的蓬勃兴旺以及迅猛发展和高速进步呢?
马克思等思想巨匠的这一不真实的政治判断的思想误区在那里呢?
本文将全面阐述和论证资产阶级时代所必然发生的周期性商业危机逐渐由恶性循环向良性循环转化和演变,并逐步成为的促进资产阶级时代蓬勃兴旺以及迅猛发展和高速进步的必要措施的客观规律。
商业危机的经典论述
“几十年来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要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循环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6页)
众所周知,以上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的周期性商业危机必然会导致资产阶级灭亡的政治判断和预测,是马克思等思想巨匠在十九世纪中叶就敲响资产阶级丧钟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也是马克思等思想巨匠们主张通过无产阶级社会暴力革命和专政推翻并取代资产阶级政权,彻底废除资产阶级私有制,从根本上消灭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并完全摧毁以此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等一系列无产阶级革命原则和社会主义施政纲领的思想基础。
何谓周期性商业危机?
关于周期性商业危机,恩格斯有段十分精彩并且相对准确的描述:“商业停顿,市场盈溢,产品滞销,银根奇紧,信用停止,工厂关门,工人群众因为他们生产的生活资料过多而缺乏生活资料,破产相继发生,拍卖纷至沓来。停滞状态持续了几年,生产力和产品被大量浪费和破坏,直到最后,大批积压的商品以或多或少压低了的价格卖出去,生产和交换的运动逐渐恢复起来。运动逐渐加快,慢步转成快步,工业快步转为跑步,跑步又转为工业、商业、信用和投机事业的真正障碍赛马中的狂奔,最后,经过几次拼命的跳跃重新陷入崩溃的深渊。如此反复不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37页)
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商业危机从1825年第一次爆发至今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虽说爆发过多次,而且每次爆发的主要特征和一般表现大同小异,其根本性质并无多大区别和变化。只是这些周期性的商业危机并没有像马克思等思想巨匠所预料和推测的那样很快就致资产阶级及其统治于死地,非但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次次商业危机反倒推动和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乃至当今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兴旺发达到再也看不到无产阶级能够通过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以解放自己和社会生产力的任何迹象和条件了。
不可否认,主要特征和根本性质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商业危机,客观上并没有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资产阶级及其统治于死地的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明:马克思等思想巨匠对资本主义周期性商业危机的发展趋势的推论和预测至少是不准确的,肯定在某些地方陷入了思想误区。
那么,马克思等思想巨匠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误区表现在那里,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现在我就尝试着从资本主义周期性商业危机的根源-----商品过剩现象入手,对其进行尽可能全面的分析和研究。
一、 商品过剩的一般现象
首先,商品过剩现象应该区分成两个概念:即商品绝对过剩现象和商品相对过剩现象。
何谓商品绝对过剩现象呢?
只有已经能够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或者客观上已经不被社会全体成员所需要的商品过剩现象,才可谓之商品绝对过剩现象。
何谓商品相对过剩现象呢?
人们客观上还普遍需要,但由于种种人为的因素而不能去占有和消费,从而导致商品大量积压的商品过剩现象。这只能谓之商品相对过剩现象。
从表面上来看,商品绝对过剩现象和商品相对过剩现象都是商品积压现象,对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所产生影响的实际作用和效果应该是一样的。其实不然,由于两者之间本质的不同,它们的主要特征和一般表现是有很大区别的,决不能同一而论。
下面就简单分析一下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
人类社会的商品绝对过剩现象必须具备以下基本要素:
(1) 整个人类社会客观上已经拥有能够满足全体成员实际需要的同类商品,无论其是否能卖出去。
(2) 商品绝对过剩现象只能是一种全球现象。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商品不论怎样过剩,只要达不到全人类所需要的实际数量,就不能称之为商品绝对过剩。
(3) 人类社会必须已经拥有能够生产满足全体成员不断增长的需要的同类商品的现代工业规模和物资基础了。
人类社会出现能够具备以上基本要素的商品绝对过剩现象,客观上需要怎样的生产规模和物资基础呢?
我们可以简单推算一下:当今人类社会有六十亿人口,按照每个家庭都应该拥有一辆家用轿车,而平均每个家庭有三个成员来推算,我们人类社会现在至少要保有二十亿辆以上的家用轿车才能满足这一需要。以十年更新为平均期限,人类社会仅家用轿车的年产量就应该保持在两亿辆以上。也就是说,当今人类社会的家用轿车的保有量必须达到二十亿辆以上,年产量必须保持在两亿辆以上,家用轿车这一生产领域才有可能出现商品绝对过剩现象。以此类推,所有商品的绝对过剩都必须首先满足这一数量要求,除了那些不是每个人客观上都需要的商品和淘汰商品。由此可见,商品绝对过剩对于现代人类社会来说,应该是一个绝难出现的物资现象,它所必需的生产规模和物资基础以及相应的客观条件都是令今人难以置信的。
但是,只要人类社会生产的整体规模和物资基础以及相应的客观条件达不到必需的程度,不具备商品绝对过剩所必需的基本要素,人类社会客观上就绝不可能出现商品绝对过剩现象。
这样以来,我们在探索和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时;我们在了解和揭示人类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时;我们在观察和分析现实社会所出现和存在的各类矛盾时;我们在推论和预测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时;我们在制定和实施统治社会的法律和制度时;等等,就不能以商品绝对过剩为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否则就难免出现大前提失真的思想误区和错误判断了。
因为,按照当今人类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和发展速度来粗粗推算,人类社会出现所有商品绝对过剩现象至少也是几百上千年以后的事情,过去和现在对此的谈论都不过是人们的一种奢望和想象。所以,“商品绝对过剩”这一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在过去、现在乃至将来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不可能是真实的。
从根本上来说,人类随着生存环境和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增长的各种物资和精神的需要,形成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原始动力。人类社会为满足这种不断增长的各种物资和精神的需要而产生的各种生产和流通行为,便构成人类社会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基础。资产阶级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就是人类社会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上所产生的自然历史现象。`和以往任何时代的统治阶级的根本性质截然不同的是,资产阶级不是单纯依赖对自然资源的强行占有和支配来实现和维持自己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而是依赖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改进和变化以及发展来实现和维持自己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的。
所以,“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4页)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客观上只要还存在适应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产生和发展的空间和条件,资产阶级就决不可能被彻底消灭并退出历史舞台的。然而,只要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商品生产没有出现绝对过剩的现象,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就必然还有产生和发展的空间和条件。
由此可见,马克思等思想巨匠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断定的,最终必然会导致资产阶级灭亡的周期性商业危机是“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7页)的政治判断,属于客观前提不完全真实的思想误区。
既然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绝对肯定,迄今为止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所有周期性商业危机都决不可能是由商品绝对过剩造成的,那么,我们也就只有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过剩现象都只能是相对的客观基础上,去观察和剖析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发展和进步的自然历史过程,才有可能真正了解和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商业危机的生成原因和真实关系以及发展趋势了。
(未完看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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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新论》兼论马克思的第一大思想误区(二)
二、 商品生产的相对过剩
由于商品相对过剩现象主要是指资产阶级大工业时代所特有的,人类客观上还普遍需要,但因为种种人为的因素而不能去占有和消费,从而导致商品大量积压和浪费的一种社会现象。所以,我们要想了解和认识商品相对过剩现象的生成原因和真实关系以及发展趋势,必须首先大概了解一下商品相对过剩现象的基本属性及其主要特征。
根据商品的基本功能和实际用途,我们可以把商品相对过剩现象分为两大类:生活必需品供大于求的商品相对过剩现象和生活奢侈品供大于求的商品相对过剩现象。
(A)生活必需品供大于求
生活必需品属于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物资,人类每天都必须大量消耗它,再加上它本身受生产周期和保质时间的局限等等原因,此类商品就是出现绝对过剩现象,对整个人类社会的需求而言,也只能是暂时的、相对的。
毫无疑问,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可以维持生命的物资在一定范围内多多益善,生活必需品的过剩本身无疑有利于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的最低生存条件,无论这些过剩的生活必需品最终如何处置,受益者必然是广大消费者,其损失主要表现在占有这些商品的资产者身上。
(B)生活奢侈品的供大于求
生活奢侈品属于同人类基本生存需要没有直接关系的物资。既然和生存没有关系,那么它的过剩与否决不会直接威胁人类的生存。不仅如此,相对来说,生活奢侈品的生产量越大,过剩的越多,意味着社会的需求量越大,消费的越多。而生活奢侈品的需求量越大,消费的越多,说明人类生活整体水平越高、质量越好。
显然,生活奢侈品的过剩本身不会影响消费者的生活,而且,无论这些过剩的生活必需品最终如何处置,受益者必然也是广大消费者,其损失也主要表现在占有这些商品的资产者身上。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相对过剩现象本身对人类社会和广大民众是无害的,直接受害者应该是资产阶级。而对人类社会和广大民众造成相对危害的是商品相对过剩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危机。那么,为什么没有直接伤害消费者的商品相对过剩会导致社会危机呢?这种似乎有害的社会危机是怎样发生的,它同商品相对过剩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导致商品相对过剩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在恩格斯看来,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方面是机器的改进,这种改进由于竞争而变成每个厂主必须遵守的强制性法令、同时就使工人遭到不断的解雇:产生了产业后备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6页)
这很好理解,为了使自己的工厂生产的产品能够长期保持产销两旺、利润丰厚,就必须不断提高产量和保证质量以及降低成本等等,而大量利用科学技术和发明创造并改进生产机器,又是现代大工业不断提高产量和保证质量以及降低成本的主要手段和途径。大工业生产的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越高,所需要的熟练工人就会越少,富余下来的工人就会不断地被解雇,失去工作的工人必然就会失去收入,没有收入必然也就没有了购买商品的能力,于是,社会上出现了商品大量过剩的现象。
这个推理似乎无懈可击,其实不然。“机器的改进造成了工人的失业”的现象如果单指一个生产部门,那是真实的。机器改进了,生产效率提高了,一部分工人必然会因富余而被解雇,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导致这些工人被解雇的机器又是谁生产的呢?生产机器所必须的原料、材料、设备、机器、工厂等等又是谁生产的呢?等等。毫无疑问,“机器的改进”背后必然有个机器制造业以及为其服务的各种工业部门。每部机器肯定都凝聚着大量劳动力,这也是毫无疑义的。由此可见,“机器的改进”本身又在给社会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和条件。所以,认为“机器的改进”单纯是工人失业的原因是不真实的,因为“改进机器”本身确实也是一些工人就业的原因。
“另一方面是生产的无限扩张,这也成了每个厂主必须遵守的强制性的竞争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6页)
这也很好理解,为了强占市场,为了赚取更大的利润,至少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工厂的生产能力以早日收回投资,每个工厂主都必然会在各方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无限的增加产量以供应市场。一旦市场饱和,商品买不出去,大量的产品积压下来,从而造成了商品相对过剩现象。
这个推论似乎也无懈可击,其实也不然。“生产的无限扩张”这一现象如果单指某件商品的生产行为,那它肯定是造成商品相对过剩的主要原因。但是,如果泛指整个社会的生产行为,那它就不一定是商品相对过剩的主要原因了。因为我们也可以把新的生产领域的不断开发视为生产的无限扩张行为,而这种生产行为恐怕更多的是给社会带来通货膨胀和劳力紧张之类的危机吧。因为,这种生产的无限扩张行为必须首先投入大量的物资和劳动以及资金才能实现,这必然会提高社会的消费能力和增加民众的就业机会。所以,认为“生产的无限扩张”单纯就是商品相对过剩的原因的判断也是不真实的,因为“生产的无限扩张”客观上也是资本主义社会某个时期物资供应紧张和劳力严重匮乏的主要原因。
通过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恩格斯所说的导致社会商品相对过剩的这两个主要原因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局部的、暂时的。非但如此,如果客观条件有所变化时,基本概念可以泛指的话,资本主义社会“机器的改进和生产的无限扩张”这两种现象不仅不会导致商品过剩和工人失业,而且还会引起物资供应紧张和劳力严重匮乏。
所以,恩格斯就此所下的结论:“这两方面造成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供大于求、生产过剩、市场盈溢、十年一次的危机、恶性循环;这里是生产资料和产品过剩,那里是没有工作和没有生活资料的工人过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6页)由于客观前提是不完全真实的,所以推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完全真实的。
那么,什么是导致商品过剩并引发商业危机的真正原因呢?
下面我们就进行一下全面的分析和研究。
三、 生产规律与商业危机
毫无疑问,受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的制约,社会生产在以资产阶级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必然会导致周期性的商业危机,这是无法避免也无法否认的客观现实。而且,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和二十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周期性的商业危机也确实直接和间接引发了无数次局部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苏联和中国等国的所谓无产阶级社会暴力革命的成功及其国有特权专制统治体制的建立,以及东西双方持续近四十年的冷战等等,都同资本主义世界的周期性商业危机有很大关系。
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事实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生产的规模在经历了一次次周期性商业危机的猛烈打击以后,不但没有偃旗息鼓、全军覆灭,被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所取代,反倒日益成长壮大起来,并且正在实现对整个人类社会生产的全面垄断。对此恐怕已经没有多大争议了。
那么,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生产来说,明明是一次比一次剧烈的似乎能造成毁灭性打击和破坏的周期性商业危机,为什么会产生相反的社会效果,客观上不但促进和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且还促进和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呢?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商业危机究竟是恶性循环还是良性循环?既然它导致了大面积的饥饿和死亡现象并引发了大规模的动乱和战争,那它在什么基础上是恶性循环呢?既然它也确实促进和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那它在什么基础上是良性循环呢?
下面我就从分析人类社会生产的性质、对象和目的与人类生产的规模、空间和方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来尝试着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商业危机的内在规律以及利与弊。由于商业危机是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现象,这个概念用在其他社会形态中不太准确,为了避免理解上的误会,故而在分析其在人类社会运动形态中的一般表现时,用社会危机这个概念取而代之。其实商业危机只是社会危机的一种表现。
(一)生产类别与社会危机
人类社会的生产行为按其性质、对象和目的应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一类是人类追求享受的生活奢侈品的生产。
(A)生活必需品的生产
相对来说,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规模、空间和方式无下限而有上限,受整个人类生存的本能需要所制约的。人类社会对这类产品的需求的宗旨是:没有是绝对不行的,过剩也就没有必要和意义了。人类生产这类产品本身在一定规模内不受任何限制,规模过大就自然会被限制。也就是说,所有人每天都必须消费一定量的生活必需品来维持和延续自己的生命,但太多也就没有必要和意义了。
所以,由于人类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是有限度的,人类社会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规模必然也是有限度的。在人类社会的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领域,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是很容易造成暂时的相对的商品绝对过剩现象的。
正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活必需品的这种本质,在相应的历史时期里决定着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的命运,当然也在决定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商业危机的利与弊。
我们知道,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活必需品的匮乏是造成人类大面积饥饿和死亡的根本原因。“与其饿死,不如战死”是广大人民群众发动和参加社会暴力革命的主要动机。不论处于怎样专制的统治条件下,只要广大人民群众能够“丰衣足食”,是绝对不可能发生任何性质的能够推翻现存统治的社会暴力革命的。
由此可见,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任何时代的任何类型的统治者,不论采取怎样的手段和措施,只要能够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就决不可能被社会暴力革命运动推翻的。
同样,资产阶级时代的统治者只要能够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那么,不管发生如何剧烈的周期性商业危机,也决不会被社会暴力革命运动推翻的。
所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统治能否维持和巩固,关键在于现实社会客观上是否已经具备能够无偿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生存条件的经济基础,也就是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是否适应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而并不取决于它的统治体制和意识形态。
“国以民为本”,任何类型的国家统治者原则上都不会在具备充足食物的前提下,坐视自己的臣民百姓忍饥挨饿、濒临死亡而不去解救,等待他们揭竿而起、武装暴动来推翻自己的统治的。不难想象,既然人类对生活必需品的最低需求是有限度的,而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又很容易在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领域造成暂时的商品绝对过剩现象,那么,仅从这一点上来推论,只要已经具备相应的社会物资基础的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政府,相对来说,恐怕更容易从根本上来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
(B)生活奢侈品的生产
相对来说,人类追求享受的生活奢侈品的生产规模、空间和方式有下限而无上限,也受整个人类生存的本能需要所制约。人类社会对这类产品的需求的宗旨是:没有是完全可以的,越多反倒越有必要和意义了。人类生产这类产品本身在一定规模内必受各种限制,规模一大反倒没必要限制了。也就是说,生产生活奢侈品的规模越小,说明人类的综合消费能力越小,其发展和进步的规模、空间和方式就必然会受到限制。相反,生产生活奢侈品的规模越大,说明人类的综合消费能力越大,其发展和进步的规模、空间和方式就必然会无限扩张。
具体一点说就是:一般来讲,一个人只能在基本生存条件能够得到保障和维持的前提下,去追求生活奢侈品的享受;由人组成的社会也只能在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能够得到保障和维持的前提下,出现对生活奢侈品普遍追求和尽情享受的。假如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受到威胁,他就必然会停止对生活奢侈品的追求和享受,先想方设法甚至不择手段地维持和延续自己的生命,这是理所当然的。假如一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那么,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少数人对生活奢侈品的追求和享受,就必然会引起大多数人的愤怒和敌视而受到打击和限制,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矛盾一旦激化,富人就必然会因此而成为穷人革命的目标。
所以,人类生活奢侈品的生产规模,最初是受人类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所严格制约的。人类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的水平越低,人类社会生活奢侈品的生产规模就会越小;与此相反,人类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的水平越高,人类社会生活奢侈品的生产规模就会越大。等到人类社会生活奢侈品的生产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对生活奢侈品的追求和享受变成多数人的生活方式的时候,生活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不但不再会引起大多数人的愤怒和敌视而受到打击和限制,而且还会因为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逐步提高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和生活水平。
由此可见,人类生活奢侈品的生产规模受人类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规模的制约和影响,人类生活奢侈品的生产规模随着人类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扩大,到了一定程度以后,人类生活必需品的生产的地位就会因为能够轻易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而退居其次,人类生活奢侈品的生产规模必将会无限扩大而没有止境。这是人类社会生产由人类的本能需要和欲望而决定并必须遵循的自然发展规律。
(未完看续三)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11-25 22:47:47编辑过]
《政治经济学新论》兼论马克思的第一大思想误区(三)
(二) 生产规模与社会危机
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供大于求、生产过剩、市场盈溢、十年一次的危机、恶性循环;这里是生产资料和产品过剩,那里是没有工作和没有生活资料的工人过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6页)的商业危机现象,为什么就不会越演越烈并最终导致资产阶级的灭亡呢?
是的,假如我们人类社会生产领域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有限的空间;假如我们人类赖以生存和生产的大地万物都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假如我们人类的生产活动都是单纯消耗而不会创造的行为;假如我们人类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都是无法减少必要劳动和强度的工作的话,等等,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必然导致的周期性危机,肯定会很快致资产阶级于死地,并迫使它永远退出人类社会生产的历史舞台的。
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客观现实是:人类社会生产领域是一个决不可能满足的无限大的空间;人类赖以生存和生产的大地万物中有许多已知和未知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可再生的资源;人类的生产活动绝不仅仅是只能单纯地消耗自然资源和生产能力,而是可以大规模地创造各种资源和生产能力的行为;人类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并不是一个无法减少必要劳动人力和强度以及时间的工作,现代化大工业生产将会把这一生产领域的必要劳动人力和强度以及时间降低到令今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既然人类社会生产领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人类决不可能满足的无限大的空间,那么,人类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人类生活奢侈品的生产之间就不存在争夺生产空间之类的根本无法解决的基本矛盾。
既然人类赖以生存和生产的大地万物中有许多已知和未知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可再生的资源,那么,人类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人类生活奢侈品的生产之间就不存在争夺自然资源之类的根本无法解决的基本矛盾。
既然人类的生产活动绝不仅仅是只能单纯地消耗自然资源和生产能力,而是可以大规模地创造各种资源和生产能力的行为;那么,人类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人类生活奢侈品的生产之间就不存在争夺生产能力之类的根本无法解决的基本矛盾。
既然人类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并不是一个无法减少必要劳动人力和强度以及时间的领域,现代化大工业生产将会把这一生产领域的必要劳动人力和强度以及时间降低到令今人难以置信的程度。那么,人类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人类生活奢侈品的生产之间就不存在争夺必要劳动之类的根本无法解决的基本矛盾。
等等。
显而易见,既然人类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人类生活奢侈品的生产之间不存在水火不融而且非要你死我活的根本无法解决的基本矛盾,那它们之间的任何冲突和制约以及斗争等等都只能是暂时的、局部的、表面的、最终可以缓和和化解的。
由于“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4页)。所以,残酷的现实处境逼迫所有资产者不由自主地不但要向人类社会生产现有的所有领域拼命发展,而且还要不断地开拓新的生产领域,寻找新的消费热点。“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4页)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不管资产阶级大工业生产所导致的商业危机多么剧烈和恐怖,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适应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发展和进步的空间,本质上“贪得无厌”、“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是决不会永远退出历史舞台的。不仅如此,资产者还每时每刻都在想方设法把越来越多的生活奢侈品变成人们难以离开的生活必需品以扩大牟取暴利的空间。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仅仅因为人类社会生活奢侈品的生产以及消费领域和空间是无限大的这一客观现实就能确定,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整个经济演变过程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阶段,至少在没有垄断整个人类社会生产之前是决不会结束的。如果我们站在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整个自然历史演变过程的基础上来观察,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的周期性商业危机是良性循环,它始终都在促进和推动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一步一步地实现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垄断。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解释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发展过程中,由于必然会不时出现商品过剩所导致的周期性商业危机而引发的整个社会的剧烈对抗和动荡的事实,我们又应该怎样看待历史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所爆发的消灭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的社会暴力革命运动呢?
其实,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所导致的周期性商业危机而产生的整个社会的剧烈对抗和动荡,最终能否引发大规模的民族战争和暴力革命,关键在于当时人类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所形成的客观的生产条件,能否适应资产阶级生产方式。
(三) 生产条件与社会危机
人类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所形成的客观的生产条件产生相应的生产方式,这是毫无疑义的。没有机器,也就不可能产生用机器生产的方式。
一个时代的主要的客观的生产条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构成了这个时代的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08页)
所以,什么样的生产条件产生什么样的生产方式;什么样的生产方式产生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产生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意识;什么样的社会意识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产生什么样的统治体制等等。
同样,生产条件发生变化,生产方式也就必然会发生变化;生产方式发生变化,生产关系也就必然会发生变化;生产关系发生变化,社会关系也就必然会发生变化;社会关系发生变化,社会结构也就必然会发生变化;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社会意识也就必然会发生变化;社会意识发生变化,社会制度也就必然会发生变化;社会制度发生变化,统治体制也就必然会发生变化等等。
总之,是生产条件决定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决定社会关系、决定社会结构、决定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制度、决定统治体制等等的,而不是相反。
因此,不管谁在统治一个国家和地区,只要统治体制和社会制度、和社会意识、和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和生产条件之间能够相互适应,社会必然会呈现一片和谐和繁荣的景象,否则就必然会产生混乱和动荡甚至战争。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现的客观存在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私有制就是这样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18页)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也就是这样产生的,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意识、社会制度、社会统治等等,都是这样产生的。
生产机器的发明和普遍运用自然会产生大工业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大工业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自然会产生占有和支配它们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占有和支配大工业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自然会形成自己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意识、社会制度、社会统治等等,资产阶级时代就是这样产生和发展的。
所以说,是机器生产以及围绕机器生产所形成的生产条件和方式创造了整个资产阶级时代,而不是相反。
由此可见,人类社会只要机器生产以及围绕机器生产所形成的生产条件和方式达不到相应的程度,就决不可能产生比资产阶级时代高一级的社会发展形态。
当然,受人类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所决定的客观条件的制约,任何新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都必然会经历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自然演变过程,特别是能从根本上彻底改变和提高人类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的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的产生和发展的自然演变过程。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因为资产阶级及其和运动的产生和发展的自然演变过程是极为动荡和残酷的,尤其是它的原始积累和初级发展阶段,对于大多数劳动人民来说,简直就是噩梦和地狱。
明明是先进的能从根本上彻底改变和提高人类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的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为什么最初就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噩梦和地狱呢?
说到底还是由于人类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暂时还不适应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在所有国家和地区发展和进步的缘故。
从根本上来说,只有普遍运用机器进行生产的大工业的全面垄断才能形成真正的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经济基础。除此之外的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都只能处在原始积累和初级发展阶段上,暂时还必须接受各种形式的封建特权专制统治的制约。因此,即便就是以维护和保障资产阶级利益为宗旨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会因为没有形成由普遍运用机器进行生产的资产阶级大工业的全面垄断的社会经济基础,而被迫继续保留和采用一些各种形式的封建特权专制统治的制度和观念来制约社会和民众。
再则,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和进步的自然规律迫使资产阶级必须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所以,我们只能站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基础上来观察和分析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的发展和进步的实际水平,来衡量和确定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所处的时代的性质。
掌握以上标准,我们就不难认识社会生产的条件与方式同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所导致的周期性商业危机之间的关系,也就不难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剧烈对抗和动荡能否引发社会暴力革命,完全取决于社会生产条件与方式是否协调的观点了。
因为,在人类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极为低下和落后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时代,几乎完全依赖自然资源和手工劳动的社会生产条件和方式本身,确实就是不断发生社会危机的主要的客观原因之一。
(四) 生产性质与社会危机
人所共知,人类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产生以前极为低下和落后,社会生产资料主要是自然资源,必须依赖大多数劳动者直接从事农、牧业以及其它手工生产以维持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相当简陋和原始,根本就没有驾驭自然界和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只能靠天吃饭。一般来说,风调雨顺则丰衣足食;逢灾遭难则忍饥挨饿。
所以,对于这个时代的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所有类型的统治阶级来说,客观上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能够永远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生存条件的彻底解决办法和措施。一旦连年灾荒、粮食歉收,就必然会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由此而引起的各类社会矛盾一旦恶化,人类社会本身就只有通过各种形式的大规模的民族战争和暴力革命来消灭大量过剩人口和重新分配物资财富以恢复生态平衡了,这是任何人都不可能阻止和改变的。
显而易见,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一自然历史时期里,能够决定和支配人类命运的只能是自然资源。所以,争夺占有和支配自然资源的权力就必然成为这个历史时期社会斗争的焦点。
当然,最终总会有人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夺取了一个地区的自然资源的占有和支配权,然后就能根据当时的情况,建立自己的庄园、或者自己的部落、或者自己的番邦、或者自己的国家等等,从此就能使自己以庄园、或者以部落、或者以番邦、或者以国家等的名义来占有和支配社会生产资料,统治自己的臣民或者奴隶。于是,人类社会就自然而然地进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统治基础的历史发展时期,并且根据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分为奴隶主义时代和封建主义时代。
通过各种方式夺取和占有一个地区,再通过各种方式将其封闭起来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然后建立自己的军队、政府、法庭和监狱等等基本设施,以便对外抵御侵略和对内镇压反抗;把社会生产资料(主要是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分配给自己的臣民,尽可能使“耕者有其田”,统治阶级主要依靠地租和税收来维持和巩固自己的统治,从而构成了一个封建主义国家的最基本的社会结构和统治体制。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各种各样的客观和人为的原因,社会生产资料(主要是自然资源)的使用权的很大一部分,必然会通过各种所谓合法的手段和方式逐渐转移到民间的少数富人手里私有化,而使大多数劳动者成为失去土地和生产资料被迫受雇于他人而生存的雇佣劳动者。这样以来,社会物资财富也就会很快聚集到民间的少数富人手里私有化,而国家的统治者反倒被架空,实际可以支配的社会物资财富必然会越来越少。一旦发生连年的自然灾害以及所引发的社会暴乱,国家统治者就会因为客观上没有能力继续维持统治而被推翻;剩余人口就会因为饥饿和战争等原因而被大量的消灭;社会生产资料和物资财富通过战争以及其它方式又聚集到胜利者---即新的国家统治者手里;被严重破坏的生态平衡又得到了相应的恢复;通过各种方式夺取了统治权力的人们,就又开始以国家的名义重新分配社会生产资料和物资财富,并且建立和巩固相应的特权专制统治体制来保障和维持自己的特权统治地位以及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等等。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地演绎着封建时代的一幕幕改朝换代的历史。
不难看出,社会生产资料(主要是自然资源)的不可避免的逐渐私有化,一直就是打破封建土地所有制内部平衡的根本原因之一。社会生产资料(主要是自然资源)的占有和支配权,由于各种不可避免的客观和主观原因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向民间少数富人手里的大量聚集,必然会使大多数依靠土地而生存的农民因失去土地而变成赤贫者,最终不得不依赖国家统治者的救济而生存;而国家统治者又因为社会生产资料(主要是自然资源)的占有和支配权,由于各种不可避免的客观和主观原因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向民间少数富人手里的大量聚集而日益贫困,逐渐难以负担救济贫民的重任,眼看越来越多的贫民长期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而爱莫能助,最终酿成普遍的民怨和民愤以及对抗和动乱等等。毫无疑问,如此恶性循环下去,必将导致社会暴力革命。
由此可见,私有制的发展和进步从来都是封建社会不断出现大面积的饥饿和死亡现象并最终导致大规模动乱和战争以改朝换代的主要社会因素。
当然,由于封建时代的社会生产资料主要是自然资源和物资财富,而只能单纯以占有和支配自然资源和物资财富为基础的私有体制,从根本上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稳固和永久的。特别是理应属于全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很容易被人们通过暴力手段和其它专制方式重新聚集到国家统治者手里。所以,在以自然资源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生产资料私有化现象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周期性社会危机只能局限在给封建国家改朝换代的范围内,决不可能从根本上摧毁和否定封建特权专制统治体制。
同以往任何时代所出现的私有制现象有所不同的是,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唯一能够从根本上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并彻底摧毁和否定封建特权专制统治体制的所有制形式。当然,也就是因为能够彻底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的缘故,资产阶级私有制在其最初的发展时期才表现的如此激烈和残酷,以至于经常导致社会危机,并引发大规模的极为野蛮的动乱和战争。
但是,无论资产阶级私有制的产生与发展的自然过程,相对来说有多么残酷和野蛮,它都将最终取代人类社会的一切所有制形式,并成为再也没必要和不可能被人们通过暴力手段和其它方式重新聚集到国家统治者手里的所有制形式。
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私有制主要是以占有和支配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而不仅仅是自然资源和物资财富。从表面上来看,资产者一开始主要都是通过个人的拼命劳动、创造发明、辛勤创业,艰苦奋斗、精打细算、投机倒把等等手段和方式创造和积累私有财产和资本的。从表面上来看,资产者特别是工业资本家的发家致富,似乎都是个人在合情合理和机会均等的社会基础上努力拼搏的结果,并不依赖任何暴力和特权,决不同于过去那些依靠暴力和特权占有和支配社会生产资料、特别是自然资源,来为自己和家人积累和创造财富的有产阶级。
所以,只要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生存条件客观上能够得到确切的保障和维护,资产阶级追求个人幸福和享乐的精神和原则以及行为和方式等等,最终还是很容易被整个人类接受和效仿的。以此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私有制和社会民主法治统治体制,也就必将取代一切类型的所有制和统治体制而征服整个世界。
但是,在人类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极为低下和落后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时代,先进的资产阶级占有方式本身却是社会危机的主要的政治原因。
(未完看续四)
《政治经济学新论》兼论马克思的第一大思想误区(四)
(五)生产方式与社会危机
在封建国有土地所有制统治条件下的社会发展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极为低下和落后,生产方式主要以手工作业为主,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生活奢侈品的生产都必须依靠大量的劳动力,所以两类生产是相互依赖而又相互制约的。
一般来说,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奠定了生活奢侈品的生产的基础,但又因争夺劳动力而制约着生活奢侈品生产的发展;生活奢侈品的生产保障了生活必需品的生产的安定,但又因浪费劳动力而制约着生活必需品生产的发展等等。农忙时,劳动力自然会涌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领域;农闲时,劳动力又自然会涌向生活奢侈品的生产领域。如果人为地违背和打破这个规律,就必然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并给社会的安定带来隐患。严重的时候会造成生活必需品的生产由于缺少劳动力而大量减产,导致日后社会因生活必需品的匮乏而出现大面积的饥饿和死亡现象,并引发大规模的动乱和战争。
所以,在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时代,生活奢侈品的生产,客观上只能处于依附和次要的地位。随意打破两类生产的平衡是必然会导致社会灾难和浩劫的。只有等到人类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客观上已经达到能够轻易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最低生存条件的程度,生活奢侈品的生产地位才能逐渐由依附和次要转变为独立和主要。
通过如此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由于人类社会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时代的生产资料主要是自然资源,生产工具十分简陋和原始,生产方式只能是以手工劳动为主,不管是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还是生活奢侈品的生产,客观上都需要大量的简单劳力,这就自然而然地给大多数劳动人民提供了就业机会,无形中保障和维持了广大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和简单生活方式。由此可见,需要大量简单劳动力的手工生产方式是封建时代能够长期保持生态平衡和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之一,尽管这种生态平衡和社会和谐极为落后和脆弱。
然而,普遍使用机器的资产阶级大工业生产方式很快就打破了这种生态平衡和社会和谐,把相对固定和温和的社会生产行为变成了极为动荡和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搏杀。这是因为,在人类社会现有的生产领域里大规模使用机器以及其它先进工具的结果,必然会迅速减少大量的劳动力,迫使许多劳动者暂时失业和无业,而资产阶级和现实社会又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很快创造和开拓大量新的生产领域来吸纳失业和无业者,从而导致许多社会成员因失业和无业而长期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
一般来说,“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是决不会也决不能心甘情愿地去无偿保障和维持大规模的失业和无业者的基本生存条件。因为,在社会生产能力极为低下、物资财富普遍匮乏的时代,乐善好施的资产者有可能使他们自己成为新的失业和无业者。而国家统治者又因为社会生产资料和物资财富大都聚集在资产者手里使得国库空虚而暂时爱莫能助。
这样以来,社会上因为失业和无业而导致的饥饿和死亡现象必然会越来越普遍和严重;社会上因为反抗和拼命而导致的动乱和战争行为必然会越来越频繁和剧烈,客观上以大量消灭过剩人口和重新分配物资财富来争夺生存空间和恢复生态平衡的社会暴力革命因此也就在所难免了。
所以,在人类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极为低下和落后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时代,先进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本身就是社会危机的主要的社会原因之一。
(六) 小结
通过对人类社会生产的自然形态和变化规律同社会危机之间的真实关系的分析和了解,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由人类社会生产活动所引起的、周期性的能够导致大规模暴力革命运动的社会危机,客观上存在于以往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时代里,只不过在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原始积累和初级阶段表现的尤为残酷和剧烈而已。
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人类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极为低下和落后是有史以来人类社会所产生的一切形式的能够推翻现存统治的社会危机的经济基础;而社会生产资料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逐渐私有化而使社会物资财富聚集到个人手里不受统治者控制则是产生一切形式的能够推翻现存统治的社会危机的政治原因。两者相互制约、缺一不可。而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的发展和进步即是能够不断激发和催化社会危机并使其转变为社会革命的经济力量,又是能够彻底消灭和根除社会危机并使其转变为社会动力的物资基础。
由于“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打破,而且果然被打破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6页)而且,受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的制约,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的发展和进步又是以征服和统治整个人类世界为最终目的的。因此,我们考察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危机现象以及它的利弊和发展趋势等等时,不能以个别国家和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和局部变化为依据,而必须以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实际水平和总体变化为基础,才有可能认识和揭示人类社会这段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
下面我们就站在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实际水平和总体变化的基础上,来全面分析和研究一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商业危机现象及其基本特征和运动规律,看它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恶性循环的。
四、 商业危机的恶性循环
通过对人类社会生产规律与社会危机之间的真实关系的分析和研究,我们已经基本了解和认识了这样一个自然规律:即人类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极为低下和落后是有史以来人类社会所产生的一切形式的能够推翻现存统治的社会危机的经济基础;而社会生产资料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逐渐私有化而使社会物资财富聚集到个人手里不受统治者控制等等,则是产生一切形式的能够推翻现存统治的社会危机的政治原因。两者是相互制约、缺一不可的。
所以,有史以来,人类社会的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统治者,不管声称自己处在什么性质的社会发展时期;不管声称自己具备什么性质的社会意识形态;不管声称自己拥有什么性质的社会民众基础;不管声称自己建立什么性质的社会统治体制等等,客观上只要同时存在和具备以上两个必要条件,那么,产生能够推翻或者改造现存统治的社会暴力革命或者政治改革运动的社会危机也就在所难免。
“革命不能预先随心所欲的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都是完全不以个别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19页)
不难想象,有史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一切民族战争和暴力革命以及政治运动等等,虽然从表面上来看似乎都是人类有意识的社会活动。但是,受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和自然规律的制约,人类所有能够付诸实践的意识都必然会被局限在相应的范围内。
所以,从根本上来说,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民族战争和暴力革命以及政治运动等等,是决不可能根据任何人的意志来随心所欲地决定和控制的。而且,任何类型的民族战争和暴力革命以及政治运动等等的客观的社会功能和历史使命,说到底就是通过消灭大量过剩人口和重新分配社会物资财富来恢复生态平衡和促进社会发展。就是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周期性商业危机而引发的大规模的民族战争和暴力革命以及政治运动等等也不例外。
也就是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时期内,受人类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的制约,周期性的民族战争和暴力革命以及政治运动等等,客观上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对于当时整个人类社会的生态平衡的恢复也是完全必要的。因此,相对来说,民族战争和暴力革命和政治运动具体是怎样发生的,由谁领导的,如何进行的,怎么结束的等等,则是无关紧要的表面现象。
为什么是这样呢?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分析一下:
(一)生存条件决定商业危机的性质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一切人类的命运和行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类,客观上都必须受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的制约。没有那个个人、那个政党、那个阶级、那个民族以及那个国家统治者可以不顾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的现实状况,随心所欲地做成任何一件事情的。
而且,也不管是谁,即便就是通过社会暴力革命或者其他方式夺取和掌握了国家权力,所能做的任何事情也都只能局限于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所能允许的范围内。“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08页)并不是统治者想得到什么经济基础就能得到什么经济基础;想建立什么统治体制就能建立什么统治体制;想创造什么社会形态就能创造什么社会形态的;想实现什么美好理想就能实现什么美好理想等等的。
从根本上来说,人类社会所有国家和民族的所有时代的统治者在实施自己的统治时,客观上都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使自己的统治能够适应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维持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确保自己的统治不被推翻;要么使自己的统治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遇到天灾人祸就无法维持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难保自己的统治不被推翻。
根据这一论点来推理,人类社会所有国家和民族的所有时代的统治者,不管在表面上坚持的是什么性质的意识形态;不管在表面上崇拜的是什么性质的政治信仰;不管在表面上建立的是什么性质的统治体制;不管在表面上推行的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制度等等,只要能够保障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只要能够确保自己的统治不被推翻,就表明自己的统治能够适应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是合理的存在;
与此相反,只要不能保障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只要不能确保自己的统治不被推翻,就表明自己的统治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是不合理的存在。
“存在即合理”,不合理也就不存在了。
从根本上来说,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历史在任何时代的任何统治条件下都决不可能因为统治者的更换或错误而向后倒退或者向前跨越的。
所以说,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自然历史过程的立场上来看问题,人世间所出现的一切事物和人世间所发生的一切变化的性质都是相对的,随着由人类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所决定的人类生存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包括各个时代所发生的社会危机以及由社会危机所引发的社会暴力革命,当然也包括能够导致各种战争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周期性商业危机的恶性循环。
(未完看续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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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新论》兼论马克思的第一大思想误区(五)
(二)经济基础决定商业危机的性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商业危机无论表现的多么剧烈和残酷,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自然历史过程来说也是不可避免的,十分必要的,其客观的社会性质和历史作用完全取决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整体实际水平。
而且,资本主义社会的即便就是属于恶性循环的商业危机,那也是相对的、暂时的。说到底还是通过战争逼迫人类消灭过剩人口以及重新分配社会生产资料和物资财富等等来恢复生态平衡,为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和进步奠定相应的基础。
但是,只要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商业危机没有引发大规模的战争,也就表明它客观上没有必要通过战争逼迫人类消灭过剩人口以及重新分配社会生产资料和物资财富等等来恢复生态平衡了。那么,无论它表现的多么剧烈和残酷,也会因为它没有把大多数人推到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并导致战争而变为良性的了。
显而易见,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商业危机的性质取决于它能否引发大规模的战争。能够引发大规模的战争的商业危机,才能谓之恶性循环的商业危机,否则就是良性循环的商业危机。
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商业危机是不是在任何社会基础上发生都必然会导致大规模的战争呢?
当然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发展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商业危机在怎样的社会基础上发生才必然会导致大规模的战争呢?
前面已经说过,人类社会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在任何发展时期爆发足以推翻现存统治的大规模战争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客观上必须存在大规模的足以推翻现存统治的长期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的广大革命人民。当然,并不是只要出现大面积的饥饿和死亡现象就一定会爆发足以推翻现存统治的大规模战争的。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才能迫使长期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的广大革命人民揭竿而起,发动足以推翻现存统治的社会暴力革命运动呢?
一般来说,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人类社会出现大面积的饥饿和死亡现象,根据其当时的经济状况和统治能力主要分成以下几种自然形态:
(1)整个社会客观上根本就没有能够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生存条件所必须的生活必需品,统治者客观上也没有条件和能力阻止和镇压人民因饥饿和贫困而组织的反抗和革命;
(2)统治者和资产者们拥有大量的生活必需品,但由于货币和财富都聚集在少数富人手里,广大社会成员没有能力正常购买和消费;
(3)生活必需品都积压在资产者那里,但由于货币和财富都聚集在少数富人手里,统治者和广大社会成员都没有能力正常支配和使用;
等等。
显而易见,如果人类社会所出现大面积的饥饿和死亡现象是以第一种社会现状为基础的,那么,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在所难免。因为,“与其饿死、不如战死”无疑是所有濒临饿死的广大人民群众都有可能萌发并付诸实践的正当的革命理由。只要统治者和社会上确实没有相当的食物来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那么,人类自身通过各种暴力行为消灭大量过剩人口和重新分配物资财富就是恢复生态平衡的唯一途径了。
如果人类社会所出现大面积的饥饿和死亡现象是以第二种社会现状为基础的,那么,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绝难发生。“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再昏庸和吝啬的统治者也决不会守着足以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的大量食物,坐等濒临饿死的广大人民群众起来革命并致自己于死地的。更何况在统治者拥有足够的食物来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的前提下,镇压大规模社会暴力革命运动的成本再低,也绝对会大大高于为广大饥民免费提供食物以从根本上防止他们造反所需要的成本的。
如果人类社会所出现大面积的饥饿和死亡现象是以第三种社会现状为基础的,那么,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能否发生就很难说了。食物、货币和财富都聚集在民间的少数人手里,也就等于广大饥民甚至国家统治者的命运都掌握在分散在社会上的非统治者手里。严酷的现实和未卜的前途迫使这些人不可能甘心情愿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和统治者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同心同德、共渡难关;贪婪的欲望和吝啬的本性也使这些独立的个人很难明确觉察到社会上所出现的大面积的饥饿和死亡现象对他们生存的直接威胁。
所以,面对社会上层出不穷的大面积饥饿和死亡现象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此起彼伏的大规模动乱和战争行为等等,资产中的有些人可能会动恻隐之心,从而慷慨解囊,帮助广大饥民和他们的统治者渡过危机;资产者中的有些人可能会明哲保身,从而无动于衷,设法回避并坐视事态的进一步变化;资产者中的有些人甚至可能直接参加革命运动,支持和帮助革命人民推翻现存统治等等。
总之,生活在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任何时代的资产者们,他们所拥有的私有资产和物资财富以及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的阶级本质。他们在社会斗争中的政治立场是由他们在维护自身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对社会政治局势的观察和分析而得出的结论来决定的。
一般来说,资产者原则上是帮强不帮弱;帮多不帮少;帮官不帮民;帮胜不帮败等等。如果社会政治斗争形势明显有利于统治者,资产者中的大多数人肯定会见利忘义、助桀为虐,尽力帮助统治者镇压社会暴力革命以确保自己的阶级利益;但如果社会政治斗争形势明显有利于革命者,资产者中的大多数人又肯定会见风使舵、推波助澜,纷纷帮助革命者推翻现存统治以寻求自己的个人利益等等。
当然,处在这个发展时期的新旧统治者为了确保自己的特权统治地位,也必然会在利用各种专制权力和暴力手段阻止和镇压社会动乱和民众反抗的同时,想方设法、竭尽全力地为广大饥民提供食物以维持他们的基本生存条件,从而防患于未然。
而且,在统治者认为必要的时候,他们还会不惜以牺牲资产者们甚至自己的部分利益为代价,采取各种严酷的专制和强权措施收缴集中生活必需品并进行统一分配以渡过困难时期。
不过,统治者的这种选择也需要相应的社会经济基础。假如把社会上所有的食物和财富等等都强行集中起来平均使用,仍然不能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的话,那么,人类之间的各种方式的相互残杀甚至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等等也就难以避免了。
综上所述,大面积的饥饿和死亡现象能否导致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或者民族战争等等,完全取决于人类社会当时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和社会物资财富的实际积累以及广大民众对饥饿和贫穷的承受能力,简言之,也就是完全取决于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
毋庸置疑,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是在封建社会经济基础上产生并成长和发展起来的。“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中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2页)毫无疑问,这决不是只有那几个国家和社会才能发生的独有的自然历史现象,而是整个人类世界的所有国家和社会都或早或晚会必然发生的自然历史现象。不仅如此,处于“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4页)而且,资产阶级也必须到处逼迫所有国家和民族接受“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6页)所以,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的发展和进步最终将会迫“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4页)共同行为。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在任何时期都决不是那个国家和地区的独立现象,它的发展和进步在任何时代都必然会受到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实际水平的制约。
既然如此,我们在任何时候观察和分析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所必然导致的周期性商业危机,都不能把眼光仅仅局限于发生商业危机的那几个国家和地区,而是要放眼于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因此而发生的变化和进步,才有可能认识和了解其中的真实关系。
(三)全球经济决定商业危机的性质
回顾人类社会近代的自然历史发展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现象,能够引发社会暴力革命的资产阶级商业危机的恶性循环都集中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上半叶。而且,商业危机主要发生在发达的工业国家和地区,大规模战争的策源地也就是这几个国家和地区,但主要战场却在一些极为贫穷和落后的封建国家和地区,因此而爆发的最终推翻现存统治的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也发生在这些极为贫穷和落后的封建国家和地区。
这些已经发生过的不可否认的客观现象至少向我们证明了近代人类历史运动的几个必然的因果关系:
(1)资本主义世界商业危机的恶性循环局限在一个特定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内,因此而引发的波及整个世界的大规模战争,主要发生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在这之前不可能发生,是因为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的规模还不足以引起世界大战。在这之后也不可能发生,是因为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的规模已经足以制止世界大战。
(2)资本主义世界商业危机的恶性循环没有、也不可能引发本国的能够推翻现存统治的社会暴力革命。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客观上并不存在大量的足以推翻现存统治的长期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广大革命人民,所以也就不存在爆发足以推翻现存统治的社会暴力革命的社会基础。
(3)资本主义世界商业危机的恶性循环所引发的战争,只能直接和间接地推动和促进一些古老的封建国家和地区的能够推翻现存统治的社会暴力革命。
这是因为,这些古老的封建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当时极为低下和落后;社会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和艰苦;社会生态平衡极为脆弱,客观上本来就始终都存在着大量的足以推翻现存统治的长期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的广大革命人民,根本就经不起任何大规模的天灾人祸,所以本身始终都存在着爆发足以推翻现存统治的社会暴力革命的必要条件和社会基础。
所以,当时发达工业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转嫁本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等等,而对这些国家和地区所进行的疯狂掠夺和所发动的侵略战争等等,不过是在不断地打破和摧毁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传统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社会结构,进一步激化和促进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暴力革命运动,迫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尽快更新统治体制以恢复生态平衡,以至于能够早日容忍和接受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而已。
( 四 ) 生产规模决定商业危机的性质
站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少数几个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上,社会上普遍的贫穷和饥饿现象好像是商品过剩导致的。但是,只要站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基础上就不难发现,当时那些没有资产阶级大工业生产的国家和地区则存在着更为严重和普遍的饥饿和死亡现象,这些现象无疑不是商品过剩而主要是粮食歉收所造成的。
也就是说,对于当时的整个人类社会来说,因商品过剩而失业并导致饥饿和死亡的工人毕竟是少数,而因粮食歉收而面临饥饿和死亡的农民则肯定不计其数。
因此,无须任何统计资料证明,仅仅根据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工业化水平极低的历史事实就能确定:当时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所发生的各种形式的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战争的主力,只能是因为农业生产歉收而面临饥饿和死亡的农民,而决不可能是因为工业生产过剩而失业的工人。
由此可见,整个人类社会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所面临和必须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显然是如何大量生产和统一分配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获取的生活必需品以保障和维持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而决不是如何计划生产和平均分配资产阶级大工业创造的生活奢侈品以改善和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整体生活水平。
所以,我们应该不难理解,当时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战争,不管形式有多么复杂;不管内容有多么残酷;不管过程有多么曲折;不管结局有多么失望等等,其根本原因都是因为当时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极为低下和落后,以至于整个人类的生活必需品长期普遍匮乏;以至于人类社会有许许多多的人始终都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以至于有些国家和地区的统治者根本就没有能力对付各种内忧外患;以至于世界各地到处都在爆发争取生存条件和反抗野蛮压迫的暴力革命和民族战争;以至于一些强大的专制国家的统治阶级为了独霸世界转嫁危机,可以肆无忌惮地发动各种形式的侵略战争;以至于整个人类社会不得不通过消灭过剩人口和重新分配财富来恢复生态平衡等等。
所以说,人类社会要想从根本上永远摆脱各种战争的阴影和威胁,就必须将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实际水平提高到相应的程度。没有相当的生产规模和物资基础,人类一切美好的愿望和理想都不可能实现。
这是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人类社会在大多数劳动人民都长期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的发展时期,客观上真正需要通过相互厮杀和残酷战争来争取基本生存条件和空间以及权利的并不是生活和活跃在上层社会的统治阶级和几个政治领袖,而是成百上千万永远都值得同情的、始终都希望过和平、安宁、幸福、美好日子的、因各种原因而失去最低生存条件和空间以及权利的、迫不得已才拿起武器发动和进行各种战争的、原本善良的平民百姓。
但是,根据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到了一定程度以后,资产阶级生产和运动就必然会成为从根本上全面提高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实际水平的唯一方式和途径。而且,无论它在发展和进步过程中所必然产生的社会弊病和坏的方面暂时多么令人难以容忍和接受,它最终也必然会将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提高到不可能再发生任何战争的程度。
因为我们知道,资产阶级生产和运动所导致的商业危机的主要特征和一般表现是商品过剩。假如这种商品过剩使整个人类社会物资财富的积累和生产能力已经达到能够给所有人类长期提供丰衣足食的生活条件的程度的话,那么,仅仅因为它们巨大的数量以及食物容易腐烂变质的特性,我们也不难想象,不管这些商品控制在谁的手里,由谁来支配,人类社会也决不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旨在通过消灭过剩人口和重新分配物质财富来恢复生态平衡的各种类型的残酷的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的。
从这个意义来说,只要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所导致的商业危机还能引起社会暴力革命和各种形式的战争的话,只能说明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的规模和范围还不够大,客观上还不能给整个人类社会提供足够多的剩余产品、特别是足够多的生活必需品。也就是说,过剩商品的数量还没有达到能够让所有统治者和资产者以及富人们仅仅为了自身的安宁就能从容不迫并且心甘情愿地去救济饥民以防患未然的程度。
不难看出,资产阶级生产和运动所导致的商业危机能否引起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从根本上来说还取决于资产阶级生产和运动在整个人类社会的总体规模。
资产阶级生产和运动在整个人类社会的总体规模越小,则说明不适应它发展和进步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结构的总体规模就越大,而完全依赖旧的生产方式而长期维持极为低下的生存条件的人口也就越多。这样以来,旨在彻底摧毁一切旧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统治体制的商业危机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生态平衡所造成的危害无疑也就越严重;劳苦大众直接和间接的因为资产阶级生产和运动而被逼到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现象必然也就越普遍;因此而爆发的民族战争和暴力革命肯定也就越残酷。
所以,只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就不能容忍和接受资产阶级生产和运动所带来的社会弊病和坏的方面;只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统治阶级根本就没有能力控制和阻止由于资产阶级生产和运动所导致的社会动乱和暴力革命的话,就充分说明资产阶级生产和运动还完全不适宜这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和进步,它就必然会在这个国家和地区暂时被取缔和禁止,以待这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提高到适应资产阶级生产和运动的程度以后再重新产生和发展。
(未完看续六)
《政治经济学新论》兼论马克思的第一大思想误区(六)
(五) 小 结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自然规律,资本主义世界的商业危机是否是恶性循环;最终能否导致足以推翻现存统治的社会暴力革命,完全取决于当时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整体实际水平;完全取决于资产阶级生产和运动在整个人类社会的总体规模;完全取决于当时整个人类社会有多少长期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的穷苦民众;完全取决于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结构和统治体制以及意识形态能否容忍和接受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的发展和进步等等,而并不完全在于它自身发展的内在因素和法则。
我们不难想象,就一个国家和地区而言,假如没有极为严重的威胁民众生存的食物匮乏现象;假如没有相当数量的长期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的广大劳动人民,怎么可能产生大规模的能够推翻现存统治的社会暴力革命呢?没有多少平民百姓会在丰衣足食的基础上,甘愿“以身试法”,冒着生命危险去同庞大的国家机器和军队武力抗争,去作无谓的牺牲的。
也就是说,再英明的群众领袖以及再强大的政党组织,客观上也绝对不可能在一个国泰民安、政权稳固的国家里,发动能够推翻现存统治的社会暴力革命的。不管这个国家的统治体制实际上有多么专制,也不管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看起来有多么腐败。
就整个人类社会而言, 假如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统治者都能轻而易举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需要;假如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国力都能抵御任何武装侵略和干涉,怎么可能发生大规模的能够吞并一些国家和征服一些民族的侵略战争呢?没有那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会在明显的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贸然发动毫无把握取胜的侵略战争以自取灭亡的。
也就是说,再强悍的野蛮民族以及再霸道的专制国家,客观上也绝对不可能在已经强国如林、戒备森严的世界上,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并吞并其他国家和征服其他民族的。不管其他国家的统治体制看上去有多么脆弱,也不管其他民族的整体素质看起来有多么低下。
所以,从表面上来看,资本主义世界的周期性商业危机似乎是人类社会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所发生的各种形式的大规模战争的根本原因。其实不然,假如当时整个人类社会不存在极为严重的威胁广大民众生存的食物匮乏现象;假如当时整个人类社会不存在相当数量的长期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的广大劳动人民,假如当时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统治者都能轻而易举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需要;假如当时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国力都能够抵御任何武装侵略和干涉等等的话,那么,资本主义世界的周期性商业危机再严重,商品过剩的再多,也决不可能爆发任何形式的全球性的大规模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的。
仅由此我们就可以肯定,资本主义世界的周期性商业危机,决不是人类社会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所发生的各种形式的大规模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的根本原因。其根本原因实际上应该是当时整个人类社会的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结构和统治体制还远远不能适应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的发展和进步,或者说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和民主运动以及生存观念和法治原则等等还绝对不适宜当时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和进步等等。
毫无疑问,只要我们能够站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个自然演变过程的高度来俯瞰近代的世界变化,就不难认识和了解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资产阶级生产和运动所导致的商业危机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直接和间接引发的一切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不管有多么剧烈和残酷,从根本上来说也都是整个人类社会由封建土地所有制时代向资产阶级所有制时代演变和过渡过程中所必然发生的自然现象,而决不是资产阶级时代即将终结的征兆。
因为我们不难想象,假如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的资产阶级生产和运动都达到能够导致商业危机的程度的话,那么,整个人类社会客观上将会存在多少过剩的食物和其它商品。而再吝啬的统治者、资产者和那些富人们,怎么可能守着大量的食物和其它商品坐视广大劳动人民冻饿致死,等待他们组织起来拿起武器发动大规模的暴力革命运动来致自己于死地呢?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生产和运动所导致的商业危机本身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引发大规模的暴力革命运动,只要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能够全面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时期,那么,资产阶级生产和运动所导致的商业危机客观上也就决不可能再引发任何性质的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运动和国家之间的各种战争了。
根据以上历史事实和理论推理,我们不难理解属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对于我们人类社会的整个自然历史发展过程来说,从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在人类社会产生的那一天开始,至少要到资产阶级能够“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5页)的那一天为止,“整个历史运动都集中在资产阶级手里;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9页)
显而易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产阶级生产和运动所导致的商业危机能否引发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无疑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能否全面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时期的划时代标志。
也就是说,只要资产阶级生产和运动所导致的商业危机能够在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引发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而且革命和战争的结果是取缔和禁止了资产阶级生产和运动的话,则充分证明这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暂时还不适应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的发展和进步。
与此相反,只要资产阶级生产和运动所导致的商业危机已经绝对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引发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因此而产生的各种政治变革和社会变化都明显是在适应和促进资产阶级生产和运动的话,则充分证明这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已经能够适应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的发展和进步,并开始全面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时期了。
因为,就资产阶级生产和运动本身的主要动机和消费对象以及发展趋势和最终目的而言,资产阶级生产和运动无疑是人类在生活必需品已经能够基本满足的基础上,将花色品种越来越多的工业奢侈品逐渐转变成消费范围越来越大的生活必需品的根本方式,归根到底就是为了不断满足人类对奢侈生活的无止境的追求和享受的社会行为。
因此,从根本上来说,资产阶级生产和运动只能是社会普遍康宁安定和大众都能丰衣足食的产物,它的迅猛发展和高速进步无疑需要所有民族的和平共处和整个人类的生存无忧。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本质上是反对任何理由和任何形式的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的。
所以说,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还能发生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本身,就充分证明这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还没有完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时期。
由于资产阶级实现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只能是以彻底否定和摧毁世界上一切与之相对立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为代价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要资产阶级还没有实现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资产阶级生产和运动所导致的周期性商业危机,就应该是最终致所有阻止和妨碍资产阶级实现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的社会因素于死地的革命运动。
当然,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否定和掩饰这样一些十分残酷和非常悲壮的历史事实,那就是:在人类社会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结构、统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等等,还完全不适宜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的发展和进步的历史时期,由于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的发展和进步所导致的周期性商业危机,对人类社会一切旧的生态系统的一次比一次猛烈的毁灭性打击,导致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原本就极为落后和原始的经济基础迅速全面崩溃,十分严重地破坏了整个人类社会原本就极为脆弱的生态平衡,迫使整个人类不得不越来越频繁地通过消灭大量过剩人口和重新分配物资财富来解决这些根本矛盾,于是在相对短的历史时期内引发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大大小小的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使整个人类社会为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的发展与进步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而且,我们更不能因此而否定和掩饰这样一些十分残酷和非常悲壮的历史事实:在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极为低下和落后的时代里,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为了保障和维护自己建立在大多数劳动者极为贫困并不时面临饥饿和死亡威胁的基础上的奢侈生活,不惜充当灭绝人性的刽子手、侵略者、暴徒和恶棍等等,利用自己通过各种方式所获取的权利,冠冕堂皇地采取各种卑鄙无耻的暴力手段,残酷地打击和血腥地镇压广大劳动人民因不堪忍受饥饿和死亡的长期困扰和威胁而爆发的暴力反抗和武装革命等等,直接和间接地屠杀和致残了亿万无辜的生灵,因此而对整个人类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
总而言之,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由封建主义时代向资本主义时代过渡所起的总体作用无疑是革命和进步的,但它在还能引发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的历史时期,其局部作用无疑又是反革命和反人民的。
当然,“问题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
用辨证的眼光来观察和分析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的发展和进步所导致的商业危机就会发现这样一个客观规律:由于周期性商业危机是一个国家和地区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逐渐成熟的唯一途径,也是这个国家和地区能否全面进入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时代的重要标志,所以,什么时候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的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的发展和进步都能导致商业危机了;什么时候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的发展和进步所导致的商业危机,客观上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再会引起大面积的极端贫困和生存危机了;什么时候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的发展和进步所导致的商业危机,客观上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再会引起大规模的民族战争和暴力革命了,等等,什么时候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的发展和进步所导致的商业危机,也就成为不断促进和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良性循环了。
五、 商业危机的良性循环
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的发展和进步所导致的商业危机在人类社会能够全面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时期以后就必然会成为良性循环呢?
下面我就根据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阶级以及社会形态在商业危机中的一般表现和主要变化来大概分析一下其间的自然规律和真实关系。
(一)商业危机中的资产者
资产者在周期性商业危机到来前后的一般表现客观上应该是怎样的呢?
一般来说,一个资本家在自己的工厂所生产的产品适销对路、供不应求的时侯,尽力扩大生产能力、不断增加产品数量以获取更大利润是他的本能反应。一旦产品滞销开始积压时,他的资本就会逐渐物化成生产资料和剩余产品而无法正常流动了。资金周转困难最终必然会迫使他限产、停产和转产甚至破产等等。显而易见,仅受资金欠缺这一大生产要素的限制,他的工厂的产品积压也是有限度的。没有几个资本家能够把产品积压到送都没人要的地步才停止生产的。
作为一个资本家,面对已经出现的产品过剩现象,所必须和能够采取的对策和措施及其结局大概是怎样的呢?
1、限制产品数量、提高产品质量、减少生产成本、降低销售价格等等,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以好取胜、以慢求生、消极防守、等待转机。
2、寻求同业兼并、建立共守同盟、力争优化组合、实现行业垄断等等,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趁火打劫、压价收购、扩充实力、以攻为守。
3、转让生产资料、退出市场竞争、持币默默观望、等待投资机会等等,在力不能及的情况下,忍痛割肉、保存实力、以静制动、以守为攻。
4、申请破产保护、免去内外债务、重归穷人行列、另寻生活出路等等,在力不能及的情况下,撤出江湖、明哲保身、得过且过、等待时机。
另外,还有许许多多的资本家和准资本家们在琢磨新的消费热点;在探索新的投资方向;在寻找新的创业领域;在等待新的发财机会等等。
至于孤注一掷、铤而走险、销毁产品、荒废产业等等极端行为,决不可能是历次商业危机期间所有资本家都非如此不可的普遍选择。客观上恐怕没有多少资本家会在商业危机中走上绝路的。
这样以来,根据资本家在周期性商业危机中一般能够或者必须采取的对策和措施及其结局,我们就不难看出整个资产阶级在周期性商业危机中将会失去什么和得到什么了。
假如此次商业危机没有引发大规模的民族战争和社会革命的话,一般资产者的命运大概会有以下表现:
将有一部分资本家保存了实力、提高了竞争力、从商业危机中挺了出来;
将有一部分资本家扩充了实力、增强了垄断力、从商业危机中闯了出来;
将有一部分资本家抽回了资金、拥有了选择权、从商业危机中走了出来;
将有一部分资本家丢掉了资本、失去了经营权、从商业危机中熬了出来;
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资本家、准资本家们筹集了相当的资金,静观社会的剧烈变化,客观上为即将到来的商业繁荣奠定了相应的经济基础。
毫无疑问,不管资本家个人在商业危机中的具体的处境和结局如何,对于整个资产阶级来说,没有引发大规模民族战争和暴力革命的周期性商业危机,必然会通过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残酷的自由竞争过程,扩大资产阶级的强者势力、减少资产阶级的弱者数量、调整资产阶级的生产能力、聚集资产阶级的闲散资金等等,从而为全面提高资产阶级的经营素质、增强资产阶级的生产能力、拓宽资产阶级的创业空间、促进资产阶级的发展速度等等奠定了相应的社会基础。
显而易见,从根本上来说,周期性的商业危机将会迫使资产阶级一步步成长壮大起来。
(未完看续七)
《政治经济学新论》兼论马克思的第一大思想误区(七)
(二)商业危机中的无产者
无产者在周期性商业危机到来前后的一般表现客观上应该是怎样的呢?
一般来说,一个无产者在所在的工厂所生产的产品适销对路、供不应求的时候,拼命提高工作效率、自愿增加劳动时间以争取更多劳动报酬是他的本能反应。一旦工厂停工失业回家后,他的积蓄就会逐渐转化成生活资料和必要开支而无法继续增加了。生活逐渐困难最终必然会迫使他继续择业、求职和谋财。显而易见,仅受生存危机这一大基本要素的驱使,他在现实中的搏击方式也会是多样的,没有几个无产者会坐等到自己已经活不下去的地步才去谋求生路的。
作为一个无产者,面对已经出现的生活困难现象,所能够采取的对策和措施及其结局大概是怎样的呢?
1、接受苛刻条件、自减工资标准、提高劳动效率、搞好劳资关系,在能够忍受的基础上,以优取胜、以勤求生、讨好雇主、共渡危机;
2、积极提高技能、主动适应社会、不愿屈从将就、到处谋求高薪,在广泛选择的基础上,以才取胜、以动求生、自强不息、从容过关;
3、被逼失业无靠、迫使改变观念、降低择业标准、匆忙寻找生路,在紧缩开支的基础上,有啥干啥、能挣则挣、穷不嫌少、饥不择食;
4、自小缺德少才、一向厌恶劳动、幻想天降财运、经常惹是生非,在没有饿死的基础上,有啥吃啥、能混则混、给饭叫爹、给奶认娘。
另外,还有许许多多的无产者和准无产者们在研究怎样消灭剥削;在讨论如何组织反抗;在争取彻底解放自己;在筹划早日实现理想等等。
至于捣毁机器、破坏工厂、打富济贫、武装暴动等等极端行为,决不可能是历次商业危机期间,无产者非如此不可的普遍选择。客观上恐怕没有多少无产者会在丰衣足食的基础上武装暴动并反抗国家的。
这样以来,根据无产者在周期性商业危机中一般能够或者必须采取的对策和措施及其结局,我们就不难看出整个无产阶级在周期性商业危机中将会失去什么和得到什么了。
假如此次商业危机没有引发大规模的民族战争和社会革命的话,一般无产者的命运大概会有以下表现:
将有一部分无产者降低了标准、适应了环境、从商业危机中挺了出来;
将有一部分无产者另谋了高职、提高了待遇、从商业危机中闯了出来;
将有一部分无产者变换了工作、获得了新生、从商业危机中走了出来;
将有一部分无产者失去了希望、变成了游民、从商业危机中熬了出来;
当然,也有许许多多的无产者、准无产者们因此而提前告别了人世,成为被消灭的过剩人口,客观上为即将到来的商业繁荣奠定了相应的生态基础。
毫无疑问,不管无产者个人在商业危机中的具体的处境和结局如何,对于整个无产阶级来说,没有引发大规模民族战争和暴力革命的周期性商业危机必然也会通过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残酷的自由竞争过程,扩大无产阶级的强者队伍、缩小无产阶级的弱者数量、增加无产阶级的生存空间、降低无产阶级的依赖条件等等,从而为全面提高无产阶级的生存素质、增强无产阶级的适应能力、拓宽无产阶级的就业领域、改善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等等奠定了相应的社会基础。
显而易见,从长远上来看,周期性的商业危机也将会迫使无产阶级一天天成熟理智起来。
(三)商业危机的社会形态
社会经济形态在已经不可能引起大规模民族战争和暴力革命的周期性商业危机中的一般表现和变化特征以及发展趋势又是怎样的呢?
A、商业停顿、市场盈溢
商业应该泛指已经成为商品的劳动产品的流通领域。
商业停顿也就是因商品过剩而造成的社会现象。
商品过剩也就是商业资产者购进的劳动产品卖不出去所导致的积压现象。
已经成为商品的劳动产品出现卖不出去的情况而导致积压,这首先说明商业资产者的存货和供货能力暂时大大超过了社会公众的购买和消费能力。从根本上来说,这种社会现象大概还要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a)受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的制约,社会大多数成员的生活水平及其购买和消费能力都极为低下,即便是维持最低生存条件所迫切需要的生活必需品都经常无钱购买和消费,就更谈不上大量购买和消费生活奢侈品了。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连生活必需的商品都很容易大量过剩,更不要说生活奢侈品了。尽管此时的社会生产总体规模相对来说无疑还非常弱小。
(b)受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的影响,社会大多数成员的生活水平及其购买和消费能力都有所提高,已经普遍能够长期维持最低生存条件了,不过暂时还没有能力大量购买和消费那些与基本生存无关的生活奢侈品。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大量过剩的无疑是生活奢侈品。此时的社会生产总体规模相对来说无疑已经颇为强大了。
(c)受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的促进,社会大多数成员的生活水平及其购买和消费能力都大大提高,不仅能够确切保障和相对满足基本生存需要,而且已经有能力大量购买和消费那些与基本生存无关的抵、中挡生活奢侈品了。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普遍过剩的无疑是那些中、高档生活奢侈品。此时的社会生产总体规模相对来说无疑已经十分强大了。
等等。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从表面上来看,资产阶级生产和运动在人类社会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各个时期所造成的商业停顿、市场盈溢现象似乎没什么区别,其实不然,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越低,人类普遍的生活水平及其购买和消费能力也就越差,商业停顿、市场盈溢的总体规模也就越小;与此相反,商业停顿、市场盈溢的总体规模越大,说明人类普遍的生活水平及其购买和消费能力也就越强,说明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也就越高。
所以,资产阶级生产和运动在人类社会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发展时期所造成的商业停顿、市场盈溢的总体规模,客观上严格受人类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的制约,绝对不可能存在与人类生活的普遍水平反差不相对应的商业停顿、市场盈溢现象。
由此推论,资产阶级生产和运动在整个人类社会所造成的商业停顿、市场盈溢的总体规模大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充分表明人类普遍的生活水平及其购买和消费能力也达到了相应的程度,整个人类的基本生存条件也就很难因此而受到根本的威胁和破坏了。
因此,只要资产阶级生产和运动在整个人类社会所造成的商业停顿、市场盈溢,客观上已经不能引起大规模的民族战争和暴力革命的话。那么,不管它的表现在表面看来多么剧烈,也不管它的损失在表面看来多么惨重,首当其冲直接受害的,无疑是占有积压商品的商业资产者。
毫无疑问,商品的大量积压必然导致商业资产者的大量资金物化而难以周转。资金周转困难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又必然会迫使商业资产者做出一系列痛苦的抉择。同产业资本家一样,商业资本家此时所必须和能够采取的对策和措施及其结局大概也无非就是以下几种:
(1)限制进货数量、提高进货质量、减少商品成本、降低销售价格等等,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以好取胜、以优求生、竭力维持、力挽狂澜。
(2)寻求同业兼并、建立共守同盟、力争优化组合、实现区域垄断等等,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趁火打劫、压价收购、扩充实力、以攻为守。
(3)转让积压商品、退出市场竞争、持币默默观望、等待投资机会等等,在力不能及的情况下,忍痛割肉、保存实力、以静制动、转守为攻。
(4)申请破产保护、免去内外债务、重归穷人行列、另寻生活出路等等,在力不能及的情况下,撤出江湖、明哲保身、得过且过、等待转机。
等等。
当然,不管商业停顿、市场盈溢期间商业资产者所必须和能够采取的对策和措施及其结局如何,商品价格普遍不断降低则是这个时期的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不难想象,商品价格普遍不断降低必然会使广大消费者手中的货币不断升值,使他们的实际购买和消费能力因此而不断增强。假如广大消费者的个人收入没有因为商业停顿、市场盈溢而降低的话,那么,他们无疑是商业停顿、市场盈溢的最大收益者。
B、产品滞销、工厂关门
产品应该泛指已经生产出来但还没有销售出去并成为商品的物资财富。
产品滞销也就是因生产过剩而造成的工厂经营不良的现象。
生产过剩显然就是由于工业资产者组织生产的物资财富卖不出去而产生的工业运转不良的现象。
已经成为产品的物资财富普遍出现卖不出去的情况而导致积压,这首先说明工业资产者的生产和供货能力大大超过了商业资产者的倒卖和销售能力。从根本上来说,造成这种工业运转不良现象的主要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a)由于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生产机器的不断改进;产业结构的优化演变;劳动强度的逐渐降低等等原因,使得工厂生产的速度猛烈加快,以至于现有的个别生产领域的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暂时迅速超过了社会的实际需求,从而造成局部的生产过剩,导致一些工厂因此而运转不良;
(b)由于经济基础的低下水平;生产资料的自然属性;统治体制的专制结构;人民生活的贫穷落后等等原因,使得大工业生产的扩张受到局限,以至于不能很快的开拓和创造新的生产领域和消费空间来不断满足人类的各种需要,从而造成局部的生产过剩,导致一些工厂因此而运转不良;
(c)由于物资财富的普遍匮乏;广大民众的愚昧无知;统治阶级的封建观念;贫民百姓的嫉富心理等等原因,使得资本流通的方式严重受控,以至于广大劳动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不能随着资产者和富人们对奢侈生活的疯狂追求和享受而迅速得到改善和提高,从而造成局部的生产过剩,导致一些工厂因此而运转不良。
等等。
当然,造成产品滞销、工厂关门的主要原因和造成商业停顿、市场盈溢的主要原因一脉相承,它们之间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它们互相的表现也是大同小异的。
因此,只要表面看来是由资产阶级工业生产的发展和进步所造成的产品滞销、工厂关门等等社会现象,客观上已经不能引起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的话。那么,不管它的表现在表面看来多么剧烈,也不管它的损失在表面看来多么惨重,首当其冲直接受害的无疑是占有生产资料并经营工厂的工业资产者。
毫无疑问,产品的大量积压必然也会导致工业资产者的大量资金物化而难以周转。而资金周转困难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又必然会迫使工业资产者做出一系列痛苦的抉择。同所有资产者一样,他们所必须和能够采取的对策和措施及其结局无非也就是前面分析的那几种,在此就不重复了。
同商业停顿、市场盈溢的主要特征一样,不管产品滞销、工厂关门期间工业资产者所必须和能够采取的对策和措施及其结局如何,工业产品和物资财富以及生产资料的价格普遍不断降低也是这个时期的工业经营活动的主要特征。不难想象,工业产品和物资财富以及生产资料的价格普遍不断降低必然会使货币不断升值,使整个社会的实际购买和消费能力因此而有所提高。而且,产品滞销、工厂关门也只是相对的局部和暂时现象,已经创造出来的生产资料和物资财富并不会因此全部消失,它们将会换种形式继续为人类社会服务。所以,只要人类社会没有因为产品滞销、工厂关门而引发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那么,暂时的产品滞销和个别的工厂关门现象也是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的。
C、银根奇紧、信用停止
毋庸置疑,一旦商业停顿、市场盈溢、产品滞销、工厂关门等等,几乎所有经营实业的资本家都有可能因为资金周转困难而无法如期偿还银行的贷款本息。商店和工厂以及各类企业的纷纷倒闭破产给银行造成的许多呆帐、坏帐和死帐以及经济的萧条和通货的紧缩现象又导致银行不敢轻易发放贷款。而社会广大民众特别是那些有钱人,面对疯狂的商业危机和恶劣的投资环境以及凶险的生存条件和动荡的政治态势等等,也不得不逐渐压缩开支、减少消费并将余钱存入银行以求保值。
这样以来,银行必然会由于一方面旧的贷款收不上来,新的贷款放不出去而减少利润;一方面又因为存款余额的不断增加而加重负担,长期下去必然会导致银行出现全面的经营性亏损。如此亏损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必然会迫使金融资产者做出如下痛苦的抉择:
(1)不断降低存款利率,迅速减少银行的直接损失;
(2)不断降低贷款利率,积极寻求可靠的放贷对象,给信用好的贷款者提供各种优惠条件,争取尽快恢复银行的资金周转速度;
(3)竭尽全力收回旧的贷款本息,并清理各种呆帐、坏帐和死帐,把银行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4)在亏损严重、资不抵债的情况下申请破产保护,彻底清盘以偿还债务;
等等。
显而易见,只要银行不倒闭破产,那么,虽说降低存款利率会给广大储户造成一定的利息损失,但是,相对商业危机期间货币不断增值所带来的利益,社会公众因为银行在商业危机期间的全面亏损而直接承担的风险还是很有限的。损失惨重的应该是金融资产者。
当然,不管各个银行在商业危机期间的账面亏损有多大,社会全部资金仍然以各种形式存在并流通在社会上,继续为人们的生产和消费服务。所以,银行的亏损本身必然会使社会公众整体受益。而银根奇紧、信用停止又必然会迫使银行大量聚集闲散资金、谨慎选择投资对象、放弃落后亏损项目、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等等,客观上为国民经济的复苏和腾飞奠定相应的资金基础。
(未完看续八)
《政治经济学新论》兼论马克思的第一大思想误区(八)
(四)商业危机的循环规律
周期性商业危机期间的商业停顿、市场盈溢、产品滞销、工厂关门、银根奇紧、信用停止等等现象,无疑会因为历次周期性商业危机发生时所处的时代和区域的不同而出现一定的差别,但这并不是我要研究的。我只是想根据其一般表现和主要特征以及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来大概论证一下,周期性商业危机所出现的这些非常现象在没有引发大规模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的基础上,给社会发展和进步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的利与弊。
长期以来,人们受资产阶级时代的各个时期所爆发的商业危机的错综复杂的表面现象的迷惑,很容易忽略其中一个十分简单但能揭示商业危机内在规律的事实。
这个简单的事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推理来论证它:
不言而喻,在任何一次商业危机期间,商业停顿、市场盈溢,商业资本家纷纷因资金周转困难而破产,说明商业资本家手里不会有大量的属于自己的货币;产品滞销、工厂关门,工业资本家纷纷因资金周转困难而停产,可见工业资本家手里也没有大量的属于自己的货币;银根奇紧、信用停止,银行的旧贷收不上来,新贷放不出去,银行普遍亏损,说明金融资本家手里也没有大量的属于自己的货币等等。但是,国家发放的货币总额是绝对不会因为商业危机而减少和消失的。那么,在商业危机期间,大量的货币应该掌握在谁的手里还难以想象吗?
仅仅根据居民储蓄存款必将随着商业危机的发生和加剧,而不断增长的社会现象我们就能确定:在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商业危机期间,持有大量货币的应该是非资本家阶级的广大社会成员。
资本家阶级占有和支配着大量的生产资料和物资财富,并不等于就能够占有和支配大量的银行存款和货币资金。不会投资赚钱的人,是很难成为资本家阶级的成员的。所以,一旦爆发大规模的商业危机,压在资本家阶级手里的只能是大量的生产资料和物资财富,而决不会是大量的银行存款和货币资金。这是客观规律。
同样,广大社会成员不去疯狂地购买大量的生活资料和追求奢侈的生活方式以及投资去赚钱和开厂当老板等等,并不等于他们不拥有总量大的惊人的银行存款和货币资金,只是平均到每个人头上微不足道而已。再则,作为普通百姓,不能大把大把的挣钱,谁又敢大把大把的花钱呢?
所以,一旦爆发大规模的商业危机,面对失业和贫穷甚至饥饿和死亡的威胁,广大社会成员都必然会通过压缩日用开支、降低生活水平、躲避投资风险、增加个人存款等等方式来防备不测的。“坐吃山空”“有备无患”的道理,恐怕古今中外的人们都懂。
由此可见,在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商业危机期间,总量大的惊人的银行存款和货币资金肯定分散掌握在广大非资本家的社会成员手里。这也是客观规律。
了解了这个简单的事实以后,我们就不难发现周期性商业危机在没有引发大规模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的基础上的一般循环规律:
工业资本家用大量的资金改进机器、扩大生产等等,最终必然会导致暂时的生产过剩、产品滞销等等现象;而资金周转困难必然会迫使一些工业资本家裁减工人甚至关闭工厂等等;
而工业资本家用于改进机器、扩大生产、购买原料、积压产品等等的大量资金,必然会通过各种方式流入社会,分散掌握广大在非资本家手里;
但是,社会上越来越普遍和严重的商品滞销和就业困难以及经济萧条和生活紧张等等严酷的现实状况,又迫使几乎所有人都不得不通过压缩日用开支、降低生活水平、躲避投资风险、增加个人存款等等方式来防备不测,从而大大降低了整个社会的购买和消费能力;
然而,整个社会的购买和消费能力的普遍降低,必然会导致商业停顿、市场盈溢;商业停顿、市场盈溢又必然会导致一些商业资本家的破产以及社会流通和服务领域的大面积减薪和失业等等;
而且,普遍的生产过剩、产品滞销、商业停顿、市场盈溢等等,还必然会给金融系统造成许多呆帐、坏帐和死帐,使整个资本家阶级的社会信用普遍降低,从而逼迫金融资本家不得不紧缩银根,以防发生更多的呆帐、坏帐和死帐而导致自己的破产;
但是,处于困境的各类资本家得不到必要的资金进行维持,必然会有更多的资本家亏损和破产以及更多的无产者减薪和失业;
于是,人们又不得不进一步压缩日用开支、降低生活水平、躲避投资风险、谨用个人存款等等以防不测;
这样以来,势必会导致商业继续停顿、市场继续盈溢、产品继续滞销、工厂继续关门、银根继续奇紧、信用继续停止、破产继续发生、工人继续失业等等,周而复始、越演越烈,形成商业危机的基本循环规律。
认识周期性商业危机的基本循环规律以后,我们就不难发现周期性商业危机产生和变化的真实关系。
毫无疑问,导致周期性商业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商品流通暂时相对停顿。而商品流通暂时相对停顿,无疑是因为“流通手段即货币成为流通的障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237页)。既然我们可以肯定大量货币在商业危机期间,主要掌握在非资本家的广大社会成员手里。那么,我们也就可以肯定:非资本化的货币占有是导致周期性商业危机的主要社会根源。
显而易见,这一观点必然会得出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思想巨匠的有关论点截然不同的结论:资产阶级时代的周期性商业危机并不是由于“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达到剧烈爆发的地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237页)而产生的,而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和非资本化的货币占有之间的矛盾达到剧烈爆发的地步所造成的。
(五)商业危机的进步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客观上没有引发大规模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的商业危机爆发以后,在社会暂时和相对的商业停顿、市场盈溢、产品滞销、工厂关门、银根奇紧、信用停止等等过程中,就直接损失的绝对值而言,损失最大的莫过于资本家阶级。他们中的一些人有可能因此而将过去所赚取的所有利润全部赔光,转眼成为身无分文的无产者。
由于社会货币总量不会因商业危机而发生太大变化,所以,资本家阶级大量赔钱也就意味着非资本家阶级在大量赚钱;
由于降低商品价格是资本家阶级应付商业危机的主要手段,所以,大规模的通货紧缩也就意味着民众手里的货币在不断升值;
由于社会物资财富不会因为占有者的破产而彻底消失,所以,周期性的商业危机也就意味着社会物资财富的重新分配等等。
由此可见,商业危机中的真正的主要收益者应该是整个社会和广大非资本家阶级,特别是那些没有因商业危机而引发战争的社会,以及没有因商业危机而减少收入的人们。
而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发生的没有引发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的周期性商业危机,不管表面上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有多大、损失有多重,实际都是在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
“有几个数字可以大体表明现代生产资料即使在资本主义压制下也有巨大的张力。根据吉芬的计算,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全部财富如下:1814年-----22亿英镑,等于440亿马克;1865年----61亿英镑,等于1220亿马克;1875年-----85亿英镑,等于1700亿马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 第244页)
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在能够引起社会动乱甚至战争的剧烈的经济危机的不断打击下,还能如此迅猛地增长,更不用说当今绝无动乱和战争之忧的工业已经极为发达和经济已经非常繁荣以及国家已经十分强盛等等的资本主义世界了。
所以,只要我们能够站在整个人类社会的自然历史进程的高度上来观察资产阶级时代的周期性商业危机现象,就不难发现人类历史运动在这个时期的真实关系和发展规律:在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极为低下的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发展时期,由于各方面客观条件的制约,人类只能通过不时爆发大规模的民族战争和暴力革命来消灭大量剩余人口和重新分配物资财富以恢复生态平衡;而在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生存条件客观上已经能够得到确切保障和维持的以资产阶级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发展时期,同样受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客观条件的制约,人类就只能通过不时爆发大规模的商业危机和产业革命来重新分配物资财富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恢复生态平衡了。
至于部分社会成员因商业危机而减薪、待岗甚至失业等等所造成的损失,相对来说就很间接和相对了。虽说损失的总值可能惊人,但摊到具体的个人头上恐怕就十分有限了,同整个社会和广大民众因商业危机所得到的巨大实惠相比,损失肯定大大小于收益。
再则,商业危机对社会和民众造成的危害的程度也是随着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的提高而降低的。
也就是说,广大劳动人民普遍的生活水平及其购买和消费能力越低,其个人的经济基础和应变能力等等也就越差,因暂时的减薪、待岗甚至失业给个人带来的损失也就越容易危及他们的基本生存条件,甚至直接造成他们的饥饿和死亡以及反抗和革命等等;
与此相反,广大劳动人民普遍的生活水平及其购买和和消费能力越高,其个人的经济基础和应变能力等等也就越强,因暂时的减薪、待岗甚至失业而给个人带来的损失就越不能破坏他们的基本生存条件,因此也就根本不可能再直接造成他们的饥饿和死亡以及反抗和革命等等了。
从表面上来看,资产阶级时代的各个时期所爆发的商业危机的一般表现和主要特征似乎没什么区别,由它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必然结局也应该是一样的。
其实不然,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资产阶级私有制能够大面积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上,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整体实际水平越低,说明世界上依赖封建土地所有制而生存的人口越多,资产阶级生产和运动的总体规模也就越小,整个人类普遍的生活水平及其购买和消费能力也就越差,因资产阶级大工业的生产过剩而失业的劳动者也就越多,周期性商业危机引发大规模民族战争和暴力革命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与此相反,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整体实际水平越高,依赖封建土地所有制而生存的人口也就越少,资产阶级生产和运动的总体规模也就越大,整个人类普遍的生活水平及其购买和消费能力也就越高,因资产阶级大工业的生产过剩而失业的劳动者也就越少,周期性商业危机引发大规模民族战争和暴力革命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所以,资产阶级生产和运动在人类社会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发展时期所造成的周期性商业危机的总体规模和实际危害,客观上严格受人类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的制约,绝对不可能出现与当时人类普遍的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不相对应的商业危机现象。
由此推论,资产阶级生产和运动在整个人类社会所造成的商业危机的总体规模越大,表明整个人类普遍的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越强,同时也表明人类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越高。而当整个人类社会的工业生产的规模和物资财富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以后,整个人类的最低生存条件客观上也就很难因为任何类型的商业危机和自然灾害而受到根本的威胁和破坏了。
当然,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自然历史进程的角度上来看,那就不管资产阶级时代的周期性商业危机是导致大规模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的“恶性循环”,还是导致大规模社会资产重组和产业结构革命的“良性循环”,其客观的历史使命和必然结果都是在通过各种方式恢复生态平衡,为下一轮的生产扩张和经济腾飞奠定相应的社会基础,实际上都在推动和促进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产阶级时代的周期性商业危机的历史作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进步的。
其实这个道理现在看来很简单,人类的基本需要和生存本能决定人类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会完全停止消费和生产的,至少决不会完全停止对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和生产,这是从根本上决定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最基本的客观规律。
根据这个客观规律我们不难想象:在人类社会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供应根本就无法满足所有人类不断增长的基本需要的发展时期,人类社会就自然会产生争夺生存条件、空间和权利的民族和阶级对抗和斗争;
而人类社会民族和阶级对抗和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通过各种战争和革命以及其它方式相互残杀、掠夺和征服;
而且,不管人类社会民族和阶级对抗和斗争的过程多么野蛮和残酷或者多么“文明”和“合法”,其最终结果无非就是一部分人被残杀、掠夺和征服,失去了过去那种生存的条件、空间和权利;一部分人通过残杀、掠夺和征服,得到了现在这种生存的条件、空间和权利等等。
由此可见,即便就是人类的所有惨绝人寰的非正常死亡现象,客观上也都是在为活着的人活的更好而创造条件和机会。说到底就是用少数人的牺牲和痛苦来换取多数人的生存和幸福。
毫无疑问,从根本上来说,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所出现的所有客观上不可避免的相互残杀、掠夺和征服等等,其本身也是当时促进和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要方式和主要途径。
既然人类社会的所有不可避免的相互残杀、掠夺和征服本身都是促进和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要方式和主要途径。那么,没有引发大规模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的资本主义周期性商业危机就更是如此了。
我们可以简单地想象一下,由于商业危机主要是因为社会货币非资本化而导致的。那么,至少由于人类一刻也不能停的生活必需品的大量消费,也必然会迫使所有非资本家手里的货币逐渐向资本家手里转移,等到资本家或准资本家手里的货币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社会剩余商品也就消耗的差不多了。于是,新一轮的投资、新一轮的创业、新一轮的生产、新一轮的投机、新一轮的奋斗、新一轮的消费等等也就重新开始了。
经历过数次的商业危机、饱尝了许多的酸甜苦辣、总结了丰富的经验教训、积累了相当的物资基础的资本家或准资本家们,肯定会纷纷将资本投向那些前景看好、风险较小的生产领域。于是,先进的生产空间会不断扩大;传统的生产结构会得到调整;科学的生产方式会大量运用;过时的生产工具会逐渐淘汰;合理的生产行业会迅速发展;饱和的生产领域会自行压缩等等,这就势必会使整个人类社会在每次没有引发大规模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的周期性商业危机发生以后,都能以更为强大、更具活力的崭新面目出现,并一步步繁荣昌盛起来。
总之,资产阶级生产和运动的发展和进步所导致的周期性商业危机现象并不是有害无益的;它的爆发频率和历史作用是由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的利与弊是因时、因地、因人、因社会经济基础等等的不同相对而言的。
(未完看续九)
《政治经济学新论》兼论马克思的第一大思想误区(九)
本 文 小 结
通过本文对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所导致的周期性商业危机的一般表现和主要特征以及客观变化的全面剖析,我认为至少可以论证以下几个理论观点:
(1)对整个人类社会而言,迄今为止从来都没有也决不可能出现普遍性的商品绝对过剩现象。所以,也绝对没有出现过因商品普遍绝对过剩而导致的周期性商业危机现象。以往任何时期的周期性商业危机都决不可能是“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7页)而造成的。
(2)人类社会生活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空间是人类绝对不可能满足的无限大的领域。因此,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发展和进步的空间也是无限大的。资产阶级绝对不会“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7页)而被消灭。
(3)理想的资本主义社会只能是世界长期安定和人类普遍康宁的产物。周期性商业危机只要还能引发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等等,就充分说明整个人类社会还没有完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时期,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还不适宜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的发展和进步。
(4)机器的不断改进和生产的无限扩张不是只能导致周期性商业危机的主要因素和根本原因,也是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最终垄断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和消费,并逐渐将人类社会的生产和消费推向更广阔和高级的空间和领域的主要方式和重要手段,当然也是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周期性商业危机的唯一途径和积极办法。
(5)周期性商业危机并不是由于“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达到剧烈爆发的地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237页)的结果,而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和“货币资金非资本家占有”之间的矛盾达到一定程度以后而相互影响和剧烈冲突的结果。
(6)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能够得到确切保障和维持的基础上,任何类型的再剧烈、再严酷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商业危机也绝对不会导致所有商业停顿、整个市场盈溢、全部产品滞销;当然也不会造成所有工厂关门、整个银根奇紧、全部信用停止的。此时的商业危机的客观作用只是迫使过剩的社会生产和过热的社会流通进入一个相对低调的发展时期而已。
(7)良性的周期性的商业危机客观上是迫使资本家阶级降低商品价格、让利社会大众、回笼社会货币、积累创业资本、减少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寻找消费热点、开发适销产品、调整产业结构、淘汰传统行业、采用高新技术、改进生产工具、拓宽创业空间、扩大投资领域等等,为下一轮经济腾飞奠定基础的社会经济运动。
等等。
总而言之,从根本上来说,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是封建主义时代恢复生态平衡和促进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式和重要途径;周期性商业危机是资产阶级时代恢复生态平衡和促进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式和重要途径。
而且,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危机能够引发民族之间战争以及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暴力革命等等,是整个人类社会由封建主义时代向资本主义时代演变和过渡初级阶段所必然产生的残酷现象,其根本原因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暂时还绝不适宜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的发展和进步等等。
然而,只要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能全面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时期,那么,资本主义周期性商业危机也就再也不可能引发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而是在不断地推动和促进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了。
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所导致的周期性商业危机将会很快致所有资产阶级于死地的推论的前提是不真实的。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论点,已经被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商业危机的一般表现和主要特征无可否认地证明:它是一个客观前提不完全真实的明显的思想误区。
不仅如此,眼前资本主义社会至今为止仍在不断爆发的周期性商业危机,不仅没有导致资产阶级灭亡,反而促进资产阶级发展的客观事实,也无可争辩地证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中叶就做出的“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及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既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55页)的政治判断和社会预测,绝对真实地反映了当今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
(全文完)
首先向作者及你的志向表示敬意!
马克思时代的商品社会比现代市场经济要简单粗糙的多,在他那个时代马克思是当之无愧的伟大思想家,他对私有制市场经济的批判至今闪烁着真理的光芒--二十多年来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社会现象就是明证。他关于人类社会的哲学思考及实现公平正义的理念更是无可挽回的深刻的影响后人。
学者总是力争看到未来的生产关系及制度变迁,但最活跃的是生产力,生产力的进步也是无法预测的,正如马克思无法预测航空航天、计算机、原子弹和核工业、信息革命、管理科学等等一样,我们现在甚至无法看清哪怕是二十年后的生产力,又何以简单论及依附于生产力的生产关系!
回第 10 楼的流水:首先,由衷地感谢您对本文的关注和评论以及对在下的敬意!
我的理论宗旨就是阐述和论证马克思所发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真实性、正确性,并以此为依据,通过对马克思身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市场经济运动的一般表现和主要特征的观察与剖析,甄别和修正马克思的有关资产阶级生产及运动所必然导致的商业危机,是最终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以及资产阶级统治的经济运动的思想误区,确定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有史以来至今为止根本就不可能产生和存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高级和先进的社会形态,当今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实际上正在势不可挡地全面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时期!
你说的不错:“最活跃的是生产力,生产力的进步也是无法预测的”。但你以此为依据,推论出“我们现在甚至无法看清哪怕是二十年后的生产力,又何以简单论及依附于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论点,似乎就有点牵强了。
因为,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客观上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占有方式来决定的。社会生产力在某些方面再高级、在先进,只要是由统治阶级以国家的名义占有和支配的,其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就只能是封建主义的;社会生产力在某些方面再低级、在落后,只要是由资产阶级以个人的名义占有和支配的,其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就必然是资本主义的。这就是决定社会性质和人类命运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只要社会生产力的变化不能彻底改变所有权的性质,也就不可能真正改变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
所以,虽然“我们现在甚至无法看清哪怕是二十年后的生产力”,但是,我们现在完全可以根据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所有权的实际性质以及不可逆转的演变趋势,推论出二十年后甚至二百年后这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
最后要说的是,请您今后能够针对我的文章的主题进行评论,否则我很难答复。欢迎你继续关注和评论我的文章。
学经济学出身的都会对马克思感兴趣,但我没有很细致的研究过<资本论>,难以对你的文章作很专业的评论。我只能站在今天的角度谈谈自己的思考。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所导致的周期性商业危机将会很快致资本主义于死地,这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一个思想家过于浪漫和激情的判断,就象他认为资本主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一样。但我不认为这是马克思的“第一大思想误区”,事实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厌恶和批判有更深的原因,如私有制导致的财产不平等、贫富两极分化、剥削的存在、金钱和竞争对人们道德观念的摧毁、人的异化等(这些现象恰巧能够在今天的中国看到,这不是偶然的),他以为仅仅是这种周期性商业危机就能要了资本主义的命,他错了,后来资产阶级解决了这个问题,正如你所说,这种周期性商业危机还可能成为良性的。
周期性商业危机在今天被称作市场失灵及市场的功能性缺陷,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很多内容就是为这些缺陷开的药方,现代市场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成因也远比一百多年前更为复杂,我认同你的文章的结论,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因为你比<资本论>论述的更为严谨(事实上你关于商品过剩和国家暴力革命的论述不能让我信服),我们的优势在于看到了马克思身后的一百多年的人类历史。
“经济决定论”是马克思思想的精髓,这一点对于社会主义者的教训甚于资产阶级,已有的所有“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形态都因为脱离了现实的生产力水平而远离了马克思的本意。
回第 12 楼的流水:再次感谢你对本文的关注和评论。从你的两次评论的思想素质和理论水平不难看出,你也是一个爱好人类社会发展基础理论研究并渴望发现和掌握真理的有识之士。我很愿意和你研讨我们感兴趣的问题。
不过,遗憾的是你似乎有点性急,显然是想从我的这一篇文章里看到我的整个思想体系并找出致命之处予以全面否定。你可能认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草民百姓,声称自己能够甄别和修正马克思的思想误区本身就是大言不惭的吧?
希望你不是一个习惯根据一个人名声和地位来判断和确定这个人的思想素质和理论水平并决定自己的好恶的时尚派。
当然,这年头人们的时间和精力都非常金贵,要不是有什么好处的话,我想没几个人会去认真关注和研究当今中国社会铺天盖地的充满“假、大、空”话等思想垃圾,不看还清醒,越看越糊涂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的文章和著作。你能关注我的这篇文章并写了两篇评论,已经是很难得了,我还能苛求你什么呢?
为了不让你对我的文章失去兴趣,我先给你说点题外的话。我决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想哗众取宠,并毫无根据就撰文甄别和修正马克思的思想误区的。我在72年不满18岁时,因研究马克思等思想巨匠的原著而走火入魔,极为唐突地给领袖写信反对其有关理论思想,而被中央专案定为思想反动发配边远矿山改造以后,就开始私下偷偷地全面而系统地研究马克思等思想巨匠的理论思想了。只是觉得结论显然“大逆不道”,害怕会因不合时宜而再受迫害,直到现在才敢公开宣扬而已。
所以,你先不要忙着给我的思想体系定性,甚至试图现在就找到致命之处并全面否定。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这篇文章阐述和论证的只是马克思的第一大思想误区,总共是七大思想误区,如果感兴趣的话,够你看一阵的。等全部看完以后,你在下结论好吗?
而且,你先不要对我甄别和修正马克思的思想误区反感,我甄别和修正马克思的思想误区,不仅不是全盘否定马克思的理论学说,而是为了阐述和论证马克思所发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并以此为思想基础,阐述和论证当今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正在势不可挡地由封建主义时代全面进入资产阶级时代的发展规律和历史潮流的。
我说这些话的目的决不是反对你评论乃至驳斥的文章,只是希望你能够针对每一篇文章的主题进行评论甚至驳斥和否定,这是规矩,否则我无法回复和反驳,
本文的主题是:阐述和论证现代市场经济所必然导致的周期性商业危机,在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世界大多数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条件能够得到确切保障和维持的时代,是不断促进和推动现代工业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经济良性循环。而现代市场经济所必然导致的周期性商业危机,是现代工业社会最终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并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的经济运动的理论宗旨,是马克思的一大思想误区。
你只要确定本文的这一立论的前提是否真实,依据是否客观,判断是否合理,推理是否科学,逻辑是否严谨,结论是否正确等就行了,否则予以驳斥和否定。别的问题我还有专文阐述和论证,我将陆续贴出,有兴趣的话可以针对每篇文章的主题发表你的高见。
1972年大概我刚断奶不久,呵呵。能和不同年龄层次的人交流是网络带给我的喜悦。
我只读过您的这一篇文章,确实不了解你的整体的政治经济学观点,但是我并没有“找出此文致命之处并予以全面否定”的意图,我只是急于表达自己在相关问题上的看法,与网友交流。
我认为今天研究《资本论》有两种视角,一种是设身处地于十九世纪的历史条件来研读,另一种是站在今天的角度,我感觉本文更象是前者。文中对经济现象的分析用语比较古典,这也是我没有把握直接评论文章的原因,毕竟我们离马克思时代已经有一百多年了,我只能对你的周期性商业危机的分析提一个疑问:
我理解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商业危机指的是“商品生产的相对过剩”(我个人是无法理解商品绝对过剩的),而且这种相对过剩主要是指有效需求不足,也就是起源于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一方面是机器大生产的大量产出,另一方面是贫富两极分化,广大劳动者的赤贫化--那么谁来买这些商品呢?--这是资本主义早期真正的社会危机。我感觉你的论证似乎避开了这关键的一点。
人们的探索前提首先是总结前人的历史经验。作为楼主对前人的总结认为:“商业危机,不仅没有导致资产阶级灭亡,反而促进资产阶级发展”的看法,是因为你重蹈覆辙前人对资产阶级认识的理念,以至认为资产阶级不但不会灭亡,而且还会发展的客观现象。其实认识到资产阶级不会灭亡的人首先是毛泽东。他在文革后期就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和艰巨的。而且,我们今天继续把社会问题归罪于资产阶级造成的,就是大错特错。
首先,我们认为资产阶级是人,是属整个社会生产者的一员。正如我们看到的老板们不光是资本的受益者,还是以管理者的行为出现在劳动者面前。所以,社会到任何时候都要有管理者的劳动人员。无产阶级的生命也是和资产阶级的人们身价是相等的,首先是自然相等,而后是社会分工的同时代的劳动者。所以,社会到任何时候都会存在劳动分工的。因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虽然是在资本的存在下使社会形成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关系,但是从整个社会分工又是可以融和在一起的社会人员。
我们可以看看任何一位资本家的剥削手段就可以看到资本家剥削的方式是在生产资料的价格因素的变化下而变化的。在这里是没有什么道德可言,只有利润的比例。可以说,没有一个资本家在自己产品受市场冷落滞销还施舍给劳工们原本工钱的。这就告诉我们,资本家的善心是在受生产条件的市场调节。
今天,我们对比尔·盖茨化为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根据楼主的文章观点,显然是资产阶级一员。但是,比尔·盖茨是怎样变成资产阶级的呢?他首先是发明家。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发明,我们就不会在这里进行思想交流。但是,发明了产品不等于就是资产阶级一员了,而是该产品的经营产出的货币利润。而且,资本家的利润都是来自于生产资料的价格,而决不是首先来自于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压缩工资。所以,我们一再强调:是资本孕生资本家,而不是资本家创造了资本。所以,楼主在文章里对商业危机的推理不是从人的思想意思中资本因素找原因,而是从人们的社会表面现象说明商业危机,使之楼主只得承认社会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且证明出商业危机是不会造成社会暴动推翻资产阶级,而且还会使资产阶级得到更大发展。其实,楼主在文章里是要证明资产阶级是打不倒的。同时,资本的原始积累现象不但在我们这个时代不但不会消灭,而且,还是社会再一次进步的基础和前提。我们从他在文章结尾引用马克思的“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既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话里就看到他的这种观点和看法。当然,楼主在文章中已多处流露这种观点。
其实,这种观点在今天是多么荒谬!最起码能证明楼主没有看到生产资料的货币价格是产生人类社会罪恶的基因。更不要说楼主可以看到人类社会生产是能不依货币价格因素的存在完全能进行的。也就是说今天社会存在的商业危机和资本原始积累是可以铲除的。今天,我们对前期列宁和毛泽东的所有制的社会变革只能说是资本团代替了资本家的变革。其实,在列宁革命时期使资产阶级们吓了一跳,可是到毛泽东推行这种所有制时,那些资产阶级们就都能接受了。在这个时期,美国.英国等等资本主义国家不是都采取了把一部分大型的生产企业转变成国家所有制形式吗?但是,就是这样的变革仍然也是解决不了人们的社会贫穷和就业矛盾。因此,人们又开始否定这种所有制,又折腾恢复原状——私有制。但是,这种革命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以国家为代表的政府是可以在自己国家里实行另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的;
其实,一开始这种“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逻辑就是错误。同样,我们在认识社会的基础理论:“G——W——G和W——G——W”的逻辑推理中,也是容易掉进资本的泥潭里难以自拔。因此,在这种理论的推理下就容易把社会矛盾变的复杂化,本来对社会生产的矛盾变为社会阶级矛盾进行社会改造;是资本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的社会经济存在导致的结果,却让人类自己来承受罪恶的相互惨杀和虐待;
其实,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是生产矛盾。而生产矛盾的根本性是生产资料的价格矛盾和人们货币分配矛盾。导致这些矛盾的存在是资本的存在造成的。在这里,我们证明资本就是国家税收和生产资料价格。而且,国家税收和生产资料价格是可以铲除的;
其实,人们的任何产品生产都是用不同的生产工具对不同的物质进行调配的结果 。货币价格在这中间是没有起到任何好的作用。即使人们认为能帮助人们进行生产材料的节约,那也只能是归属资本的节约。在这种“节约和降低成本”的幌子下,人们今天的生产安全条件和产品质量因素是有目共睹的。既然人们的产品生产是不依货币资本的因素进行的,我们还为什么用资本进行作茧自缚呢?!
昨天,是爱滋宣传日。其实,资本造成的人类社会的贫穷,就业,战争使人类死亡和痛苦远比任何生物病毒的杀伤力要高多少倍。所以,人类战胜资本社会病毒才是时代的历史使命。
由于要上班,文章待续……
回第 14 楼的流水: 真羡慕你的年龄!想必你还是一个能够顺利读完大学、硕士甚至博士的时代幸运儿,非常愿意和你讨论有关理论问题。
你的疑问是我的另一篇文章的主题,希望你继续关注。
回第 15 楼的iuqixia56:由衷地感谢阁下对本文的关注和评论。不过,遗憾的是你并没有针对文章的主题进行评论,使我无法回复。
本文的主题是:阐述和论证现代市场经济所必然导致的周期性商业危机,在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世界大多数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条件能够得到确切保障和维持的时代,是不断促进和推动现代工业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经济良性循环。而现代市场经济所必然导致的周期性商业危机,是现代工业社会最终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并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的经济运动的理论宗旨,是马克思的一大思想误区。
希望你针对本文的这一立论的前提是否真实,依据是否客观,判断是否合理,推理是否科学,逻辑是否严谨,结论是否正确等进行评论或者予以驳斥和否定,我也好回复或者反驳。至于你提出的别的有关问题,我还有专文阐述和论证,我将陆续贴出,有兴趣的话可以针对每篇文章的主题发表你的高见。
本书内容提要
在当今人类社会,随着苏东等“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化分崩离析等政治巨变的发生;随着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化改革开放等经济转型的出现;随着越来越明显的全球各个领域资本主义一体化发展与进步潮流的蔓延,世界各种类型的以国营经济,也就是以统治阶级经营经济为所有制基础的国有封建特权专制统治体制(简称国有制)的逐步衰败和消亡;以私营经济,也就是以资产阶级经营经济为所有制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民主法治统治体制(简称私有制)的逐渐兴盛和辉煌,以及私有制正在全面取代国有制的发展趋势,都已是谁都不可否认的社会现实。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理论上似乎显然比私有制优越和先进的国有制难以维持并无可奈何地逐步衰败的,又是什么原因促使理论上似乎显然比国有制腐朽和落后的私有制不可根除并势不可挡地逐渐兴盛的呢?本书将根据马克思所发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自然法则,客观而合理地全面揭示其中的真实关系。
本书全面阐述和论证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所发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自然法则,是唯一能够科学而正确地揭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真实关系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原理。然而,马克思等思想巨匠们所推论的有关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专政以及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和理想等重大理论宗旨和政治预测,又是妨碍甚至阻止人们正确理解和掌握人类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思想误区和重要原因。
本书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的“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1]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2] 这一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演变的客观规律与自然法则,全面阐述和论证了现代“共产主义”及其运动的封建性质和历史使命以及曾经建立的丰功伟绩和正在衰亡的客观原因,并客观甄别和论证了马克思等思想巨匠的有关资本主义商业危机是现代社会迅速置资产阶级于死地的经济运动;无产阶级将不断赤贫的必然规律;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理论;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纲领;人类社会的资产阶级时代已经结束的基础思想;社会阶级两极不断分化下去的必然规律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剩余价值规律等七大思想误区,明确宣示当今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尚处在由封建主义时代向资本主义时代全面演变和转换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就是处在资产阶级生产和运动乃至政治统治等正由部分国家与地区向全球扩展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本书最终确定:当今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有史以来至今为止,客观上根本就没有也不可能产生和存在比资本主义社会形态高级和先进的社会形态。世界所有以国营经济,也就是以统治阶级经营经济为所有制基础而建立和巩固的社会统治体制,实质上都是各种类型的适应生产资料以自然资源为主、生产方式以手工劳动为主的社会生产力发展与进步的国有封建特权专制统治体制。所以,当今世界的全球资本主义一体化发展趋势表明,如今所有国家和民族正在势不可挡地由封建主义时代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各个国家的私营经济逐渐蚕食并取代国营经济、私有制逐渐摧毁并取代国有制,也就是“国退民进”的社会演变和发展趋势,是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自然法则所决定和主导的,是任何力量都不可阻止也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37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08页。
目 录
序 言 ……………………………………………………
前 言 ……………………………………………………
第一章 “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 …………………
一、“共产主义”的理论概念 …………………………………………
二、“共产主义”的理论宗旨 …………………………………………
三、“共产主义”的社会基础 …………………………………………
四、“共产主义”的政治背景 …………………………………………
五、“共产主义”的封建色彩 …………………………………………
六、“共产主义”的合理利用 …………………………………………
七、“共产主义”的宗教功能 …………………………………………
八、“共产主义”的历史功绩 …………………………………………
九、“共产主义”的使命终结 …………………………………………
本 章 小 结 …………………………………………………
第二章 难免误解的共产主义 ……………………………
一、思想误区的主要表现 …………………………………………
二、思想误区的历史背景 …………………………………………
三、思想误区的社会根源 …………………………………………
四、思想误区的不可避免 …………………………………………
五、历史运动的领袖效应 …………………………………………
六、迷信领袖的客观规律 …………………………………………
本 章 小 结 …………………………………………………
第三章 商业危机的利弊关系
——论马克思的思想误区之一 ……………………………
一、商业危机的经典理论 …………………………………………
二、商品过剩的一般现象 …………………………………………
三、商品生产的相对过剩 …………………………………………
四、生产规律与商业危机 …………………………………………
五、商业危机的恶性循环 …………………………………………
六、商业危机的良性循环 …………………………………………
本 章 小 结 …………………………………………………
第四章 无产阶级的变化规律
——论马克思的思想误区之二 ………………………………
一、不断赤贫的理论推理 …………………………………………
二、消除赤贫的第一要素 …………………………………………
三、消除赤贫的第二要素 …………………………………………
四、消除赤贫的第三要素 …………………………………………
五、消除赤贫的第四要素 …………………………………………
本 章 小 结 …………………………………………………
第五章 暴力革命的真实关系
——论马克思的思想误区之三 ………………………………
一、暴力革命的经典注释 …………………………………………
二、暴力革命的注释误区之一 ……………………………………
三、暴力革命的注释误区之二 ……………………………………
四、暴力革命的注释误区之三 ……………………………………
五、暴力革命的注释误区之四 ……………………………………
六、暴力革命的注释误区之五 ……………………………………
七、暴力革命的根本性质 …………………………………………
本 章 小 结 …………………………………………………
第六章 社会主义的经典误解
——论马克思的思想误区之四 ………………………………
一、社会主义的经典蓝图 …………………………………………
二、经典蓝图的思想误区之一 ……………………………………
三、经典蓝图的思想误区之二 ……………………………………
四、经典蓝图的思想误区之三 ……………………………………
本 章 小 结 ………………………………………………
第七章 时代变迁的真实关系
——论马克思的思想误区之五 ……………………………
一、时代变迁的经典理论 ………………………………………
二、时代变迁的基本标志 ………………………………………
三、时代变迁的区域概念 ………………………………………
四、时代变迁的产权演化 ………………………………………
五、各个时代的基本特征 ………………………………………
本 章 小 结 ………………………………………………
第八章 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
一、共产党人与现代革命 ……………………………………
二、现代革命与“共产主义” ……………………………………
三、共产党人与“共产主义” ……………………………………
四、共产党人的使命终结 ……………………………………
本 章 小 结 ……………………………………………
第九章 同化阶级的新生产力
——论马克思的思想误区之六 …………………………
一、两极分化的经典理论 ……………………………………
二、两极分化的思想误区之一 ………………………………
三、两极分化的思想误区之二 ………………………………
四、同化阶级的新生产力 ……………………………………
五、第三产业的发展规律 ……………………………………
六、阶级同化的必然趋势 ……………………………………
本 章 小 结 ……………………………………………
第十章 剩余价值的产业局限
——论马克思的思想误区之七 …………………………
第十一章 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
一、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
二、发展规律的经典误解 ……………………………………
三、难免误解的发展规律 ……………………………………
四、难免忽视的发展规律 ……………………………………
五、发展规律的基本要素 ……………………………………
本 章 小 结 ……………………………………………
第十二章 现代历史的真实关系 …………………………
一、现代历史的判断标准 ……………………………………
二、现代历史的第一阶段 ……………………………………
三、现代历史的第二阶段 ……………………………………
四、现代历史的第三阶段 ……………………………………
本 章 小 结 ……………………………………………
结 束 语 ………………………………………………
后 记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12-26 22:27:54编辑过]
序言
现在我把这部凝聚了我三十多年心血的人类社会发展基础理论专著奉献给读者。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解读共产主义的目的,是全面质疑乃至最终否定已经基本完成历史使命的所谓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乃至一切政治幻想,以便客观而合理地肯定和赞赏各种类型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相应的各个时代的社会功能和统治作用以及历史功绩等等。
其次需要说明的是:我研究马克思等思想巨匠的理论学说,是通过甄别和修正他们在人类社会发展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所出现的重大思想误区和错误推论,以便正确认识和掌握他们所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以此为思想基础,创立一个能够客观而合理地揭示人类历史运动真实关系的尽可能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
也就是说,我解读共产主义的目的,与共产党人解读共产主义的目的是截然不同的;我研究马克思理论学说的宗旨,与共产党人研究马克思理论学说的宗旨是截然不同的。
因此,我所探索和琢磨的人类社会发展基础理论原理,与共产党人始终崇拜和坚持的曾经不容人怀疑和反对的人类社会发展基础理论原理,原则上是截然不同的;我所肯定和揭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与共产党人始终迷信和宣传的所谓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原则上也是截然不同的。
我探索和琢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理论,最终所发现的是当今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正在势不可挡地全面进入资产阶级时代的进步趋势;我分析和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最终所得出的是资产阶级必将统治所有国家和民族,并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的政治结论等等。
在我看来,整个人类社会迄今为止还处在由封建主义时代向资产阶级时代演变和过渡的历史时期,根本就不可能产生和存在比资本主义社会高级的社会统治形态;
在我看来,整个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所产生和存在的所有能够消灭和禁止私有经济以及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的国家和地区,都是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暂时还不适宜私有经济以及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产生与发展的国家和地区。
在我看来,封建主义时代,是任何国家和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绝对不可能取消和回避的自然历史发展时代。封建主义社会也有许多所谓好的方面。封建主义统治体制和政治制度以及思想观念乃至整个意识形态,在相应的历史时期内,有许多其它任何统治体制和政治制度以及思想观念乃至整个意识形态无法比拟和绝难取代的优越性。
在我看来,资产阶级时代,也是任何国家和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绝对不可能取消和回避的自然历史发展时代。资本主义社会也有许多所谓好的方面。资本主义统治体制和政治制度以及思想观念乃至整个意识形态,在相应的历史时期内,也有许多其它任何统治体制和政治制度以及思想观念乃至整个意识形态无法比拟和取代的优越性。
在我看来,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能够建立和形成什么性质的社会统治体制和政治制度以及思想观念乃至整个意识形态,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当时的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1] 对人类历史时代演变和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和自然法则,人类所能做的最多就是改变一下称呼和包装而已。
毫不夸张的说,我所认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几乎所有人所认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
在世人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世界无产阶级以及他们的代表和同盟者的精神领袖和革命导师,是与资产阶级及其统治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就连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自己,生前无疑也以能够成为组织和领导无产者在全世界推翻资产阶级以及其它剥削阶级统治的领袖和导师而无比自豪。
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旨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理论思想和政治主张,确实也是苏联和中国等国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成功地完成暴力革命以及出色地进行专制统治的曾经似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思想武器”和“理论工具”。
但是,事与愿违,受所处历史时代背景和条件的局限,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资产阶级时代在整个人类社会已经结束这一客观前提绝对不真实的政治判断为思想基础,所推论的有关无产阶级能够通过社会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并建立理想社会统治的所有理论宗旨都是思想误区。
而且,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没有爆发足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暴力革命,反倒日益兴旺和繁荣起来,以及当今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没有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反倒无可奈何地按照资产阶级原则逐步进行翻天覆地的社会演变以及体制改革等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也都无可争辩地证明了他们的思想误区。
这样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思想基础乃至他们所创立的整个学说体系,似乎都应该随着他们的旨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理论思想和政治主张的逐渐不合适宜而退出历史舞台。
其实这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思想和理论原理的一个天大的误会。
在我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几乎所有主张消灭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思想者的根本区别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消灭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所有政治主张,都“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 ,[2] 也就是以肯定和赞美资产阶级非常革命的历史作用为客观前提的。
而我们眼前越来越清晰的资本主义全球一体化发展的运动特征和演变趋势也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初发现和揭示的“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3] 的发展规律,确实是正在明显地呈现在全人类面前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所以,只要我们能够不受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资产阶级时代在整个人类社会已经结束这一客观前提绝对不真实的政治判断为思想基础所产生的思想误区和错误推论的影响和干扰,根据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客观规律以及自然演变过程的极为科学而合理的分析和揭示;根据他们对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的非常革命的历史作用的极为客观而公正的肯定和赞美等来重新给他们定位,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实际上应该是资产阶级思想家。
尽管眼下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理解和领悟以及接受我的这个观点,但我相信用不了多久,整个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理论界必然会在我的这个观点上逐渐达成共识。
因为我的这个观点在当今人类社会至关重要。
我们不难想象,只要我们能够无可争辩地向人们证明:一向被资产阶级仇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是真正能够客观而公正地评价并肯定资产阶级历史功绩的思想巨匠;一向被资产阶级蔑视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实际上是真正能够指导和帮助当今资产阶级尽快完成对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并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的科学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原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当今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已经根本就不存在非要“你死我活”的矛盾的话,那么,这是不是至少可以首先在理论上根本消除世界各个阶级、政党、民族和国家等之间非要“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意识形态基础,从而为在当今人类社会彻底消除各个阶级、政党、民族和国家等之间非要“你死我活”的斗争现象奠定意识形态基础呢?
不仅如此,我的这部书还根据马克思所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客观而公正并能令人信服地肯定和赞美现代人类历史上苏联和中国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革命和统治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所建立的极其辉煌的政治功绩的基础上,客观而公正并能令人信服地肯定和赞美了他们后来积极推行和努力实施所有有利于私有经济以及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产生和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的所作所为,为人们、特别是为共产党的敌人们理解和包容他们所担负的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提供了无懈可击的理论依据。
我毕生的追求就是客观而准确地揭示眼前人类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并且在马克思所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思想基础上创立一个全新的、科学的政治经济理论学说体系。
这部书是我此生希望奉献给人类的全新的、科学的政治经济理论学说体系的基础理论著作。
当然,就像所有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著作都是枯燥无味的一样,我的这部阐述和论证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著作,无疑也是枯燥无味的。
但是,我们要想真正认识和了解我们眼前的长期被错综复杂、色彩班驳的社会现象和意识形态掩饰的现代人类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只能通过观察和分析平淡无奇的基本社会现象和事物的一般表现和主要特征来发现并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且通过研究和探讨枯燥无味的社会发展基础理论来认识并掌握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所以,我的这部书绝对不是一部不能指导当今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实践的闲书。
只要不受任何权威、正统和时尚的政治理论思想的影响和制约,根据我的这部书所阐述和论证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观察和对照当今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演变和体制转型的一般现象和主要特征就不难发现:我的这部书的思想内容和理论宗旨,能够客观而合理并令人信服地揭示当今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运动和时代变革的真实关系,以便人们主动地顺应当今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正在势不可挡地全面进入资产阶级时代的历史潮流,并理直气壮地按照资产阶级原则逐步对社会各个领域进行根本改造。
信不信由您们,我的这部书的“抛砖引玉”,最终必将引起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理论界的思想革命;我的这部书所阐述和论证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最终必将会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理论思想的科学基础。
当然,我的这部书是写给真正爱好政治经济理论和注重社会发展变化以及关心所有人类命运,并且志在发现和掌握社会真理以便头脑清醒,不愿糊里糊涂过日子的有识之士们看的,肯定不适合喜欢看政治热闹和找感官刺激以及必须与权威和正统政治理论思想保持一致的人们。
而且,我在这部书中所使用的观察与分析现代、特别是当今人类历史运动真实关系的思想方法和理论原则,据我所知,至今为止还没有人使用过。
这样以来,受中国社会各种面目全非的政治理论概念的铺天盖地的长期宣传与深刻教育的影响和熏陶,一般中国人恐怕很难习惯和相信我的这些思想方法和理论原则,甚至没有胆量和勇气看完这部似乎有点“大逆不道”的社会发展基础理论著作。
用马克思向人们推荐《资本论》的话来说:“这是一种不利,对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读者指出这一点,并提醒他们。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4]
我在本书中阐述和论证的是马克思发现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作为客观存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既不是马克思的思想、理论和主张,更不是我或者其他任何人的思想、理论和主张。人类发现和掌握她,她存在并决定着人类的命运;人类没发现她,她仍然存在并决定着人类的命运,任何人都绝对不可能加以改变和否定。
所以,我希望本书的“抛砖引玉”,能够引起当今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理论界重新研究和探讨马克思等思想巨匠们的基础思想和理论原理的高潮,为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理论奠定科学的思想基础。
同时,我也提醒那些仅仅看了本书中的只言片语,就试图用一些权威、正统和时尚的政治经济理论来全面否定此书的理论宗旨的人们注意,请仔细看完全书之后再发表高论,否则我拒绝答复。因为,本书甄别和修正的正是您们坚信不移的那些权威、正统和时尚的政治经济理论!
对此,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任何的科学的批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吧!”[5]
前言
本书的理论宗旨就是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结合现代人类历史运动的重大变化和发展趋势的一般表现和主要特征,针对正统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中举世公认的贯穿始终的核心理论宗旨,在客观而合理地肯定和赞赏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所创造的巨大的历史成就和辉煌的政治功绩的同时,全面而系统地甄别和修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共产主义学说体系时不可避免地出现的一些重大思想误区,力求完全恢复被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根据社会实践的需要而绝对合理地误解和利用的马克思所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本来面目,以便尽可能正确和准确地揭示现代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让人们能够清醒地认识和理智地顺应当今人类社会已经势不可挡的全球各个领域资本主义一体化发展与进步的历史潮流。
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问世以后迅速引起了世界各国广大无产阶级和其他劳苦大众,以及始终都想最忠实地代表他们根本利益的各国共产党人和其他组织以及众多仁人志士们的强烈共鸣,并无可争辩地很快就成为世界许多国家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的共同的社会政治纲领的基本宗旨和原则理论的思想基础,而且也确实让全世界广大无产阶级和其他劳苦大众以及始终都想最忠实地代表他们根本利益的各国共产党人和其他组织以及众多仁人志士们,在实现和创造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憧憬中幸福地沉浸了一个多世纪。
但是,就在苏联和中国等国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组织和领导广大革命人民通过坚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夺取了国家政权,并且基本按照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的理论原则建立了一个个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以后;就在几乎所有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有意无意地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表面上看来如同铁板一块的、足以同资本主义阵营永久对峙和抗衡的、能够对世界资产阶级的生存和发展构成根本威胁的社会主义阵营以后;就在所有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在整个人类世界相对和平的政治格局中发展和进步了一段时期,完全能够确切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以后;就在几乎所有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的统治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认为有能力首先在自己的国家逐步建立和创造科学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以后,等等,几乎所有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形态以及全人类的历史运动和全世界的政治局势等等,却开始发生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基本推论和预测截然不同的戏剧性变化。
显而易见,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推论和预测,早该因为大工业的发展与进步所导致的越来越剧烈的社会危机而彻底灭亡的西方工业国家的资产阶级,不但没有灭亡,反倒越来越显得“福寿无量”了;早该因为大工业的发展与进步所导致的越来越严重的赤贫现象而暴力革命的西方工业国家的无产阶级,不但没有革命,反倒越来越喜欢“与狼共舞”了。
与此相反,似乎是基本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张的社会纲领和政治原则所创建的所有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随着本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的不断提高,不但越来越显示不出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反倒越来越暴露出这一制度根本就不适应大工业产生和成长的种种弊端,以至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客观上始终都存在着政治统治体制全面崩溃和彻底改革的社会危机。
时至今日,不管世界上还有多少人不能够理解和不愿意承认等等,也不得不面对眼前人类历史运动已经明显呈现出的社会发展态势: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和苏东集团的解体变质等等重大事变,不但象征着人类世界两大阵营大对峙和大冷战时代的结束,而且象征着所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终结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变质以及全球性资产阶级时代的开始。
现在,如果我们单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至今的现代人类历史运动的整个自然发展过程的表面结局来看,那么,当今世界的已经势不可挡的资产阶级全球经济一体化、军事一体化、防御一体化、法律一体化、政治一体化等发展趋势,使得曾经红遍了半个地球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无懈可击的所谓共产主义理论思想;使得曾经解放了四分之一人类的“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轰轰烈烈的所谓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使得曾经付出了几亿人非正常死亡的极为残酷的代价的全球性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使得曾经争取了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生存条件并赋予几乎所有人美好遐想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建设等等,似乎只是给全世界人民、特别是广大无产阶级和其他贫苦百姓以及始终都想最忠实地代表他们根本利益的各国共产党人和其他仁人志士等等,带来太多太多的激动、兴奋、希望和幻想,同时又带来太多太多的痛苦、失望、沮丧和迷茫等等而已。
不仅如此,现如今的世界政治态势,干脆就丝毫也看不出世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以及其他阶级和政党还能联合起来,在整个人类社会推翻所有资产阶级统治乃至全面废除私有制的丁点希望和可能以及必要了。
毫无疑问,在当今人类社会,继续使用任何类型的正统和权威以及时尚的共产主义理论原则,针对眼前任何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世界的政治变革和历史运动以及其它社会现象所进行的各种说教,恐怕很难再真正得到忠实的听众和热烈的反响了。现在即便就是表面上最坚决最虔诚的共产主义者,其内心恐怕也绝对不会对正统和权威以及时尚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笃信不移了。
这样以来,就势必会迫使当初信仰和崇拜共产主义理论学说以及当今爱好和从事社会发展基础理论研究的有识之士们,不得不放弃或者避开共产主义理论学说另辟蹊径,开始大量借用和翻新那些早就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等共产主义思想巨匠们批驳得体无完肤的资产阶级思想原则和法治观念,甚至开始大量借用和翻新那些早就被资产阶级思想理论家们批驳得体无完肤的传统的封建主义伦理道德和人治观念等等,试图以此填补正统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不适用以后所造成的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空白,从而牵强附会地去解释和指导当今人类社会历史运动。
那么,曾经风靡整个人类社会,迅速引起全世界人民、特别是广大无产阶级和其他贫苦百姓以及始终都想最忠实地代表他们根本利益的各国共产党人和其他仁人志士的强烈共鸣,并且被他们的几代人长期当作自己的“圣经”狂热地信仰和崇拜,而且至今在人类社会发展基础理论领域都显然没有被真正无可争辩地驳倒和否定的共产主义理论学说,在现实社会中的命运,后来为什么会如此尴尬和凄惨呢?
本书将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在客观而合理地充分肯定和由衷赞美现代人类历史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的丰功伟绩的基础上,全面揭开这一困惑全世界人民、特别是广大无产阶级和其他贫苦百姓以及始终都想最忠实地代表他们根本利益的各国共产党人和其他仁人志士几十年的历史、政治、社会和理论等等之谜。
我们知道,共产主义学说体系中举世公认的、贯穿始终的核心理论宗旨的基本逻辑推理过程无疑是这样的:资产阶级时代是人类历史自然发展过程中必然要产生而且注定要消亡的一个时代。而我们现代人类社会正处在资产阶级时代彻底消亡的前夜。所以,全世界无产者应该在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联合起来,用暴力推翻所有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现存统治,彻底消灭私有制以及其他剥削制度,最终解放全人类并创造理想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时代。
这是一个表面上看来似乎完美无暇、无懈可击的真实而科学的三段论。
但是,只要我们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6] 这一从根本上区分社会性质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带有任何政治色彩的眼光去客观地观察和分析眼前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性质就不难发现:推论出共产主义学说体系中的这个贯穿始终的、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完美无暇、无懈可击的核心理论宗旨的三段论的小前提是绝对不真实的。因为,至今为止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还没有真正进入资产阶级时代。
仅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断定:这一逻辑推理的结论绝对不可能真实。
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思想巨匠们以资产阶级时代在整个人类社会已经结束这一绝对不真实的政治判断为小前提而推论的,全世界无产者能够在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联合起来,用暴力推翻所有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现存统治,彻底消灭私有制以及其他剥削制度,最终解放全人类并创造理想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时代的结论是绝对不真实的。
而且,受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的局限和制约,特别是受全球性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全面爆发之前的世界政治形势的局限和制约,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述和论证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其自认为是以此为思想基础而推论的一些重大的思想原则和理论推理以及政治预测之间是自相矛盾的。
试看,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肯定地阐述和论证了资产阶级的最终目的是在人类社会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实现“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并且完全“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7] 这一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另一方面又肯定地推论和预测出“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到本国的资产阶级”[8] ,“共产主义革命……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9] 这一现代人类历史运动的革命态势。
然而,只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资产阶级能够被消灭,那么,资产阶级必将“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的客观规律就是不真实的;相反,只要资产阶级必将“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的客观规律是真实的,那么,资产阶级也就不可能在任何国家和地区单独被永远消灭。
显而易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两个重要的基本推论是自相矛盾的。
诸如此类自相矛盾的重要理论观点和政治判断,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体系中还有几处,本书将一一加以甄别和修正。
不仅如此,由于受所处时代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运动背景和社会革命形势以及工业生产水平和物资生活条件等的严格局限和根本制约,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和论证有关剩余价值、商业危机、两极分化、时代变迁、暴力革命、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等方面的思想观点和理论见解的前提也都是不完全真实的,其推论和预测都有不同程度的思想误区,特别是他们以此为依据而做出的资产阶级时代在我们人类社会已经终结的重大政治判断,至今为止都是绝对不真实的。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重大思想观点和理论见解以及政治判断等中的思想误区,本书也将分章分节地进行尽可能全面而系统的甄别和修正。
与此同时,本书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尽可能客观而合理地全面揭示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至今的现代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并且着重阐述和论证了现代人类历史上所产生的所有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人,在历史上组织和领导社会暴力革命以及建立和巩固国有特权专制统治体制的绝对合理性和必要性以及进步性等等,只是换了一种说法,确定他们非常革命的进步作用和极其辉煌的政治功绩以及十分伟大的历史使命等等,都是建立在私有经济以及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还完全不适应本国家和地区极为低下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的封建主义社会基础上的。
本书阐述和论证的都是些简单明了的“小道理”:一个人的本能的生存条件、本能的生活方式、本能的生产手段、本能的人际关系、本能的思想意识、本能的社会行为等等,都只能随着个人物资条件的改善和提高而从无产向有产;从低级向高级;从必需向奢侈;从简单向复杂;从束缚向自由;从野蛮向文明;从愚昧向科学等等,总之,从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方向发展和进步的。没有相应的物质条件,一切都无从谈起。
本书阐述和论证的又都是高深莫测的“大道理”:一个国家和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整体的生存条件、整体的生活方式、整体的生产能力、整体的社会关系、整体的意识形态、整体的历史运动等等,也都只能随着社会物资条件的改善和提高而从农业向工业;从低级向高级;从必需向奢侈;从简单向复杂;从束缚向自由;从野蛮向文明;从愚昧向科学等等,总之,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和进步的。没有相应的物资条件,同样也一切都无从谈起。
这些“小道理”和“大道理”,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的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10] 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具体注解。
而且,不管人们能不能够理解和愿不愿意相信,“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11] 才真正是任何领袖、任何政党、任何阶级、任何民族、任何国家等不论采取任何手段和措施都绝对改变不了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本书全面阐述和论证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述和论证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唯一能够科学而正确地揭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真实关系的理论原理。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作的有关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专政以及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原则和形态等重大理论推论和政治预测,又是妨碍甚至阻止人们正确理解和掌握人类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重要原因。
所以,只有全面甄别和修正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中的所有重要的思想误区和错误推论,才有可能正确理解和掌握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的客观存在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且以此为依据,科学而正确地揭示我们眼前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
再则,根据我的研究和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已经明显觉察到自己过去的一些重大思想误区和错误推论,只是迫于当时全球性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即将爆发之前的极为严峻和非常残酷的世界政治形势,以及面对已经声势浩大、如火如荼的所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等等,不得不将错就错、顺其自然而已。而且,他们对自己的一些重大的思想误区和错误推论已经不同程度地作了十分隐讳和含蓄的声明和修正。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原理以及他们后来对自己的思想误区和错误推论所作的声明和修正来判断,我可以肯定地说,倘若他们至今还能健在的话,那么,全面甄别和修正他们的思想误区和错误推论也就绝对论不到我以及其他任何人了。有关这一点我在本书中也有详尽的阐述和论证。
显而易见,在当今世界,随着苏东等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明显资本主义化的分崩离析和政治变革;随着中国等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明显资本主义化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席卷全球并统治世界的客观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了。举世公认的全球经济在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的基础上所呈现的一体化发展趋势,将会猛烈冲击并彻底改造当今世界一切旧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同时还要完全破坏和根本改变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传统和民族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和统治体制等等。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既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乡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2]
综观当今世界,完全遵循现代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规则的“WTO”对世界贸易的全面制约;基本代表现代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全球行为和根本利益的“联合国”的社会作用的日益重要;资产阶级现代化大工业生产在整个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垄断地位的不断加强;被几次政治色彩浓厚的局部战争验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球军事霸权的逐渐形成等等,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50多年前所描述和赞赏的、他们误认为已经结束的非常革命的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的全面发展与进步的自然历史过程,在我们眼前的整个人类社会的现实生活中才刚刚开始势不可挡地呈现和展开。
总之,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现和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尽可能无可辩驳地全面而系统地阐述和论证:当今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正在势不可挡地进入资产阶级时代,是本书贯穿始终的核心理论宗旨。
信不信由您们,二十一世纪以后的时代,将是整个人类社会在资产阶级逐步实现对全球的经济垄断和政治统治的基础上,迅猛发展和高速进步的时代。
希望本书能够“抛砖引玉”,重新引起有识之士们研究和探讨共产主义理论学说的兴趣,并帮助他们从中找到能够揭示我们眼前人类历史运动真实关系的客观规律,使马克思所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真正成为能够客观而正确地解释人世间一切重大政治和社会以及历史现象和变化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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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0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78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55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6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3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08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6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2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21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37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08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5页。
第一章 “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
以共产主义命名的学说体系、革命政党及革命运动等的诞生,迄今已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了。以共产主义学说体系为政治统治纲领的基础理论原则和决策指导思想等的国家政权、统治阶级与社会制度等的诞生,迄今也有近一百年的历史了。
在这一历史时期里,围绕着以共产主义命名或以“共产主义”理论宗旨为思想原则的学说体系、革命政党和社会运动以及执政纲领、国家政权和统治体制,所出现的社会现象和政治变化以及发展趋势等等,可说是光怪陆离、错综复杂,好像至今为止始终都没有真正能够令人信服的解释和说明,而且客观上也似乎根本就无章可循、无所适从等等。
同时,在这一历史时期里,围绕着以共产主义命名或以“共产主义”理论宗旨为思想原则的学说体系、革命政党和社会运动以及执政纲领、国家政权和统治体制等,所出现的社会言论和政治评价以及功过判断等等,也可以说是百家争鸣、毁誉参半,好像至今为止始终都没有真正能够达成共识的思想和结论,而且客观上似乎根本就无法确定是非曲直、好坏对错等等。
但是,不管围绕着以共产主义命名或以“共产主义”理论宗旨为思想原则的革命政党和社会运动以及国家政权和统治体制等,发生了多少令那些立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们不忍目睹、不堪回首的重大事件和根本变化,也不管当今人类社会各种类型的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们,根据所谓共产主义运动不可挽回的衰落现象和消亡趋势等,如何怀疑、批评、污蔑、丑化甚至否定和诋毁现代人类历史上的“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各个国家和地区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人及其追随者们的所作所为等等,都绝对不可能否定以下历史事实:
即在二十世纪的上半叶,一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在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物资财富极为匮乏、国家政权极为软弱、广大劳动人民长期面临饥饿和死亡的威胁以及动乱和战争的困扰的非常艰难和严酷的历史背景下,高举着共产主义的旗帜,组织和领导广大民众,成功地夺取了国家政权,打击并消灭了私有制以及各种类型的剥削阶级,建立和更新了国有特权专制统治体制,在不得不完全依赖自然资源和手工劳动来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的极为低下和落后的封建经济基础上,通过以国家名义强制统一计划、统一生产和统一分配等社会措施,逐渐能够确切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不仅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广大民众能够相对安定和平静地渡过极端严酷的艰难岁月,而且有意无意地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在相对人道和稳定的国有特权专制统治条件下,相对迅速地完成了私有经济以及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能够大面积产生和发展的原始积累,客观上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生产力由封建主义手工生产向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全面转换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也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由封建主义时代向资产阶级时代的和平演变和全面转换以及顺利过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不论以共产主义命名或以“共产主义”理论宗旨为思想原则的革命政党和社会运动以及国家政权和统治体制等,在人类历史上创造了多少令“共产主义”的忠实信仰者们无比激动和欢欣鼓舞的巨大成就和辉煌业绩,也不论革命或统治的共产党人及其追随者们,在社会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出于何种政治目的和社会需求,把以共产主义命名或以“共产主义”理论宗旨为思想原则的学说体系、革命政党和社会运动以及执政纲领、国家政权和统治体制等,塑造和描绘的有多么先进、多么科学、多么优越、多么神圣、多么完美、多么理想等等,也都绝对不可能否定和改变眼前出现的以下发展趋势:
在当今人类社会,随着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随着苏东集团资本主义化的解体变质;随着全球经济资本主义化的发展趋势;随着世界政治资本主义化的和平演变等等,以共产主义命名及其真正以“共产主义”理论宗旨为思想原则的革命政党和社会运动以及国家政权和统治体制等的社会功能和进步作用等已基本丧失。一些国家和地区能够在其统治条件下创造惊天动地的社会成就和灿烂辉煌的政治功绩等的自然社会形态,现如今客观上已成为可以让所有为此做出贡献和牺牲的共产党人及其他先驱者们无比自豪和骄傲的、也值得人类子孙万代永远赞颂的、但是一去不复返的光荣历史了。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才能客观而合理并能令人信服地揭示现代人类历史运动中围绕“共产主义”及其运动而出现的这些重大社会现象、政治变化与发展趋势等中的真实关系呢?
本章将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现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在阐述和论证以及肯定和赞美“共产主义”及其运动的历史功绩的同时,首先将尝试着尽可能客观地揭示共产主义学说体系之所以能帮助历史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人组织和领导社会暴力革命以及建立和巩固国有专制统治的真实关系;尝试着尽可能合理地解释以共产主义命名或以“共产主义”理论宗旨等为思想原则的革命政党和社会运动以及国家政权和统治体制等的社会功能和进步作用等的逐渐丧失的发展规律等等。
一、“共产主义”的理论概念
首先,我认为有必要先区分和澄清一下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体系这两个不同的理论概念。
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思想巨匠们的有关阐述、论证与推测等等,我们不难了解,他们所推论和想象的共产主义时代,似乎是我们人类社会最终必将进入的最理想、最完美、最公平、最自由也是最后的一个历史时代。而且,根据他们所发现的“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 这一客观规律进行推论:即便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我们人类最终必将进入的理想社会,那么,严格意义上的共产主义也只能是产生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
由此可见,由于我们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客观上根本就不存在、也从未产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我们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客观上也绝对不可能产生和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
这就是说,我们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客观上根本就不可能产生和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思想巨匠们所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从根本上来说,只能是试图客观而合理地科学阐述和论证以及推测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自然演变过程和未来生存形态的现代思想意识,其本身绝对不可能就是根本就不存在社会基础的共产主义。
而且,不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等能够高瞻远瞩的思想巨匠、革命导师和政治领袖们,还是现代人类社会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事实上也都十分明白地公开承认:我们人类社会现在乃至不远的将来都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并且把我们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时代看作是一个需要几代共产党人及其追随者们艰苦奋斗和努力创造的崇高目标。
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思想巨匠们所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与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是两个理论概念。
或许会有人说,人类只要能够客观而合理地科学阐述和论证以及推测出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整个自然演变过程以及最终必将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那么,现在就可以首先创造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然后再有目的地直接创造共产主义社会存在,通过跨越式的发展与进步,缩短和回避甚至取消某个过渡的黑暗时代,尽快完成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整个自然演变过程,从而早日创造出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
从表面上来看,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和现象似乎都是人为的,想的到就应该能够做的到。既然能够客观而合理地科学阐述和论证以及推测出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整个自然演变过程以及最终必将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那就没理由不能首先创造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然后再有目的地直接创造共产主义社会存在。一穷二白的社会基础,不是更有利于创造理想的社会生存形态吗?
其实不然,从客观上来说,这只能是广大无产者和其他劳动人民以及他们的忠实代表们,希望通过某种政治捷径和社会奇迹以及精神力量等,让自己的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发展与进步的自然演变过程中的痛苦和磨难的美好愿望和政治幻想等等,而在现实社会中是绝对行不通的。
因为,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能否一劳永逸地摆脱发展与进步的痛苦和磨难等,完全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演变和改进以及社会物资财富的创造和积累等,并且受制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和客观因素等等。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能够让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跨越某个历史时代、哪怕是最黑暗的历史时代,以便一劳永逸地摆脱发展与进步的痛苦和磨难等的任何政治捷径和社会奇迹以及精神力量等等,所有国家和民族都绝对不可能有例外。
对此,创立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的思想巨匠马克思本人早就明确告诉我们:“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2]
也就是说,即便就是能够将真正的共产主义理论原理塑造成时尚理论和权威思想,而且已经准确地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的国家和地区,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更谈不上按照共产主义学说体系指明的方向,首先创造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然后再有目的地直接创造共产主义社会存在了。
那么,一向积极主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通过暴力革命推翻现存统治并解放全人类,从而创造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本人,为什么又会断定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而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呢?
身为博大精深、思维严谨的科学巨匠马克思本人,为何会出尔反尔?
其中的缘由和无奈以及苦衷等等,本书将在后面有关章节中详细阐述和论证。在此,我引用马克思的这一著名论断只是想提前点明这样一个事实:不管马克思本人在阐述和论证有关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专政方面有多少曾经惊世骇俗、轰动全球的思想观点和理论见解以及政治主张等等,但他同时也非常清醒地意识到,无论采用什么手段和方式,任何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都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我们知道,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思想巨匠们的阐述和论证以及推论和想象等等,我们人类社会的共产主义时代与资本主义时代之间,应该还相隔一个社会主义时代;与封建主义时代之间,还相隔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时代。
而且,由于共产主义学说体系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资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3] 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所说的共产主义运动,至少是以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基础创建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运动。
由此推论,只要不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资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国家和地区,都绝对不可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社会形态高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来。
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事实是:共产主义学说体系能够成为时尚理论和权威思想并且指导共产党人成功推翻现存统治创建新型政权的国家和地区,显然都不存在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资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等这一决定社会性质的重要前提。
那么,客观上根本就不存在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资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等这一必要前提的国家和地区,有可能直接创造相隔一个甚至两个时代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吗?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现的“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4] 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推论:不管一个国家和地区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表面上看来如何超凡脱俗、高不可测,但其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的根本性质,才是真正能够决定其所属时代的唯一标志。
然而,一个国家和地区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的根本性质的转换和改变,又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的提高与进步。“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5]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和地区客观上真正能够否定甚至终结一个时代并进入另一个时代,则必须首先能够完全实现这个国家和地区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的根本性质的全面转换和彻底改变。否则就根本不可能实现这一理想。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和地区客观上要想真正能够否定乃至消灭封建主义时代,则必须能够用“蒸汽磨”完全取代“手推磨”;则必须能够让“工业资本家”完全取代“封建主”;则必须能够使以“蒸汽磨”为基础的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等,完全取代以“手推磨”为基础的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等,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捷径和奇迹以及例外等等。
同样,一个国家和地区客观上要想真正能够否定乃至终结资本主义时代,则必须首先能够用新生产力完全取代“蒸汽磨”;必须能够让新生产力的主人完全取代“工业资本家”;必须能够使以新生产力为基础的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等,完全取代以“蒸汽磨”为基础的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等,除此之外也没有任何捷径和奇迹以及例外等等。
再则,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现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世界性的革命,……”,“……(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6] 这一客观规律进行推论:即便就是能够创造共产主义社会,那也绝对不是哪个国家和地区能够单独办成的事情,必须有待于整个人类社会能够创造共产主义社会的客观条件的完全成熟。
而我们面对的客观现实是:就是以“手推磨”为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的封建主义时代,在我们人类社会的许多古老国家已经延续了三千余年,至今为止都远没有终结。“蒸汽磨”的诞生,并在几个西方国家形成大工业规模,距今不过三百余年。而且,即便就是当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因为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还处在以“手推磨”为基础的封建主义时代,而不得不使自己的国家带有浓厚的现代封建主义色彩。
所以,我们不难想象,仅仅根据整个人类社会有着几千年的至今都显然没有结束的封建主义时代的历史事实;仅仅根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用了三百余年时间还没有在本国彻底完成“手推磨”向“蒸汽磨”的全面转换和演变过程等来推论和断定,整个人类社会能够彻底终结封建主义时代,客观上恐怕至少还需要几百年的自然转换和演变过程,更不用说彻底终结至今为止还有许多国家和地区没有全面进入的资产阶级时代了。
这样以来,就必然会得出一个足以让所有崇拜和信仰共产主义理想的人们感到非常沮丧并容易丧失信心的结论:根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用了三百余年的时间才达到目前的水平来估算,当今最落后的封建国家恐怕至少也得用三百多年时间才能达到它们的这一水平。即便就是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已达到发达国家现有水平,但要全面终结资本主义时代,恐怕还要几百年时间。若再加上由资本主义时代向共产主义时代转换的社会主义时代所必需的几百年演变过程,那么,你们日夜憧憬、朝思暮想的,理论上认为只要人类主观努力似乎明天就能进入的理想的共产主义时代,即便就是真实的,客观上距离当今人类社会也至少在千年以上。
通过如此这般的分析和推算,我想我们至少应该不难了解和认识人类社会历史时代这个概念的时间内涵了。显而易见,我们人类社会的一个历史时代至少在千年以上,跨越一个时代就等于要割断和否定千年以上的自然演变过程和社会发展历史,更何况跨越两个时代,怎么可能呢?
所以说,对于那些客观上还不存在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等这一必要前提的国家和地区来说,直接创造相隔一个甚至两个时代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任何思想和主张等,从根本上来说,都只能是人们的美好愿望和政治幻想等,不管其表面上看起来有多么合理、多么客观、多么完美和多么科学等等。
显而易见,从客观上来说,共产主义时代即便就是真实的,对于过去和现在的所有人类来说,也只能是遥不可及的社会理想。而有关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和思想意识的一切研究和讨论,原则上都只能是“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7] ,根本就没有直接进行实践的任何意义和丁点可能。
不仅如此,对于根本就不可能具备实施共产主义社会原则的任何客观条件的现实社会来说,有关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和思想意识的研究和讨论越科学、越客观、越接近真理、越符合事实等等,在实践中也就必然会越荒唐、越可笑、越无法理解、越不近人情等等。
因为,这样做就等于是在把一两千年以后才有可能出现的意识形态搬到现在来强行推广和使用,这就好像要把现代社会的道德观念拿到一两千年以前的人类社会去强行推行和实施一样,试想,能不荒唐、能不可笑、能让人理解、能接近人情吗?
由此可见,无论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各个时期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有识之士,处于组织和领导社会暴力革命或者建立和巩固国有专制统治等的实际需要,把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旗帜举得多高;把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口号喊得多响;把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措施定得多细;把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运动搞得多火等等,其客观上与一两千年以后才有可能产生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和思想意识等等,都绝对不可能有丝毫共同之处。
而且,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现的“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推论:在现实社会中,一个国家和地区把有关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旗帜举得越高;把有关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口号喊得越响;把有关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措施定得越细;把有关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运动搞得越火等等,也就越是证明这一切不可能是一两千年以后才有可能出现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只能是与当时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的客观性质相适应的意识形态。
总之,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现的客观存在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进行推论,无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等始终能够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天才的思想巨匠和伟大的革命导师以及进步的政治领袖们,如何阐述和论证有关共产主义的原则纲领和政治制度以及社会措施等等,也无论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人把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旗帜举得多高;把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口号喊得多响;把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措施定得多细;把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运动搞得多火等等,都绝对不可能否定这样一个客观事实: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本身,恐怕在从今往后的千年之内,都是绝对不可能付诸实践甚至进行创造的社会理想。而有关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和思想意识的一切研究和讨论,原则上都只能是“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根本就没有直接进行实践的任何意义和丁点可能。
再则,即便就是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思想巨匠们划分人类社会发展的五大时代论来判断,现在使用共产主义这一称谓也是既不准确又不科学的。因为,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由资产阶级时代到共产主义时代之间,应该还有一个社会主义时代才合理。也就是说,即便就是以资产阶级时代为基础,共产党人客观上也只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绝对不可能跨越时代直接组织共产主义运动的。
可是,毕生以追求客观真理为己任,并且博大精深、逻辑推理一向严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思想巨匠们,为什么会不顾社会现状而跨越时代,直接就用共产主义运动来称谓他们眼前试图推翻资产阶级甚至是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暴力革命运动呢?
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这样解释的:“《宣言》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现代工人运动的历史;现在, 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带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止的千百万工人的共同纲领。可是,当我们写这个《宣言》时,我们不能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宣言。……在1874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8]
也就是说,理论上唯一能够正确表示资产阶级时代终结之后的新时代的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这一称谓,已经被当时的资产阶级滥用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人阶级和其他革命阶级以及他们的代表乃至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思想巨匠们,迫不得已只好使用“共产主义”这一称谓予以区别。
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只是为了区别一些资产阶级运动的政治包装以及迎合世界工人阶级运动的时尚称谓等等,而把本应是社会主义运动称之为共产主义运动的。
所以,根据共产主义这一称谓的真实内涵,生活在根本就不可能具备共产主义运动客观条件的历史时期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种类型的无产者和贫苦百姓以及他们的代表乃至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思想巨匠们,使用这一称谓本身从一开始就是不真实的、不客观的、不科学的等等。
这一事实也充分证明,即便就是理论上始终追寻客观规律和自然法则以及社会真理并且竭力尊重科学和实事求是的思想巨匠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对社会上已经约定俗成、广为流行但绝对不符合现实的错误称谓,也不得不将错就错、顺其自然了。
当然,谁都不难明白,任何称谓都只是一个符号,任何事物都绝对不会因为称谓而改变性质的。也就是说,用什么称谓来表示社会革命运动,其本身在客观上并没有多大意义,社会革命运动是绝对不会因为称谓而改变实际性质的。对此我想,至少博大精深、思维严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思想巨匠们,是绝对不会指望通过改变称谓来改变眼前社会暴力革命运动等的根本性质的。
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思想巨匠们当时采用其真正内涵明显不合时宜的共产主义这一称谓,除了以上客观原因,另外还有一番他们自己当时不便明说的主观原因。关于这一点,我将在本书的其它章节中详细阐述和论证。
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单纯从理论上实事求是、一丝不苟地进行论证和推理,即便共产主义时代确实就是我们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迄今为止使用这一称谓来表示现代社会的任何时尚和权威的具体事物和社会现象以及思想意识等,都是不客观的、不真实的、不准确的和不科学的等等。
所以,随着当今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的资本主义化的社会演变和体制转型以及政治变革等等,以共产主义命名的几乎所有时尚和权威的具体事物和社会现象以及思想意识,甚至研究和探讨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和思想意识的学说体系等等,都逐渐成为书斋学问甚至被人放弃和遗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为了避免已经让当今社会大多数人失去希望和兴趣的共产主义这一称谓影响本书以文会友、抛砖引玉的功能和目的,我首先明确告诉诸位:本书所解读的共产主义,是那个能够在现代人类历史上成为一些封建国家和地区革命或者统治的时尚理论和权威思想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也就是现实生活中的那个不得不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的所谓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而绝对不是解读至少需要几百上千年自然演变过程才有可能出现的毫无现实意义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和思想意识。
那么,共产主义学说体系中,实际成为现代人类历史上一些封建国家和地区革命或者统治的时尚理论和权威思想的核心理论宗旨是什么呢?
二、“共产主义”的理论宗旨
众所周知,全面阐述和论证共产主义理论原理的学说体系,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思想巨匠创立于十九世纪中叶,其代表作有《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等。其中,《共产党宣言》是举世公认的最能体现“共产主义”思想原则和理论宗旨以及革命精神等的经典著作之一。
根据《共产党宣言》中的高度概括、系统阐述与全面论证等等,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当时所认为的,也是历史上能够在一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盛行的时尚理论和权威思想,并且也是所有革命或统治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在社会实践中始终作为决策主导思想基础的“共产主义”核心理论宗旨,显然是由以下几大部分循序构成的:
她首先确定:“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且,“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方式代替了旧的。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成两大敌对阵营,分裂成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9]
继而确定:“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10]
继而又确定:“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活下去了,就是说,它的存在不再同社会相容了。”[11]
继而又确定:“……,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统治。”[12]
继而又确定:“……,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13]
继而又确定:“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既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4]
最后确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5] 等等。
毫无疑问,只要我们以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的人类社会为历史背景,那么,别说当时世界各种类型的无产者和其他劳动者以及他们的政党组织和忠实代表们,就是“共产主义”及其政党组织的敌人们恐怕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至少从其举世公认的核心理论宗旨的表面上看来,似乎也是非常符合社会现实、非常合乎客观规律、非常尊重自然法则、非常顺应人民意愿的等等,而且又是那么的旗帜鲜明,那么的义正词严,那么的纯洁无暇,那么的大公无私等等,无疑是符合当时世界广大无产者和其他劳动者及其政党组织、忠实代表们对社会进行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愿望的,甚至似乎是无懈可击的、能当之无愧地成为当时各类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理论工具”和“思想武器”以及“崇高理想”的、似乎十分完整和非常科学且极为理想等的政治思想理论体系。
恐怕没有人会怀疑,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几乎完全是因为这个核心理论宗旨,而顺理成章地成为现代人类历史运动中各个国家和地区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的政治纲领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思想巨匠几乎也完全是因为这个核心理论宗旨,而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时世界广大无产者和其他劳动者以及他们的政党组织和忠实代表们的思想权威和精神偶像以及革命导师的。
然而,不管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的这个举世公认的核心理论宗旨,从思想基础和现实依据以及逻辑推理和形象思维等表面上看来,是多么的天衣无缝、多么的无懈可击,但是,其政治判断和形势预测以及革命主张和社会理想等等,仍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思想巨匠们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仍然是产生于当时现实社会的一种思想意识。其真理性和科学性以及正确性和准确性等等,无疑都有待于通过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社会实践的验证和确定等等,而绝不等于本身就是客观现实。
光阴荏苒,《共产党宣言》问世距今已有150多年了。在这150多年中间,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至今,人类社会已经不可否认地发生了空前绝后的巨大变化。
但是,显而易见,人类社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至今的这一百多年里,所发生的几乎所有重大的政治事件和社会变化以及历史现象,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几乎连续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一系列的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的主要原因、一般表现与最终结局;以及苏联和中国等古老的封建主义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人暴力夺取政权并建立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革命和历史成就;以及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所呈现的经济迅猛发展、社会快速进步的繁荣现象与美好前景;以及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逐渐分崩离析和普遍解体变质的客观现实和演变过程与发展态势等等,却都明显出乎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思想巨匠和革命导师的意料和预测之外。
对照《共产党宣言》来回顾二十世纪人类社会的历史运动,我们不难看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思想巨匠和革命导师们当时认为不可避免地将要发生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几个文明国家之间,却发生了大规模相互残杀的民族之间战争;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思想巨匠和革命导师们当时认为绝对不可能产生“共产主义”革命的苏联和中国等古老的封建帝国内,却爆发了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能够暂时消灭资产阶级乃至其它一切剥削阶级的社会暴力革命。
不仅如此,按照《共产党宣言》的推论和预测,早在十九世纪末就应该因为越演越烈的商业危机所引发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而被彻底消灭的发达工业国家的资产阶级,不但渡过了尸横遍野、惨绝人寰的两次世界大战,而且战后还能够逐渐自我克服和缓和那些因周期性商业危机而不断引起的社会动乱和革命态势等,并势不可挡地成长壮大起来,以至于现在根本就没有任何社会迹象能够表明,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无产阶级还能够或者说还有必要通过社会暴力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与此相反,那些表面上看来似乎基本是按照《共产党宣言》所主张和期望的那样发生社会暴力革命和实现国有专制统治的国家和地区,在共产党人高举着“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旗帜,组织和领导广大革命人民经过坚苦卓绝的暴力革命推翻了现存统治并消灭了一切剥削阶级,而且通过建立和完善国有特权专制计划经济统治体制取得举世震惊的辉煌成就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广大劳动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的逐渐改善,却又不得不开始承认和接受私有经济以及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以至于现在这些国家和民族已经十分明显地在势不可挡地逐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时期。
根据眼下整个人类社会对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和共产党人所作所为的一般看法和普遍态度,我们不难断定:从今往后,人类社会恐怕没有几个明智的有识之士还会竭尽全力地按照《共产党宣言》所主张和期望的那样,在自己的国家乃至整个世界试图继续组织和领导社会暴力革命,去消灭私有制以及资产阶级并建立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了。当然,从今往后,人类社会也没有几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基础,还具备爆发能够消灭私有制以及资产阶级的社会暴力革命并建立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所必需的客观条件了。
显而易见,现代人类社会围绕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和共产党以及所谓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等所发生的一切现象和变化,从根本上来看,至少在社会、政治、历史和理论方面,有两大类疑团令世人百思不得其解。
第一,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资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16] 在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它必然表现为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17] 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能够迅速引起压根儿还没有产生过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的封建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刚刚摧毁传统的封建帝王特权专制统治体制的、古老的俄国和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那些长期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的、各种类型的无产者以及其他贫苦百姓及其代表们的强烈共鸣,并且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了这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组织和领导社会暴力革命以及建立和巩固国有专制统治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理论工具”和“思想武器”以及“政治法宝”和“精神力量”,为这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在生产方式极为低下和落后、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和艰难以及斗争方式极为野蛮和残酷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能够组织和领导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建立和巩固一个个相对来说强大的、新型的、完美的、公平的、自给自足的、足以与资本主义世界抗衡的、以国有特权专制计划经济统治体制为政治基础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而且无可否认地争取并相对长期地保障和维持了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有意无意地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相对人道和顺利地完成全面进入资产阶级时代的原始积累做出巨大贡献的呢?
第二,到底又是什么因素,导致表面上看来在理论上似乎是无懈可击的、应该能够正确揭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真实关系的、在政治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几乎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能无可争辩地批判和否定一切类型的剥削阶级意识和传统思想观念的、曾经受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以及所有共产党人和众多有识之士无限崇拜和笃信不移的、始终都是革命或统治的共产党人及其他先驱者们决策主导思想理论基础的、历史上曾为革命的共产党人及其他先驱者们能推翻现存统治发挥过巨大作用的、实践中曾为统治的共产党人及其他先驱者们能长期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生存条件做出过伟大贡献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逐渐丧失了其社会功能,并且无可奈何地被当今这些国家和地区乃至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自然发展过程逐渐无情地加以否定和遗弃的呢?
下面我就尝试着揭开这两大类疑团。
三、“共产主义”的社会基础
从表面上来看,共产主义学说体系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资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18] 在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它必然表现为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19] 因此,“共产主义”的社会基础,似乎可以是一个或者几个发达工业国家和地区的这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
其实不然,因为,根据马克思等思想巨匠他们自己所发现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世界性的革命,……”[20],“……(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21] 这一客观规律进行推论: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的核心理论宗旨,无疑是同时解放全人类并创造新世界。所以,即便马克思等思想巨匠们所推论的“共产主义”社会是真实的,那么,“共产主义”的社会基础,也只能是整个人类世界的这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
那么,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的十九世纪中叶,客观上什么才真正是整个人类世界这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呢?
根据恩格斯的“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22] 的论点进行判断,当时只有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的这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资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
我想,无须任何资料和数据,我们也不难想象,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在十九世纪中叶实际统治的地域和人口,同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和地区相比,绝对不可能是多数,因此也绝对不可能成为整个人类世界这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
毫无疑问,至少在人类历史的十九世纪中叶,真正构成整个人类世界这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的,无疑是除了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以外的、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和地区的这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
而且,由于十九世纪中叶最多只有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而德国当时还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当时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和地区的这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最多也只能是以现代的封建主义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
也就是说,尽管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思想巨匠们明确强调和声明:共产主义学说体系是以当时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但是,受十九世纪中叶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的束缚和制约,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客观上只能是以现代的封建主义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
而且,共产主义学说体系没能成为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国家的时尚思想和权威理论等,反倒成为俄国和中国等以现代的封建主义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国家和地区的时尚思想和权威理论等的历史事实,也无可争辩地向世人证明:共产主义学说体系产生的社会基础,客观上无疑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现代封建主义时代。
由此可见,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能够成为现代历史上一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的政治思想理论基础,并且成功地帮助他们组织和领导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以及建立和巩固强有力的国有专制统治等等,也就决不是偶然的、不合情理的了。
但是,明明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资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又是怎样演变成一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的政治思想理论基础的呢?
四、“共产主义”的政治背景
我们只要大概回顾一下现代人类社会围绕着共产主义学说体系所出现的种种重大的历史事件与历史现象等,就不难看到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为核心理论宗旨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之所以能够风靡世界、惊天动地达一个多世纪,且至今为止仍未完全丧失其社会功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其能够成功地演变为一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的政治思想理论基础,并成功地帮助他们组织和领导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建立并巩固了强有力的国有专制统治。而在那些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英、美、法、德等国家和地区,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反倒“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成为了几乎无任何现实意义的书斋学问了。
显而易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的辉煌灿烂的政治贡献和历史功绩等等,几乎完全是由一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通过成功地组织和领导了本国家和地区的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以及建立和巩固了强有力的国有专制统治而创造的。
所以,尽管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是共产主义学说体系指导和引发甚至创造和促成了现代人类历史上一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人及其他先驱者们的成功的社会暴力革命以及国有专制统治等等,但从客观上来说则恰恰相反,是现代人类历史上一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人及其他先驱者们,根据社会暴力革命以及国有专制统治等的实际需要,非常成功地“根本误解”和“彻底改造”并十分巧妙和极其完美地全面借鉴和利用了原本不合适宜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
当然,从客观上来说,这也是因为当时这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暴力“革命不能预先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都是完全不以个别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23] 而当时这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在社会实践中所需要的政治思想理论,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思想巨匠们所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等等,却都可以根据自己和民众以及社会的普遍愿望和要求以及理想等而随心所欲地制造的缘故。
毫无疑问,相对于历史上这些封建国家和地区所爆发的能够拯救成百上千万甚至几亿长期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的贫苦百姓的社会暴力革命来说;相对于历史上这些封建国家和地区所建立的能够全面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生存条件的国有专制统治来说,不论怎样误解和改造甚至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各种类型的社会意识,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思想巨匠们所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无疑都是绝对合理和完全必要以及非常革命和极其进步的。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还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资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24]
由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所以,封建的社会存在,所需要和产生的只能是封建的社会意识;现代的封建的社会存在,所需要和产生的也只能是现代的封建的社会意识;现代的封建国家所爆发的社会暴力革命,所需要和产生的只能是现代的封建社会暴力革命意识;现代的封建国家所建立的国有专制统治,所需要和产生的只能是现代的封建国有专制统治意识。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任何类型的外部装饰和时尚称谓以及权威认证等等,都绝对不可能改变其根本性质。
因此,能够成为一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时尚思想和权威理论等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中的那些部分,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适应这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现代封建社会意识。根据这些社会意识,是绝对不可能正确解释现代人类社会围绕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和共产党以及所谓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等所发生的具体事物以及一般现象和基本变化等等的。
当然,从根本上来说,也只有根据历史上那些封建国家和地区所爆发的能够拯救成百上千万甚至几亿长期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的贫苦百姓的社会暴力革命,以及所建立的能够全面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生存条件的国有专制统治的客观因素和必要条件等,来观察和分析现代人类社会围绕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和共产党以及所谓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等所发生的现象和变化,我们才有可能揭示其中的真实关系。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去分析和观察人类社会过去所出现的一切事物,特别是不能割断历史去分析和观察现代人类社会围绕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和共产党以及所谓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一切现象和变化。假如我们无视和回避甚至掩盖和粉饰当时这些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持续已久的相当低下的生产能力、极为恶劣的生存条件、非常艰难的生活环境、十分残酷的斗争方式、此起彼伏的暴力革命和一触即发的全球性民族战争等客观事实和历史背景等等,按照现如今整体生产能力、生存条件、生活环境以及斗争方式等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巨大变化和改善的现代社会所产生的思想意识和生存观念以及政治标准等等,去判断和评价历史上围绕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和共产党以及所谓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等所发生的一切现象和变化的孰好孰坏与谁是谁非等的话,那样是永远也找不到正确答案和合理解释等等的。
当然,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特别是生活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社会的年轻人,对我们人类社会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这一百多年不堪回首的痛苦历史,特别是对当时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持续已久的相当低下的生产能力、极为恶劣的生存条件、非常艰难的生活环境和十分残酷的斗争方式等,缺乏具体的亲身体会和直接的感性认识等等,很难从根本上认识和理解当时人类社会酝酿并接连爆发两次全球性世界大战和一系列暴力革命、民族战争的客观原因,也很难从根本上认识和理解当时围绕着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和共产党以及所谓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等所发生的一切现象和变化。
而且,再加上人们长期受带有各种政治色彩的正统的、时尚的和权威的思想教育和理论宣传以及历史评价等的深刻影响和严重束缚等等,总是习惯于把观察人类世界以往的历史运动和社会变革以及经济发展和时代进步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各个国家和地区或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领域所发生的各种局部变化、表面动态甚至领袖决策等人为和主观的因素上,这就使得一般人很难相信和理解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运动和社会变革以及经济发展和时代进步等等,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当时的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现代人类历史上酝酿并且接连爆发以两次全球性世界大战为代表的一系列暴力革命和民族战争等等,完全取决于当时世界上有多少人不得不长期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这一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所以,为了让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特别是生活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社会的年轻人,也能够比较容易地认识和了解现代人类历史上酝酿并接连爆发两次世界大战和一系列暴力革命和民族战争等的真正原因;也能够比较容易地认识和了解现代人类社会围绕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和共产党以及所谓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等所发生的一切现象和变化中的真实关系等等,下面我们大概回顾一下现代人类社会产生“共产主义”事物和现象以及一系列大规模暴力革命和民族战争的社会基础和历史背景等等。
首先,我们应该了解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现代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围绕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和共产党以及所谓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等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物和现象以及变化等等,关键在于二十世纪上半叶一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革命政党和人民能够高举“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通过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并建立一个个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等历史运动。
当然,“革命不能预先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都是完全不以个别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25] 那么,什么是导致二十世纪上半叶那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人及其他先驱者们,能够组织和领导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并最终夺取国家政权的、不以个别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呢?
我们知道,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和共产党以及所谓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等等,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这一百多年间。这一百多年正是人类社会酝酿并接连爆发两次世界大战和一系列暴力革命与民族战争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艰难的、斗争方式极为野蛮残酷的历史发展时期。这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在这个期间的各个国家和地区所发生的其它一系列大规模的暴力革命和民族战争等等,直接和间接地导致了当时人类社会几亿人死于非命。不难想象,客观上需要通过牺牲几亿人才能基本恢复生态平衡的人类世界,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无疑是极为低下和非常落后的,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实际生存条件无疑是极为恶劣和非常艰难的。而这些正是那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人及其他先驱者者们,能够组织和领导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并最终夺取国家政权的“国际情况”。
至于那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者们,能够组织和领导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并最终夺取国家政权的“国内情况”,我原想用一些现成的历史资料和具体数据等等,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这一不堪回首的历史时期的极为低下和非常落后的生产能力、极为恶劣和非常艰难的生存条件以及极为野蛮和残酷的斗争方式等的实际程度,进行一些形象而通俗的剖析和描述以及简单的推论等以增强说服力。
但是,由于我手头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所出版的第一部经济年鉴,也就是《1981中国经济年鉴》。所以,我就只好根据这一经济年鉴所公布的中国在解放初期的1949年时的国民经济主要指标,以当时的中国社会经济实际状况为例,来大概剖析和描述以及简单推论一下我们中国社会这一不堪回首的历史时期的极为低下和非常落后的生产能力、极为恶劣和艰难的生存条件以及极为野蛮和残酷的斗争方式等的实际程度。
依据《1981中国经济年鉴》上所公布的一些重要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1949年中国的总人口为54,167万人;工农业总产值为466亿元;国民收入为358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140.5亿元;原煤为0.32亿吨;发电量为43亿度;原油为12万吨;钢为15.8万吨;布为18.9亿米;糖为20万吨;粮食为11,320万吨;棉花为44.5万吨;油料为256.4万吨;猪、牛、羊肉为338.5万吨(1952年的数据);水产品为45万吨……。[26]
根据这一组历史数据大概计算一下,我们就不难了解1949年时中国社会的落后状况和贫困程度了。在1949年,中国年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只有86元;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69.29元;年人均社会商品零售额只有25.94元;年人均原煤只有0.059吨(59公斤);年人均发电量只有7.9度;年人均原油只有0.0002吨(0.2公斤);年人均钢只有0.00029吨(0.29公斤);年人均布只有3.49米;年人均糖只有0.00037吨(0.37公斤);年人均粮食只有0.209吨(209公斤);年人均棉花只有0.00082吨(0.82公斤);年人均油料只有0.0047吨(4.7公斤);年人均猪、牛、羊肉只有0.0062吨(6.2公斤)(1952年的数据);年人均水产品只有0.00083吨(0.83公斤)……。
显而易见,即便就是将其中维持人的生命所必需的物资绝对平均地加以分配,那么,生活在1949年的中国人,每人每天也只能得到0.572公斤粮食;0.013公斤(13克)油料;0.017公斤(17克)肉;0.0023公斤(2.3克)水产品,以及每人每年只能得到3.49米布和0.82公斤棉花等等。
这一组历史数据意味着生活在1949年的中国人实际上处在一个怎样恶劣和艰难的社会生存环境中呢?形象和具体一点说就是:只要有一个人平均每天多拿走0.19元钱,就意味着有一个人将会分文没有;只要有一个人平均每天多消耗0.572公斤粮食,就意味着有一个人将会饿毙街头;只要有一个人平均每天多吃掉0.013公斤(13克)油料,就意味着有一个人将会不沾滴油;只要有一个人平均每天多享用0.017公斤(17克)肉,就意味着有一个人将会被迫素食;只要有一个人平均每天多占有0.0023公斤(2.3克)水产品,就意味着有一个人将会难闻鱼腥,以及只要有一个人一年多占用3.49米布和0.82公斤棉花,就意味着有一个人将会缺衣少穿……。
可想而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1949年,也就是在中华民族已经为争取基本生存条件而牺牲了几千万同胞生命以后的1949年,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已经夺取了国家政权并且开始集中社会生产资料统一计划、统一生产和统一分配等的1949年,中国人民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还都如此恶劣和艰难,更不用说在此之前长期处在大动荡和大革命以及大浩劫之中的中国社会广大贫苦百姓的实际生存形态了。
通过如此这般客观地分析和推论,我想我们应该不难理解中国在那个时期爆发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的客观原因和历史意义以及进步作用等等了。
显而易见,根据1949年中国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和社会物资财富的现实状况,我们不难想象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中国社会,那些腰缠万贯钱、家囤万担粮的地主老财和土豪劣绅们;那些拥有几个厂、日进几斗金的工厂厂主和资产者们;那些大肆掠夺和鲸吞中国财富的帝国列强和外国资本家们;那些家境宽裕、饱食终日的富户人家们等等,他们手中所拥有的物资财富总量,客观上要将多少无产者和其他贫苦百姓逼到饥饿和死亡线上苦苦挣扎!
因此,面对中国社会当时上千万甚至上亿的长期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的无产者和贫苦百姓这一客观现实,不要说那些腰缠万贯、家有囤粮的地主老财们和那些拥有数家工厂、日进斗金的资本家们以及侵犯中国主权、掠夺中国财富的外国列强和资本家们了,就是一般家境宽裕、饱食终日的富户人家的存在本身都是一种罪恶。
而且,仅仅由于他们所拥有的生产资料和物资财富等在当时是唯一能够迅速拯救万民于水火和民族于危亡的必要条件,所以,中国社会的广大无产者和其他贫苦百姓以及他们的代表们,也就理所当然地要把社会上所出现的大面积的饥饿和死亡现象,直接归咎于他们的贪婪和吝啬以及残忍和狠毒等等,并理直气壮地把他们当作社会暴力革命的对象加以消灭。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是如此状况,其它的共产党能够通过社会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并建立所谓社会主义国有特权专制计划经济统治体制的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状况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通过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状况的大概剖析和具体描述以及简单推论等等,我们应该不难明白这样一个在现代人、特别是在资产者看来似乎是荒谬绝伦和不可思议的发展规律与生存法则:即从客观上来说,我们人类社会在大多数人还不得不长期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的非常艰难和严酷的历史发展时期,个人拥有大量的财富和过着奢侈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罪恶,更何况以纵容和鼓励人们“自由”剥削和“平等”掠夺甚至“民主”厮杀等为生存原则的、充分体现资产阶级“弱肉强食”精神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民主法治统治体制和观念及其捍卫者的所作所为等等了。
也就是说,在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大多数人还不得不长期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的历史发展时期,除了所有人都应该相对平等地得到和拥有继续生存下去的基本条件和权利这一基本道理之外,原则上是没有什么别的道理好讲的,包括所有有关个人的自由权利和社会的法治原则以及国家的绝对权威等方面的道理。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只要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大多数人客观上还不得不长期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那么,这些长期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的人们仅仅出于活着的欲望和求生的本能,也必然会公开蔑视和破坏一切不能保障自己基本生存条件和权利的现存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法律以及政治权威等等,当然也必然会去损害和侵犯他人的基本生存条件和权利。他们显然有暴力革命的理由。
与此相反,统治阶级与那些能够受到现存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法律以及政治权威等庇护的资产者和富人们,仅仅为了保障和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和剥削权利,也必然会想方设法地利用国家机器来竭力缓和解决社会阶级矛盾以及阻止和镇压社会暴力活动,而绝不会随便就交出权力和散发财物的,更不肯轻易就束手就擒、任人宰割的。他们显然有镇压革命的理由。
显而易见,只要直接威胁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和权利的社会矛盾积聚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会爆发谁都不可能再用所谓合法手段阻止的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与其饿死、不如战死”,显然是几乎所有长期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的人们奋起而反抗和革命的普遍心态。“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又显然是所有统治阶级和国家权威此时所必然要面对的革命形势。
所以,有史以来,任何性质的社会暴力革命都是人世间完全合理但绝对不可能合法的民众“叛逆”行为的集中表现,其实质就是对任何类型的现存统治的全面否定。人类社会的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任何社会发展时期,都绝对不会出现符合现存统治原则的社会暴力革命,也绝对不会出现容忍社会暴力革命的社会统治体制。社会暴力革命和社会现存统治之间的矛盾,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绝对没有任何能够相互调和的余地。
毫无疑问,只要人类社会的基本生存矛盾发展到不得不通过大规模的暴力革命和民族战争来解决的地步,那么,社会上除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成者王侯败者寇”,“打天下者坐天下”之类的道理之外,实际上已经没有其他的什么道理好讲了。
再则,由于“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27] 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只要一个国家和地区还能够爆发可以推翻现存统治的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那么,这个国家和地区就必然存在规模庞大的因为各种原因而长期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的贫苦百姓;只要一个国家和地区存在规模庞大的因为各种原因而长期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的贫苦百姓,那么,这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也就必然建立在客观上难以从根本上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生存条件的、生产资料以自然资源为主、生产方式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之上。
然而,只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还建立在客观上难以从根本上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生存条件的、生产资料以自然资源为主、生产方式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之上,那么,在大多数人因为各种原因长期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而不断奋起反抗和武装暴动的革命时期,统治者就必须采取专制的极为野蛮的暴力手段和方式来维持和巩固自己的特权统治地位,而革命者也只能通过特殊的极为残酷的暴力手段和方式去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基本生存条件。
而且,由于任何政党和阶级等不论通过任何手段和方式等更迭国家政权,也不论由谁来掌握新的国家政权,都绝对不可能一下子改变和提高现有的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所以,任何政党和阶级等不论通过任何手段和方式等更迭国家政权,也不论由谁来掌握新的国家政权,也绝对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和提高以现有的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为基础而形成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统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等的实际性质,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和完善以及强化等等。
通过以上分析和推论,我想我们应该能够明白这样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那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在组织和领导广大革命人民通过社会暴力革命来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基本生存条件和权利的历史时期,客观上迫切需要的就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之类的道理;而在建立和巩固国有特权专制统治体制以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生存条件的历史时期,客观上迫切需要的就是“压制无罪”、“专政有理”之类的道理,除此之外的其它一切道理都只能是为这些道理服务的。
显而易见,站在这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能够极其出色地完成本民族赋予自己的革命和统治的历史使命的立场上,经过“根本误解”和“彻底改造”甚至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几乎是十分理想并且非常完美地充分满足了他们思想和理论以及精神上的这些需求。
由于“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力量,以往活动的产物”。[28] 任何人都既不能否定、也不能回避、更不能随意改变自己所处的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的现状。
所以,作为不得不生活在社会生产力整体水平实际处在封建主义时代的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即便就是真正认识和掌握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明明知道现在根本就不可能在自己的国家和地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理想。但是,面对眼前成百上千万甚至几亿长期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的贫苦百姓;面对他们不愿坐以待毙而不断爆发的此起彼伏的暴力运动和武装起义等等,他们在道义和良心上也找不到任何正当的理由和借口可以袖手旁观、坐视不救,更何况自己也身临其境,深受其害呢。而且,他们在客观上也没有时间和可能去毫不现实地等待恐怕需要几百上千年才有可能真正具备客观条件的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革命运动。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这是谁都不难明白的简单道理。在国家和民族以及自己都已面临生存危机和灭顶之灾的生死关头,首先以现有的客观条件为基础,想方设法、竭尽全力争取和维护以及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生存条件和权利,无疑是当时所有有条件组织和领导社会暴力革命或建立和巩固国有专制统治的共产党人及其他先驱者们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除此之外的其它一切都是次要的。
也就是说,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一些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客观上还处在封建主义时代的国家和地区里,革命或统治的共产党人只要能够争取和维护以及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生存条件和权利,那么,不管采取多么严酷的政治手段和多么专制的社会措施等等,原则上都是合理的、进步的。
而此时此刻,用任何类型的思想意识,包括用真正意义上的先进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思想观念和道德标准以及政治原则和社会制度,来否定和反对甚至阻止和破坏这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的所作所为的社会言论和行为,不管本身多么正确、多么合理,客观上也是不合适宜的、错误的、反动的乃至反革命的。
显而易见,没有现代人类历史上一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的社会暴力革命以及国有专制统治等,也就没有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的辉煌历史。现代人类历史上一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的社会暴力革命以及国有专制统治等,是共产主义学说体系之所以能够发挥巨大的社会和精神作用等的政治基础。
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共产主义理论学说实际上已演变成了现代人类历史上一些封建国家和地区革命或统治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独断专行的权威学问。
而且,由于当时这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人革命或统治的客观上的绝对不可怀疑、否定和反对的革命性、专制性、权威性和神圣性等等,因此也造就了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原则上的绝对不可怀疑、否定和反对等的革命性、专制性、权威性和神圣性等等。
当然,共产主义学说体系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人类历史上一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的社会暴力革命以及国有专制统治的政治思想理论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她本身不得不具有的封建色彩。
五、“共产主义”的封建色彩
把共产主义和封建色彩联系起来,决不是我故弄玄虚、哗众取宠。因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9] 封建社会的现实生活,只能产生封建主义的思想意识。任何类型的封建国家和地区的时尚和权威的思想意识,只能是各种形式的封建主义思想意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所决定的。
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从整体上来看,共产主义学说体系之所以能够引起实际生活在封建主义时代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共鸣,并且能够成为一些封建国家和地区革命或者统治的时尚理论和权威思想本身,就足以证明共产主义学说体系无疑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
当然,不管人们现在能否理解和是否相信,只要能够完整地看完本书,也就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阐述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及其政党组织以及现代人类历史上的所谓共产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等带有封建主义色彩,不仅绝没有对其进行亵渎、漫骂、贬低和批判等意思,反而是在实事求是地对其进行尽可能客观而合理的论证、肯定、赞赏和歌颂等等。
因为在我看来,“封建”即“封闭建设”的意思,其本身绝对不是一个贬义概念。而且,从根本上来说,当今人类社会还不得不建立和完善以及巩固和强化的诸如各种形式的家庭、单位、集团、组织、政党、军队、政府、国家和联盟等等事物和观念,以及围绕这些事物和观念所产生和存在的所有社会事物和意识形态等等,都具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
“封建主义也有过自己的无产阶级,即包含着资产阶级的一切萌芽的农奴阶级。封建的生产也有两个对抗的因素,人们称为封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可是,却没想到总是坏的方面压倒好的方面。正是坏的方面引起斗争,产生历史的运动。假如在封建主义统治时代,经济学家们看到骑士的德行、权利和义务之间美妙的协调、城市中的宗法式的生活、乡村中家庭手工业的繁荣、各同业公会、商会和行会中所组织的工业的发展,总而言之,看到封建主义的这一切好的方面深受感动,抱定目的要消除这幅图画上的阴暗面-----农奴状况、无政府状态,那么结果会怎样呢?引起斗争的一切因素就会灭绝,资产阶级的发展在萌芽时就会被切断。经济学家就会给自己提出把历史一笔勾销的荒唐任务。”[30]
毫无疑问,不管我们人类自身愿不愿意承认和能不能够接受,以自然资源和手工生产以及土地所有制为社会基础的贫困、愚昧、野蛮和专制的封建主义时代,也是我们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整个自然演变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其统治形式有着许许多多好的方面的、任何国家和民族都绝对不可能跨越和避开以及改变和取消的、其根本性质和主要特征至今为止在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普遍反映和具体表现的、客观上恐怕还需要几百上千年才有可能在整个人类社会彻底终结的时代。
关于封建主义的有关观点与论述,我将专门著述以及在本书的其它章节中进行详细的阐述和论证,在此只是顺便提及一下,以免人们因对“封建”这一概念的长期和时尚甚至权威的误解、偏见与反感,不假思索就对我本节将要阐述和论证的思想观点和理论见解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从而影响对本书内容的兴趣和关注。
那么,明明是试图客观而合理地科学阐述和论证以及预测我们人类未来最公正、最美好、最崇高、最理想的社会生存形态,并能引起现代人类社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强烈共鸣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又怎么可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呢?
其根本原因首先反映在共产主义学说体系能够引起现代人类社会一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共鸣这一现象上。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现的“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31] 这一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推论:作为政治的和精神的产物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能否引起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强烈共鸣,以及能否促进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发展与进步,同样取决于这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这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
也就是说,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只要能够引起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强烈共鸣;只要能够促进这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发展与进步等等,就充分表明她的主要的政治内涵和原则精神以及客观性质和社会功能等等,与这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这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相适应的。
与此相反,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只要不再引起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强烈共鸣;只要不再有利于这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发展与进步等等,则充分表明她的主要的政治内涵和原则精神以及客观性质和社会功能等等,与这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这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已经不相适应了。
所以,从客观上来说,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这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的实际性质,在决定着能够成为时尚和权威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的实际性质;而绝对不是能够成为时尚和权威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的实际性质,在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这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的实际性质。
当然,如果单纯从理论上来认识这一客观规律,似乎并不难理解。但是,只要根据这一客观规律来观察和剖析我们眼前现代人类社会历史运动中,围绕共产主义学说体系所出现的社会现象和政治特征以及思想演变和观念转换等等,恐怕就难以让人正确理解和自愿接受,甚至还容易让人感到十分困惑和非常迷茫了。
因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事实是:明明是以想象的人类社会最高级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为思想基础,客观而科学地阐述和论证以及预测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和思想意识的学说体系,却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极为低下和非常落后的封建主义时代,异常迅猛地引起了长期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的广大各种类型的无产者和其他贫苦百姓以及他们的忠实代表们的强烈共鸣,并且无可否认地促进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发展与进步;而到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因为私有经济以及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的迅猛发展和高速进步发生根本转换和全面提高的资产阶级时代,反倒无可奈何地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放弃和遗忘;反倒无可否认地阻碍历史运动的发展与进步了。
而且,面对眼前这些越来越难以隐瞒和回避以及否定和改变的社会现象和政治特征以及思想演变和观念转换等等,当今世界上一些立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及其追随者们、特别是那些政治上还没有正式承认和接受资产阶级原则的国家和地区的仍然拥有特权统治地位和专制决策权利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政治领袖们,不但没有因此而公开怀疑和否定以及放弃已经明显不合适宜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反倒容易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只要一个国家的革命阶级或统治阶级始终高举着共产主义旗帜,表面上能够严格遵循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的核心理论宗旨的基本原则进行暴力革命以及建立国家政权,并且确实推动和促进了本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与进步,那就毫无疑问地肯定这些国家和地区所进行的就是共产主义运动;所爆发的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所建立的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等等。然而,只要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和广大民众公开否定和放弃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的核心理论宗旨,并且开始公开接受和推行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原则以及政治制度,那就义正词严地痛斥这些国家的社会在复辟、历史在倒退、政权在腐败、意识在蜕化、政党在变质、民众在落后等等。
不仅如此,他们还会毫不犹豫地把其他所谓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化的公开的政治演变和体制转型等,全部归咎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统治的共产党人的思想蜕变和决策失误以及政治腐败和措施不力等等。似乎自己只要认真汲取他们的教训;根本防止思想的蜕变;竭力避免决策的失误;积极杜绝政治的腐败;不断采取有利的措施等等,就可以永远阻止自己的国家和地区全面进入资产阶级时代,并以此来坚定自己以及自己统治的人民继续按照自己所理解的“共产主义”原则精神来创造美好的社会生存形态的信心。
这样以来,明明是以“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资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32] 从理论上来说在其它任何类型的国家和地区都“……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33] 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却天衣无缝地完全演变成了那些从来都没有产生过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的封建国家和地区的革命或统治的共产党人独断专行的政治思想理论基础。
那么,由客观上相隔整整一个资产阶级时代而决定的根本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如何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并且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革命或统治的共产党人一度“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理论工具”和“思想武器”等的呢?
只要我们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其本身除了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这一根本特征之外,其核心理论宗旨基本符合二十世纪上半叶那些客观上已经完全具备推翻现存统治并建立新型统治的各种必要条件的封建国家和地区的革命或统治的共产党人主观上迫切需要创造并掌握的、既能令人信服地批判否定资产阶级及其它一切剥削阶级思想观念和政治理论的、又能大同小异地迎合和满足革命人民对社会进行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和幻想的、还能无懈可击地筹划和确定适应各个时期社会现状的革命目的和政治纲领以及统治原则和最高理想的、尽可能完整和统一的思想理论体系的客观要求。
而且,只要把二十世纪那些客观上具备推翻现存统治并建立新型统治的社会基础和必要条件的封建国家和地区所能够采取和实施的最佳的施政纲领和社会措施,与共产主义学说体系中主要的思想原则和基本的政治主张以及最初的社会纲领等加以简单的比较,就不难看出它们之间十分惊人的相似之处和难以区别的共同之点:
(一)当时这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广大革命人民必须首先组织起来,在革命政党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推翻现存统治,由革命阶级夺取并掌握国家政权。
共产主义学说体系认为:“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34]“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35]
(二)当时这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广大革命人民必须暂时彻底消灭一切私有制,建立和巩固国有特权专制统治体制以便于完全封闭起来进行建设。
共产主义学说体系认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资料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36]
(三)当时这些封建国家和地区通过社会暴力革命而产生的新的统治阶级,在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发展时期内,客观上只能完全依靠和利用国有特权专制统治体制和观念进行统一计划、统一生产和统一分配等等,才有可能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
共产主义学说体系认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被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37]
(四)当时这些封建国家和地区通过社会暴力革命而产生的新的统治阶级,在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发展时期内,还必须采取各种有效的政治手段和社会措施强行统一所有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以便于加强和巩固国有特权专制统治体制和观念对全社会的绝对控制。
共产主义学说体系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在发展进程中,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利就失去政治性质。”[38] 等等。
显而易见,从表面上来看,这些封建国家和地区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发展时期内,除了根本就不具备产生共产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资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社会基础之外,客观上所迫切需要的能够很快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生存条件的施政纲领和社会措施等等,同共产主义学说体系所主张的施政纲领和社会措施的基本原则和理论宗旨几乎完全一样。
所以,这些封建国家和地区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发展时期内,组织和领导社会暴力革命的乃至后来建立和巩固国有专制统治的共产党人的施政纲领以及所推行的社会措施等等,可以说几乎都是即符合本国社会暴力革命或者国有专制统治的客观需要,又符合共产主义学说体系主要的政治思想原则和革命理论宗旨的。
通过如此比较之后,还有谁会认为二十世纪上半叶那些极为贫穷和非常落后的封建国家的共产党人所组织和领导的不是共产主义革命?又有谁会怀疑那些夺取国家政权的共产党人所建立和巩固的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呢?
但是,“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39] 是任何个人、任何政党、任何阶级乃至任何国家等等,都不可能否定和改变的客观存在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
也就是说,不论共产主义学说体系与封建国家和地区革命或统治的共产党人的思想意识结合的多么天衣无缝;也不论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客观上为一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人能够争取并且相对长期地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生存条件做出了多大贡献等等,不但绝对不可能改变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暴力革命以及国有专制统治的现代的封建主义性质,而且还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暴力革命以及国有专制统治的现代的封建主义性质,使共产主义学说体系不可避免地带有了现代的封建主义色彩。
当然,从表面上来看,我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历史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人组织和领导的社会暴力革命以及建立和巩固的国有专制统治的封建主义性质等等,来断定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本身带有浓厚的现代封建主义色彩的做法,在逻辑推理上似乎非常荒唐并且不可思议,好像是完全自相矛盾的。
因为,一般来说,人们都会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是以他们所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思想基础的。断定他们所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本身带有浓厚的现代封建主义色彩,也就等于全面否定了共产主义学说体系;既然否定了他们所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也就等于全面否定他们所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既然全面否定他们所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就不可能以此为依据来全面否定他们所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等等。
其实不然,本书将会尽可能全面而系统地阐述和论证这样一个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并不完全是以他们所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思想基础的。
因为,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来观察与分析现代人类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时不难发现:受所处时代整个人类社会极为恶劣的生存条件以及非常残酷的革命形势等等的局限和制约,他们所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中的一些主要理论观点甚至核心理论宗旨,都不得不与他们所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相互矛盾。
所以,从根本上来说,现在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甄别和修正他们所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中的思想误区时,表面上所出现的不可思议的自相矛盾现象,完全是因为他们所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中的一些主要理论观点甚至核心理论宗旨,都不得不与他们所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相互矛盾的缘故。
而且,作为一心希望利用眼前已经风起云涌、不可避免的全球性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来彻底拯救全人类的思想巨匠和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等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的创始人,也是受所处时代整个人类社会极为恶劣的生存条件以及非常残酷的革命形势等等的局限和制约,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还根本就不存在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就匆匆忙忙地做出了前提绝对不真实的资产阶级时代在人类社会已经终结的政治判断,从而使共产主义学说体系中的一些主要理论观点甚至核心理论宗旨带有了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的。
当然,不管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的创始者们自己是否愿意或者意识到,也不管坚决捍卫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的纯洁性、阶级性、革命性、先进性和科学性等的立场坚定的共产党人们如何困惑不解,从客观上来说,共产主义学说体系中的一些主要理论观点甚至核心理论宗旨等等,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不仅绝对不是一件坏事,而且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一些封建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还是绝对合理的、完全必要的、非常革命的和十分进步的等等。
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得共产主义学说体系能够将相隔整整一个资产阶级时代的根本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种社会意识形态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并且顺理成章地成为历史上一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人,在本国家和地区暂时消灭不合适宜的私有经济以及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的、一度“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理论工具”和“思想武器”等,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人能够在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和斗争方式非常残酷的封建主义时代,通过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有意无意地建立和利用仍属于封建类型的、新型的、现代的国有特权专制计划经济统治体制,争取并相对长期地保障和维持了本民族的基本生存条件,而且自觉不自觉地相对人道和顺利地完成资产阶级时代的原始积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毫无疑问,假如共产主义学说体系能够严格遵循“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资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思想原则基础,旗帜鲜明地批判乃至否定了一切形式的封建主义因素的话,她就必然会因为整个人类世界至今为止都没有完全产生的“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资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社会基础,“……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它必然表现为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40] 并且早就成了没有多大现实意义的书斋里的学问。
总之,虽说听起来非常荒唐和十分滑稽以及难以置信和不可思议等等,但客观事实确实如此。对于当今整个人类社会能够早日结束全面战争,以及在相对和平和稳定的冷战和对峙状态下,相对人道和顺利地基本完成全面进入资产阶级时代的原始积累,并且已经开始势不可挡地全面进入资产阶级时代的大好形势来说,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的封建主义色彩无疑是功不可没的。
当然,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客观上能够为整个人类社会早日进入资产阶级时代做出巨大贡献,其主要原因还在于现代人类历史上那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人根据革命或者统治的实际需要,对其进行的绝对必要的垄断和恰倒好处的塑造以及十分灵活的解释和非常合理的利用等等。
下面我就尝试着对此进行阐述和论证。
六、“共产主义”的合理利用
不可否认,从根本上来说,共产主义学说体系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是以批判和否定已经完全取代封建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时代为思想基础和理论宗旨的,也就是以肯定和赞赏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资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对一切类型的封建主义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资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的否定和取代为思想基础的,是绝对不应该带有任何形式的封建主义色彩的。
而且,毫无疑问,只要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还没有完全否定和取代一切类型的封建主义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的话,共产主义学说体系中的有关建立新社会的理论宗旨和思想原则以及政治纲领和社会措施等等,在这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都无从谈起。
也就是说,共产主义学说体系至少是站在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已经真正形成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的基础之上,批判和否定以及主张消灭私有制以及资产阶级统治等等的。而在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还没有真正形成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之前,无疑是承认和肯定甚至拥护私有制以及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乃至经济和政治统治等等的。
所以,不管实际上有多么不可抗拒的社会原因;也不管客观上有多么合情合理的政治理由,站在根本就不存在真正意义的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的封建国家和地区的基础之上,利用共产主义学说体系来批判和否定以及主张消灭私有经济以及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乃至经济和政治统治等等,绝对都是对所谓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的“根本误解”和“彻底改造”,或者说是实质上否定其理论宗旨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
但是,从客观上来说,在整个人类社会实际上都处在极为艰难和非常残酷以及十分野蛮的由封建主义时代向资产阶级时代剧烈演变和全面转型的动荡和战争年代,对于当时那些暂时还根本就不具备向资产阶级时代演变和转型的社会基础和必要条件的封建国家和地区来说;对于这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那些长期面临饥饿和死亡威胁以及动乱和战争困扰的各种类型的无产者及其他劳动者来说;对于这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忠实代表各种类型的无产者及其他劳动者们现实利益的革命党人及其他先驱者们来说,共产主义学说体系本身所具备的封建主义色彩,以及各国共产党人根据革命或者统治的实际需要而对共产主义学说体系所进行的“根本误解”和“彻底改造”,或者说是实质上否定其理论宗旨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等等,可就意义重大、功德无量了。
因为,只有这样,这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那些先进的革命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才有可能理所当然地以共产主义学说体系作为自己的政治思想理论基础,建立和发展以共产党命名的革命政党,然后始终高举推翻一切现存统治的“共产主义”运动旗帜,全面垄断能够从根本上似乎是无可争辩地批判和否定一切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统治体制的“共产主义”理论思想,将其作为自己的“理论工具”和“思想武器”以及“政治法宝”和“精神支柱”等等,在当时客观上只有通过劫富济贫、消灭私有以便统一计划、统一生产和统一分配等等,才有可能尽快争取并保障和维持本国家和地区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生存条件的动乱和战争的封建主义时代,既可以名正言顺、旗帜鲜明地号召和鼓动以及组织和领导广大革命人民通过暴力革命推翻代表有产阶级利益的国家政权,彻底消灭和禁止暂时还不合适宜的私有经济以及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等等;又可以在夺取国家政权以后,理直气壮、责无旁贷地以国家的名义强行集中和掌握以及支配全部社会生产资料,通过统一计划、统一生产和统一分配来相对长期地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等等。
而且,由于共产主义学说体系似乎是极为科学以及非常客观地将全人类所要实现的宏伟蓝图和美好理想设计到几代人或者几百年以后,眼下绝对不可能兑现。所以,各个封建国家和地区的革命或统治的共产党人,也就可以合情合理地让所有参与者都确信不移地把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社会暴力革命以及建立和巩固的国有专制统治等都当作所谓共产主义事业,使他们始终沉浸在此生绝对不可能创造出来的幸福美好的理想社会的憧憬之中,以便让他们能够在生存条件极端艰难和斗争方式非常严酷的封建主义时代,长期保持同仇敌忾的革命斗志或者万众一心的创业激情等,心甘情愿甚至拼死拼活地为几乎没有现实回报和个人利益的崇高事业无私奉献、流血牺牲等;为自己生前肯定是绝对不可能看到的造福子孙万代的理想社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等。
通过如此分析和推论,我想,现在无论是站在拥护还是反对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的立场上,来回顾现代历史上各个封建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人组织和领导社会暴力革命以及建立和巩固国有专制统治的辉煌历程,应该都不难相信,假如共产主义学说体系本身不具备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假如当时共产党人不可能对共产主义学说体系进行“根本误解”和“不断创新”以及“因势打造”和“灵活运用”甚至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的话,那么,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及其其他先驱者所组织和领导的社会暴力革命绝难成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及其其他先驱者所建立和营造的国有专制统治绝难维持。
也就是说,共产主义学说体系本身所具备的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以及各个封建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人根据本国家和地区革命或者统治的实际需要,对共产主义学说体系所进行的“根本误解”和“不断创新”以及“因势打造”和“灵活运用”甚至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等等,客观上为现代人类历史上一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人能够推翻旧的国家政权以及建立新的国家政权提供了威力无比的能够逐渐控制和垄断社会舆论以及争取和团结广大民众的“思想武器”和“理论工具”以及“政治法宝”和“精神支柱”等等。
所以,经过“根本误解”和“不断创新”以及“因势打造”和“灵活运用”甚至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无疑是现代人类历史上一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能够组织和领导广大民众通过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并且强行实施国有专制统治等等,成功地争取并相对长期地保障和维持本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生存条件的“思想武器”和“理论工具”以及“政治法宝”和“精神支柱”等等。
由此可见,二十世纪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人,在客观条件和生存环境极为艰难和非常残酷的封建主义时代,能够成功地争取并且相对长期地保障和维持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条件这一辉煌的历史功绩本身也足以证明:不管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在现实社会中多么不合适宜;也不管使用共产主义这一称谓本身实际上多么不真实、多么不客观、多么不科学等等,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等始终能够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天才的思想巨匠和伟大的革命导师以及进步的政治领袖乃至当时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人们,在客观条件和生存环境极为艰难和非常残酷的封建主义时代,为了尽快争取并且相对长期地保障和维持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条件等等,有意无意对共产主义学说体系所进行的“根本误解”和“不断创新”以及“因势打造”和“灵活运用”甚至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等等,却是绝对合理和极其必要以及非常正确的。
或许会有人说,历史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人以及他们的领袖们,为什么不一切都实事求是并实话实说,而非要对不合适宜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进行“根本误解”和“不断创新”以及“因势打造”和“灵活运用”甚至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等等,并且不容任何人反对和否定甚至怀疑地把明明是封建时代的各种类型的无产者和贫苦百姓说成受雇于资产阶级大工业的现代无产阶级;把明明是根本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的封建国家和地区所爆发的农民暴力革命,说成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并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把明明是必须通过强行消灭和禁止私有经济并且压抑个人欲望和奢求以及限制个人自由和权利等等,以确保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生存条件的封建类型的国有特权专制统治制度,说成是比一切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高级和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把明明是必须通过强行保持社会政治言论一律来统一全国人民思想和行为以防患未然和鼓舞斗志的专制政治态势,说成是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态势都先进和完美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等,以至于使许多优秀人物和有识之士不能明白真相,从而不识时务地根据理应要比资产阶级时代自由、民主和平等的多的想象的所谓社会主义原则甚至共产主义精神等等,自以为是地去怀疑和反对甚至否定和阻止革命或统治的共产党人的社会暴力革命以及国有专制统治等等,以至于使自己糊里糊涂地成为自己所热爱的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革命或者专政的对象,并因此而蒙受不白之冤或者惨遭皮肉之苦甚至无端丧失性命呢?
是的,即便就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革命或统治的共产党人及其领袖们自己,也在不断地承认和纠正自己和本党过去的政策失误和过激行为,并且不断地为此而蒙受不白之冤或惨遭皮肉之苦甚至无端丧失性命的人们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等等。
据说仅中国解放以后因各种政治运动和统治行为等而死于非命的就达两千万人左右,其他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建国以后因各种政治运动和统治行为等而死于非命的人,若按人口比例计算,恐怕也不在中国之下。由此可见,各国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人过去不能一切都实事求是并实话实说的代价之沉重。
但是,以中国为例,我们想象一下,不说别的,就说假如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都能真正做到一切都实事求是并实话实说的话,那么,中国解放前后围绕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或者统治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和发生什么变化呢?
首先,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中国社会实际处在还不适宜私有经济以及资产阶级生产和运动存在和发展的封建主义时代。
这样以来,在解放以前,中国共产党在确定自己组织和领导的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的性质时,就必须要这样实话实说:由于中国实际处在还不适宜私有经济以及资产阶级生产和运动存在和发展的封建主义时代,所以,我们要通过暴力革命推翻代表和维护私有经济以及资产阶级生产和运动现实利益的国家政权,重新建立和完善能够相对长期和稳定地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生存条件的、相对来说是全民的、现代的、新型的、公平的、强大的、完美的、但仍然属于封建类型的国有特权专制计划经济统治体制,以便相对人道和平稳地完成私有经济以及资产阶级生产和运动能够大规模产生和发展的原始积累,早日全面进入高一级的资产阶级时代,云云。
试问,在解放以前,假如中国广大各种类型的无产者和贫苦百姓以及共产党人们,明知道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社会暴力革命在胜利以后不远的将来,广大劳动人民还必须要重新承认和接受私有经济以及资产阶级生产和运动的剥削和压榨的话,那么,他们中间还有几个人能够坚定不移地跟着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去拼死拼活、浴血奋战,不顾一切地先将坚苦卓绝的社会暴力革命进行到底呢?如此这般的话,中国共产党人组织和领导的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还能取得最后胜利吗?
再则,在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确定自己建立和巩固的特权化的国有专制统治的性质时,就必须要这样实话实说:由于中国实际处在还不适宜私有经济以及资产阶级生产和运动存在和发展的封建主义时代,所以,我们必须要重新建立和完善能够相对长期和稳定地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生存条件的、相对来说是全民的、现代的、新型的、公平的、强大的、完美的但仍然属于封建类型的国有特权专制计划经济统治体制,鼓励甚至强迫所有人压抑私欲、省吃简用、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等等,以便尽可能快地完成私有经济以及资产阶级生产和运动能够大规模产生和发展的原始积累,为中国社会能够早日全面进入高一级的资产阶级时代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云云。
试想,在解放以后,假如中国广大各种类型的无产者和贫苦百姓以及共产党人们,明知道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巩固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强盛以后不远的将来,还必须承认和接受私有经济以及资产阶级生产和运动的剥削和压榨的话,那么,还有几个人能够信心百倍地跟着共产党人战天斗地、艰苦创业,竭尽全力先使国家富强起来呢?如此这般的话,中国共产党人组织和领导的大规模的强国救民的建设还能取得辉煌成就吗?等等。
显而易见,通过这种方式和角度进行回顾与分析,我想,即便就是最顽固的、最强硬的共产党的反对者们,恐怕也不得不承认:一切都实事求是并实话实说等等的政治标准,别说对解放前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有百弊而无一利,就是对解放前后的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也是有百弊而无一利。
不仅如此,我甚至还可以说,假如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都能真正做到一切都实事求是并实话实说的话,那么,他们根本就不可能组织和领导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并夺取最后的胜利了,当然也就谈不上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有专制统治并创造辉煌的成就了。
所以,至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身负社会暴力革命或国有专制统治的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客观上是绝对不能真正做到一切都实事求是并实话实说的。
当然,我们人类社会过去和现在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根据当今资本主义世界发展与进步的飞快速度和巨大成就;根据当今几乎所有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和地区的资本主义化的全面变革和逐渐改制等等,从根本上反对和否定历史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人组织和领导的社会暴力革命以及建立和巩固的国有专制统治等等,甚至认为,假如没有共产党人组织和领导的社会暴力革命以及建立和巩固的国有专制统治等等,这些国家和地区也会像当今资本主义世界那样迅猛发展与高速进步等等。
但是,这只能是世界资产者以及当今人类社会那些对现代人类历史上整体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和斗争方式极为残酷的时代不甚了解的人们的一相情愿和美好愿望等等,共产党人能够成功革命和实施统治的那些封建国家和地区,在当时那个时代的历史运动是绝对不可能按照他们想象的那样发展的。
还是以中国为例,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倘若没有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社会暴力革命以及建立和完善的国有专制统治等的话,中国社会历史运动在当时那个阶段将会如何发展呢?
首先,根据“革命不能预先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都是完全不以个别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1] 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可以肯定,中国社会二十世纪上半叶所爆发的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绝对不是中国共产党人预先随心所欲地制造出来的。
也就是说,即便就是根本就不存在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也必然会爆发,这是任何力量都绝对不可能阻止的。因为中国社会在当时客观上存在着成百上千万甚至上亿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破产农民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无产者和贫苦百姓。“与其饿死、不如战死”无疑是他们普遍的革命心态。仅仅处于能够生存下去的本能欲望,有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他们也会自发地拿起武器,不断地发动和进行各种类型的社会暴力革命运动的。
所以,没有中国共产党,并不等于就可以没有中国社会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不断爆发的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了。
不难想象,不管当时中国政府由谁统治并遵循什么纲领以及采取什么措施等等,只要社会上客观存在着成百上千万甚至上亿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破产农民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无产者和贫苦百姓,它就不可能从根本上阻止和灭绝旨在推翻现存统治的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运动。
然而,在当时中国社会生存的客观条件极为恶劣和生存的斗争方式极为残酷的现实基础上,由于私有经济和自由竞争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大工业生产,是从根本上破坏和摧毁土地所有制并消灭手工生产,而且迅速导致广大劳动人民面临饥饿和死亡威胁的政治因素。所以,在当时能够尽快解救成百上千万甚至上亿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破产农民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无产者和贫苦百姓的唯一途径,就是劫富济贫;就是暂时消灭和禁止私有经济;就是将全部社会生产资料集中到国家、也就是统治阶级手里统一计划、统一生产和统一分配等等。
但是,当时本身就是有产者的中国统治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可能主动放弃和散尽自己的家产财富,去解救成百上千万甚至上亿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破产农民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无产者和贫苦百姓,而置自己和家人的生死存亡而不顾的。相反,他们必然会竭尽全力阻止和镇压人民的反抗和革命以维护自己和其他有产者的利益。
这样以来,也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因为私有经济以及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的发展与进步而越来越多地被逼到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从而不断爆发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而中国统治阶级为了自己和其他有产者的现实利益,又不得不维护私有经济以及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的发展与进步,从而不可能从根本上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阻止和禁绝不断爆发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革命。
也就是说,此时此刻,中国社会如果不能推翻和消灭代表有产阶级的现行统治,也就不可能劫富济贫;也就不可能暂时消灭和禁止私有经济;也就不可能将全部社会生产资料集中到国家、也就是统治阶级手里统一计划、统一生产和统一分配;也就不可能确切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等等。
那么,毫无疑问,亿万民众的生存危机将会不断地产生;中国社会的暴力革命将会不断地爆发,直到成百上千万甚至上亿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破产农民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无产者和贫苦百姓因为战争以及其它原因而死于非命,最终自然而然但是极其残酷地又逐渐恢复短暂的生态平衡。
可想,倘若社会现实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中国社会说不定到现在为止还存在着大量的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破产农民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无产者和贫苦百姓;中国社会说不定到现在为止还不能彻底结束此起彼伏的政治动乱和暴力革命以及军阀混战等等,怎么可能出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那种经济迅猛发展和社会快速进步的繁荣景象呢。
现在恐怕有点政治头脑的人都不难理解这一观点:私有经济以及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迅猛发展与高速进步的先决条件,必须是社会安定和人民富裕以及生活奢侈等等。试想,假如资产者天天面对的是拼死反抗的饥民和战火连绵的社会以及帝国列强的侵略等等,自家性命尚且难保,那还有心思积极创家立业和大力发展生产等等呢?
通过以上分析和推论,我想我们至少可以断定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假如没有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社会暴力革命以及建立和完善的国有专制统治等等,中国社会绝对不可能像现代资本主义世界那样迅猛发展与高速进步;中国社会整体上绝对不可能比现在繁荣和富强;中国社会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绝对不可能比现在幸福和安稳;中国社会因饥饿和战争而死于非命的人,绝对要比建国以后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运动和统治行为等而死于非命的人多的多。
因此,中国社会在中国共产党客观上能够全面实施旨在承认和允许私有经济再度产生和发展的“改革开放”政策之前,是绝对不可能像资产者及其拥护者们所想象和希望的那样,假如没有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社会暴力革命以及建立和巩固的国有专制统治等等,也能和现代资本主义发达工业国家一样迅猛发展与高速进步的。
其实,这个道理在明白人看来非常简单,假如中国社会现代历史运动真能像资产者及其拥护者们想象和希望的那样发展与进步的话,那么,当初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中国国民党专制统治政权,也就不可能被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中国社会暴力革命推翻了。
所以说,中国社会在中国共产党能够全面实施旨在承认和允许私有经济再度产生与发展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客观条件完全成熟之前,是绝对不适宜私有经济以及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的产生和存在以及发展的,不管由谁来统治,都绝对不可能否定和改变这一历史事实和客观规律。
再则,只要我们不受任何类型的时尚和权威的社会意识的影响,客观地来观察和分析现代中国社会历史运动就不难看出:中国社会在中国共产党能够全面实施旨在承认和允许私有经济再度产生与发展的“改革开放”政策之前,实际所面临的、迫切需要立即解决的主要矛盾,绝对不是如何建立符合“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 原则的理想社会,以及如何实现人的本质等之类矛盾,而是如何才能尽快争取并能够相对长期保障和维护中华民族的基本生存条件等之类矛盾。
所以,中国社会在中国共产党能够全面实施旨在承认和允许私有经济再度产生与发展的“改革开放”政策之前,真正能够发挥进步作用的社会意识,只能是能够帮助中国共产党尽快争取并且能够相对长期保障和维护中华民族的基本生存条件的社会意识。除此以外,其它一切类型的社会意识原则上都只能是空谈甚至还是有害的,包括共产主义学说体系中那些不利于中国共产党革命或者统治的思想观点和理论见解等等。
毫无疑问,只要人们不再用中国共产党为了革命的胜利或者统治的巩固以及民众的支持等而不得不给自己制订的过高的社会纲领和政治原则以及思想作风和革命理想等来衡量和要求他们的所作所为,那么,我想,即便就是始终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最顽固的政治敌人恐怕也不得不承认,就能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争取并且相对长期保障和维护十亿多中国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这一历史功绩而言,别说中国,就是世界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任何政党和组织都绝对不可能比中国共产党做的更好。
通过本节的分析和论证,我想我们应该不难理解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的绝对合理的全面利用了。
说实在的,在现代人类社会的一个国家和地区客观上还处在生存条件相对来说极为恶劣和非常严峻甚至十分残酷的封建主义时代的艰难时期,由于各个方面的客观原因而责无旁贷地承担了组织和领导社会暴力革命以及建立和巩固国有专制统治的伟大历史使命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即便就是根本没有或者无法利用所谓共产主义学说体系,仅仅处于不惜一切代价首先争取和维护以及保障和维持本民族基本生存条件的实际需要和最初目的,也必须要想方设法地创造出一整套有利于自己革命或者统治的政治思想理论体系来,并且竭尽全力让尽可能多的人、特别是首先让自己人,始终确信自己所掌握和坚持的政治思想理论是最崇高的;自己所创造和发展的社会政党组织是最伟大的;自己所组织和领导的暴力革命运动是最进步的;自己所建立和巩固的国家统治政权是最完美的;自己所制定和推行的社会政治制度是最优越的;自己所呵护和管理的广大人民群众是最幸福的等等。不管什么原因,原则上是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包括自己人公开否定和放弃甚至怀疑这一切的,否则的话,革命绝难成功、统治绝难维持。
而且,从客观上来说,只要这些国家和地区全面进入资产阶级时代的客观条件还没有完全成熟;只要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国有特权专制统治体制以及共产党的特权统治地位和专制决策权利等还没有完全丧失社会功能和进步作用,统治的共产党人至少在表面上是绝对不会主动公开否定和放弃自己的“思想武器”和“理论工具”以及“政治法宝”和“精神支柱”等等的。
所以,当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还能够拥有特权统治地位和专制决策权利的共产党人,即便就是耳闻目睹那些曾经高举同一面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遵循同一个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纲领和专政统治原则;建立同一种国有特权专制计划经济统治体制,但因为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由于各个方面的客观条件的不同而出现的差别,首先完成由封建主义时代向资产阶级时代的社会演变和政治过渡以及体制转型等等,现在已经能够公开地全面进入资产阶级时代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的“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也绝对不会因此而公开承认自己的历史使命也即将终结的。
不仅如此,那些暂时还不具备能够全面进入资产阶级时代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的统治的共产党人,仅仅处于保障和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固以及社会宁静和人民团结等方面的原因,也必然会把其他所谓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化的公开的政治演变和体制转型等等,全部归咎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统治的共产党人的思想蜕变和决策失误以及政治腐败和措施不力等等,似乎自己只要认真汲取他们的教训;根本防止思想的蜕变;竭力避免决策的失误;积极杜绝政治的腐败;不断采取有力的措施等等,就可以永远阻止自己统治的国家和地区全面进入资产阶级时代,并以此来坚定自己以及自己统治的人民继续按照自己所理解的所谓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原则精神来创造美好的社会生存形态的信心。
当然,尽管从根本上来说,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都绝对不可能否定和避开以及取消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与进步的整个自然发展阶段,即便就是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和地区也绝对不可能例外。但是,任何国家和民族由封建主义时代向资产阶级时代全面过渡,客观上还都需要一个虽说实质基本一样但表面变化肯定会有所不同以及所需时间肯定会有所差别的自然演变过程。
所以,对于当今人类社会那些目前还不能在政治上公开全面进入资产阶级时代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不管统治的共产党人自己是否能够清醒地意识到眼前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即便就是实际上已经不得不亲自对社会进行全面的资本主义改造了,但在本国和本民族能够全面进入资产阶级时代的客观条件尚未完全成熟之前,仅仅出于试图永远拥有和保持自己的特权统治地位和专制决策权力等,以便实现自己对社会进行彻底改造的宏伟蓝图和远大理想等的主观需要,他们在表面上也还必须要不断利用和变换各种类型的封建统治形式和观念来尽力维护和巩固国家的统治和社会的安定,自觉不自觉地让社会能够在相对良好的专制统治条件下逐步完成向资产阶级时代全面过渡的自然演变过程,有意无意地为本国家和民族在不远的将来能够顺利地全面进入资产阶级时代奠定社会基础和创造客观条件。
毫无疑问,作为曾经能够帮助共产党人成功地夺取和巩固国家政权的“理论工具”和“思想武器”以及“政治法宝”和“精神支柱”等的所谓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只要还能对社会和民众的思想和行为等产生有利于国家统治和社会安定等的影响和作用,统治的共产党人也就绝对不会主动放弃对其的灵活解释和全面利用的。
以上就是现代人类历史上一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根据组织和领导社会暴力革命以及建立和巩固国有专制统治的实际需要,有意无意对所谓共产主义学说体系进行“根本误解”和“不断创新”以及“因势打造”和“灵活运用”甚至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等等,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全面借鉴和利用,使其能为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极为低下和落后的封建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与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绝对合理性和必要性以及正确性等等。
不仅如此,各个封建国家和地区的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在整体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和社会斗争方式极为野蛮以及恢复生态平衡极为残酷的封建主义时代,为了更好地组织和领导社会暴力革命以及尽快地建立和巩固国有专制统治等等,以便早日争取和维护或者确切保障和维持本民族的基本生存条件等等,面对长期生活在传统和腐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统治条件下,被各种各样的无情剥削和残酷压榨以及疯狂奴役等折腾的家徒四壁和愚昧无知以及性情粗野和道德堕落等的成百上千万甚至上亿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的贫苦百姓,还不得不围绕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及其政党组织等等,塑造一门全新的、神圣的、表面上看来似乎非常科学和十分先进的、并且基本符合广大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现实利益和本能愿望的“现代宗教”,对自己以及自己组织和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和精神以及行为等等,进行有效的激发和鼓励以及严格的束缚和制约等等。
七、“共产主义”的宗教功能
前面说过,在人类社会客观上需要通过不断革命或者专制统治等非常极端的政治方式,来争取和维护或者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生存条件的极为艰难和非常严酷以及十分野蛮的封建主义时代,各个国家和地区革命或统治的共产党组织和领袖等等,必须首先使自己能够具备至高无上的社会以及政治权威,否则绝对不可能圆满完成本民族赋予自己的争取并且相对长期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生存条件的极为特殊的革命或者统治的历史使命。
这样以来,作为奠定共产党人革命目的和政治纲领以及统治原则和社会理想等的思想理论基础的“共产主义”,也就理所当然地要具备原则上不容任何人以任何理由否定和反对甚至怀疑的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威。
不仅如此,为了更全面、更有效、更理想、更方便地利用“共产主义”这一思想权威为社会暴力革命或者国有专制统治等服务,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还不得不围绕宣扬和传播以及遵循和捍卫“共产主义”理论原则以及各个时期的党和领袖的决策主导思想,逐步建立和完善一整套拥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的极为庄严和非常神圣的组织机构和教育系统;逐步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带有纯洁思想的特殊功能的极为严肃和非常认真的行为准则和组织纪律;逐步借鉴和采用一连串旨在清除异己的极为严酷和非常残忍的制裁措施和惩罚手段等等,从而有意无意地逐渐把“共产主义”及其政党组织以及领袖等等,塑造成了要求尽可能多的人、特别是所有共产党人及其追随者们必须笃信不移并且“顶礼膜拜”的“现代宗教”以及“救世明主”等等,无形中使他们独断专行的表面上以否定一切“宗教”观念为思想基础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本身,不得不充满浓厚的“宗教”色彩并具备强大的“宗教”功能。
相信许多过来人、特别是生活在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的过来人都不难想象,将能够受到全世界广大无产者和劳动人民以及始终希望代表他们根本利益的各国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人和其他先驱者们无限崇拜和狂热迷信的“共产主义”及其政党组织和领袖等等,与似乎是荒诞不经的“宗教”功能与现象往一起联系,别说这种思想观点和研究成果,就是这种思想念头和研究动机本身,至少在过去一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人及其追随者们看来,无疑就是从根本上怀疑、误解、否定、亵渎、反对甚至漫骂所谓共产主义学说和运动以及共产党人的革命或者统治等等。
所以,将“共产主义”及其政党组织和领袖等和“宗教”功能与现象往一起联系的思想观点和理论见解等等,至少在过去的一些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里,不仅是一种大逆不道的“反动意识”,而且这种行为有可能被定为是十恶不赦的社会犯罪。
虽说在社会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和十分严酷的非常时期,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人无情地打击一切对自己构成威胁的思想叛逆行为是理所应当的、完全必要的。但是,共产党人的这些合情合理的做法不仅不能否定,反倒证实了“共产主义”及其政党组织和领袖等的“宗教功能”。
只要我们客观上可以不必顾忌任何政治因素,完全能够实事求是地就此事实话实说的话,那么,不必寻找别的原因和理由,仅仅根据所谓共产主义政治信仰客观上曾经是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革命或者统治阶级判断与确定罪与非罪的思想标准,任何人都有可能仅仅因为反对和否定甚至只是怀疑“共产主义”政治信仰而遭到无情打击甚至死无葬身之地的历史事实,我们就可以肯定:至少在现代人类社会的一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某个非常的历史时期,围绕“共产主义”这一政治思想理论体系所形成的意识形态及其政党组织以及领袖等等,在实际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已经不可否认地被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有意无意地塑造成了能够帮助自己成功地夺取或者巩固国家政权,从而为争取和维护以及保障和维持本民族基本生存条件做出巨大历史贡献的“现代宗教”了。
毫无疑问,这种论点恐怕现在都会遭到社会上的许多人、特别是一些至今在政治思想上还能够立场坚定的所谓共产主义者的不由分辩的强烈反对和口诛笔伐。但是,客观现实不仅确实如此,而且,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在非常时期的这种有意无意地塑造“现代宗教”的所作所为,在现代人类历史运动中不仅是绝对不可避免的,还是非常必要的、完全正确的、极其革命的和十分进步的等等。
所以,先不要忙着对我的这种表面上看来似乎能从根本上伤害所有共产党人及其追随者们情感的“奇谈怪论”下结论,看完我对这一论点的全面阐述和论证之后您们将会理解,我现在确定“共产主义”及其政党组织等是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有意无意塑造的一门“现代宗教”,只不过是在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塑造的这个“现代宗教”的历史使命客观上已经基本终结的前提下,变换个立场和角度尽可能客观而合理地对其加以肯定和赞赏而已。我的做法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对当今人类社会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及其追随者们造成伤害了。
因为,从根本上来说,现代人类历史上一些国家和地区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在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和艰难以及生存斗争极为野蛮和残酷的封建主义时代,有意无意地围绕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等塑造一门“现代宗教”,并且利用和借助甚至依赖这门“现代宗教”,组织和领导广大革命人民成功地夺取并巩固了国家政权,不但从此相对确切地保障和维持了本民族的基本生存条件,而且最大限度地推动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自觉不自觉地相对顺利和迅速地完成了私有经济以及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能够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再度大规模产生和发展的原始积累,客观上为这些封建国家和地区能够相对平静和人道地逐步进入高一级的资产阶级时代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绝对是功德无量并且永远都值得子孙万代赞美和称颂以及讴歌等等的。
既然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塑造“现代宗教”的所作所为是功德无量并且永远都值得子孙万代赞美和称颂以及讴歌等等的,可是过去为什么不能实事求是地实话实说呢?
首先,这是因为,自从现代科学文明的发展与进步能够令人信服地逐渐将所有公认的所谓“宗教”组织和观念等的神圣伪装彻底揭开以后,各种类型的公认的所谓“宗教”组织和观念等等,不仅在现代人类社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思想理论领域慢慢丧失了原有的地位和权威以及影响等等,而且在社会上也开始慢慢丧失信徒和功能以及作用等等了。
根据现代人类社会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思想理论领域、特别是所谓先进的政治思想理论领域,对“宗教”这一概念和现象的普遍认定和一般评价我们不难看出:在现代社会的许多有识之士、特别是共产党人看来,似乎所有所谓“宗教”都是唯心主义的、荒诞不经的,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不说是一无是处,至少也是弊大于利的;似乎所有“宗教”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愚弄人民、蒙蔽群众、麻痹信徒、脱离现实、崇拜虚幻、迷信鬼神、抵制进步和反对科学的,自己是绝对不屑与任何类型的“宗教”为伍的,更不可能亲自塑造和完善什么“宗教”了。
受现代人类社会对“宗教”这一概念和现象的普遍认定和一般评价的影响和制约,生活在现代人类社会的许多人、特别是接受过现代科学文明教育和熏陶的几乎所有人,只要一提起“宗教”,就必然会联想到崇拜和信仰各种各样荒诞不经的封建迷信、民间传说、古怪精灵、精神偶像、心灵感应、愚民思想、传统观念、伦理道德、虚假幻想、清规戒律和因果报应等的各种类型的古老和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民间组织等等。
这样以来,“宗教”这一名词,在现实社会中也就成了各种类型的古老和传统的、以各种荒诞不经的唯心主义理论等为思想基础的意识形态和民间组织等的专用称谓;“宗教”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就被人为地限定在“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虚幻的反映,要求人们信仰上帝、神道、精灵、因果报应等,把希望寄托于所谓天国或来世”的范畴之内了。
而且,即便就是在现代人类社会的一些非常古老和封建的国家和地区,对于那些已经初步认识和了解以及掌握了世界一些先进的、科学的、能够令人信服地揭露各种类型的“传统宗教”的虚假和伪善以及荒唐和反动面目的思想意识的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宣扬和传播各种各样荒诞不经的封建迷信、民间传说、古怪精灵、精神偶像、愚民思想、传统观念、伦理道德、虚假幻想、清规戒律和因果报应等等的各种类型的古老的“传统宗教”,不但已经难以引起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的强烈共鸣以及无限崇拜和狂热迷信等等,反而越来越让他们对其丧失兴趣和嗤之以鼻甚至开始深恶痛绝等等了。
所以,仅仅因为各种类型的古老的“传统宗教”已经难以引起广大人们群众的强烈共鸣以及无限崇拜和狂热迷信等这一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表面上也就绝对不会再让“宗教”这一概念和称谓来亵渎和丑化自己的形象和行为了。更何况“宗教”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已经逐渐演变成为各种类型的崇拜和信仰各种各样荒诞不经的封建迷信、民间传说、古怪精灵、精神偶像、愚民思想、传统观念、伦理道德、虚假幻想、清规戒律和因果报应等的意识形态和民间组织等的专用称谓了。
因此,别说以批判和否定以及消除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当然包括一切类型的“传统宗教”为思想基础的,并且一贯高举批判和否定以及消灭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动阶级及其观念的共产主义旗帜的各国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就是现代人类社会中的许多仍然信奉某种“传统宗教”的资产者以及他们的组织和代表乃至国家等等,原则上也绝对不愿将自己的政党组织和政治纲领以及社会行为等与任何“宗教”形式和观念以及现象等联系起来了。
其实,在我看来,受公认的、古老的、荒诞不经的各种形式的“传统宗教”组织和观念等的一般表现和主要特征等的影响和制约等等,当今人类社会对“宗教”这一概念的一些时尚和权威的解释和确定是片面的、主观的,至少是不全面的、不准确的。
有关“宗教”这一名词,1996年版的中国《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注释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虚幻的反映,要求人们信仰上帝、神道、精灵、因果报应等,把希望寄托于所谓天国或来世”。
根据这一注释,似乎“宗教”这一概念的内涵本身就是贬义的,其根本性质还只能局限于人类社会虚幻的意识形态。
所以,“宗教”这一名词,在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许多文明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显然已经毫无疑义地成为各种类型的崇拜和信仰各种各样荒诞不经的封建迷信、鬼怪精灵、愚民思想、反动观念、伦理道德、虚假幻想、清规戒律和因果报应等的意识形态和民间组织等的专用称谓了。
然而,无论人类社会对有关“宗教”这一概念的时尚和权威的解释和确定以及运用等等,已经是多么的根深蒂固并习以为常了,但我还是认为这种解释和确定以及运用等至少是不全面的、不完整的。
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宗教”这一概念与“封建”这一概念一样,其内涵在客观上不能肯定单纯就是贬义的;其外延在逻辑上也没理由局限于人类社会某种丑恶甚至反动的事物和现象。
显而易见,单从字面上来解释,“宗教”这一概念既可以理解为“宗派的教诲”、“宗派的教导”、“宗派的教育”、“宗派的教训”、“宗派的教条”、“宗派的教规”等等,简言之就是“宗派的教育体制乃至意识形态”;无疑也可以理解为“祖宗的教诲”、“祖宗的教导”、“祖宗的教育”、“祖宗的教训”、“祖宗的教条”、“祖宗的教规”等等,简言之就是“祖宗的教育体制乃至意识形态”,其内涵之大和外延之广我们可想而知。
但是,如果说“宗教”所指的是“祖宗的教育体制乃至意识形态”,那么,面对整个人类社会各个民族有史以来历代“祖宗”遗留给我们后代的整个教育体制乃至意识形态,我们不仅无论如何也不能断定“宗教”这一概念的内涵仅仅局限于人类社会“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虚幻的反映”,并且将“宗教”这一概念的外延仅仅局限于“要求人们信仰上帝、神道、精灵、因果报应等,把希望寄托于所谓天国和来世”,而且也无法以“宗教”这一概念来区别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不同形式的教育体制乃至意识形态了。
看来,只好注明“宗教”特指“宗派的教育体制乃至意识形态”了。
如果说“宗教”所指的是“宗派的教育体制乃至意识形态”,那么,应该怎么界定“宗派”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才能客观而合理地准确解释“宗教”这一概念的内涵呢?
有关“宗派”这一名词,1996年版的中国《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注释的:1、政治、学术、宗教方面的自成一派而和别派对立的集团(今多用于贬义):“宗派”活动。2、宗族的分支。
根据这一注释的第一条,似乎“宗派”这一概念只是属于社会政治、学术、宗教组织的外延,其内涵不仅是贬义的,而且是现代社会讥讽某些社会政治、学术、宗教组织内的小集团的专用称谓。这显然不能用来准确解释“宗教”这一古老概念的内涵。
根据这一注释的第二条,好像“宗派”这一概念只是“宗族”的外延,其内涵被限定为只是“宗族的分支”。这种解释虽然接近“宗派”这一概念的本意,但仍然不准确,因为“宗族”这一概念的内涵,显然被限定在“同一祖宗的家族或者民族”这一范畴之内,而“宗教”和“宗派”这两个概念,逻辑上都可以不被“同一祖宗的家族或者民族”所限制。所以,“宗族的分支”并不是“宗派”这一概念的全部内涵和外延,显然也不能用来客观而合理地解释“宗教”这一古老概念的内涵。
由此可见,根据我们中国社会对“宗派”这一概念的时尚和权威的解释,我们还是难以客观而合理地准确解释“宗教”这一古老概念的内涵。
那么,应该怎样解释“宗派”这一概念的内涵,我们才能客观而合理地准确解释“宗教”这一古老概念的内涵呢?
在我看来,“宗派”这一概念,应该泛指我们人类祖宗因为各种各样主观和客观原因而形成的各种类型的派别,而“宗教”只是我们人类祖宗各种类型的派别的教育体制乃至意识形态。
所以,“宗教”这一概念的内涵,应该解释成为“人类祖宗各种类型的派别的教育体制乃至意识形态”。
换句话说就是,如果单纯从字面上来理解,那么,我们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所有祖宗因为各种各样主观和客观原因而形成的各种类型的派别的教育体制乃至意识形态等等,都可以称之为“宗教”。
既然“宗教”是“宗派的教育体制乃至意识形态”,那么,面对整个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所产生的难以计数的各种类型的形形色色的“宗派的教育体制乃至意识形态”,我们在客观上能肯定“宗教”仅仅就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虚幻的反映”;在逻辑上能肯定“宗教”的全部内容就只能是“要求人们信仰上帝、神道、精灵、因果报应等,把希望寄托于所谓天国和来世”等等吗?
就算“宗教”特指那些公认的、各种类型的、古老的、荒诞不经的“传统宗教”组织及其意识形态。那么,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社会现实:至今为止,世界上还有一些公认的、能够得到成百上千万现代社会的平民百姓甚至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崇拜和信仰的、可以名正言顺并冠冕堂皇在社会上公开活动的、各种类型的、传统的“宗教”组织。有些古老的传统“宗教”组织的规模之大、势力之强、信徒之多、影响之广,不仅令现代所有发达国家和文明社会不敢和不能等闲视之、置若罔闻,而且还实际控制甚至直接统治着一些国家和地区以及民族等等。
这种社会现象用“宗教”只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虚幻的反映”,其宗旨仅仅就是“要求人们信仰上帝、神道、精灵、因果报应等,把希望寄托于所谓天国和来世”来解释,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不说别的,仅仅根据有些古老的传统“宗教”组织和观念以及偶像等等,问世以来始终都能得到世界成百上千万甚至上亿人的崇拜和信仰,并且实际控制甚至直接统治着一些国家和地区以及民族的这一谁都不可否认的客观现实,我们就可以断定:各种类型的“宗教”组织和观念以及现象等等,是我们人类社会在相应的历史发展时期内,必然会产生并且绝对不可缺少的一种教育体制乃至意识形态。
再则,就凭一些古老的传统“宗教”,至今为止实际上仍然属于当今世界很多居民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精神支柱以及生存信念和奋斗目标等这一点,我们又怎么能够简单地认为和确定所有“宗教”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始终都一无是处或者是弊大利小呢?
当然,至于我们人类社会有史以来为什么会不断产生和存在古老的、各种类型的、形形色色的、崇拜和信仰各种各样荒诞不经的封建迷信、鬼怪精灵、愚民方式、传统观念、伦理道德、虚假幻想、清规戒律和惩罚手段等的传统“宗教”,以及它们的生成原因和内在魅力乃至社会功能究竟是什么等问题,由于题目实在太大,很难用简洁的文字将其说清楚,而且也不是本书研讨的重点。所以,在此我只是大概阐述和论证一下,主要是为了便于人们能够正确认识和理解以及包容和赞赏“共产主义”及其政党组织和领袖等的“宗教功能”而已。
只要我们能够不受现代社会的一些时尚和权威的有关“宗教”现象的正统解释的影响和束缚,稍微留意观察和分析一下我们比较熟悉的、即便其形式和内容以及宗旨等等大多都荒诞不经的一些古老的传统“宗教”现象,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客观事实:特别是在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和艰难;生活方式极为简单和枯燥;社会矛盾极为尖锐和剧烈;斗争手段极为野蛮和残酷的非常的历史时期,人们自觉自愿地狂热迷信和无限崇拜某种神圣的思想意识和精神偶像以及社会事物甚至自然现象等,然后围绕这些神圣的思想意识和精神偶像以及社会事物甚至自然现象等,而自发地逐渐形成和完善的各种类型的形形色色的宗旨玄虚、机构神秘、规矩森严、惩戒严酷、同心同德、言行一致、互帮互助、亲如一家并且竭力捍卫教主、保护信徒、传经诵佛、咒恶扬善、自戒自律、普渡众生等的传统“宗教”组织和体制以及权威和势力等等。不管其宗旨和形式以及措施和行为等在现代人看来有多么荒唐、多么愚昧、多么可悲、多么残忍等等。但是,它们客观上确实能够通过粉饰和掩盖剧烈的社会矛盾;曲解和神化深奥的自然现象;信仰和崇拜虚无的天国神灵;迷信和盼望来世的因果报应等等,教育和帮助甚至强迫人们忍受和适应恶劣的生存条件;回避和藐视严酷的客观现实;虚度和打发枯燥的艰难岁月;弥补和转移空虚的精神需求;压抑和放弃本能的各种欲望;改变和戒除个人的不同习俗等等。
而且,只要我们揭开所有“宗教”神圣和华丽以及虚幻和迷人的面纱等,不被其形形色色、五彩斑驳、冠冕堂皇甚至义正词严的时尚和权威的思想意识和精神形态等所干扰和迷惑,单纯观察和分析它们的客观作用和实际功能等就不难看出:特别是在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根本就难以保障和维持所有居民的基本生存条件,客观上有成百上千万甚至上亿人长期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并且不断地爆发各种类型的社会暴力革命和民族之间战争,通过大量消灭过剩人口和重新分配物资财富而残酷地恢复生态平衡的非常艰难和严酷的历史时期,一些保守的“宗教”组织的不断发展和积极活动,压抑了人们的愤怒;缓和了民间的仇恨;化解了百姓的反抗;阻止了人民的起义等等,客观上为统治阶级摆脱困境和巩固政权以及稳定社会等做出了贡献。而一些激进的“宗教”组织的不断发展和积极活动,激发了人们的愤怒;加剧了民间的仇恨;鼓励了百姓的反抗;促进了人民的起义等等,客观上为革命阶级推翻统治和夺取政权以及改造社会等做出了贡献。
显而易见,在相应的社会发展阶段里,就“宗教”这一形式和现象的客观作用和实际功能而言,即便就是最荒唐的“宗教”组织和观念以及现象等也是双重性的,客观上不是有利于统治阶级,就是有利于被统治阶级;既有其好的方面,也有其坏的方面,就看当时处在什么时代以及站在什么立场和角度上去判断和确定了。
是的,从表面上来看,许多“宗教”、特别是一些古老的传统“宗教”组织和观念以及活动等等,其宗旨就是公开反对社会革命和国家统治以及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甚至工业生产和奢侈生活等等,并且竭力要求和鼓动甚至逼迫信徒们躲避现实、万念皆空、吃斋念佛、于世无争、节制欲望、返璞归真、看破红尘、修成正果等等的。根据现代社会科学进步思想意识进行分析和推论,这一切无疑是企图逆历史潮流而动,显然是在阻止和对抗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既不利于统治阶级,也不利于革命阶级,根本就看不出有什么好的方面和作用。
其实不然,根据“人们首先必须吃、喝、穿、住,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3] 这一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推论,仅仅处于生存的本能,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任何时代的绝大多数人,是绝对不可能因为某种“宗教”信仰而完全停止物资消费和生产劳动以及社会斗争的。
因此,不管有些“宗教”组织的观念和主张以及目的等,在理论上看来有多么荒唐、多么愚昧、多么保守、多么反动等,但始终都只能是少数人的主观愿望和一相情愿以及虚假幻想等,不仅绝对不可能付诸实践并成为现实,而且也绝对不可能成为大多数人的统一行为。
既然人类社会客观上只能允许少数人痴迷“宗教”并躲避现实,那么,我们想象一下:有史以来,在人口增长与生产方式客观上始终都难以保持平衡的整个人类社会,许许多多的人无疑是因为没有生产资料和劳动条件而长期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的。显而易见,在整个人类社会客观上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大面积的无业和失业现象之前,世上多一个人看破红尘并堕入空门,社会是不是就会多一点生产资料和劳动条件;穷人是不是就会多一点就业机会和生存希望,怎能说没有好处呢?即便就是有些信徒因为痴迷某些“宗教”观念和信仰等而自杀身亡,客观上也是在为其他人能够继续生存创造条件和机会;同样是在为人类生态平衡做出牺牲和贡献,怎能说一无是处呢?
所以,任何“宗教”在社会上的客观作用和实际功能原则都是一样的,客观上不是有利于统治阶级,就是有利于被统治阶级;既有其好的方面,也有其坏的方面,就看人们是处在什么时代以及站在什么立场和角度上对其进行判断和确定了。
而且,假如一个“宗教”组织和观念以及活动等,客观上真正能够做到既不利于统治阶级,又不利于被统治阶级,而且对社会发展与进步没有任何好处的话。那么,这个“宗教”组织和观念以及活动等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和条件等也就不存在了,它的历史使命也就终结了,它也就必然要消亡了。
大概认识和了解了公认的古老的“传统宗教”的生成原因和主要特征以及社会功能等以后,我们应该不难发现和理解“宗教”组织和观念以及现象等的客观作用和实际功能以及社会意义等中的好的方面了吧。
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以及无视各种类型的“宗教”组织和观念以及现象等赖以产生和存在以及发展的现实的社会生存条件和环境等等,用现代文明的眼光来观察和分析以及研究和评价各种类型的“宗教”组织和观念以及现象等等,那是根本就不可能认识和了解其真正面目以及与社会和民众之间的真实关系等等的。
通过以上分析和推论不难看出,即便就是完全荒诞不经的“宗教”组织和观念以及现象等等,其客观作用和社会功能等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好的方面,更何况并不是所有“宗教”组织和观念以及活动等都是完全荒诞不经的。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如果单纯从字面上来解释,我们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所有祖宗因为各种各样主观和客观原因而形成的、各种类型的派别的教育体制乃至意识形态等等,都可以称之为“宗教”。
不过,这样解释使“宗教”失去了世俗和公认的特殊性质和独特含义等,很难让人认识和理解那些古老的“传统宗教”的客观作用和社会功能等,从而也就很难让人认识和理解那些新型的“现代宗教”的客观作用和社会功能等等了。
因为,如果我们不将人类社会公认的所谓“宗教”,与祖宗遗留下来的没有权威色彩的教育体制乃至意识形态等区别开来,那么,人世间也就无所谓“宗教”不“宗教”了,我们也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和理解所谓“宗教”的客观作用和社会功能等等了。
所以,完全不考虑人类社会赋予“宗教”这一概念和现象的特殊性质和独特含义等,单从字面上来解释“宗教”这一概念和现象的话,显然使“宗教”失去了代表人类社会一种特殊的教育体制乃至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等的功能。
到底应该怎样解释“宗教”这一概念和现象,才能使其既能最接近本意,又能代表人类社会一种特殊的教育体制乃至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等等呢?
恐怕谁都知道,任何类型的公认的所谓“宗教”,客观上都有一个显著的基本特征,那就是能够在广大信徒无限崇拜和狂热迷信的基础上,首先千方百计、想方设法使本教的组织机构和思想意识以及精神偶像等,逐渐具备某种社会和政治权威,以便在必要的时候,通过强行统一和束缚以及制约信徒的思想和精神以及行为等,来实现本教的宗旨和主张以及目的等等。没有任何权威色彩的“宗教”组织和观念等,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
所以,根据现实社会中的公认的所谓“宗教”的特殊性质和独特含义,我们也就只好把“宗教”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加以限制,确定“宗教”只是我们人类所有祖宗因为各种各样主观和客观原因而形成的、各种类型的派别的、具备某种特权地位和社会权威的教育体制乃至意识形态等等。
如果我们按照传统观念,把“宗教”本身就看作是一个组织形式的话。那么,换句话来解释“宗教”这一概念的真实内涵就是:我们人类社会有史以来迄今为止所产生和存在的、本身能够具备某种形式的特权地位和社会权威的,旨在运用某种专制手段教育和引导乃至强迫人们信仰和崇拜某种思想观念和社会理想以及伦理道德和精神偶像等的组织和团体等等。
显而易见,即便我们按照社会习惯,把“宗教”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加以限制,但是,只要我们站在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整个自然历史进程的高度,不受任何政治因素的影响和束缚,尽可能客观地全面观察和分析人类社会意识形态的一般表现和主要特征就不难发现:人类社会有史以来迄今为止的各个历史时代产生和存在的、本身能够具备某种形式的特权地位和社会权威的,旨在运用某种专制手段教育和引导乃至强迫人们信仰和崇拜某种思想观念和社会理想以及伦理道德和精神偶像等的组织和团体等,不仅是公认的各种类型的古老的传统的所谓“宗教”组织和团体等,现代人类社会的所有本身能够具备某种形式的特权地位和社会权威的国家、政府、政党、军队、机关、单位、集团甚至企业和学校等,都明显带有所谓“宗教”的一些性质和色彩以及特征和功能等等。
而且,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越落后、物资越匮乏、政权越无能、法治越软弱、资本越集中、人民越贫困、生活越艰难、斗争越残酷、百姓越愚昧、群众越无知等等,那些具备不同程度的特权地位和社会权威的各类组织和团体等的“宗教”性质和色彩以及特征和功能等也就越明显。
甚至可以这样说,只要稍加考证和大概对照一下就不难看出:现代社会的国家、政府、政党、军队、机关、单位、集团甚至企业和学校等所有具备某种特权地位和社会权威的组织和团体等,实际都是古老的传统“宗教”的各种形式的“近亲”、或者“翻版”、或者“引申”、或者“改良”、或者“强化”、或者“再造”等等。
所以,不管我们人类自己是否能够理解和愿意承认,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所产生和存在的所有带有某种特权地位和社会权威的组织和观念等,本身都具备不同程度的“宗教”性质和色彩以及特征和功能等等,绝对没有例外,当然包括“共产主义”及其政党组织。
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说开了道理也很简单,只要根据以上对人类社会的所谓“宗教”现象的性质和色彩以及特征和功能等的大概剖析和揭示,用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眼光,尽可能客观地观察和分析现代人类历史运动中所出现的、其理论思想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一种真实的反映”的、并且是“要求人们信仰民主、真理、正义、革命宗旨等,把希望寄托于所谓理想和未来”等的所谓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政党组织等等,我们就不难看出: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要求人们信仰的民主、真理、正义、革命宗旨等,以及他们为人类社会所预测和描绘甚至规划的理想和未来等等,不管在理论上看来有多么真实、多么科学、多么合理、多么公平、多么完美等等,但实际上无疑仍然属于一种思想意识形态;无疑仍然属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一种主观的反映”;无疑仍然属于有待于社会实践和历史运动加以检验和证实的思想意识等等。
而从客观上来认真地说,只要不是现实存在和正在产生的社会事物和现象等,不管是“虚幻”的还是“科学”的,实际都是不真实的。即便是明天就能变为真实的社会事物和现象等,那它今天仍然还是不真实的。而任何形式的不真实的社会事物和现象等,从根本上来说,都属于人类的想象或者虚构等等。而人类的想象或者虚构等等,在没有成为社会现实之前,其实际作用和社会功能等原则上是基本相同的。
通过对照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上帝、神道、精灵、因果报应”以及“所谓天国和来世”;还是“民主、真理、正义、革命宗旨”以及“所谓理想和未来”等等,在没有成为真实的社会事物和现象等之前,无疑都属于人类的想象或者虚构等等。虽然它们之间在表面上看来截然不同,一个在理论上显然属于虚构幻想的事物和现象等,一个在理论上似乎属于科学推论的事物和现象等;一个让崇拜者吹的神乎其神,一个让信仰者编的合情合理。但是,只要还没有成为现实,那么,不管它们是虚构幻想的事物和现象等,还是科学推论的事物和现象等;也不管它们本身是有道理,还是没道理,至少暂时都只能是人类的想象或者虚构等。而人类的想象或者虚构等的实际作用和社会功能等等,对于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们来说,原则上无疑都是一样的。
对此观点,细想一下我们就会完全领悟。试问,无论是“要求人们信仰上帝、神道、精灵、因果报应等,把希望寄托于所谓天国和来世”,还是“要求人们信仰民主、真理、正义、革命宗旨等,把希望寄托于所谓理想和未来”等等,要求人们信仰和追求的不都是现实社会中看不见摸不着的社会事物和现象吗?其实际作用和社会功能不都是想以此来激发和鼓励或者束缚和制约人们的思想和精神以及行为等等,以便让人们能够淡忘和忍受或者藐视和改造现实的社会存在,从而使人们能够自觉自愿地竭尽全力甚至拼死拼活地为了自己可能根本就享受不到的美好生活而艰苦奋斗并无私奉献甚至鞠躬尽瘁并死而后已吗?
当然,还是那句话,我阐述和论证能够成为社会时尚和权威的“共产主义”及其政党组织等在社会实践和历史运动中的不可避免的“宗教”功能,不仅绝对没有丝毫试图以此来亵渎、漫骂、贬低、批判和否定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及其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的所作所为的意思,而且是在实事求是地尽可能客观而合理地论证、阐明、肯定、赞赏和讴歌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及其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的丰功伟绩等等。
我在前面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所产生和存在的所有带有某种特权地位和社会权威的组织和观念等,本身都具备不同程度的“宗教”性质和色彩以及特征和功能等等,绝对没有什么例外。
换句话说就是,只要人类社会客观上还能够产生和存在各种形式的带有某种特权地位和社会权威的组织和观念等,人类社会客观上也就需要各种类型的“宗教”性质和色彩以及特征和功能等进行统治,绝对没有什么例外。
也就是说,不光是能够带有某种特权地位和社会权威的所谓共产主义及其政党组织等,在社会实践和历史运动中不可避免地要带有“宗教”性质和色彩以及特征和功能等等。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所产生和存在的所有能够带有某种特权地位和社会权威的思想体系及其政党组织等等,在社会实践和历史运动中都不可避免地要带有“宗教”性质和色彩以及特征和功能等等,这也绝对没有例外。
既然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所产生和存在的所有能够带有某种特权地位和社会权威的思想体系及其政党组织等,在社会实践和历史运动中都不可避免地要带有“宗教”的性质和色彩以及特征和功能等等,那么,又怎么能以带有“宗教”性质和色彩以及特征和功能等为由,来亵渎、漫骂、贬低、批判和否定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及其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的所作所为呢?
而且,对于现代人类社会的一个客观上必须借助和利用甚至依赖某种“宗教”形式和观念等,才有可能推翻或者巩固现存统治等,从而争取和维护或者保障和维持本民族基本生存条件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要求人们信仰民主、真理、正义、革命宗旨等,把希望寄托于所谓理想和未来”的符合现代意识的“现代宗教”,比起“要求人们信仰上帝、神道、精灵、因果报应等,把希望寄托于所谓天国和来世”的违背现代意识的“传统宗教”,显然在思想和形式乃至观念和称谓等上都进了一大步。
那么,在所有革命阶级或者统治阶级客观上都必须借助和利用甚至借助某种“宗教”形式和观念等推翻或者巩固现存统治的历史时代,我们有什么理由去亵渎、漫骂、贬低、批判和否定至少在思想和形式乃至观念和称谓等上比所有“宗教”都进了一大步的以“共产主义”命名的“现代宗教”呢?
当然,从根本上来说,资产阶级“要求人们信仰金钱、法治、人权、自由竞争等,把希望寄托于所谓民主和平等”的思想意识,是要比所有形式的“宗教”以及与其相悖的其它思想意识都能更好地适应现代人类发达和文明以及法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并且早晚会取代一切思想意识而成为主导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思想意识。
但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与其它一切思想意识相比,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更需要相应的社会基础。否则,不仅是绝对不合适宜的,而且还必然会演变成一门在当时来说是极为荒唐的“宗教”。
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在现代人类社会客观上处在由封建主义时代向资本主义时代演变和过渡的历史时期,一切非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原则上都属于旧时代的“同类意识”,只有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原则上才属于新时代的“换代意识”。
而根据“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4] 这一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进行推论:旧时代的任何形式的“同类意识”的产生和存在,原则上无须换代的物资条件和社会基础,在旧时代的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有可能形成和确立。但是,新时代的任何形式的“换代意识”的产生和存在,则必须要有能够换代的物资条件和社会基础,才有可能在一个国家和地区形成和确立。
换句话来说就是,资产阶级的“要求人们信仰金钱、法治、人权、自由竞争等,把希望寄托于所谓民主和平等”的思想意识,必须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
所以,假如要在一个暂时还不具备由封建主义时代向资本主义时代演变和过渡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基础的国家和地区,强制推行资产阶级的“要求人们信仰金钱、法治、人权、自由竞争等,把希望寄托于所谓民主和平等”的思想意识,那么,以此为思想基础而形成的权威组织和观念等,是不是就会因为没有相应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基础而不得不演变成一门不合适宜的“宗教”呢?
既然也是同时代的一门“宗教”,当然就和其它一切思想意识形态一样,都属于“同类意识”了;既然是“同类意识”,当然就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了;既然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那么,只要敌不过其它思想意识形态,当然就有可能暂时被冷落、被批判、被打击、被否定、被取缔甚至被消灭等等了。这就是现代人类社会一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形态的命运和遭遇。
所以,在以否定其它一切“宗教”组织和观念为宗旨的“共产主义”及其政党组织等,能够成为具备至高无上的特权地位和社会权威的“现代宗教”的国家和地区,其它一切不能成为社会时尚和政治权威的思想意识形态,实际都只能以某种民间“宗教”的形式被限制产生和存在以及发展等等。而且,只要不利于国家统治和政权稳固以及社会安定等,任何类型的思想意识形态都必然会被冷落、被批判、被打击、被否定、被取缔甚至被消灭等等,根本就不可能出现比“共产主义”还要高级的“现代宗教”,更不用说旨在从根本上取缔和消灭人世间所有“宗教”现象、当然包括以所谓共产主义命名的“现代宗教”现象的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形态了。
正因为如此,现代人类社会的一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在整体生存条件极为艰难和恶劣以及斗争方式极为野蛮和残酷的非常时期,为了尽快争取和维护或者确切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等,暂时冷落、批判、打击、否定、取缔甚至消灭当时对自己革命或者统治构成巨大威胁的、客观上只能作为一种不合适宜的“宗教”阻碍社会发展与进步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形态,无疑是绝对合理的、非常必要的、十分进步的和极其革命等等的。
所以,此时此刻,即便就是站在不久的将来必将一统天下的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亵渎、漫骂、贬低、批判和否定这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共产主义”及其政党组织的“宗教”功能,无疑也是错误和反动的。
再则,在我看来,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资产阶级的“要求人们信仰金钱、法治、人权、自由竞争等,把希望寄托于所谓民主和平等”的思想意识,能够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时尚和权威的思想意识以后,只要客观上还需要通过和依赖相应的国家机构和权威组织以及法治手段等强迫所有人遵循和接受的时候,同样也带有浓厚的“宗教”性质和色彩以及特征和功能等等。
因此,如果资产阶级不加区别地亵渎、漫骂、贬低、批判和否定所有带有“宗教”性质和色彩以及特征和功能的社会事物和现象的话,实际上也就等于是在亵渎、漫骂、贬低、批判和否定自己的思想意识以及以此为基础而建立和完善的统治体制及其意识形态。
况且,我在前面已经阐述和论证过,只要我们能够客观地观察与分析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所出现的所有能够成为社会时尚和权威的思想意识形态,我们就不难发现,即便就是各种类型的公认的“传统宗教”,借助和依赖“要求人们信仰上帝、神道、精灵、因果报应等,把希望寄托于所谓天国和来世”等所产生的精神力量和社会作用等等,在生存条件极为恶劣以及生存斗争极其残酷的历史发展时期,客观上都能为革命阶级组织民众、改朝换代或者统治阶级安定社会、稳定民心等发挥巨大作用,无形中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一定贡献,在许多方面显然都值得我们子孙后代重视和尊重甚至称颂等等。
那么,面对现代人类历史上一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借助和依赖“要求人们信仰伟人、真理、正义、革命事业等,把希望寄托于所谓理想和未来”等所产生的精神力量和社会作用等等,在生存条件极为恶劣以及生存斗争极其残酷的历史发展时期,成功地争取和维护乃至长期保障和维持了本民族的基本生存条件,使这些封建国家和地区能够在相对安定和人道的统治条件下完成资本主义时代的原始积累,有意无意地为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相对迅速地全面进入高一级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时期奠定坚实社会基础的辉煌成就和历史伟绩,我们子孙后代有什么理由不去加以肯定和赞赏以及讴歌等等呢?
从根本上来说,由于“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5]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无论现代社会的人们能否理解和是否喜欢,客观上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各个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各种类型的形形色色的“宗教”组织和观念以及活动等等,无疑都是人类社会在相应的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必然要产生并且绝对不可缺少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因此,不管现代人类社会的一些所谓文明国家和革命政党以及有识之士和进步民众等,对各种形式的、有违时代精神的、显然不合适宜的、公认的一些传统或者现代“宗教”组织和观念以及活动等,多么的不感兴趣甚至嗤之以鼻等等。但是,只要他们客观上还需要和能够通过某种权威组织和形式以及手段等,强行激发和鼓励或者束缚和制约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精神理念等来实现自己的社会愿望和政治目的等等,那么,他们也就必然会有意无意地重新塑造各种类型的形形色色的不称其为“宗教”的“宗教”组织和观念等等。只不过要利用现代文明社会的进步和时尚的思想意识和精神理念等,对其进行彻底的改头换面和脱胎换骨等,以便能够得到已经对几乎所有各种形式的公认的荒诞不经的传统“宗教”组织和观念等丧失信心甚至深恶痛绝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共鸣和无限崇拜以及狂热迷信等而已。
总之,由于“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力量,以往活动的产物”。[6] 所以,人们也不能自由选择自己所处的国家和地区的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当然也就绝对不能自由选择自己所处的国家和地区的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了。
既然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所处的国家和地区的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当然也就不能随意改变和否定以及消灭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不能随意改变和否定以及消灭作为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一部分的“宗教”意识形态和统治形式等等了。
而且,只要社会上还存在各种形式的被认为是荒诞不经的“宗教”组织和观念以及活动等,也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形式的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宗教”组织和观念以及活动等与之相对立。
不仅如此,由于教育和引导以及要求甚至强迫人们崇拜和信仰某种思想意识和组织机构以及精神偶像等等,是所有“宗教”形式和观念的一般表现和主要特征。所以,教育和引导以及要求甚至强迫人们否定和消灭某种思想意识和组织机构以及精神偶像等的所作所为,无疑也属于一种“宗教”现象。
也就是说,只要一个社会客观上还需要或者能够教育和引导以及要求甚至强迫人们去否定和消灭某种“宗教”,那么,这个社会客观上也就还需要或者能够教育和引导以及要求甚至强迫人们崇拜和信仰某种“宗教”;只有等到这个社会客观上不需要或者不能够教育和引导以及要求甚至强迫人们去否定和消灭某种“宗教”了,那么,这个社会客观上才能不需要或者不能够教育和引导以及要求甚至强迫人们崇拜和信仰某种“宗教”了。
因此,不断用各种形式的适应时代发展与进步的新型的、正统的“宗教”组织和观念等,来冷落、否定、反对、消灭、取缔、改造、重塑乃至替代各种形式的不合适宜的古老的、传统的“宗教”组织和观念等等,是我们人类社会在相应的历史发展时期建立和巩固现存统治及其思想意识形态的唯一选择。
所以,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人类整体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和社会斗争方式极为野蛮以及恢复生态平衡极为残酷的封建主义时代,各个封建国家和地区的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面对长期生活在传统和腐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统治条件下,被各种各样的无情剥削和残酷压榨以及疯狂奴役等折腾的家徒四壁、穷困潦倒、饥寒交迫、愚昧无知、性情粗野和道德堕落等的成百上千万甚至上亿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的贫苦百姓,为了成功地进行和完成社会暴力革命以及尽快地建立和巩固国有专制统治,以便早日争取和维护以及确切保障和维持他们的基本生存条件,不得不利用共产主义学说体系来塑造一个能够首先引起广大人民群众强烈共鸣和无限崇拜以及狂热迷信等的完整的、现代的、新型的、科学的、先进的、革命的思想意识形态及其政党组织等,以此来激发和鼓励自己和民众的革命斗志或者创业精神,以及束缚和制约自己和民众的思想意识和社会行为等等。
而且,在生存条件非常艰难和残酷的社会暴力革命或者国有专制统治时期,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还必须不断地采取各种极端措施和严酷手段来竭力打击和无情惩罚社会上以及组织内的任何类型的“思想叛逆”者防患未然。并以此来有效地捍卫自己的政治信仰和纯洁自己的革命队伍以及根除民间的反对势力和净化社会的政治环境等等,以便更好地完成本民族赋予自己的极其光荣和非常伟大的历史使命,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围绕“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形态及其政党组织等逐步塑造和形成了一门崭新的、表面上充满革命和科学以及进步思想和精神以及词汇等等的、能够旗帜鲜明和理直气壮地批判和否定以及消灭其它一切“宗教”的“现代宗教”。
通过如此这般的剖析和论证,应该不难理解我在本节中所要阐述和论证的主要观点了吧。显而易见,在现代人类历史运动中,一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有意无意围绕“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形态及其政党组织而逐步塑造和完善的不能称其为“宗教”的“现代宗教”,不仅是绝对合理的、完全必要的、非常革命的和十分进步的,而且也是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建立和巩固思想意识形态以便成功革命或者维持统治的唯一选择。
而且,从根本上来说,也只有从这个立场和角度来观察和分析现代人类社会围绕“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形态所出现的一切社会事物和现象,我们才有可能根据其一般表现和主要特征以及发展趋势,运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来客观而合理地正确揭示其中的真实关系,从而令人信服地对“共产主义”及其政党组织的辉煌成就和历史功绩进行公正而准确的评价和肯定以及赞赏与歌颂等等。
八、“共产主义”的历史功绩
如果只能机械和教条地研究和理解共产主义理论学说的话,那么,任何人都绝对不可能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述和论证的公认的那个“共产主义”核心理论宗旨,来公正而准确地评价和肯定以及赞赏与歌颂广大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在现代人类历史运动中所创造的辉煌成就以及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来客观而合理地分析和认识以及理解与赞美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及其思想意识在现代人类历史运动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所建立的历史功绩的。
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极其明确而肯定地指出,“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是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压迫下产生的,并且是同这种统治作斗争的文字表现,这种文献搬到德国的时候,那里的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
“……: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它必然表现为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7]
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革命和建设“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8]
试想,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规模显然已经达到相当程度的德国都“失去了实践的意义”,都“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都“必然表现为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更何况在资本主义生产显然还处在原始积累和萌芽状态或者初级阶段的其它所有国家和地区呢?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上十分明白的论述,谁都难以改变和否定其中这样一个重要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想象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革命和建设等等,只能“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资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只能在法国、英国、美国等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产生和实现。
而且,再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世界性的革命,……”[9],“……(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10]这一客观规律进一步分析和推论,我们又不难认识和了解这样一个客观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想象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革命和建设等等,不但绝对不可能在任何国家和地区单独发生和实现,特别是绝对不可能在法国、英国、美国等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外和之前发生和实现,甚至都不可能在法国、英国、美国等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同时发生和实现。
所以,仅仅根据以上极为简单的分析和推论,我们就完全可以首先从理论上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苏联和中国等国的共产党以及其他先驱者们所建立和完善的国家,绝对不可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思想巨匠们推论和期望的那种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当今苏东集团的资本主义化的解体变质以及中国等国的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已经确凿无疑地证实了这一点。
但是,假如人们根据以上理论推理和实践结果,认为正统的共产主义理论学说以及其它有关思想意识,在苏联和中国等一些不得不以现代的封建主义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国家和地区,被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当作不可怀疑的“思想武器”和“理论工具”,甚至塑造成试图让所有人都必须顶礼膜拜的“现代宗教”等等,是一个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并以此为思想基础来怀疑和否定甚至反对和阻止现代人类历史上的一些古老的封建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组织和领导社会暴力革命以及建立和巩固国有专制统治等的话,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苏联和中国等国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表面上始终高举着共产主义旗帜;思想上始终遵循着所谓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的核心理论宗旨;实践中始终都以所谓共产主义理论思想作为批判和反对以及打击和消灭以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为首的一切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的“思想武器”和“理论工具”,在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完全处在萌芽状态的古老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社会基础上,成功地组织和领导了所谓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以及迅速地建立和完善了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统治等等,不仅已经是绝对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而且在相应的历史时期也是绝对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但是,假如人们根据苏联和中国等国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能够成功革命和专制统治的客观事实和历史潮流来断定: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革命和建设只能“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资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理论观点是个思想误区,共产党以及其他革命组织只要表面上始终高举着共产主义旗帜;思想上始终遵循着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的核心理论宗旨等等,就可以在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无论有多么低下和落后的社会基础上建设甚至创造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话,那就等于从根本上完全否定了共产主义理论思想以及以此为基础而推论出的所谓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当然也就从根本上间接说明了共产党以及其他革命组织所建设和创造的绝对不是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形态。
因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11]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12] 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革命和建设只能“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资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等自然法则及客观规律,无疑是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原理。
不难想象,如果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的社会实践,能够证明建设甚至创造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无需相应的社会基础,那么,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原理显然就是不真实的;
如果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的社会实践,能够证明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原理是不真实的,那么,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的核心理论宗旨也就是不真实的;
如果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的社会实践,能够证明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的核心理论宗旨是不真实的,那么,以此为思想基础而推论的所谓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也就是不真实的;
如果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的社会实践,能够证明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是不真实的,那么,他们所建立和创造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形态还能真实的了吗?
而且,摆在我们眼前的苏联和中国等国的越来越无法否认的资本主义化的社会演变和政治改革等等,也已经越来越明白无误地向人们展示:这些国家和地区实际处在由封建主义时代向资本主义时代演变和转换的过渡阶段,所有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建立和完善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统治体制,实际都是比资产阶级社会民主法治统治体制低一级的国有封建特权专制统治体制。
这样以来,根据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的旨在全人类推翻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现存统治,通过彻底消灭私有制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思想原则和理论宗旨,怎么能够公正而准确地评价和肯定以及赞赏与歌颂表面上以消灭资产阶级为革命宗旨的广大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客观上为一些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由封建主义时代向资本主义时代全面演变和彻底转换所创造的辉煌成就以及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怎么能够客观而合理地分析和认识以及理解与赞美表面上以消灭资产阶级为革命宗旨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及其思想意识,客观上为一些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由封建主义时代向资本主义时代演变和转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所建立的历史功绩呢?
所以说,机械而教条地根据正统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的思想原则和理论宗旨,特别是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述和论证的公认的那个所谓共产主义核心理论宗旨,任何人都绝对不可能公正而准确地评价和肯定以及赞赏与歌颂广大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在现代人类历史运动中所创造的辉煌成就以及所做出的伟大贡献等等;任何人都绝对不可能客观而合理地分析和认识以及理解与赞美所谓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及其思想意识,在现代人类历史运动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所建立的历史功绩等等的。
那么,怎样才能公正而准确地评价和肯定以及赞赏与歌颂广大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的辉煌成就和伟大贡献等等;怎样才能客观而合理地分析和认识以及理解与赞美所谓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及其思想意识的巨大作用和历史功绩等等呢?
有关这个问题,我在前面已经进行过不同角度的阐述和论证,为了进一步明确认识和理解这一重要思想,下面我再对此问题进行一个总结性的阐述和论证。
不管人们是否理解和愿意相信,“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现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既然现代人类社会的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革命先驱者们,客观上生活在生产资料以自然资源为主、生产方式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时代,而且还不得不面对整体生存条件已经极端恶劣、阶级斗争方式已经极端野蛮,客观上已经不得不通过消灭大量过剩人口以及重新分配物质财富来恢复生态平衡的残酷现实,那么,要想尽快解救那些长期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的广大劳动人民;要想早日结束此起彼伏地进行相互残杀的各种类型的暴力运动和军阀混战,也就必须、而且只能以社会现实为基础去利用和创造有利于争取和维护以及保障和维持本民族基本生存条件和权利的一切客观和主观条件了。即便就是为此而不得不当传统的“封建主”;而不得不利用传统的宗教形式,客观上也是合理的、进步的等等。
所以,对于这个时代的一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来说,在当时物质条件极为匮乏和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的社会基础上,不管采取什么政治手段和社会措施,只要能够达到争取和维护以及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生存条件和权利的目的,也就充分证明他们的所作所为顺应了当时历史发展的潮流和时代进步的需要,并且成功地使这些国家的“该时代政治的精神的历史”暂时能够适应其“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的现状和变化了。
当然,这样的社会效果,客观上也是因为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所能组织和领导的社会暴力革命或者所能建立和巩固的国有专制统治,以及他们在进行革命或者实施统治的过程中所能采取的政治手段和社会措施等等,其实际的社会性质是由当时这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等来决定的缘故。
而且,对于这个时代的这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与进步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来说,在当时物质条件极为匮乏和生存环境极为恶劣以及斗争方式极为残酷的社会基础上,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只要能够达到争取和维护以及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生存条件和权利的目的,他们所采取的所有组织形式和政治手段以及社会措施等都是极为合理的、完全必要的、非常革命的、十分进步的等等。
所以,从客观上来说,现代人类社会的一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革命或统治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仅仅能够达到争取和维护以及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生存条件和权利的目的,也就完全尽到了本民族、特别是本民族的革命人民赋予自己的社会责任,同时也就基本完成了人类历史赋予自己的伟大使命。与其相比,其他一切都无足轻重了。
至于一向被革命或统治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当作不容怀疑的“思想武器”和“理论工具”,甚至还被塑造成希望和尽力让所有人都能够或者必须顶礼膜拜的“现代宗教”的所谓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对于那些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仍然处在还不适应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存在和发展的封建国家和地区来说,客观上除了作为“思想武器”和“理论工具”乃至“现代宗教”等,指导和帮助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组织和领导社会暴力革命以及建立和巩固国有专制统治,以便争取和维护以及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生存条件和权利的社会功能和历史作用之外,其真正意义上的核心理论宗旨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别说真正以此为思想原则和理论宗旨以及政治信仰和社会理想等等,来分析和判断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组织和领导的社会暴力革命以及建立和完善的国有统治体制的革命性质和进步意义以及历史功绩是极为荒唐的;就是真正以此为思想原则和理论宗旨以及政治信仰和社会理想等等,来观察和对照所谓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及其政党组织在历史运动中的社会功能和实际作用以及具体表现的革命性质和进步意义以及历史功绩等都是极为荒唐的。
因此,长期以来,所有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的所有人们,围绕共产主义学说体系所主张的政治信仰和社会理想等所做的所有研究和讨论,客观上都“必然表现为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既不能真正以此为思想原则和理论宗旨以及政治信仰和社会理想等等,来分析和判断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组织和领导的社会暴力革命以及建立和完善的国有统治体制的革命性质和进步意义以及历史功绩等等;也不能真正以此为思想原则和理论宗旨以及政治信仰和社会理想等等,来观察和对照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及其政党组织在历史运动中的社会功能和实际作用以及具体表现的革命性质和进步意义以及历史功绩等等,否则的话,将会越分析越糊涂;越判断越茫然;越观察越不像,越对照越离谱等等,根本就无法对其进行客观而合理并能令人口服心服的肯定和赞赏等等的。
不仅如此,在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客观上还必须把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当作不容怀疑的“思想武器”和“理论工具”,甚至将其塑造成希望和尽力让所有人都能够或者必须顶礼膜拜的“现代宗教”等等,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以防患未然的非常的历史时期,人们围绕共产主义学说体系所推论和主张的思想原则和理论宗旨以及政治信仰和社会理想等等,所进行的“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假如对其“思想武器”和“理论工具”以及“现代宗教”的社会功能和精神作用等构成威胁的话,那就必然会遭到以各种理由和借口并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而进行的严厉打击和强行禁止等等。
而且,由于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革命或者统治的社会基础,与共产主义学说体系赖以成立的社会基础之间,客观上相隔整整一个资产阶级时代,其思想原则和理论宗旨以及政治信仰和社会理想等原则上截然不同。所以,在这个非常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对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的研究和理解越接近其本意和真谛;人们“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越接近真理和事实,客观上对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的“思想武器”和“理论工具”以及“现代宗教”的社会功能和精神作用等所构成的威胁也就越大,当事人因此而遭到的打击和迫害也就必然会越沉重、越残酷等等。
根据这种思想原则和推理方式,我们大概回顾和分析一下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思想理论领域的斗争历史就不难发现:以上就是当时社会上以及共产党内部许多优秀的专家学者和仁人志士甚至革命领袖等等,在政治斗争非常残酷的历史时期,仅仅因为根据他们自己所认识和理解的共产主义思想原则和理论宗旨以及政治信仰和社会理想等等,反对和否定甚至只是怀疑以共产主义学说体系为原则基础而塑造的时尚和权威的“思想武器”和“理论工具”以及“现代宗教”及其社会功能和实际作用等等,就惨遭不测甚至死于非命的根本原因。
我们知道,可以说这是一段令几乎所有亲身经历的人们,无论是被迫害的人还是迫害人的人都不堪回首的历史。而且,即便就是当时迫害人的人,现在都在异口同声地对当时社会上普遍的愚昧、无知、狂热、激动、野蛮和残忍等现象,而不断地自责、忏悔、批评、反思、悔恨、诅咒甚至漫骂等等。恐怕没有几个人会理解和肯定甚至赞赏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及其追随者们在当时的这种所作所为。
但是,不管人们现在是否理解以及能否相信等等,从客观上来说,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及其追随者们在当时的这种所作所为,却是绝对合理的、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十分进步的等等。
因为,在整体生存条件极端恶劣和残酷的非常时期,由于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客观上必须塑造和利用甚至依赖某种“思想武器”和“理论工具”以及“现代宗教”等等,来激发和鼓励或者束缚和制约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和精神以及行为等,以便夺取或者巩固国家政权,尽快争取和维护或者确切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生存条件和权利等等。所以,此时此刻,任何人、特别是自己人,不管处于多么善良的动机和多么美好的目的,也不管基于多么正确的思想和多么科学的理论等等,来公开反对和否定甚至只是怀疑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以所谓共产主义学说体系为思想原则基础而塑造的时尚和权威的“思想武器”和“理论工具”以及“现代宗教”等等,客观上都有可能彻底破坏甚至完全葬送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和广大革命人民为了争取和维护以及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生存条件和权利所做的一切拼搏和牺牲,并且将大多数劳动人民重新推到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以及动乱和战争之中煎熬等等。
对此,历史上有个传说很能典型地说明这个问题。
记得《三国演义》这本小说上叙述了这么一个故事,大概情节是这样的:三国时代,曹操亲率大军攻打袁术时,由于久攻不下,军中即将断粮,而粮草又一时接济不上,情况万分紧急。为了防止军中官兵因缺粮而丧失斗志甚至导致哗变,曹操唤来负责军粮发放的典仓吏,令其用小斗付军粮,以解缺粮的燃眉之急。过了几日,军中士卒因口粮不足,普遍产生了不满情绪,于是军中怨声四起。此时曹操又唤来典仓吏,暗中商议借其“头”一用,然后不由分说便斩首示众,同时向全体官兵公布其克扣军粮、中饱私囊的大量罪状。此举不但没用一颗粮食就暂时平息了一场一触即发的大规模兵变,而且还在官兵中间重塑了曹操自己疾恶如仇、爱兵如子的形象,客观上为曹操的开国立业并雄霸一方奠定了一定的民众基础。
显而易见,曹操大军即将断粮,粮草一时接济不上与典仓吏没有任何关系。说他克扣军粮、中饱私囊并将其斩首示众,无疑是千古头号冤案,而且曹操当时完全就是存心陷害并有意错杀。
现在我们暂且不论曹操此举本身的性质以及是非与对错,仅仅就当时的客观形势而言,假如曹操不这么做,不愿意为了存心陷害并有意错杀一名忠臣良吏而背上生性奸诈的千古骂名的话,那么,因饥饿难挨而最终哗变的官兵们,暴动以后第一个要杀的恐怕就是曹操,因为他必然会是镇压他们暴乱的最高统帅;第二个要杀的恐怕就是典仓吏,因为他必然会被认为是导致他们饥饿的罪魁祸首;同时还必然会互相残杀,直至杀不下去为止。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就算曹操被乱兵砍杀是罪有应得,但因此而死于非命的典仓吏和千千万万官兵难道不是还得蒙冤千古吗?同样是一死,此时的典仓吏死的还有意义吗?他和他的家眷还能得到曹操的厚待吗?
如此这般地分析一下之后,我们再来评价这件事情,那个为了曹操的建国伟业和千万人的生死存亡而不得不献出性命的典仓吏还会“死不瞑目”吗?我们还会为曹操的典仓吏被存心陷害并有意错杀而鸣冤叫屈吗?我们还会把曹操在这件事情上所表现的凶残和奸诈看得一无是处吗?
同样的道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那些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极为低下和落后的封建国家和地区的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人,在物质条件极为匮乏和生存环境极为恶劣,客观上有时连维持广大人民群众最低生存条件的食物都难以保障,眼睁睁地看着一些人冻饿致死,从而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完全依赖广大人民群众对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和革命理想的衷心拥护和无限崇拜以及狂热迷信;完全依赖公式化和权威化的所谓共产主义思想和行为准则等对他们的精神束缚和制约来稳定民心和防患未然的非常残酷的历史发展时期,只能而且必须竭尽全力打击和禁止一切敢于怀疑和否定以及反对共产党现行的施政纲领和所作所为的所有言论和行为,必要的时候还要强迫所有人暂时容忍和接受被公开颠倒的黑白;被明显混淆的是非;被有意制造的冤案;被假话掩饰的恐怖等等,并且“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而且,即便就是已经意识到日后将会为所有蒙受冤屈的人一一平反昭雪、恢复名义,但当时还必须忍痛割爱、挥泪镇压等等,因为所有这一切,就是为了争取和维护或者保障和维持当时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生存条件和权利。
以中国为例,试想,为了争取和维护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和权利,中国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可以组织和领导广大革命人民,武装消灭保卫旧国家政权和有产阶级的几百万国民党军队以及其他所有敌人。那么,同样为了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和权利,中国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为什么就不能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国家政权,来坚决禁止甚至残酷镇压一切对现存统治和人民生活构成威胁的社会言论和公众行为防患未然呢?
当然,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从来都不会为吃不上饭而饿死、而发疯、而抢劫、而拼命等的人,是很难想象私有经济以及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的发展与进步等等,与成百上千万甚至上亿穷苦百姓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是很难想象言论自由和政治民主以及个人权利和公平竞争等等,与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和权利之间的剧烈矛盾的;是很难想象塑造和利用“现代宗教”来严厉地束缚和制约以及统一所有人的思想和行为等等,与能够相对人道地完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始积累以及相对迅速地全面进入资产阶级时代之间的相互联系的,等等。
其实,这个道理如果能够实事求是地实话实说的话,应该不难理解。就中国而言,在物质条件极为匮乏和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的历史时期,要想让几乎一无所有的、而且被长期的贫困生活和沉重的奴役劳动折磨的性情粗野和愚昧无知的成百上千万甚至几亿贫苦百姓,能够长期坚定不移地跟着中国共产党进行暴力革命或者参加国家建设等等,客观上除了依赖他们本身一无所有、生存艰难、“与其饿死、不如战死”的现实处境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就必须而且也只能依赖他们对伟大领袖的狂热迷信;对革命信仰的无限崇拜;对正义事业的无比忠诚;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等精神的力量来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斗志和坚定他们的信念等等。
我们想象一下,此时此刻,不管基于多么美好的动机和多么正当的理由,以及使用多么正确的思想和多么科学的推理等,消除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共产党员对伟大领袖的狂热迷信;终止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共产党员对革命信仰的无限崇拜;动摇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共产党员对正义事业的无比忠诚;破灭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共产党员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等等,是不是都必然会使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共产党员因为对领袖的失望和对前途的迷茫以及对理想的怀疑等,而彻底丧失拼死革命的英勇斗志或者艰苦创业的坚定信念呢?
如此这般的话,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社会暴力革命焉能夺取胜利?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巩固的国有专制统治焉能维持长久?
然而,在当时物质条件极为匮乏和生存环境极为恶劣以及斗争方式极为残酷的中国社会,假如没有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社会暴力革命的全面胜利;假如没有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巩固的国有专制统治的长久维持,那些已经一无所有的广大贫苦百姓岂不是还要继续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那些不愿坐以待毙的广大革命者们岂不是还要继续组织起来武装斗争进行暴力革命?
试想,假如中国社会客观上还必须不断重复爆发各种类型的社会暴力革命;还必须不断重新建立各种类型的封建专制统治的话,那么,又有谁能比中国共产党做的更好呢?
从客观上来说,社会战争、独裁统治、封建专制、宗教迷信、传统观念、愚昧意识等等,绝不是在任何时代都是坏的方面。在物资条件极为匮乏和生存环境极为恶劣以及斗争方式极为残酷的非常的社会发展时期,这些无疑都是革命者争取和维护以及统治者保障和维持一无所有的广大贫苦百姓基本生存条件和权利等的必要条件和决定因素等等。
同样,自由竞争、民主政治、法治体制、文明思想、现代观念、科学意识等等,也绝不是在任何时代都是好的方面。在物质条件极为匮乏和生存环境极为恶劣以及斗争方式极为残酷的非常的社会发展时期,这些无疑就是一无所有的广大贫苦百姓丧失基本生存条件和权利并长期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等的政治原因和社会因素等等。
以上这种表面看来令一般人根本就无法理解和难以想象的逆反的、奇特的社会现象及其变化规律等等,只能等到人类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提高到相应的程度以后才能逐渐趋于正常。这是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
从客观上来说,受极为低下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的制约,各国共产党人在非常的历史时期所组织和领导的社会暴力革命,虽然绝对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但这丝毫都不影响这些革命本身促进和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作用和伟大意义。因为她至少及时争取并维护了这些极为贫困和落后的国家的广大劳动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和权利等等。
同样,受极为低下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的制约,各国共产党人在非常的历史时期所建立和巩固的国有专制统治,虽然绝对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统治,但这也丝毫都不影响这些统治本身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所起的重要作用和进步意义。因为她至少长期保障和维持了这些极为贫困和落后的国家的广大劳动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和权利等等。
所以,不管各国共产党人处于暴力革命或者专制统治的实际需要如何误解和曲解共产主义学说体系;也不管反对和仇视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的所作所为的人们如何诅咒和贬低共产主义学说体系,都无法改变和否定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共产主义学说体系本身客观上为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人夺取社会暴力革命的胜利或者巩固国有专制体制的统治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也就是说,即便我们只能把共产主义学说体系本身完全看作就是各国共产党人在暴力革命或者专制统治的极为困难的历史时期不得不塑造和利用的一门“现代宗教”,我们客观上也无法否认共产主义学说体系本身为共产党人能够争取并且相对长期地保障和维护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生存条件和权利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还是那句话,在物质条件极为匮乏和生存环境极为恶劣,大多数人还不得不长期面临饥饿和死亡的威胁的历史发展时期,客观上除了如何争取和维护以及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生存条件和权利的道理之外,没有别的道理好讲。不管这些别的道理本身或者将来会有多么合理和正确。
从根本上来说,只要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生存条件和权利客观上得不到确切保障和维持;只要各种类型的统治者客观上还需要而且必须通过各种形式的封建特权专制统治体制和观念来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生存条件和权利,那么,现实生活中就必然会不断出现和存在希望和要求甚至强迫人们接受某种思想束缚和精神桎梏的形形色色的理由和观念以及组织和权威等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换句话说就是,不管人类自己是否喜欢和能否理解,人类社会自从进入地球所有居民的基本生存条件和权利客观上已经不能得到确切保障和维持的历史时代以后至今,就必须自觉不自觉地不断建立和完善各种类型的封建堡垒和权威组织;就必须自觉不自觉地不断塑造和翻新各种形式的封建意识和宗教体制等等,强行束缚和严格制约所有人的思想和精神以及行为等等,即便就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本人也不能例外。
而且,从根本上来说,只要地球上所有居民的基本生存条件和权利客观上不能得到确切保障和维持。那么,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活动和斗争,都只能围绕着如何才能更有效、更公平、更全面、更彻底地对所有人的思想和精神以及行为的束缚和制约进行,而绝对不可能真正放弃和彻底取消对所有人的强行束缚和严格制约等等。
所以,我们人类社会有史以来、迄今为止,尽管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像走马灯一样不停地改朝换代并变换花样,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与进步和社会生活的变化与提高以及社会意识的演变与转换等等,不断改革和翻新以及创造和完善各种类型的封建统治体制乃至整个意识形态(当今世界现有的任何国家的任何类型的资本主义统治体制,在整个人类社会完全进入资产阶级时代之前,实际上仍然属于一种封建统治体制),以便不同程度地强行束缚和严格制约所有人的思想和精神以及行为等防患未然。
“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资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13]
而且,由于世界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生产能力,总的来说始终都在不断发展和进步;由于世界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总的来说始终都在不断变化和提高,所以,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意识形态,总的来说也必然会由低级向高级演变和转换,这是毫无疑义的。
正因为如此,现实社会的大多数人、尤其是各种类型的统治者,首先都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这样一个错觉:已经成为过去的时尚和权威的社会意识形态似乎总是荒唐可笑的,现在正在流行的时尚和权威的社会意识形态似乎总是完美无缺的。
当然,从客观上来说,只要地球上所有居民的基本生存条件和权利客观上不能得到确切保障和维持,那么,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任何类型的现存的统治体制和现实的生活条件等等,不仅会迫使人们产生这样的错觉,而且还必然迫使统治阶级通过总结和批判以及否定和反对已经不合适宜的过去的社会意识,来修正和完善以及肯定和赞美正在主宰民众的社会意识。
所以说,只要现实社会客观上还需要强迫人们通过回避和无视甚至改变和掩盖过去和现在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基础以及历史背景等等,来分析和评价过去和现在的特权统治阶级的好坏对错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的是非曲直的话,那是永远也不可能发现其中的真实关系的。
也就是说,只有依据当时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基础以及历史背景等等,尽可能客观地观察和分析现代人类历史上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的所作所为,并将其与本国而不是他国;与过去而不是现在进行对照和比较,我们才有可能不受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束缚和制约,公正而准确地评价和肯定以及赞赏与歌颂广大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的辉煌成就和伟大贡献;客观而合理地分析和认识以及理解与赞美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及其思想意识的巨大作用和历史功绩等等,并且也不会因为时尚和权威的社会意识的不可避免地不断改变而改变。
通过以上分析和推论,我想人们应该不难理解和同情以及拥护和支持各国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在现代人类历史上的一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组织和领导社会暴力革命或者建立和巩固国有专制统治过程中的丰功伟绩了吧?
总之,完全可以这么说,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在现代人类历史上的一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非常艰难和严酷的历史发展时期内,被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彻底误解”和“全面利用”,并且塑造成“现代宗教”来束缚和制约人们的思想和精神以及行为的命运,是当时任何人都绝对不可能改变和阻止等等的。
因为,从客观上来说,历史上一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革命或统治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的这种所作所为,是完全适应当时的现实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的历史潮流和必然趋势的,也就是完全符合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客观规律及其自然法则的。他们这样做不仅在当时是绝对合理和完全必要的,而且在历史上也是非常革命和十分进步的。这是这些国家和民族乃至全人类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同时也是被“彻底误解”和“全面利用”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的历史使命。他们利用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在非常艰难和严酷的历史发展时期内,竭尽全力争取和维护乃至保障和维持了本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活条件,有意无意帮助本国家和民族乃至全人类能够相对人道和平稳地完成全面进入资产阶级时代的原始积累的历史事实,也就是他们乃至他们所利用的“共产主义”的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