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还是一门很有前途的科学，但是现在经济学家已经滥用了博弈论和数学的功能，随意的摆弄数字和建立模型就能找到一些规律，经济学家发现搞研究变得如此简单，所以在思想上懒惰了。经济学这十几年来几乎没有在基础理论上没有大的突破，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悲哀。至于说博弈论得到的结果更精确，只能在为这个博弈论而建立的理论模型内是这样，现实社会中太多关联的变量被这个模型“外生”了，我记得cheung说过他不反对用数学，但是如果经济学变成只用数学了，那么这个学科就快消亡了。

"博弈理论大势去矣！"

这种话未免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味道，博弈论才开始繁荣，谈何“大势去矣”！

有失偏颇

就是这样假设，这种假设也是无从观察、检验的。因为仍然在用“偏好”（品味）这个无从观察与检验的概念。

也许张老先生想说“奥康剃刀”，假设“品味不变”更简单，但解释的内容并不减少。

不知张老先生如何评价黎曼与他的几何。黎曼几何与相对论的关系堪称数学-物理水乳交融的典范（当然称得上典范的不只这些）。张老先生看到了量子力学，也许更要吼上一吼，“这些杂七乱八的符号都是什么鬼东西”？可是没有这些已经非常简单的符号，如何描述与预测那些非常复杂的现象？

当然，张老先生感到不满的也许是，经济学中的“数学技术人员”没有物理学中的那么“自觉”——愿意脱离实际、天马行空（博弈模型中“无从观察的变量太多”，而量子力学的符号再诡异，许多也有明确的物理意义）。但即使怀有不满，这也不能构成经济学甩开数学（甚至是高深数学）的理由，更不是博弈论“大势已去”的理由（当然，张老先生也许是想说：“博弈论再沿这样的方向搞下去，会没有前途，后果很严重——已经有人生气了”）。

张老先生这段话的启发是，经济学之运用数学，要像物理学那样时刻思考模型中每个符号的可观测的意义，并努力检验模型的结论，不要搞一些“屠龙之技”（如果“龙”是一个大家谁也无法知道的东西）而自娱自乐。

一句话，错不在数学，不在博弈论，而在于运用数学的人。“大势已去”的不是博弈论，而是那样搞博弈论的人。

说数学在经济学上没有用的人有两种:一种是精通数学的人,看到好事者把简单的问题数学化,玩弄数字游戏而说出;另一种是不懂数学的人,因为不懂不会运用,看到已经有的言论,为了附庸风雅掩饰自己知识的缺陷,也附会说数学没有用.

对于GAME THEORY,不应过高吹捧,也不应过低贬低.

诚哉斯言。错不在数学，而在人。

张五常老是大吹牛皮，但本文这个观点还算不错。

博弈论成立的前提是参与者智商都比较低，能够规规矩矩地照着设定的规则来做自己的完全理性判断，可这个前提在现实生活中基本无法成立。多人多重博弈的结果就是亚当斯密的上帝之手说，也即最终发展为弱肉强食。200年后出现博弈论，对于经济学来说纯粹是倒退。

经济解释与博弈理论

博弈理论再次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朋友纷纷要求我这个对博弈理论没有兴趣的老人家发表意见。我这一辈的经济学者中，反对博弈理论引进经济的是大多数。也有热衷的，例如不久前谢世的老师赫舒拉发。师徒的观点有别也。这次两位「博弈」专家得诺奖，近几年这学问开始消散的热情恐怕会再升温了。也不一定，因为依照诺奖的惯例，同一题材再颁该奖要待很多年。

先说自己所知吧。博弈理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盛行，六十年代初期进入研究院的学子还是要读的，但六十年代中期起就少见问津者了。一九六九年我发表《交易费用、风险规避与合约的选择》，其中提到「卸责」（shirking）这话题，说在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合约的参与者会卸责，会偷懒，或会行骗。不知是他们影响了我，还是我影响了他们，艾智仁（我的老师）与德姆塞茨一九七二年联名发表了后来大名的关于经济组织（公司或企业）的文章，以「卸责」为重点，文内提到我一九六九之作。一九七○年，多伦多大学的J.McManus到我西雅图的家小住，我提到广西拉船的纤夫卸责偷懒，持鞭者监管，搞不清谁是雇主，谁是被雇。他写进后来在《加拿大经济学报》发表的文章内。跟着是B.Meckling与M.Jensen发表的关于「公司」的大文，内里提到纤夫被监管的故事。再跟着就是O.Williamson发明的机会主义（opportunism）了。那大概是一九七五年。博弈理论在经济学卷土重来，是从那时开始的。

如果要追究今天博弈理论在经济学盛行的根源，知道来龙去脉的会说是来自我一九六九之作。当年我知道「卸责」是有趣的玩意，但不知怎样才可以推出被事实验证的假说或含意。我与高斯数番研讨，大家认为卸责、说谎、恐吓、勒索等行为不是没有，而是无从观察或判断，因而推出的假说不可能在验证中被事实推翻。我后来数次解释，卸责等行为不是没有，但只不过是在局限下争取极大化的行为。争取极大化（maximization）的本身是个武断的公理（postulate），无从观察，而用之于解释行为，我们必须考查争取极大化的局限条件，而这些条件的变化不可以是空中楼阁，而是要可以观察到的。

博弈理论的出发点与我选走的路线相同：大家都认为经济理论的用途是解释世事或行为。我们的分歧是科学方法的细节中的一个重点。大家同意，一个有解释力的假说（hypothesis）要有可以被验证的含意，而验证则需要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这是说，作为验证含意（testable implication），如果说甲发生乙会跟着发生，推理逻辑是如果没有乙就不会有甲。如果没有乙却有甲，解释的假说就被推翻了。成功的解释，是假说可以被事实推翻但没有被推翻。

到上述为止大家同意。严重的分歧，起于我坚持作为验证含意，甲与乙一定是要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或现象。这通常是指一个由经济定理推出来的验证含意中，局限有了转变行为会跟变，而这里局限的转变与行为的转变一定是要可以观察到的。如果事实推翻了这含意，挽救的办法有二：审查推理的逻辑，或审查局限是否真实或想得够不够周全。个人的经验，是推理逻辑很少错，甚至从来没有错过，但局限条件的审查是艰巨工程，头痛万分，容易中计。为此好些现象我解释不了，但这正是经济学的趣味所在。

可想而知，走我的研究路向，凡是遇到无从观察之「物」我就如见鬼魅，避之惟恐不及也。比方说，需求定律中之「价」可以观察，真有其物，但「需求量」是经济学者想出来的，真实世界不存在，因此，需求定律的本身无从验证。但这定律不可或缺。数十年来我想出了多种法门来处理看不见的需求量，以该定律推出数之不尽的可以被事实验证或推翻的假说。这方面，我自觉炼得炉火纯青，达于化境。

只一个看不到的「需求量」就搞了数十年，凡遇到其他无从观察之物我一律绕道而行，不难理解。从来不用行家惯用的功用函数，因为「功用」（utility）也是经济学者想出来的，真实世界不存在，可以不用为什么要自讨苦吃呢？方程式可以搞得漂亮，但真的有解释能力吗？算你可以解释，但我可以不用也解释得到，因为只一条需求定律与局限的审查就可以代替写得出来的所有功用函数方程式。问题是要懂得怎样用该定律，要用得千变万化。

博弈理论的困难，是看不到的变数实在多。别的不谈，算是自己发明的「卸责」我就无从在真实世界中鉴定。从来没有说人不会博弈，没有否认该理论言之成理，也同意上佳之作，方程式既湛深也可观。但我认为博弈分析是说故事，好听的，只是没有可以被事实推翻的含意。说任何行为都是博弈，不可能错，但要怎样才可以用事实或行为来把一个博弈含意推翻呢？就算与事实不符，推翻了，从事者只要把故事略为修改就过关。这些日子有些博弈专家说可以解释或推测伊拉克之战与恐怖活动，皆胡说八道。

自七十年代末期起，博弈理论的重来在西方盛行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了。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为了解释行为，经济学者知道交易费用（包括讯息费用）是非常重要的局限条件。然而，要调查这局限转变很头痛，往往要几年工夫才写得出一篇好文章。这是说，交易费用真有其物，凭这局限的转变可以推出被验证的含意，但要审查有关的交易费用及量度其转变，可不是一个要升级的助理教授有胆下注的。把没有交易费用不能解释的行为推到卸责、恐吓──或机会主义──那边去，把无从观察的以一些数学符号表达，说得有情有理，文章就容易发表了。

其二是经济学鼻祖史密斯惹来的祸。史前辈高举自私给社会带来的多种好处，但漠视了──起码不重视──自私给社会带来的祸害。逻辑上，博弈理论可以填补史氏空出来的不足之处。我的老师赫舒拉发就曾经以The Dark Side of the Force为书名，写博弈，有意或无意间抗衡我另一位老师艾智仁的Economic Forcesat Work。前者说自私带来的负，后者说自私带来的正。

作为他俩的入室弟子，有机会青出于蓝。几年前在三卷本的《经济解释》中我提出自私一方面会减少交易费用，另一方面会增加交易费用。逻辑上，后者可以远高于前者，推到尽头，人类可以因为自私而毁灭自己。史密斯的《国富论》写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之前，受到史氏的影响，达氏强调生物是为经济效益而演变。他当时没有足够的资料，不知道数之不尽的生物种类是灭绝了的。

没有理由反对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博弈理论。该奖不是单为解释现象或行为而设的。个人的选择，却是单走解释行为的路，属很小的少数，难道曲高和寡乎？

我觉得关键问题在于二者在方法论上的分歧。

博弈理论中人们在分析现象时所选取的角度「偷懒」、「卸责」、「恐吓」、「勒索」等都是不容易观察或判定的。

而张五常坚持局限条件的可观查性、可度量性，因此他从交易费用这个角度去解释现象。

我觉得这种假设更多的还是应该从“可观察性”的角度来理解。

“品味”是一个无从观察的变量。

理论上我不是太明白大师级别的人的

但是从情感上

我想我不会同意的

老张讲的还是很有道理的。呵呵……经济学科的生命力在于现实中，而不是模型里

博弈把他人行动引入己方决策函数的自变量内,增加了互动互依的相关性,我认为这是对传统经济学的重大改进,且更适合解释现实世界.

即使它尚处完善中的发展阶段,也已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___任重而道远!

张五常之说过于武断,"我爱吾师,更爱真理".

拙见:

经济学里的理论都是根据观察现实得出的, 绝不是单纯想出来的.

我建议大家不要看他的任何文章了, 从这种人身上是不会学到一个学者应有的态度的.

所有经济课老师的第一句话总是 "这门课的目的不是教你经济学, 而是教你如何think like an economist."

他所谓的专利根本就是普及的东西.

我觉得游戏论很有前途. 理论上的我还说不出来. 但简单来看, 他的主要目的是战略思考模式.

Game theory + Critical thinking一定对将来的事业是有莫大帮助的.

关键是有没有足够的相关知识, 能不能用活. 这才是real life. 他那个叫哗众取宠.

当时高斯、黎曼等人（当然还有许多人）如果只是“为了解释现实”，可能不会研究非欧几何了。

然而到了20世纪，人们感到庆幸（当然也许也是后人的不幸）前人已经做了如此精致的工作。爱因斯坦的理想最终竟然要表达成这样一种东西。

其实，这样举例仍隐含了某种功利性目的，比如我们创建理论是“为了解释现实”。当然，无论怎样，这种功利性目的总比“为了创造饭碗”更值得赞许。然而，即使我们从“为了解释现实”的角度理解，那些“不为了解释现实”的人是否一定在做“无用功”呢？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如果完全承认信息的不可捉摸性，就不必有博弈论了（甚至也不必有经济学分析了）。博弈论是针对既定信息结构的分析。

混合策略并不是没有意义。关键在于你如何理解它，或者说你采用何种信息结构理解它。

当你玩“剪子、石头、布”时，如果你知道对方出各招（“剪子、石头、布”）的可能性（概率），你会采用哪种出招方法（出各招的概率）？而一旦对方也知道你知道对方的可能性及可能的反应，对方又会如何出招？

当你们双方都不愿意首先改变出招的概率时，这就形成了一种均衡，即混合策略均衡。

换句通俗的话说，就因为纯策略均衡不存在，所以“空城计”不能使用第二次（当然，这句判断仍依赖于既定的信息结构，不同的信息结构就有不同的结论）。

如果诸葛亮第二次“坐弹西城”，如果你是司马懿，你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攻打西城吗？请注意司马懿不会不知道诸葛亮也知道司马懿的想法，诸葛亮也不会不知道司马懿也知道诸葛亮的想法。

双方主帅的决策难道不需要考虑对手出招的概率吗？双方出招的概率在什么时候会都不首先改变呢？

很对很对，我认为，五常大师绝非反对数学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