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保增长不如保就业

桑百川

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经济危机，对实体经济打击日益加深，世界经济增长下滑，国际市场需求不振，我国出口增长明显放慢，而且传统的劳动力、资源和成本优势逐步减弱，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投资与贸易保护主义蠢蠢欲动、面临上升势头，我国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约束日益严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更加迫切。在这样的内外部环境变化和压力下，中央政府提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在两年之内增加财政支出4万亿元。“保增长”成为政府干预的首要目标。

保增长是必要的。但经济增长的意义何在？我们见识了太多的贫困性增长。有许多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谓慢，但社会福利水平并没有因为经济增长而相应增加。因为经济增长的涵义是GDP的增加或人均GDP的增加。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用需求法统计，GDP=投资+消费+净出口（出口-进口）；用收入法统计，则是社会各种收入之和，即GDP=利润+工资+利息+税收+租金等。一个国家要追求快速增长，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一条马路一年挖开8次，GDP可以增加8遍，一栋住宅，建好后拆除再建，GDP可以增加两遍多，但一条马路不会因为你一年挖开8遍就变成8条路的效用，充其量也就是一条路的效用，甚至连一条路都称不上（根本无法通行了）；一栋住宅也不会因为你反复建拆而变成两栋住宅的效用，虽然人们的福利没有增长，但GDP却增加了！说得极端些，如果要追求较快的经济增长，那太容易了，你找些人，让他们去挖地球，今天挖个坑，明天再添上，不断反复，只要有投资，支付工资，GDP就可以不断增加！这样的增长何用之有？！浪费了大量资源，却没有增加任何有效供给和社会福利！在计划经济下，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不慢，1956年—1978年，GDP年均增长也达5.5%以上，一些年份甚至很高，但很多投资没有形成有效供给，经济增长却换来贫困，属于典型的贫困性增长。我国目前提出“保增长”，当然不该是追求贫困性增长，实质是追求发展，即在促进经济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经济结构改善和升级、经济效率提高基础上，带动和形成的经济增长，这是经济发展，它伴随着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这样的增长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从外延型经济增长方式向内涵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紧密相联的。

保增长的本意是可以增加就业机会，增加政府、企业、个人收入，其中，最主要的是要通过增长创造就业机会，减缓失业压力。在经济衰退中，世界多数国家都把增加就业机会作为政府干预的首要任务。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就宣布要在2009年创造250万个就业机会，以降低攀升的失业率。中国也应该把控制失业率作为政府干预的首要目标。

我国目前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虽然城镇登记失业率仅4.0%，似乎不高。但它不能反映我国真实的失业状况。城镇登记失业率只是允许且已经登记的失业人口占城镇劳动力总量的比重。城镇中还有大量未能登记的失业人口，包括500多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失去工作岗位，却由国有企业支付一定数量的下岗工资，不能登记领取失业救济金）、800多万的城镇失业但没有及时登记或没有正常登记的失业职工。这样，真实的城镇失业率（城镇登记失业劳动力+城镇下岗国有企业职工+城镇未登记失业劳动力/城镇劳动力总量）约达8.8%，接近10%的警戒线。如果考虑到农村就业情况，则更严重。农村1.8亿亩耕地，充其量需要1.8亿的劳动力耕种，农村乡镇企业吸收1.3亿左右劳动力就业，进城务工的1.6亿劳动力约1亿人左右找到工作，其余还处于寻找工作状态中，而农村劳动力总量达4.9亿，农村失业率约为16.3%，大大高于城市。好在我国有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经营制度，不仅为农民提供了一种特殊的社会保障，而且失业农民主要表现为潜在失业，没有产生大的社会矛盾。今天，我们还可以分别计算城镇、农村失业率，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障碍消除，今天是农村失业，很快就会转变为城镇失业，这时，计算城乡社会失业率才有意义。我国目前城镇失业劳动力（包括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超过2300万，农村失业劳动力近8000万，真实社会失业率已经达到13.5%。这是不容忽视的严重社会问题。考虑到在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影响，出口需求下滑，贸易保护主义可能抬头，我国出口由入世后2002—2007年年均增长27.5%下降到一位数的增长甚至零增长，为出口进行生产的劳动力已经超过1亿人，就业竞争更加激烈，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企业大量撤离、关闭，内地也有一些企业开始裁员，失业压力不断上升。

面对现实，创造就业机会，扩大就业，降低失业率理应成为我国政府干预的首选目标。保增长就是为增加就业机会服务的。但是，保增长与降低失业率的目标毕竟还是有差别的。虽然奥肯定率描述了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经济增长率提高可以降低失业率，但“奥肯定率悖论”也比比皆是，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的现象也不鲜见。

之所以出现奥肯定率悖论，是因为：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同样的投资对就业的需求就不一样，资本有机构成越高，对劳动力的需求越少；资本有机构成越低，对劳动力需求越大。如果经济增长主要是由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增长拉动的，增长对就业的贡献就小；反之，如果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劳动密集型产业拉动的，增长对就业的贡献就大。

我国为了降低失业率，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不仅要保增长，更应该考虑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严重冲击的条件下，放弃理想主义的主张——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附加值低，限制其发展，逼迫其转型，帮助其度过难关，在财税、金融信贷政策上继续给予支持，以保持或增加就业；应该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资本技术构成较低，同量资本如果投资于若干中小企业，会比投资于资本技术构成高的大企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应该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民营经济的经营目标单一化——追求收益最大化，在劳动力价格便宜的条件下，它会选择使用劳动力替代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对就业贡献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