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短缺的第三个方面则不一定直接但却是工具性的。我们短缺某种东西，并不是因为它们是直接能够满足我们的东西，而是因为它们是能够让我们拥有或能去做的其他的事情。
• 社会基础物品（如权利与自由、机会与权力、收入与财富）的重要性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它们能促使人们实现他们个体的目标和梦想（或者如罗尔斯所称的“理性计划”）。
• “拥有的这些货物越是多，人们一般来说在实现其意图和推进其目标方面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无论有关的目标是什么。”这种工具论的短缺观对于相信人人平等的公正论来说是具有关键意义的。因为，这种工具论容许这方面的理论超越在他们所列的工具性短缺中的那种纯粹生存性的短缺。工具论的短缺概念要比绝对短缺概念更难以界定，但在政治中却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 短缺的第四个方面是，要为未来可能出现的短缺进行保护，而不是对现在或过去的短缺进行补偿。安全，或者说保护未来的短缺就成了公共政策的一项重要工作。这也就是在食品和药物管制、环境政策、核力量政治学、消费品管制以及职业健康领域中不断争论的政策问题。
• 在当前的许多政策争议中，据说人们具有一些“因处于风险状态”而带来的短缺。这些风险以及所带来的保护性行为都涉及对尚未发生的事情的损害。这类短缺来自只是在未来才存在的潜在危害。潜在的未来短缺通常要比实际的短缺具有大得多的政治效能，为的就是担心尚不为人所知的东西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人类的想象是可以创造无限的恐怖的。这样的恐怖也就得以说明为什么对于这类短缺常常会有一种激情，即使是这样的风险是通过不带感情的统计数字来描述的。
• 存活作为一条标准受到了关系短缺的挑战。人是需要共同体、团结、归属感的。人也需要尊严、受尊重、自尊以及荣誉。人还需要友谊和爱。我们不仅需要并接受帮助，我们同时也给予别人帮助。它们不是个体可以向共同体要求得到的“东西”。这样的短缺并不因为其不可触摸和不可测度，而降低其真实性。从政治上说，它们是初露端倪的情感，它们可能会带来冲突，并增强政治的诉求。尽管政治通常要求人们将这些短缺转换成为更加可以捉摸和测度的主张。
• 短缺的五个方面之间并不存在等级关系或者序列关系，这些方面只是使这些短缺概念化的一些可供选择的方式。这些概念导致了一些关于安全的相互竞争的政治主张。在城邦模式中，在短缺和要求之间的界限是不清晰的、不稳定的和不断地遭到挑战的。
• 自然科学倾向于将人的短缺看作客观的、可以通过实验方法来加以确定的东西。那些将人的最低短缺界定为人的生物学意义上生存需要的做法可以归入这一传统。而那种将人的短缺定义为“健康人格”发展的要求的心理学研究，同样属于这样的所谓科学倾向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研究倾向的重要性以及吸引力在于，它们不需要个体来告诉我们他们需要的是什么。相反，客观的观察者从不同的条件来对观察对象检测，而得出的结论也可以不受无论是被观察者或者科学家的意愿的影响。
• 在城邦模式中，短缺并不按照标准的自然规律来表现。短缺不是一种由几个固定侧面组成的容器，这种容器要么是盛满的，要么是空的。相反，当短缺得到满足的时候似乎还会扩张，短缺还会从周边的环境中获取它的意义。人的情况的一方面就是，人们是在设想了其短缺的满足以后才采取行动的。并且，常常会因在追求实现自己短缺过程中的经历而感到失望。设想短缺实现途径的能力也许是进步的基本因素。这种能力推动我们向前，同时也让我们感到永不满足。
• 马克思主义者将短缺归之于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为了维持其主导地位，资本的拥有者必须在劳动者中制造出一些人为的短缺，以便能够使生产短缺（以及整个劳动关系制度）得以维持下去。
• 自由主义者坚持认为，在一个劳动作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的仅有收入来源（而不是如继承、馈赠或者相互帮助作为收入的主要来源）的社会来说，失业就是对于经济安全的最大威胁，所以，生产是提供工作岗位的基本手段。但是，正是货物和服务的生产会造成新的短缺。相对短缺意味着，“一个人的消费成为其邻居的希望。”象征意味着，一些货物成了特权的标记。而货物要发挥象征的作用，就必须具有新鲜感、差异感和短缺感。
• 保守派人士倾向于论证，对于人的短缺的满足（尤其是对于贫穷的人来说）将鼓励他们变得更具独立性，或者是维持其独立性。短缺的满足会改变人的品格。所以，即便人的物质短缺不增长，他们通过工作来满足自己短缺的能力会下降，与此同时，他们对于社会援助的短缺实际上会增长。
•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三种观点都将短缺看作是可以无限扩张的。
• 关于短缺的这些不同侧面的分析有助于解释集中于安全目标的政策冲突的动力学。这些分析提供了一个框架，以便表明，政治活动人士可以就安全问题提出可信，然而又是相互竞争的主张。它也表明，任何关于短缺的最小的，所谓客观的定义，诸如一个个体、一个企业、一个群体、一个组织或一个国家的纯粹的生存都是可以采取这五个尺度来扩张的：物质与象征，绝对与相对，直接与工具，现在与将来，生理与精神。关于安全的定义，就好比其他的政策目标一样，都体现为制造政治主张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