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改革使得利益受损最大的是领导干部
　
“对不起，最近总是骂你。”

“骂得好，骂得好。”

2月25日，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多功能厅，杨帆、张维迎两个素来被认为是水火不容的学者坐到了一起。尽管两人均不承认自己在学术上的“左”或“右”，但在许多人眼中，杨帆和张维迎分别是经济学界“左”派和“右”派的代表人物。吸引他们走到一起的话题是“如何理性地反思改革”。

研讨开始前戏剧性的一幕，为这场研讨会奠定了基调。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感慨地说，眼下学术界也分裂，已经分到不能坐在一起讨论问题的程度。“这与我爱说话、爱骂人有关。我个性的毛病，一定改。我们有历史责任，应该好好地坐下来讨论问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则强调：“改革要在理性思考的环境下往前走”。

参加当天研讨会的还有曾声称“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的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曾撰文称“改革共识已基本破裂”的社会学家孙立平，及多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都在研讨会上发言。

不久前，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呼吁，“自由而切实的学术讨论，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前提”。而2月25日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组织的这场研讨，显然试图让更多的学者参与进来，并努力使中国改革的第三轮大讨论更富理性与建设性。

2004年由国企改革引发的争论，到2005年已经演变为对改革方向与路径的全面思索。正如吴敬琏所说，改革进入了第三轮大讨论的阶段。在这场讨论中，针对医改、教改、房改等出现的问题，有人开始质疑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还有人提出改革可以先放一放，理清思路再走。也有人指出改革中的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

对此，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指出，否定改革的人对改革的反思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化。他们采用的是一种对某种正当利益荒谬式的表达。一些“左”派知识分子，进一步加强这样的倾向，基于利益分配的不满，导致对改革的否定。另一方面坚持改革派也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他们把对改革的反思及不同意见统统理解为否定改革。这就否定了对正当利益要求的正当呼声。

“这次争论很大程度是基于利益的分歧。再用意识形态，如改革攻坚等已不能化解矛盾。改革反思中必须破解意识形态的迷雾。”孙立平说。

他认为，一方面对改革的反思不能导致对改革方向的否定，因为改革正使中国逐步汇入世界主流文明。另一方面，改革中的一些失误并不是偶然的。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扭曲政策的能力已经形成，无论是“左”一点还是“右”一点的政策，最后执行的结果是一样的。目前扭曲改革的力量已不只在实施环节，扭曲机制开始进入政策制定层面。

杨帆强调，重大改革必须预见后果，并且要对改革的后果负责。“以后的改革要通过人大先立法，要公众讨论、民意测验。”

而张维迎则认为，正确的观点是不需要投票的，否则谈不上尊重科学。“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只有做大蛋糕，才谈得上补偿。”他说，现在对一些改革的讨论，乱七八糟。比如医疗问题，是由价格体制扭曲等原因造成的，但现在变成了对医务人员道德问题的反思。

张维迎指出，权利部门操纵改革不是新现象。上层改革积极性高，中层就努力扭曲。ZF支出占GDP越高，基尼系数越高，这说明，ZF的转移支付没有解决问题。他建议社会学家算算权力的基尼系数，再考虑什么人受损、什么人受益的问题。

他强调，改革必须补偿现有利益群体，否则改革就进行不下去。比如说以前实行的工人退休，子女接班的政策，就是一种补偿。尽管与会许多人反对，但张维迎坚持认为，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

但丁学良当即提出质疑，“过度持续地补偿既得利益群体会带来持续的负效应，这一点在菲律宾等国家看得很清楚。”

针对引发人们普遍不满的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学者们认为，不能把这一问题简单化。张维迎举例分析，目前高级劳动力市场已经全球化了。企业高管动辄年薪百万元。而普通劳动力市场则没有与国际接轨。如果简单地把高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压下来，人就跑光了。而把低工资抬上去几倍，企业又垮了。

这场研讨的牵线人———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则认为，发展中的根本问题，一个是内需不足，一个是产能过剩。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更多的人搭上经济高速发展的火车。“不能只是简单分配一下，这将适得其反，不利于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根本矛盾。因为目前高收入的人反而消费，低收入的人则不敢消费。”

本报北京2月26日电

评论：改革使得利益受损最大的是领导干部？

“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这是张维迎教授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举办的一场研讨会上讲的话。（2月27日《中国青年报》）

凡是在中国生活的人只要凭经验就能明白：如果中国有哪个阶层从改革中获益的话，那么“干部”无疑应该是获益最大的阶层之一。

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这个阶层的典型特点是“不落空”：他们在“下海热”的时候下海，“出国热”的时候出国，“文凭热”的时候拿文凭，住房改革的时候以低价拿到豪宅，公车改革的时候拿到巨额“车补”，“阳光工资”的时候狂涨工资，还被逼着“带薪休假”……

总而言之，20多年来，所有的好事领导干部全没有被落下。到如今，“干部”已经成了今日中国几乎惟一能够给人带来保障和安全感的职业，每年的“公务员考试”热到了销铁熔金的程度，这样一个阶层怎么可能是“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呢？

但是，在仔细研读了张维迎教授讲话的主要内容后，我又有点笑不出来了，因为他的话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因此“改革必须补偿现有利益群体，否则改革就进行不下去”；“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而“正确的观点是不需要投票的，否则谈不上尊重科学”。

的确，在学术研究领域，观点的正确与否是不能通过投票来解决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张维迎教授在这里谈论的根本就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公共政策。他是在谈论谁的利益在改革中受到了损害，应该优先对谁进行补偿的问题，这是一个涉及亿万民众切身利益的公共问题。这样的问题，只能通过让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充分讨论，最后在法治的框架内，比如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代表大会上，用投票的方式来解决。只有这样，才符合民主的原则、程序正义的原则，才能获得社会公众真心实意的拥护，才能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

不夸张地说，张维迎教授实际上就是在公然主张精英独裁！

同时参加了研讨会的孙立平教授，在会上用这样一组判断表达了自己对社会现状和趋势的担忧：一是结构定型，即穷富强弱现在已尘埃落定；二是精英联盟，即权力、经济和知识精英已经结盟；三是寡头统治，即种种反民主的言行开始出现；四是赢者通吃，即一个人只要在一个领域获得优势，就可以在其他领域畅通无阻。张维迎教授以知识精英的身份，说出如此“笑话”，无疑为孙立平教授的判断作了一个绝妙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