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曾为米折腰

前期在这里发表《有赌本的经济研究》，抨击今天的经济学发展，写到最后，很有点感慨，因为觉得自己也走错了路：虽然一开始就获得大学的终生雇用合约，有赌本，但还是操之过急，频频失误。

于今回顾，要是一九六八年初我听夏理?庄逊（H.G.Johnson）的话，在经济学术上选走理论的路，后果如何倒是个有趣的猜测。夏理当时一半时间在芝加哥，一半时间在伦敦，他读到我《佃农理论》及跟的有关租值消散的文稿，认为在经济理论上好些难题（例如共用品的理论）需要由我来解决。他建议我立刻补修数学。

我的数学基础不足，众所周知。但夏理听说我曾经在两个星期内强吞了两年的微积分课程，就建议我花一个暑期补数。两位数学大师听到有我这样的一个怪人，毛遂自荐替我修补。

一九六八年暑期过后，夏理问：「数学毕业了吧？」我说：「还没有动工。」他很失望，于是建议我跟他到伦敦经济学院去，由他亲自监管我的发展。后来我也没有到伦敦去。

要是当年我选走理论的路，一年写六篇左右的名学报文章不会困难。写理论就是坐下来，关在房内，可以不知世事，但要天天想。一般书本的理论错失或空缺触目皆是，修之不尽，改之不尽，补之不尽也。

然而，受到高斯（R.H.Coase）的影响，我选走了事实验证的路。那是基于传统的理论，选出可取的，修改一下，补充一下，加点变化，以假说来解释行为或现象。不管传统的理论废物，不刻意创新，但求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

高斯的观点很有说服力。他认为经济学的主要用场是解释世事，但我们首先要知道真实世界是怎样的。听来容易，过了几年就知道是中了计，因为要稍知世事我们要用上九牛二虎之力。中计的主要原因，是高斯自己有一个不言自明的极具说服力的例子。那就是他调查真实世界的广播音波频率，推出了应该轻而易举地拿得诺贝尔奖的高斯定律。当时我想，这定律那样重要，但浅得连小学生也能明白，然而，若不从真实世界中得到启发，没有人可以想出来。

决定了走验证研究的路，每次作了一项调查，有了结论，我总是学高斯那样来「一般化」一下，希望时来运到，发现了什么张氏定律。这样的一般推论，找出些什么定律不大困难。问题是推出来的要不是平平无奇，就是众所周知，或不大重要，不容易令人叹为观止。自己认为最有分量的，是那研究了香港租务管制数年后才写成的《价格管制理论》（1974）。可惜落笔打三更，易稿十多次还是辞不达意，读者不容易明白，以致发表后石沉大海。当年夏理?庄逊读该文稿后，说我以价格管制为中心分析是浪费了重要的思维，要我转用另一个中心题材来示范，但其他同事却认为我选价管很适当。今天回顾，我应该听夏理的话。

花了几年时间调查租管，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虽然三十多年来反响平平，但将来还有起死回生的机会，不应该耿耿于怀。但用了更长的时间研究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因为题材过于湛深，收获近于零，就真的是血本无归了。然而，选错了题材是任何作研究的人都可能遇到的，这是不幸，没有什么值得大怨特怨。

八二年回港任职后，好些行内朋友认为我不应该以中文下笔来分析中国的经济演变。我认为没有做错。中国的经济改革史无先例，千载难逢，我当然见猎心喜。作了调查，可以动笔，你认为我要用中文还是用英文书写呢？为了中国的同胞可以读，我选中文。但这样一来，文字就缺少了国际名学报的学术性。要是我写得术语连篇，中国的读者不明白，那我就更没有理由下笔了。

当年就是这样的想法，务求浅白通俗，写成了《卖桔者言》、《中国的前途》、《再论中国》、《三岸情怀》、《存亡之秋》等结集。外国的学者朋友见到我少用英语下笔，但听到我转用中文，就找中国学生口译给他们听。倒是那些香港本土的后起之秀，说我放弃了学术，走下坡，再不是学者了。中国的学者呢？他们说我发明了经济学散文，影响了神州大地的思维与文体。

我感到惋惜的可不是上述种种，而是有两项为米折腰，加起来大约花了八年的时间。其一是七六至八二年间，我为一件重要的反垄断案作顾问，深入地作石油工业的研究。这研究的报告分析是我做得最好的实证工作，但卖断了，不能发表。不发表不是那么重要，问题是石油工业太复杂，太特别，不容易搞出什么「定律」来。很有趣味，十分精彩，但要花很多时间在油田及炼油厂，审阅文件及数字资料无数，才赢得一小点有一般性的启发来。

其二是自己的研究思维全盛之际，好些时见文章出得太慢，又见有那么多的学报邀请，我就半应酬地交文章出去。这些都不算是劣作，但打断了比较重要的研究。半应酬学报，另一半是应酬校方每年加薪时的要求。这是为米折腰了。

要是我能从头做起，我的研究策略会是很不同的。从头做起，我绝对不会申请什么研究金。研究金在美国不容易拿得，虽然我从不失手，但写申请报告要花很多时间，而事后又要对基金会有所交代。研究金可有可无，因为自己的收入可以应付。为了研究金而花了无谓的时间，又或选题材时要考虑基金会的喜恶，也是为米折腰。

从头做起，要写些什么呢？最理想是写书，完全不写文章。像《佃农理论》那样水平的书，三年写一本我没有困难。书高于文章，是因为一个重要的思维可以发展得洋洋大观。不重要的不值得写，重要的要使出浑身解数。

然而，昔也如今，同样的时间投资，写文章的金钱回报率远比写书为高。因此，选写文章是为米折腰。要是从头做起，被迫弃书选文章，我会一年只限自己写一篇，完全不应酬。这样的文章，每一篇都有机会立竿见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