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反对那种不增加人民福祉的G D P增长。对于富士康12跳的工人来讲,你G D P再快外资再多外汇储备再大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印度也有很多问题,但它的政治经济体制决定了它的G D P增长和个人收入总的来说是同步的。而在中国,据统计,劳动报酬在1983年占中国G D P的57%,2005年降到37%,此后一直停留在这个水平。这种G D P增长和个人收入脱节在印度是不会发生的。 我在这篇文章里着重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被公认为是中国相对于印度的一个巨大优势。但这个基础设施的优势是不是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很多中国的学者,官员和企业家都这样认为。我很习惯我的少数派的地位———我认为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如果经济发展来源于建设基础设施的能力的话,那么过去400年统治世界经济的不应该是西方人而应该是埃及人和中国人。埃及人可以建金字塔,古代中国人可以建长城和挖运河,但这些建设基础设施能力带来了什么经济优势?
第二个问题是印度的政治体制到底和它的经济发展是什么关系。国内普遍的看法是印度的民主制度阻碍了它的经济发展。我再一次不同意这种观点。证据表明正好相反:印度最不民主的阶段是它发展最差的,而它最民主的阶段是它发展最好的。 铁公鸡经济学
许多中国学者和官员相信,较之于印度,中国的巨大的优势是它的基础设施,特别是中国政府快速进行基建以及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的能力。
我认为这种铁公鸡经济学的观点在10年前可能还有一定的道理。在今天它则是最有害的经济观点之一,因为这种观点从理论上支持了投资膨胀和一系列非常有害的举措(比如强拆)。投资膨胀正在威胁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与许多其他有害的经济观点一样,这种观点在事实层面上也是错误的。那种相信中国成功应归功于基础建投资和FD I的观点,源自于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观察。但是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宽到80年代,得到的就是完全不同的一幅图景。在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十分有活力,人口加权后的家庭人均收入增长速度远远高于90年代。在80年代,中国几乎没有吸引多少FDI。最高只有30亿美元,在当时中国总投资额中微不足道。尽管中印两国的增长率在最近几年已经趋近,但毫无疑问,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是远超过印度的,也就是说在中国经济表现最强劲的年代恰恰是中国依赖外资最少的年代。