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思想家胡适先生一生倾心教育，倾心北京大学。胡适于1917年从美国学成归来受聘于北京大学，从此开始了三进三出的北大的经历。1917年到1926年，期间工作了8年；1930年又回到北大直到1937年，期间工作了7年；1945年被政府任命北大校长，1946年回国后第三次进北大任校长，直到1949年1月离开大陆，在北大可谓三进三出。尽管这样，胡适先生从1917年到1949年累计在北大工作生活了近20余年，先生担任过哲学门主任、英文教授会主任、英文系主任、中国文学系主任、教务长、文学院院长直到校长。期间在国内，胡适先生还在上海二年，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
胡适先生不仅仅是我国20世纪杰出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同时他也是著名的教育思想家。如果把他在国外大学学习、工作的经历都统计在内，那么胡适先生一生在大学的岁月就更长，约有30多年。1962年先生在台北因心脏病突发逝世，在他72年的生涯中有近一半的岁月是在大学里度过的。胡适先生经历中外许多大学，在不少大学担任要职，因此对如何办好中国的大学，其经验更为丰富，其体会更加深刻，其希望就更加迫切。对此，先生在北大的经历既有成就感，也有种种遗憾。纵观先生阐述大学建设和改革方面的演讲、著作、接受记者的采访、书信、日记等，都渗透和凝结着先生的大学思想，其中不乏对如何办好中国高等教育的经验与远见和殷切期望。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探讨胡适先生的大学思想，这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无疑具有现实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胡适先生的大学思想的深邃性，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国家强盛的根本在于办大学。早在1914年，青年胡适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时，他就认识到有5000年历史的中国却无大学是国家的耻辱。在他的早期论文《非留学篇》中写道：“大学，乃一国教育学问之中心，无大学，则一国之学问无所折中，无所归宿，无所附丽，无所继长增高。”胡适甚至偏激地说：“适以今日无海军，无陆军，犹非一国之耻，独至神州之大，无大学，乃真祖国莫大之辱。而今日最要之务也。”在那个年代，把办大学高于重于办海军、办陆军，这一思想是何等的深远和精辟。从古今中外的历史来看国家的强盛都是源于教育，发达国家的科学、军事都是由一流的大学来支撑的。德国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取得的胜利，使德国又重新统一，当时德国《教师报》刊登题为《德国校长获全胜》的文章，把战争的胜利归功于本国的义务教育的胜利。从那时起欧洲各国也纷纷效法，颁布义务教育法。胡适先生把办好大学看作是救国之道，认为教育是救国之根本，是“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其次，胡适还认为办大学是为创造社会新文明。先生说“如果没有国内大学，那么留学是输入文明，那就是舶来之入口货，一入口立即销售无余，终无继长增高之望。”如国内有大学就能把两种种文明结合并创造新的文明。胡适把办一流的大学是看作救国之根本，看作推进社会的文明，持这种思想认识在当时国内政界、教育界、文化界都是超前的。
第二，以发展国内大学为主，以留学为宾。胡适先生批评政府不重视发展和振兴国内大学，而只知派遣留学生。先生早年在《非留学篇》中就明确指出：“留学乃是救急之图，而非长久之计。长久之计乃在振兴国内之高等教育，是故者以国内高等教育为主，而留学为宾；当以留学为振兴国内高等教育之预备，而不当以国内高等教育为留学之预备。”对振兴国内大学与派遣留学的之间关系，胡适从多方面来分析：认为如果国内无大学，那么留学虽然有高深的学问，乃无所用之；如果国内无大学，那么学者人人都有留学之志，而国内文明永无进步之望；如果国内无大学，那么有志者没有地方去学习高等文学，就没有国学昌明之日。因此先生指出要以国内大学为根本，振兴我国的大学。当前（1914年）就是要全力把北京、北洋、南洋三大学建设成为世界有名的大学。
第三，大学要做大众的师表，也是社会民主政治之基础。1922年12月17日，胡适在北大成立25周年纪念会上演讲，他指出：“国立大学不但要开风气，也是应该立志做大众的师表。”这一思想实际上阐明了大学具有引领社会前行的责任和发挥表率作用的功能，因为大学是社会文明的力量源泉。胡适认为大学是国家领袖人物的来源地。先生在《国家领袖人才来源》一文中写道：“欧洲之有今日的灿烂文化，差不多全是中古时代留下的几十个大学的功劳。近代文明有四个基本源头，一是文艺复兴，二是十六七世纪的新科学，三是宗教改革，四是工业革命。这四个大运动的领袖人物，没有一个不是大学的产儿。”其次，胡适还认为“教育是立国之本，亦是施行民主政治之基础”。事实上，社会的进步、文明，是由大学来引导的，因为大学有开民智、树新风气的责任，这正是大学的伟大之处。
第四，大学要研究高深学问，向研究性方向发展。先生是科学救国、学术救国的竭力提倡者。他认为国家的强大不在于军事武力，而在于科学、学术思想，而科学、学术这些都是出自大学。那时日本筹划帝国大学，规模宏大，单就医学院就比当初日本总督府还大，胡适看到日本重视大学，佩服日本的计划远大。胡适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说：“日本是小国，现在是世界四大强国之一。这不是偶然来的，是他们一般人尽量吸收西洋的科学、学术，才会成功的。你们知道，无论我们要作什么，离掉学术是不行的。所以，我主张要以人格救国、要以学术救国”先生认为“大学是以科学、学术来贡献国家的”。为此，先生主张科学研究必须以大学为中心，而大学以从事高等研究为主要任务。先生主张把大学与一般的专业学院作一区别，指出大学要朝研究方向发展，大学要研究高深学问，要创造灿烂文化，要培养领袖人物，要增加社会生产力，因此大学要以提高为主。先生在1920年北大开学典礼的演说中说“不希望北大来做浅薄的‘普及’运动；我希望北大的同人一齐用全力向‘提高’一方去做工夫；要创造文化、学术思想，唯有真提高，才能真普及。”先生还作比喻，说桌子上的灯不如屋顶的灯照得远，屋顶的灯不如高高在上的太阳照得远。可见胡适对办研究型大学是十分推崇和重视的。
第五，大学必须坚守自由与独立的精神。先生时常伤感地谈国内大学的落后，他说中国有5000年历史，却没有一个大学是百年、上百年的，就北大也只要五六十年的历史。因此同国际上上百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历史的大学相比简直是小弟弟。1936年先生代表北京大学参加美国哈佛大学成立300周年纪念会，世界上500多个各地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参加去道贺，在一次按照所代表学校成立的年代为先后排队游行中，北大是排到第419号，排在第一二的是埃及、意大利等国的大学。先生说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坐第四把椅子，但是中国的大学只有五六十年历史，这太惭愧了。
然而，中国大学历史为什么这么短？究其原因先生认为“中国太学是文官考试制度的一部分，这一制度受政治的牵涉太大，因此没有独立性。因朝代的更替，政府的更换，那么大学也随之变换，不能延续下去。”先生一贯坚持并不断呼吁大学应该有独立的办学原则，先生在1946年10月10日北大开学典礼上演说中说“我是一个没有党派的人，我希望大学没有党派，即使有，也如同有各种不同的宗教思想一样，大家有信仰自由，但切不可毁了学校，不要毁了这个再过多少年不容易重建的学术机关。——北大不愿学生教授在这里有政治运动，因为学校是做学问的地方，学做人作事的地方”。在先生看来党的目的是在于造成信徒，而教育的目的在一个全人的发展这是不能混淆的。先生在北大时十分警惕，防止“学校滚到政治的旋涡里去，尤不应该自己滚到党派政争的旋涡里去”。先生认为坚守自由与独立的精神是世界百年大学、成功的一流大学的重要经验和保证。
第六，提倡和鼓励创办私立大学。胡适说国家财力有限，要发动民众出资办大学，并认为私立大学同样会有出色的一流大学，美国的哈佛、耶鲁、康奈尔、芝加哥等大学都是私立大学，办得都很出色。先生担任我国第一所私立大学的上海中国公学校长时就批评政府不重视私立大学。先生深有体会地说，私立大学不被政府承认，政府不立案，毕业证书社会不认，学生不好找工作。因此先生呼吁政府要立案，国家和省的教育部门对私立大学和国立大学要一视同仁。要“由教育司随时考察，其成绩。其成效大著者，国家宜匡助。”1958年5月7日先生在台中东海大学的演讲时说：“私立学校有其优点，它比较自由，更少限制——因为只有在自由独立的原则下，才能有高价值的创造，这就是我今天所希望于诸位的。”先生希望中国的私立大学将来在世界的学术上占领有一席之地。
第七，提倡建立“三会制”，创立新型现代大学。为什么历史不及我们的国家，会有那么长远历史的大学，而我国反而没有呢？对此，先生考察世界一流大学、百年大学的成功经验，得出他们的大学在内部体制上有独立的法人地位，有独立的财团，有独立的学风。先生在《谈谈大学》一文中认为主要“有三个因素：第一它们有董事会，管理学校财产，如欧洲大学是由教皇特旨，以教皇的许可状作为基础，连续有人负责学校的一切。第二，是教授会，它使得学校的传统学风能继续下去。第三，是校友会，校友们捐款给学校，推选董事参加董事会。”胡适先生认为建立三会制度，才能使大学保持独立，使大学能代代相传，悠久勿替。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今天的大学同样需要建立先生所希望的三会制度。这仍然是我们今天大学改革的一项任务。
第八，文理沟通，扩大学生知识面，提高学生素质。先生有二年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校长，那时先生主张文科和理科沟通，文科学生学点理科知识，理科学生学点文科知识这样就能避免学生只成为会讲话的工具和不会思考的奴隶现象的发生；同时也能消除学生知识面窄而难以成器。为此，先生亲自兼任文理学院院长，着力推行。经过胡适的改革，中国公学改变了落后的形象，一年后学生人数从300人发展到1300人。科学家吴健雄女士当年在中国公学学习数理的，她努力学习文科知识，在先生的指导下，一次作文科得了100分，文科基础为她日后的科学研究和论文写作有很大影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吴健雄即使是离开了公学去国外留学，先生还写信给她，要她多读文史的书、多读其他科学的书，做一个博学的人。胡适在一封信中对吴健雄说：“凡第一流的科学家，都是极渊博的人，取精而用弘，由博而反约，故能有大成功”。这也是胡适先生晚年时常提津津乐道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