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了圆明园，清政府被迫签订下《北京条约》，而不久英法联军就撤出了北京，这在当时的人看起来，可是个不得了的事，因为英法联军兵强马壮，能在北京为所欲为。朝廷中枢似乎明白了，洋人来中国呢，并不是要当皇帝，坐天下，这和中国文明千百年来的“天下观”完全不同。
当时主持外交工作的恭亲王奕忻，开始主张抛弃“盲目排外”和“盲从崇外”的极端的态度，主张呢先从军事上向西方学习。而这第一步就是“借师助剿”，利用洋人洋枪平息太平天国内乱，一批洋兵洋将就此成了清政府的雇佣军。
1860年的初秋，对朝廷来说非常难熬，9月中南方的“太平天国之乱”愈演愈烈，忠王李秀成率兵围攻上海。9月21日向北京挺进的英法联军，在通州八里桥遭遇清军蒙古骑兵的阻击，但仅仅两个小时，蒙古骑兵两万五千名士兵几乎全军覆灭。这次战斗，英国人使用了亚姆斯特隆炮，而清军骑兵武器多是火绳枪、刀、矛、弓箭之类。
此时在上海负责镇压太平军的有两支力量，一支是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洋务派领袖李鸿章手中的淮军，李当时是江苏巡抚，另一支是由西方浪人、菲律宾雇佣军和中国亡命徒组成的洋枪队。
洋枪队实际上是中国的雇佣军，洋人包括菲律宾人、印度人，还有少数白人。这支部队用洋枪洋炮装备，也都是些亡命徒嘛，打起仗来有一定的战斗力。太平军也有洋枪，但是太平军用的是五五五进的兵制，不太适合这玩意儿，所以他有洋枪，效率发挥得没有洋枪队那么厉害。
李鸿章很快发现，洋枪队虽然火力威猛，但很难节制，为了管束洋枪队，李鸿章求助于英国政府，英国皇家工兵上校戈登受派出任洋枪队统帅，此时，洋枪队已改名为“常胜军”。戈登与当时西方雇佣军中的亡命徒不同，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军人，他出生于一个英国皇家炮兵将领的家庭，注重战术训练，他打仗的时候，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却任何武器都不带，只拎着一根文明棍。
为人很严谨，又很有操守，军事技术也很不错，就是它当时戈登的洋枪队啊，最厉害的地方不在于这个，在于它会用炮，它会用那种可以测量目标的炮。这点当时中国人都不行，中国人是根本做不到，而洋枪队有仪器会测。
1861年10月，戈登在给英国的妹妹写信说：“我喜欢这个国家，这份工作，以及这份悠闲自在，在英国，我们地位卑微，在中国，却位高权重，中国的气候也很宜人。”
后来戈登跟淮军就是形成一体了，协同作战，最后洋枪队融入到淮军，淮军最早的训练，就是按洋枪队的训练方式进行的。
开始，李鸿章和戈登相处的还不错，但李鸿章时常拖欠“常胜军”的军饷，想迫使“常胜军”通过劫掠来自给自足，但戈登禁止士兵掳掠，而代之以优厚的军饷和奖金。戈登数次向李鸿章索要军饷未果，火冒三丈，公开指责李鸿章截留军费。
1863年，“常胜军”与淮军围攻太平军在江南的重镇苏州，太平军屯兵八万，兵强马壮，李鸿章利用太平军降将程学启，以二品武官为诱饵，要镇守苏州的太平军八个王献出城池。八王将信将疑，提出让较有信誉的英国人出面作保，于是双方让英国人戈登作证，并折箭为盟。几天后，太平军打开城门，将清军迎入，但他们还留了一手，只让出半个城池，自己还占着另一半，并在城中建起路障，以防不测。
因为当时它太平军说是十万降众，大概有战斗力的四五万人，让出半城给淮军进去，淮军的主力部队只有两万余人，一万人进去，一万人在城外，这样它一对五啊，或者一对十啊。
当晚，李鸿章便布置城外淮军在四门外埋伏，次日上午李鸿章来到城内，传令要召见太平军八个降王，并说要当场封他们为总兵副将，八个降王不知是计，兴高采烈地来到军营。酒宴开始，忽然有校兵送来紧急公文，李鸿章便趁机离开，正当八个降王酒酣耳热之际，进来八个武士，每人手拿着一套清军的顶戴官服，说请大人更衣换顶带。八个人洋洋得意地站起来，自己用手解开头上包布，说时迟那时快，八个武士手起刀落，八颗人头被斩落地上。李鸿章、程学启在诛杀了八个降王之后，又在苏州城内大开杀戒，将太平军将士全部杀光。戈登认为他是英国皇家陆军的军官，是以信义为第一，英国军队是不杀俘虏的；第二，太平军已经投降，戈登是证人，他觉得他这个大英帝国军官的面子受到极大的侮辱和挑战，于是气势汹汹地拿着手枪去找李鸿章、程学启。
李鸿章在苏州杀降，全国舆论大哗，在北京，有官员上折，要求朝廷处罚李鸿章。上海的外国领事馆，代表列强及外国侨民，签署了一份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指其杀降是对人性彻底地背叛。并警告说，此事很可能使列强不再帮助清政府，并可能撤回帮清政府打仗的洋兵洋将。英国驻华陆军司令伯朗，也从上海赶到昆山，与戈登商量借此从中方手中夺回“常胜军”的控制权。
李鸿章为挽回舆论，先重赏“常胜军”白银七万两，还有一万两奖给戈登本人，又向上海的英、法、美等国使团去函，解释苏州杀降是中方的决定，和戈登无关。不久，朝廷对李鸿章及清军的残忍，做出了肯定，认为他们“所办并无不合，甚为允协”。
杀降和不杀降，其实都有中国背景的道义做支持，比如说我不杀降，不杀降因为我守信，如果杀降，是因为你背叛了原组织，本来就是不忠不孝，怎么都可以。换而言之，就是杀降与不杀降在中国的道义上讲都可以说通的。
在朝廷的赏赐中，英国人戈登被封提督，赐穿黄马褂，带孔雀花翎，清政府还仿照西方样式，给戈登制作了一枚巨大的纯金奖章。但戈登说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我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识的东西。
为了缓和与戈登的矛盾，李鸿章在报上发表声明，说“杀降事件”与戈登无关，并厚葬了被杀的太平军将领。1864年3月，戈登终于原谅了李鸿章，两人见面商议战事，但避而不谈“杀降事件”。
在英国公使的规劝下，戈登最后虽然接受了清政府的嘉奖，但拒绝了李鸿章一万两白银的赏金。5月，常州城破，太平天国在苏南最后的军事重镇陷落，戈登随即也准备返回英国。
戈登这个人是一个比较有血气的人，英国就指责他，你不应该这么卖力地去帮湘淮军，帮李鸿章，戈登觉得，你这样干我就干不了了，然后戈登就宣布辞职。李鸿章一到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立刻派他的得力干将丁日昌，在一个星期之内，迅速地用十八万两白银，把“常胜军”解散掉，然后把它的武器装备全部挪为己有。
淮军当时在清朝现代化程度最高，这是公认的，淮军后来也很厉害，全部装备洋枪，还有炮队。操练，甚至包括口号，包括立正、齐步走、向前看齐全都是用英语。
戈登回国前，赠言二十条给李鸿章，他说现在中国会外语的人不受重视，这些人应该得到比会中国话的洋人更多的机会。中国要学会自强，否则洋人也帮不上忙，中国一日以北京为首都，则一日不可与外国轻开战端，因为北京离入海口太近，中国没有海防，洋军可长驱直入，中国需要设立电报，整顿海防，建立自己的水师。

在他的建议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一条是，中国有不能战而好为主战之义者，皆当斩首，这是戈登对朝中大臣“好空谈尚清流”作风的回答。戈登最后说，中国人民耐劳易使，果能教练，当可转弱为强。
李鸿章当时没有想到，这些建议和预言，日后竟被自己都一一实践和体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