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您的写作初衷是什么？
     张维迎：记得2005年前后，受到社会舆论影响，国有企业改制基本停下来了。有报告称中国医疗改革基本失败。许多人把问题归咎于市场化改革，甚至否定改革。这种声浪愈演愈烈，形成一股改革阻力。作为学者，我觉得有责任提醒大家，以更理性、建设性的角度看待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从旧体制到新体制的变革，不能苛求完美。只有认识到改革的艰难，认识到改革中有些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才能从积极角度看这些问题，才知道怎么去解决，所以写了这篇文章。
         经济观察报：有人对您在文章中提出“既得利益补偿论”争议较大，您如何看？
        张维迎：要注意，我那篇文章区分了改革与革命，也隐含地指出改革与不改革的区别，以及改革的主要障碍和基本特征是什么。提出“改革中利益受损最大的是领导干部”，反过来说的意思是，如果不改革，得益最大的是领导干部；也可以说，改革的最大阻力一定来自领导干部；还可以说，一项“改革”如果让领导干部受益、普通民众受损，它就不是改革，而是倒退。
    在我看来，改革是人人参与、人人受益、以和平方式分配社会增进利益的制度调整。在中国的背景下，改革是不断削减**权力、约束**行为的过程。计划经济本质上是“职权经济”，也就是说，权力是**官员的，每个投资都由**官员决定，每分钱都由**支配，甚至生活资料也是根据官位决定的。市场化改革就是将职权经济变成产权经济，将权力由官向民转移。当然，现在**权力仍然很大，制度变化中也形成了新的既得利益者，所以需要不断改革，进一步缩减**部门权力，把统治命令型**变成真正的服务型**。客观讲，要实现这样的转型没有某种形式的利益补偿是很难的，有些权力甚至需要赎买。但不改革的后果是停滞或倒退，甚至引发革命，结果更坏。
      经济观察报：您认为5年前的这份理性思考与建议在目前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得到了哪些践行？
      张维迎：坦白地说，我对过去5年来改革的进展并不满意。尽管有一些局部进步，比如很多国有企业、国有银行上市了，但从整体看，市场化改革进步不大，甚至有倒退的迹象。
       问题还是能不能用一种理性的思维看待改革。若不能，改革就会有意无意地走上歧路。
      以开放市场、公平竞争为例。说了多少年，审批制从来没真正取消，而是不断以新的形式滋长。原因很简单，负责审批的官员想捞好处；担心民营企业竞争会打破国有企业垄断地位，干脆不让你进入。“非公XX条”出台了一遍又一遍，说明这方面改革是停顿的。问题在于一些**部门不能以超脱的态度对待改革，而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政策。
      还有一些政策错误，未必出自官员利益本位，但也是缺乏理性的结果。比如强制提高工资标准、以劳动合同法规定用工期限，看似为劳动者争取利益，其实是在把一部分工人推向失业。再比如禁止普通企业商品涨价，直觉判断是在维护消费者利益，但最终结果是既损害了生产者，也损害了消费者。
       从这些情况来看，改革要想沿着理想的目标前进真是太难了。它受整个社会的知识、观念、权力、利益等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任何一种因素的变化，都可能对改革前景产生难以预估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做更深入的理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