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obing Shen, Nominal level and actual strength of Chin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under TRIPS agreement ,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Foreign Trade StudiesVol. 3 No. 1, 2010
pp. 71-88
研究动机
随着TRIPS在全球范围内推行，且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的期限逐步到期，有关IPR的争议将逐步凸现。一些理论也警示发展中国家不能就范，因为严格的IPR保护可能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如Ginarte and Park (1997)的实证研究表明，处于经济发展初期阶段的国家不宜实行较强的IPR保护；Maskus et al. (2005) 认为增强的IPR是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它还需要一些配套措施的支持。Furukawa (2007)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框架下论证了“严格的IPR保护通常更有利”的结论是值得怀疑的。当然，也有一些观点认为严格的IPR保护可以促进研发及经济增长。
这些不确定的理论推论需要有实证的支撑，但目前有关IPR保护程度的刻画，研究还不够。作者认为这是实证的第一步，相关的讨论，如IPR保护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IPR的决定因素，均需要对IPR进行较为准确的刻画。有过一些相关的研究，但它们主要从专利角度测度，如Rapp and Rozek (1990)从专利立法角度对各国的IPR进行刻画，并找到了IPR与经济发展的正向关系。但这个指标至少存在两个问题，其指标分解过于粗糙，且不能反应现实的执行情况；
Ginarte and Park (1997)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第一个问题，即对指标得分进行了更细地划分，但还未引入实际的执行力度（G-P方法）；Han and Li (2005)引入了IPR实际执行力度，对中国实际的IPR指数进行了刻画，并估算出了中国1984-2002年的实际IPR保护水平（HL方法）。作者在这里对两种方法进行了边际改进，并将两者融合，估算了中国1995-2007年的实际IPR保护指数，并将其嵌入增长模型，实证检验IPR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其次，中国的IPR立法可以追溯到1902-1903年的辛丑条约，在美国、英国、日本的要求下，清政府依据与美国的协议，对专利进行保护(Zhang,1999, p. 24)。再次，HR方法用GDP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作者认为GNI更能反应中国人民的收益，而两者存在很大的差异，很大原因在于我国存在大量的外资产值。最后，国际组织对国内IPR法律的制定与实施的作用是不可观察的，且它与名义IPR指数具有重合性。
而法制水平与法律执行效率体现了在法律确定后，实际的执行力度，一些研究发现我国的IPR执行力度较弱，需要加强对IPR执行的投入、权限，以实现技法水平的升级（Wang ,2004 ;Han and Li ,2005)。再来看作者如何计算IPR执行效率。经济发展水平采用GNI相关指标，Falvey et al. (2006)的研究表明IPR与经济发展程度在低收入与高收入国家呈正相关，而在中收入国家则不然。而我国更处于中（低）收入国家行列。世界银行依据各国的人均GNI将各国分为低收入国家，低中收入国家（lower-middle-income ,LMI）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法制化水平并没有明显的提高，由于这些指标体现了人民对政策印象的评价，表明和谐社会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
最后一项是法律的执行情况。Ginarte and Park (1997)建议在讨论IPR实际执行效果时采用法庭安全研究，受此影响，作者主要考察专利侵权保护与执法机构保护水平两个方面入手。一个度量指标是专利侵权案的接受比例。
这个问题实证的必要性在于IPR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不确定，有正面的（Gould and Gruben ,1996; Kanwar and Evenson ,2003)，也有负面的(Furukawa ,2007)，也有不确定的(Falvey et al.,2006; Gervais ,2007)。作者的回归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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